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怎么对待前人，能给我们后人如何对待我们的一些暗示和安慰。就好像，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活着的却非常注重事后的仪式，就是要竭力继续在活着的人当中宣扬，人的一生并不是虚无的。

同理，人类文明的发展埋葬了很多文化形态，但我们同时看到了人们会自发地研究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今天的人不再依赖钻木取火，但我们仍然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是怎么生火的。

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大学”这种东西的消亡。

在以往，大学类似一种“知识入口”，像图书馆、期刊数据库、教授、实验室等，普通人如果不进入大学，很难系统接触到这些东西。

而现在，知识能够围绕任何一个人的具体问题即时地组织起来。以前学习是按学科、课程、教材、学期来组织，但现在完全可以直接零基础地从“我要解决什么？”出发，就能GPT模版式地得到一串：“需要哪些概念？哪些资料可信？哪些步骤可行？哪些地方有争议？如何验证？”的答案。

很多我们以前认为的“新知识的生产”，实际上也无非就是已知原理推出一些新结论，在已知规则空间里探索，组合、去噪和优化。

人类做这件事是很慢的，所以以前这样的劳动也被认为是“高级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很多博士训练，其实就是把一个人训练成某个狭窄领域里的高级搜索过滤器。这些都完全可被机器代替，连沦为服务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机器可以做成芯片植入。

那种基本原理的突破，诸如量子力学、宇宙学等探索知识的边界的问题，目前已经到了极耗能实验的地步了。针对这些需求，未来也许只会保留“大科学装置”，比如粒子加速器、空间站、核聚变站、超算中心等，不再需要搞这么多大学。

现在的大学已经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纯社会机器，满足的是筛选人数、延迟就业、消费力阶层再生产等等，纯粹满足国家对青年的管理需求。人们早就不再为了获得知识而去上大学，而是获得身份、人脉、合法性和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成长仪式而去上大学。

而这些功能，完全可以换个不那么令人误会的名称。洪堡式的大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就好像钻木取火那样，它应该走进博物馆了。

匠人式的手动科学研究按照非物质文人遗产，只保留一些具有“展示功能”的“手艺人”，无非只剩下人类学意义；它证明人类曾经试图亲自理解宇宙，而不是只接受机器给出的答案。

我们抱怨大学已经很久了。抱怨它从来不是围绕本科教学来建设的；抱怨即便是科学研究，也越来越沦为形式主义和KPI驱动。与此同时，我们又很清楚，大学本身并不独立，这并不是大学层面所能改变的事情。

一个几乎已经写在明面上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政策常常被同时当作教育政策、产业政策和就业缓冲器来使用，而不只是为了追求大学理想本身的制度建设。

从一开始，扩招就主要不是为了建设某种理想中的高等教育，而是为了拉动内需、促进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紧接着就是硕士和博士扩招、学历倒挂。这些更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在硕士和博士原本意义上需要这么多人，而是被公开讨论为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的办法。

科学研究的KPI化也是如此。它当然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治理技术。项目、论文、帽子、奖项、考核、排名，这一整套东西，说到底，并不是为了让知识生长，而是为了让人变得可统计、可比较、可筛选、可驱使。

所以，大学长期以来就是被国家拿去做宏观调控的。大学被当作国家治理和发展工具，而且越来越纯粹地被当作这种工具。

作为高校教师，我每天面对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无法忘记这一层荒凉的底色。他们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先被当作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对待的，而是被当作国家素材，被作这样或那样的安排，被输送、被筛选、被编码、被消耗。

本来，每一个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天然带着好奇和追问。可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这种渴求，反而总是在用一种极端露骨的应试逻辑去阻断它。它不仅否定了好奇心的意义，还直接把“做人”的价值贬低为“满足外界需求”的能力。

而现在，这种中小学教育的异化，已经全面蔓延到了大学。随着本科教学一步步糜烂，高等教育的理想也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教育则更是另一种赤裸裸的败坏：师生双方其实都已经看穿，所谓学术，很多时候不过是KPI、绩效、帽子和权力游戏的包装。所谓“学术问题”，往往是硬编出来的：对上，是为了弄到项目；对中，是为了营造圈子；对下，是为了PUA研究生替自己卖命。

