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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僑

1929年五月，知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編著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因為否認三皇五帝的存在，遭到國民政府下令查禁。當時的考試院長戴季陶認為，「中國所以能團結為一體，全由於人民共信自己為出於一個祖先」，因此，三皇五帝的歷史真實性，只能局限於學者的討論，卻萬萬不能在教科書中明白點破，「否則動搖了民族的自信力，必於國家不利」。顧頡剛則在答辯書一再強調，「我們的民族自信力應當建立於理性上」，三皇五帝既然無法通過史學知識標準的檢驗，「萬無維持其偶像之理」。如果真要團結中華民族，中國歷史經歷過無數次磨難，「這磨難中的犠牲人物正可喚起全民眾的愛國精神」。

回顧這一段歷史軼事，我們可以清楚看出，戴季陶與顧頡剛表面上針鋒相對，勢同水火，實際上，兩人卻有著一項共同肯認的基本前提：歷史學與歷史教育應該為國族利益服務；歷史學者應該是「國族」這個被想像出來的共同體的忠誠信徒與護衛。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現代歷史學甫行誕生之際，這項知識門類就與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糾結纏繞，結下了不解之緣。1902 年，梁啟超在他那篇掀起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名篇＜新史學＞一文中，便這樣地大聲疾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

正如梁啟超所期望者，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學，始終屈從於國族主義的宰制之下；歷史教育，也一直被視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正因如此，不分台海兩岸，不論解嚴前後，各類政治勢力莫不爭相致力於歷史記憶與歷史詮釋的攘奪與壟斷，以之為打造特定國族認同的手段。在一片擾攘與喧囂聲中，史學研究與歷史教育更不免染上高度政治化的色彩，自覺或不自覺地化作為特定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服務的工具。歷史學者縱或有過微弱的吶喊與反思，歷史學，作為一套獨立自主、自具尊嚴的「客觀」知識門類，長久以來，依然是學院象牙塔內少數學者的「高貴夢想」。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分苛責近代中國的歷史知識工作者，歷史學與國族主義的共生關係，毋寧乃是一個普世性的現象。姑不論舉世各國歷史教育與國族計畫(nationalist project)千絲萬縷、難分難解的緊密連繫，十九世紀，當歷史從傳統的業餘嗜好，正式轉化為一門擁有特定研究對象、操作程序與規訓系統的專業學科時，無論是在老牌的國族國家如英、法等國，抑或是在新興的國族國家如德、義等國，歷史學者對於「過去」的建構與再現，大抵也都難以擺脫國族陰影的籠罩。

鼓吹檔案研究、強調歷史知識客觀性，從而為中國新史學中堅之史料學派奉為圭臬的德國史學大家蘭克(L. Ranke)本人便曾擔任普魯士王國的官方史家；對他及其後輩而言，書寫歷史乃是為國家服務，而為國家服務，便是為上帝服務。國族國家，作為上帝的觀念(ideas of God)，乃是只能順從與膜拜而不容質疑的神聖存在。同樣地，在幾個偉大名字，如 T. B. Macaulay、F. Guizot、B. Croce、F. Meinecke諸人的筆下，歷史不多不少，便是國族主體，源起自邈遠的過去，在線性進步的歷史時間中，實現其偉大使命的特定過程。經由這樣一套國族主義化的歷史敘事策略，原本只是 Philip Corrigan 與 Derek Sayer 所謂的「文化效應」(cultural effect)，只是由包含歷史書寫在內的各類論述所建構出之人為產物的國族，卻被物化成為神聖而永恆的歷史主體。歷史只能是國族的歷史，而史學自然也被提升為孕育、捍衛「國族精神」的堡壘。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回顧這一段歷史學的歷史時，所以把史學家與國族主義者之間的關係比喻作罌粟種植者與海洛因吸食者之間的關係，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的戲言。