更令人绝望的是，个人的清高选择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因为高校教师这一岗位，本身已经被结构性地无聊化了。今天你听说一个人是高校教师，几乎立刻就能猜到他不过两种形象：要么清高而无用，要么就是上述那种鸡鸣狗盗之徒。

你实际上是被雇来扮演一个名叫“高等教育”的主题公园里的NPC。问题还不只是你在扮演，而是你甚至不能向社会明说自己只是在扮演，不能因此获得哪怕一点作为NPC应得的理解和尊重。你只能像一个下了班却还穿着戏服、还留在角色里的演员那样，被人当成招摇撞骗之徒，被鄙视，而且是结构性地被鄙视。

在 1960 年代，大家普遍相信：对某一特定化学物种的高分子链，“无扰尺寸”（unperturbed dimension）是唯一的，等效高斯链段长度与链段数这些参数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用任何实验手段测出来的无扰尺寸都应该一致。 那个年代最常用的路线是稀溶液粘度法；而从理论上讲，无扰尺寸主要受键角与内旋转受限性影响，所以配合 旋转异构态（RIS）理论 计算就可以做出预测。

但是到大约1970年前后，越来越多现象提示：即使把溶剂调到theta条件，溶液粘度测到的“无扰尺寸”仍可能随溶剂而变，这等于在提醒我们——溶剂并非只是把排斥体积效应“关掉”，它还可能通过影响链的内旋转势能分布而改变构象统计。 那么问题就变成：所谓“无扰”究竟应该以什么状态来定义？如果回到RIS计算的出发点——单链统计——去定义一种“理想的无扰状态”，但这种状态在原则上未必对应任何现实中可直接制备的试样，因为高分子没有气态。

在这种背景下，Flory相信熔体中的链可能最接近他所说的无扰链，因此当小角中子散射（SANS）技术刚出现时，他很积极地推动大家去做高分子熔体实验，用来检验他在书中与论文里给出的预测。 这类实验的关键技巧之一，是把少量氘化链掺到未氘化的基体中，利用氢/氘在中子散射截面上的巨大差异，从而在“结构上几乎不改变体系”的前提下把单链信号“显影”出来，进而提取均方回转半径等量。 在没有SANS之前，确实缺少这样直接、干净地在凝聚相里看单链统计尺寸的办法。

但实验并没有把事情简单化：某些极性聚合物的熔体结果与理论预测差得很远，甚至也与 theta 溶液的结果差很远。 这类现象被称为“凝聚相效应”（condensed phase effect）：链间相互作用会让熔体中的链构象势能分布不同于“孤立单链”的分布。 也正因如此，把单链理论直接搬到多链熔体上，有时只能算是一种 phantom chain / polymer gas 的近似。

Flory在斯坦福之后更集中地做链构象统计。他大量做 RIS 计算大概主要在1970年之前。他的重要著作《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hain Molecules》在1969年出版，这本书里很多推导与结果带有“手算时代”的痕迹，因此对更高阶相关的处理会受到限制；后来大家转向电子计算，很多动力来自于想把高阶相关系统化算出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利用斯坦福大学的IBM大型计算机中心（该中心因美国登月计划的需求而兴起民用），成为首批将电子计算机用于科学研究的研究者之一。RIS计算需要关于不同构形下侧基-侧基相互作用势的输入，手算的话，只能把沿链太远的相互作用忽略掉，大概只有二阶相关的结果；使用计算机就是为了算高阶相关，后来发现这对极性高分子来说是不可忽略的。原子间的相互作用势数据，原本也是半经验估算的；再往后，量子化学第一性原理方法逐渐成熟，才使得“相互作用势从头算”成为可能，这是Flory当年未必来得及亲眼看到的演进。

弗洛里将高分子链统计物理这条研究路线一直推动到他1985年去世。这条路线与后来皮埃尔-吉勒·德热纳（Pierre-Gilles de Gennes）发展的标度理论是并行的、不同的路径。许多场合人们喜欢用一种话术叙述历史：“Flory预测A，但标度理论预测B，实验发现de Gennes对”，这会让不熟悉的人误以为是前者被后者全面推翻。在我看来，de Gennes与 Edwards等人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进入的是Flory当时没有覆盖、或者当时社区还没意识到必须更新物理机制regime——尤其是多体相互作用不可忽略、凝聚态效应不可忽略的情形，例如半浓溶液等。 而且de Gennes的一些关键直觉与机制，和欧洲液体物理的发展脉络关系很深；他当然把这些东西带进了高分子，但把这段来源抹平之后，就容易被讲成“完全原创、凭标度技巧平地起高楼”。Edwards早年在Gee的影响下从橡胶弹性问题进入高分子界，最初的动机之一与解释Mooney–Rivlin形式里某些参数（例如常被称作 $C_2$ 的那一项）为何不为零有关。 后来围绕“约束”的语言体系逐渐丰富：缠结只是约束的一种，局域约束还会引出更一般的非均匀性/异质性（heterogeneity）表述；而Flory自己更愿意维护他与Erman关于“交联点运动受限”的解释路径，并不轻易在语言与框架上向后来那套液体物理/相变理论化的表述让步。这算是Flory直接对“下一个范式”的有什么直接反应的仅有记录了。

1970年的一场会议的论文册：A. Chompff & S. Newman (eds.), Polymer Networks: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Springer, 1971。每篇论文后面都记录了提问情况。第一篇论文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M. Gordon和同事报告，是关于交联网络的临界凝胶点前后粘度和模量变化的。其中Gordon特别提到了，处于临界凝胶点的体系（临界凝胶）在生物当中的扮演特殊角色，甚至讲了一句：Life occurs in this state of matter。他的主要意思是，恰处临界凝胶点的物质，平衡了物质的可扩散性的弹性体的构形稳定性。比如受精卵的分裂发育就需要这样的一种外界环境，蛋清的粘弹性质就恰好接近临界凝胶。这样的话卵黄可以依赖扩散从蛋清吸收和向蛋清排放物质，同时蛋清提供了足够的弹性来维持分裂时需要的重力方向稳定性。

论文集在论文正文后面附了提问记录。其中有人追问了这个关于生物的问题：

Gordon提到了但丁《神曲：炼狱篇》的第二十五章也谈到了生命诞生和凝胶化的关系。我高中的时候就过田德望版的炼狱篇，虽然很受震撼，但这种细节当然是不记得的。我又找回了原文的第二十五章。原来，作者向维吉尔问道：“感觉不到营养的需者，何以会消瘦呢？”维吉尔叫斯塔提乌斯代为详细回答。斯塔提乌斯说：

……完美的血，有一部分后来未被干渴的血管吸收，而如同你从饭桌上撤去的食物一般残留下来，在心脏中获得形成人的一切肢体的能力正如另外一部分在血管中流动以滋养已民经形成的肢体一样这部分完美的血经过再一次消化，就向下流入那个不指名比指名好的地方；以后，它就从那里滴到天然的小容器中别人的血上在那里，这一种血同那一种血聚在一起，一种天性是被动的，另一种天性是主动的，因为它是从完美的地方流出的；它同那一种血结合后，开始活动，选起凝固作用，然后将生命赋予其使之凝固作为其材料之物……

《神曲：炼狱篇》但丁著；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

这里只是节选了受精过程的凝胶化相关的描述，整段文字基本上用诗的语言把中世纪生理学的基本机理描述了一遍。但凡你亲自阅读就能赞叹“用诗写说明文”的无限可能性。尽管这些生理学知识跟现代科学相比是蒙昧的，但今天的知识在一千年以后（假如人类文明还存在的话）也必将是更加蒙昧的。这也不影响我们是否能在说明文字上进行文学发挥。值得注意的是，但丁并不注意自己是写诗，所以语言要怎样怎样。他并被被迫不保持一种对诗的某种刻板印象下的炫丽词藻。但丁的诗意——也是我这里所指的诗意——是一种带着童稚的、原仅为了直抒胸臆，却因笨拙而大胆得意外的语言。它不会歪曲科学事实的原貌，反而加强了它的冲击力。