不過，事實與價值之間並無必然的承續關係，歷史學與國族主義在歷史中偶然締結的深厚淵源，並不足以在知識上與道德上為國族歷史提供堅實的正當性基礎。霍布斯邦同時也指出，伴隨國族，俱生共榮的「歷史」，絕非汲汲維護知識尊嚴與倫理規範的專業史家所應提供的歷史。Ernest Renan 在其著名演說＜何謂國族？＞中，固然高度強調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也敏銳地觀察到：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才是國族創立的真正樞紐。國族歷史，其實只能是一套「神話歷史」(myth-history)。

然而，這種藉由特定「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建構出來的神話歷史，卻極其有效地形塑了一套強大的「真理治權」(regime of truth)，將「國族」縫合成為一個至高無上、同質的、本真的(authentic)、永恆的自然事物，從而要求其成員無私無我的犠牲奉獻。性別、階級、族群與種族等等多樣的身分與差異，只能馴從於國族認同的宰制與操弄；個人與弱勢群體的存在與記憶，也只能在國族不斷自我再現的眩目光芒中，被抺除，被湮滅，從集體的「過去」中，澈底地滌盪盡淨。殖民時期的印度，為著維護國族的純淨本質，喪夫的寡婦被迫投身柴堆，縱火自焚(sati)。爭取獨立的國族主義運動期間，無以數計的印度農民，在甘地的號召下，義無返顧地投身建國大業，卻在獨立建國之後，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所書寫的國族歷史揚棄於印度的國族國家之外。在中國，二十世紀初期以黃帝祖源神話為核心的種族國族主義運動，驅使章太炎立意重新編寫一部上起軒轅，下迄洪、楊，由漢族「明王聖帝」一脈相承的中國歷史，從而將鮮卑、女真、蒙古與滿族等少數族群，從國族的歷史記憶中排除出去。在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重新打造國族認同的文化實踐，也使得一整個世代的本地知識份子淪為失語與失憶的邊緣群體。……翻檢這些難以直面的斑駁史頁，我們在國族歷史這座輝煌璀璨的大理石教堂之下，所看到的，或許乃是一道幽黯的深淵，裏面埋葬著無數沉默的死者。國族歷史或許正如 James Joyce 所言，是我們最為深沉的夢魘。那麼，作為歷史知識的工作者，我們在形塑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意識時，是不是應該像 Antoinette Burton 對大英帝國歷史所作的反思，不停地追問：「誰需要國族」、「誰需要國族的歷史」？是不是應該像印度的 subaltern studies group 那樣，割斷我們與國族的共謀紐帶，轉而面對這群沉默的死者，讓久遭遺忘的賤民，終能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如 Prasenjit Duara 所鼓吹者，把歷史從國族的宰制下拯救出來？

對於這些問題，我個人沒有能力提出任何明確的答覆。環顧當今的政治現實與知識狀況，告別國族、告別國族化的歷史書寫，或許還是難以企及的夢想。Duara 的努力，只能在主導性的國族歷史(History)之外，拯救出若干旁枝歧出的歷史(bifurcated histories)。Burton 在其由後殖民論述出發，試圖解構不列顛國族歷史敘事的過程中，終不免警覺到，會把國族「從後門帶了回來」。

雖然，就像顧頡剛那樣，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從事一些局部的、最低限度的嚐試，在政治勢力所操弄的國族歷史之外，重新書寫、重新建構「建立於理性上」的另類國族歷史。

首先，我們今天當然已經無法再像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對歷史的客觀真實性，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念。但是，對於基本歷史事實的尊重，依然不失為史學專業維繫其自主與尊嚴的最終礎石。一九三０年代，蘭克史學所遺留的資產—史學客觀性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便為法、德、義三國的學院史家，提供了免於全面屈從於法西斯政權國族歷史霸權敘事的解毒劑。我們不必再執著於史學知識的本體性意義與客觀價值，但是，在歷史知識生產的場域中，史學工作者或許如Lynn Hunt 等人所言，還是應該自覺地秉持著一套策略性的「實踐的實在論」(practical realism)，還是應該遵循尊重史實、考辨史料、審慎詮釋等史學操作的清規戒律。惟有在這樣的共通前提下，不同的歷史詮釋之間，在對彼此差異性的肯認與尊重的基礎上，所展開的多元對話，才有正面、積極的意義，也才不致淪為敵對的整體性國族歷史論述之間，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惡性鬥爭。