在求高分子在溶液中的无扰尺寸这件事中，有一个流行一时的方法叫Burchard–Stockmayer–Fixman作图法。这个联名主要引自两篇论文：Burchard的论文、Stockmayer和Fixman的论文。上图是Stockmayer和Fixman论文的鸣谢。为什么在感谢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后，需要再表示公式(10)不是在一家德国酒吧（a Rathskeller）里推出来的呢？

文献20是一篇主题完全不相关的论文[1]，只有鸣谢的这段首出了玄机：

我也有好些公式是在我楼下的星巴克里推出来的。

References

1. R.M. Noyes, "SOME CONDITIONS FOR VALIDITY OF STATISTICAL THERMODYNAMIC TREATMENTS OF REACTION KINETICS",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vol. 66, pp. 1058-1063, 1962. http://dx.doi.org/10.1021/j100812a021

日本的现代物理化学

水岛三一郎（Mizushima Sanichiro）在Annu. Rev. Phys. Chem.上介绍日本物理化学的历史，努力从日本文化解释，为什么日本研究的课题和对象跟西方不一样。他也提到了中国思想家怎么反思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他引用了任鸿隽的文章，但有趣的是他好像误会了任是一位女士。我手头上有任鸿隽的文集，但是找不到单独的一篇文章表述了水岛三一朗引述的所有内容。大致上，按照水岛三一郎的引述，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中世纪文化过于强调”what to do over what to know“。我觉得这个描述十分精确而且悲剧性地统治至今。任鸿隽确实在《建立学界论》中说：

国人向学之诚。自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凡人群所待以为用之智识。有条理伦脊可抽绎者。莫不列为专科。从事研究。明而政治经济。玄而哲理数术。大而建船筑路。细而日用服食。皆得于学校教育占一席焉。其教育之旨。多在致用。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顾无委心专志。发愤忘食之科学家。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得循序渐刊以抵高明之域。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至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水岛说，日本引入西方新思想的时候没有完全替换老思想。在明治维新的时候，知识分子圈就常说要“ Japanese spirit and Western technology”，颇似我国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跟我们的历史对明治维新“全盘西化”、推行“欧化主义”、“脱亚入欧”的评判相左。有说，《脱亚论》一文虽发表于明治十八年（1885），但此文自昭和26年（1951年）以后才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在此之前似乎并未对日本文化及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带来巨大影响。但上述说法并非完全正确，《朝野新闻》在脱亚论一文发表后，针锋相对地发表了社论，希望中日两国能平等合作，批评了当时《时事新报》为代表的对清开战论。只是《朝野新闻》对“脱亚论”的反驳在当时很快便湮没在了蔑视中国、主张开战的强硬舆论声音之中。

日本高分子科学之父与维尼纶

桜田一郎被认为是日本高分子科学之父。1928年留学德国，先师从W. Ostwald，后来跟K. Hess。在这个年份正是Staudinger的大分子概念在争议中逐渐接受的节骨眼。Hess是低分子观点的坚持者。但桜田回国后却成了高分子科学的建设者。另一个日本高分子产业的先驱——倉敷絹織（现可乐丽）的友成九十九，也是Hess的学生。在低分子学说者那里学习，回来都成了高分子人。

日本的化纤工业很强大，很大程度是桜田一郎本人的研究积累和二十世纪历史的影响。1938年（昭和13年）10月27日，杜邦宣布“人造丝”（尼龙）产品。当时日本蚕丝对美出口量很大，是日本外汇主要来源。在军国主义“富国强兵”政策下，日本正急着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要靠蚕丝出口挣的外汇来买先进的机器、仪器乃至武器。因此尼龙的问世对日本的军事扩张冲击很大。