其次，猶如戴季陶與顧頡剛兩人的論爭所顯示者，國族並不是一個本質性的實體，而毋寧更是一個各種想像與論述彼此對抗、爭逐與協商的場域。戴季陶所想像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植基於祖源關係的血緣群體；顧頡剛所建構的國族，卻是一個由歷史紐帶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同樣地，我們當然不是沒有重新想像一個更開放、更具包容性之國族共同體的空間。我們當代的國族歷史，當然也可能是更為多元、更為寛容的敘事模式的產物。回到本文經常引據的德國經驗，1986至 1987 年間，德國(西德)新保守主義者試圖將納粹歷史「正常化」所引發的「史學家論爭」(historian’s debate)中，哈柏瑪斯(J. Habermas)砥柱中流，極力持守的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立場，便為我們樹立了一個足資式守的典範。

而 1996 年美國歷史學者 Daniel J. Goldhagen 撰著的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一書所造成的歷史事件，更是值得我們再三玩味。這本「污衊德意志民族」的著作在統一後的德國史學界引發軒然大波時，德國社會大眾所選擇的立場，卻是不受國族主義右派的蠱惑，寧可正視自身過去的罪惡與創傷，與異國學者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本國保守主義史學界的攻訐。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的史學工作者，是不是也有可能透過對過去的再書寫，有意識地揚棄長久以來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不神聖聯盟，致力於顛覆任何本質化、排拒性的國族認同，從而為這個社會培育出一種更為誠實、更合乎公義、更能包容「他者」的歷史意識？

歷史學者基於專業的習性，大抵都對非歷史的、普世性的抽象價值與理想，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liberal ironist)。根據 Richard Rorty 的解釋，「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總是認真而嚴肅地面對自己最核心信念與欲望的偶然性，他們秉持歷史主義與唯名論的信仰，並不相信那些信念與欲望的背後，存在著任何超越時間與偶然性的基礎。不過，在「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所僅有的無堅實基礎的信念中，卻包含著一項卑微的願望，亦即：世間的苦難會減少，人對人的侮辱會停止。這或許是歷史學者在他的斗室中書寫過去時，所能自我期許的最低目標罷。

台社「歷史學與歷史意識」論壇發言稿
200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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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沿海边散步，我们七个人都穿着制服。那是单位运动会发的黑色运动服。一个伙计说，如果每人加一个墨镜，那就是一群小哥巡街了。自我感觉很好。

阳光初生。风不大。风景的好处是，百看不厌。似乎永远这样，又似乎每次都不一样。礁群上有个大石头，涨潮时会淹没，落潮时很光滑。多年前，我对一个伙计说，来，咱俩把它翻过来，这样，我们就改变了一个历史。因为它似乎一直在那儿，没人动过。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它纹丝不动，我们气喘吁吁。看来，改变一点历史也不容易。

我想，这一块礁石的历史远远超过人类的文明史。但在人的眼里，它没有一块陶器碎片更有意义。人真的很自恋，对自己过去的遗存如此地着迷。可能，对过去的追寻，产生艺术与哲学；对未来的探索，产生技术与科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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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天杂活正在收尾，我要解决午饭问题，我一个人在家，就准备简单搞点，弄了点热米饭，想就着昨天的稻香村买的素丸子，我这个人也是贪心，一手拿着装着丸子的塑料袋和热好的米饭，一手还要去拿电脑旁边的水杯。

也怨我的小脑平衡有问题，只有一个要拿好塑料袋和米饭的信号，另一个手的水杯于是就倾倒了，悲剧发生了，小半杯水全部洒在了电脑上、桌子和椅子上。电脑当时就黑屏了，我意识到大事也许不妙了。