尼龙问世后，桜田虽马上做了一些尼龙X射线衍射分析其晶体结构的研究，但很快就转而研究聚乙烯醇为原料的纤维。这是因为这种高分子在日本已经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朝鲜的李升基当时在日本就研究过聚乙烯醇的皂化反应，当时原料聚乙烯醇在日本已实现试生产，且日本已掌握先进的湿法纺丝技术，因此聚乙烯醇潜在的水溶性使得它更适合当时的纤维产业现状。桜田与本升基还有川上博等人通过改良醛处理工艺，又改善了纺后的耐水性（所以其实是聚乙二醇缩醛）就在尼龙问世的一年后，聚乙烯醇纤维工艺由李升基在日本化学纤维研究所的研讨会上发表。当记者闻讯询问新纤维名称时，桜田当场命名为“合成一号”。而“维尼纶”其实是来自李升基回国后起的“维纳纶”名称。

1945年日本战败后，韩国知识分子陆续返国，李升基在战后担任首尔大学教授。由于韩国当时并不重视这种人工纤维的量产，加上李升基对美军军管首尔大学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于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时接受了朝鲜的延揽，北上平壤。

朝鲜战争停火后，朝鲜开始进入重建阶段，李升基开始在朝鲜制造维尼纶。由于朝鲜的气候和土地面积不适合种植棉花和提供大量羊毛，加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棉花和羊毛，朝鲜政府对人造纤维的作用非常重视。1961年5月6日，2.8维尼纶联合企业所在咸兴市开工投产，这一成就被作为主体思想领导的典范而被广泛宣传，维尼纶由此被朝鲜称为“主体纤维”，除去用于生产衣物外，还用于生产鞋、绳索和被褥，在朝鲜获得了广泛应用。1983年，朝鲜又在顺川市建设了第二家大型维尼纶工厂。

其他国家的情况

美国大陆的高分子科学似乎以1951年Flory的经典教材的出版形成了一道“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大约在1951年后，连续介质力学的理性化开始了。虽然Mooney在四十年代就给出了它的橡胶弹性公式，但是Rivlin在50年代作了数学形式的严格化。这种严格讨论的其中一个具象化结论就是：不可压缩材料只允许个别模式的形变。但是直到Ogden在70年代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以Flory为主导的高分子化学界貌似一直没有重视这个层面，而仍然视Mooney–Rivlin模型为“现象学模型”、“缺乏明确的分子基础”。很遗憾，这种叫法，仍保留在我国当前最新版的高分子物理教材中！另一方面，四十年代末，现代非平衡统计开始发展，源自非理想气体的多体统计力学的方法学也逐渐成熟。这些基础理论成果很快被用于高分子问题。特别是60年代以后，这些新发展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在软凝聚态物理的教科书内容，但在当年Flory充当的角色常常是旁观的、批判的；仅偶尔作一些跟踪的研究。

我国现行高分子物理教学体系对于Flory之后的新进展，似乎只重视法国的de Gennes的标度理论——这其实只是物理学的一种“玩法”，但从国内教科书的写法来看，似乎这些作者也没“玩”明白。若说de Gennes把链看作分形从而以临界现象的语言来描述结构；英国的Edwards则通过把链看作可求弧长（retifiable）的光滑流行，从而用变分法和路径积分的语言来描述结构。后者哺育了自洽场理论。那么美国的特点则是更加直接（straight-forward）的基于粒子的经典非平衡统计。

50年代始的日本高分子研究

日本的寺本英（Ei Teramoto），应该是最早把集团积分的方法引入高分子问题中的科学家。他在1951~1952年左右集中发表了真实链（体积排除效应）的统计力学理论方法。他带领山本三三三（Misazo Yamamoto）和松田博嗣（Matsuda Hirotsugu）做的工作，既包括格子统计，又包括连续空间的统计，基本上都发表在《物性论研究》杂志上。这些工作是领先世界的。

50年代，日本人在格子链的格子统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早在1941年Bethe作了“准化学近似”工作的同年高木豊（Yutaka Takagi）就在日本数学物理学会记事第3期发表了相同的工作，因此日本人常称这个近似为“Bethe–高木近似”。至于3维格子链的各类非平均场近似，自30年代在Fowler、 Guggenheim和我国科学家张宗燧（见我之前的另一篇文章）以来，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是我国的杨振宁、李荫远和日本的藤代亮一（Ryoichi Funshiro）、石原明（Akira Isihara）、菊池良一（Ryoichi Kikuchi）、水谷宽（Hiroshi Mizutani）和寺本英的数学工作。寺本英带领的倉田道夫后来又独立地与横浜国立大学的亘理達郎（Tatsuro Watari）继续发表格子模型的更精确的近似。据倉田道夫回忆（译自日文）：

将高分子研究引入田村研究室的，是首位毕业论文生岩崎浩一郎。临近毕业之际，他不知从何处弄来高分子样品开始测量固有粘度，在杂志会上介绍弗洛里排阻体积效应理论，并高呼“未来属于高分子时代”，随后便进入三菱化成公司任职。此事发生于1950年3月。

同年，由理学部的寺本英、工学部的稻垣博、农学部的藤田博等人发起的高分子研讨会成立，我也参与其中。该学会后来催生了寺本先生等人提出的排斥体积效应的微扰展开理论，以及山本三三三先生提出的聚合物粘弹性拟网格理论。我亦与亘理教授合作，运用团簇变分法发展了聚合物溶液理论。

山川裕巳（Hiromi Yamakawa）就是Modern Theory of Polymer Solutions一书的作者。他是桜田一郎的学生。上述这本书中溶液统计部分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工作，而书中关于真实链统计的工作，其实是始于寺本英。他向寺本英和倉田道夫学习了的统计力学方法，结合了McMillan–Mayer巨正则系综，讨论溶液中的聚合物链统计。链统计的工作已经明确了非高斯假定下均方末端距和均方回转半径是关联弱化了的两回事。而在溶液中，链的扩张性来不是来自链本征排斥体积效应，而是溶剂链段相互作用的等效排斥体积效应，这又使得第二位力系数、 theta条件的特性粘数、无扰均方回转半径之间的关系也是弱化的。Zimm, Stockmayer和Fixman在1953年发表的工作，在简化势能参数$\beta$下，说明所有这些量都能表示为关于$z\sim\beta N^{1/2}$的展开，但他们只给出了一階近似。山川就链统计问题的均方末端距和回转半径给到了高階近似，就特性粘数的扩张比和Flory–Fox特性粘数公式的那个$\Phi$系数，Kirkwood–Riseman只给出了theta条件下的结果，山川给出了良溶剂下的一階近似。

山本三三三后来也疑似领先于Lodge和Green–Tobolsky给出粘弹性的微观模型。英文世界一般引用他1958年发表在J. Phys. Soc. Jpn.上的三篇论文，但是早在1952年始，他就在《物性论研究》杂志上发表系列工作。他的这个模型也许是最容易被日本研究者了解的，因此也支持日本人很早就跟踪高分子溶液的非线性粘弹性实验研究，例如田村幹雄（Mikio Tamuro）带领倉田道夫（Micho Kurata）、小高忠男（Tadao Kotaka）进行Weissenberg效应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就常拿山本三三三的模型进行比较，使得日本流变学研究在英语世界以外就自成体系。

更不利的条件，其实还是语言的问题。许多工作最早发表于日文期刊，然后要么没再发表，要么隔两三年才再以英语发表到美国期刊（当时我们还很难说这些期刊是“国际的”）。比如中川鹤太郎应该是“最早之一”（among the first）研究Weissenberg效应的。因为这个效应广泛成为其他研究者的课题要等到Weissenberg的“流变测角仪”（Rheogoniometer）商用化之后。 我师爷藤田博当时可能通过美国关系（他在美国熟人很多）搞到了Roberts的供应部报告ADE13/52——这是数年后Weissenberg的流变仪商用化的基础，根据这份报告小高忠男仅耗资两万日元手工制作了一个实验装置，由此在1956年倉田道夫和小高忠男就成功阐明了法向应力与非牛顿粘性的关联系，但是在1960年因论文评审不幸延误而错失国际优先权。他们的发现是：高分子溶溶液的稳态粘度基本不依赖分子量。

遍览1950年代日本的高分子物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是先进的，而且成果是领先的。日本高分子物理的理论研究，从跟踪到领先，只花了十年。