我迅速投入了抢险战斗中，拿卫生纸擦拭电脑，好彩电脑上覆盖了一层薄膜，但这薄薄的一层只保护了键盘部分，估计水从下部大面积的缝隙中渗透进了电脑。我第二反应是开机，看看能否重启，可没有用处，我又插拔了几次电源，也是一点没有回应。我把电脑倒过来还能不时地控出水来。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台电脑，因为刚用了没有多久，这台号称好高端的机器硬盘就坏了，而且居然是在我的手上，天地良心，我只是用它来处理最简单原始的文字而已。后来一次，这台电脑又摔了一回，我有点不心疼，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次不同了，因为杂活在里面，我特别心焦，而且电脑高手又不在身边，我就出了这么大的状况。

我一边气急败坏地给电脑高手打电话，一边把机器按照手表进水的原理，把它置于阳光之下烘烤。电脑高手通过电话温和地安慰我，还指示我别晒，只用翻过来阴干试试。最后我们共同决定去专业维修点。

问好了路程，我装好电脑出门了，一路上我懊恼无比，但电脑高手的话又多少可以抚慰我暴躁的心情，他说出了事情要解决事情，而不是发飙。本来前天门口有一个小广告，说是社区里有一个电脑维修的工程师，我犹豫着要不要去他那里碰碰运气，毕竟太近了，时间又紧急。正在摇摆间，我想起老同学老唐的一次经历，他也是电脑进水，拿去中关村杂牌店里维修，他们也只是打开电脑吹吹，后来好像还收了非常不合理的费用。

我于是下定决心长途跋涉到THINKPAD的专修门市去，因为是中午出门，车上不甚拥，多少可以缓解我紧张的心情。但没有说清具体地址，下车后顺着大方向摸索着前进，走了好久，已经过了电脑高手说的路标，还没有见到目标，先暂时按下有点要冒头的焦躁，继续前行，终于在一片熟悉的铺面中找到了维修店，周围都是兰州拉面、阳澄湖大闸蟹、户外用品店、网羽专卖店，中间挤着不算小的电脑店，怪不得我没有印象，左邻右舍都是色彩艳丽的门头，而且都是大大的中文标示，只有这里是灰暗的、英文占主的装修。

店里一个前台的小姑娘问了我基本情况，还问我有没有试图开机，我说有，她就一脸的危机感，弄得我也非常后悔。她说让我等等，说工程师还没有吃完饭若干之类的话，我耐着性子等待着。旁边一个看上去很“北京”的大爷玩弄着手中装饰着长长棕色流苏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保佑手机绳的NOKIA电话，和客服说，我这个电脑是洗澡得的，顿时惹得众人好奇，他于是继续开展到，是他某次去洗澡城洗澡抽奖得的，还一次独中两元。当客服告诉他电脑值5000块时，他高兴得马上给电脑上了维修险。

这位大爷送走了，他的客服就开始服务我，后来看到有员工和他请假，于是知道他是个头之类的。头目动作很慢，说话声音很小，他先带上防静电的腕带，缓缓地拆卸我的电脑，他说主要是看看我的电路板有没有烧坏，如果不幸烧坏，就要花巨金更换一块，我当时恨不得找谁拜拜，保佑我的主板完好。

在头目拆卸的过程中，店里陆续来了好几拨，有貌似海龟的技术人员，因为他说若干年前，北京城还没有多少电脑时，他就拥有了一台THINKPAD的机器，当然是国家发的，所以我估计他是北京某国家科研人员。他还说他的电脑很爱发热，发烧时，要用包着冰块的毛巾给它降温。这个准科研人员还特别爱聊天，整个维修过程，就听见他有一直在说话，因为对方的声音很小，而且不是每句话都有必要回应，所以乍一看，还以为是一个人在那自说自话。

还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像老二的家伙，只是他比老二整整小了一号，但我看它的侧部轮廓，像极了老二，真想和他去搭讪，无奈他一直在讲电话。

后来还进来了3个80或者90后，他们容颜精致，装扮入时，说话有吴侬一带的软语，后来客服查询机器的序列号时，没有查到，那个年轻客服立刻紧张起来，问他们机子是不是在海外购买的。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不是，是朋友从杭州给他带的，难道杭州水货多？

我的机器也拆开了，头目用某种设备试了一下，我看到他面部表情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好像有坏的兆头，我心头一惊。忽然，他的电话响起，他缓慢地看了号码起身走向里屋，接电话去了，于是我的电脑堂奥大开，摊在桌子上，不知所终。我也和我的电脑一样枯坐着，忐忑地等着头目的审批，但在头目给我修理电脑的过程中，我已经很欣赏他对待电脑的态度：和缓温柔。

好像等待了有半个小时之久，前台小姐已经来回好几回去观察头目的动静，回来都报告说还在讲电话，我猜可能是他老婆和他探讨房贷的问题，比较麻烦。但因为我比较心仪他来给我修理，于是我忍着。

但是他们比较心虚，另派了一个工程师接替工作，我于是没有笑脸地和他打了招呼。他让我详细给他介绍情况，我也敷衍着，于是他心中了憋了气，我想。因为后面我一直希望和他搞好关系，不断地问他问题，他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回复着，这个男人的气性也不小。

他说晾晾也好，进水了嘛。他好像是个副头目，因为有个员工先和他请假，他说要和头目请假才算数，于是我判断他是个副手。副头目的手法和正头目完全想法，迅速生硬，一度我非常害怕他破坏了我的电脑。这时头目出来后，说没事，我试过了，灯可以亮，也就是表明主板没坏，让他再装起来。

在复杂的电脑面前，我像个无知孩童一般感受到由衷的喜悦。

副头目劝我给电脑上了个保险，即下次进液时，即便坏了主板也可以免费更换。我完全不懂，于是打电话给电脑高手，当他得知保险的钱数时，下了一个结论，即有那些钱都可以买一台新电脑了。虽然比较夸张，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于是我转告副头目，我的爱脑不上保险了。

走出门之前，我满脸堆笑对他们说，谢谢。他们的反应不太热烈，也许是他们见多了这种情景，开始急急慌慌的、气急败坏的，修好了又满心欢喜、满脸贱相。这种前后的剧烈对比让我都有点鄙视我自己。

今天我要和我的小外甥视频，于是撕掉了粘在摄像头上的胶纸，在小小的摄像头处有一个“合”字，这是电脑高手当时贴的，因为听说了一则新闻，说有某年轻男女的私生活都被偷拍放在了网上，原因就是他们的摄像头暴露了，即使他们关着机。

和外甥视频对话完毕，我又重新盖上了拥有无数本领的高端电脑的摄影头，用贴有“合”字的胶纸，“合”表明这是达成和谐一个最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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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要做土豆饼，说是看了别人的做法。先切了半拉土豆，那土豆真大，边切边变色，于是急忙放入饺子面，因为家中不太存有面粉，全部倒入，也才是盖住了点土豆丝的头。没办法，搞了点淀粉充数，平时淀粉都充作嫩肉粉，所以觉得有点怪异。

依次放入了盐、胡椒粉还有鸡蛋，用手充分地搅拌，颜色有点粉紫，因为染了变色的土豆。天气很冷，手上沾满了混合了蛋液的糊糊，有点难受。

开锅、倒油、像摊鸡蛋饼一样把盆子里的东西全都弄到锅里，摊平，小火慢煎。锅子底部很快就有锅巴出现，有糊锅的危险，但因为太贪心，没有分两次来摊，全部的东西在锅中很臃肿，厚厚的，也还没有完全成型，几何线条聚集的土豆丝被面粉包裹着，很难翻动，于是两人配合在铲子和筷子的支撑下，把大饼好歹算是连翻带滚地弄了过来，来煎另一面。制作这种东西很费耐心，必须在小火下慢慢熬煎，也许中间已经糊了，但两边却还夹生。

出锅了，面上也有金黄的锅巴，配上美丽的盆子，卖相还算诱人。但品尝之下，有点怪怪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嫩肉粉。口感很死很厚，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醒面的缘故，和妈妈煎的鸡蛋饼毫无可比。我不敢细看，在没开灯的客厅就着电视的亮吃晚餐，因为我害怕灯光下看到中间没有熟的部分。

细嚼之下，也不算太难吃，就着热水，居然有那么几刻有美味的感觉，大概是因为饿了。

“当有鸡蛋饼的时候就享受鸡蛋饼，当有土豆饼的时候就享受土豆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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