1953年Flory到日本访问

1953年，国际理论物理会议在京都举行。其中有一个聚合物symposia，Flory和Kirkwood都去了，各作了一个报告。日本方面，寺本英作了链统计的报告，石原明作了橡胶弹性的一个非高斯理论的报告。如果我没对应错，他具体作的是考虑了真实链（位阻效应）之后，不仅在大形变下而且在小形变下也偏离高斯链预测的结果。Flory一直都对1950年以前的的橡胶弹性分子模型版本十分defensive，他反对任何破坏原始的那几条简单假定的新说法。所以Flory对石原明的报告就是批判的，要么说大形变有啥不对都怪结晶，你没做X线排除就啥也不能说。要么说小形变还有Wang & Guth的工作说明也不一定就怪非高斯。

Flory和他的其中一个门生J. E. Mark在回击新的橡胶弹性理论这件事情上，频繁运用的技巧就是confirmation bias，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标”。关于这件事，我可能会在另一个文章中专门去扒。

至于寺本英报告的链统计工作，Flory则不得不承认是“among the first”。但Flory还是老强调他自己推的那个$\alpha^5-\alpha^3$，其实他就还是以为只有一种无扰尺寸且只有一种扩张比。Kirkwood & Risemand在1940年代的工作就已经暗示溶液的特性粘数扩张比跟尺寸扩张比是两回事了。Flory常常喜欢强调的就是，我也做了这问题，也有一个结果；却认识不到新的物理方法的先进性带来的认识的深入。

同一场会议，参会的倉田道夫又是怎么描述的呢？

1953年，战后首次国际会议——理论物理学会议在京都召开。受邀在会上作报告的寺本先生，计划结合已完成的微扰理论，公布通过二维正方形晶格链的全部配置检查所获得的排斥体积效应“实验值”。不难想象，此类检查的工作量会随着链条长度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最终我协助整理出了链长不超过20的实验数据。紧随弗洛里教授之后登场的寺本先生演讲堪称压轴之作。正是通过这项实验，我终于领悟了排斥体积效应的本质，并由此获得了后续理论研究的长期展望。当时纵观全球，真正理解该效应者仍属凤毛麟角。

但至少，在1953年Flory访问了日本，很难会说出他1978年访问中国所说的那句话：中国还没有高分子的基础研究！从今天我们的高分子物理教材内容来看，我们的高分子物理也没超过1978年的理论，更别说能出几个“among the first”了。再贴一次开头贴过的任鸿隽文字：

国人向学之诚。自近世科学之术。愈益发达。凡人群所待以为用之智识。有条理伦脊可抽绎者。莫不列为专科。从事研究。明而政治经济。玄而哲理数术。大而建船筑路。细而日用服食。皆得于学校教育占一席焉。其教育之旨。多在致用。致用之极。于是有浅尝肤受。得一能自给。充然自以为足。而无复深造之想者。夫今之科学。其本能在求真。其旁能在致用。上治之国。其制度厘然。物质灿烂者。无非食科学之赐。致用之无害于科学。又何待言。顾无委心专志。发愤忘食之科学家。积其观察之勤。试验之劳。思辨之能。为之设立公例。启示大凡。令后人得循序渐刊以抵高明之域。则近世欧洲学界。仍如中世之黑暗可也。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彼身事问学。心萦好爵。以学术为梯荣至显之具。得之则弃若敝屣。绝然不复反顾者。其不足与学问之事明矣。

Edgar Wöhlisch（1890~1960）曾在早期的橡胶热弹性研究文献中出现过。他本是一名医生和生理学家。在1926年的关于生物组织的物理性质论文开头，他这样说：

英文翻译：While engineers are usually very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s they use, we today know astonishingly little in this respect about the substances that make up the animal body. Helping to fill this gap is one of the aims of the investigations I would like to report on briefly here, which I have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recent times, in part jointly with Dr. du Mesnil.

这其实是一种以材料学的视角看待生物组织的观念。在1920年代，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还没有正式建立（以1974年的COSMAT报告为标志），所以更准确地说是以工程师的视角来看待生物组织。

也正是在各类动物肌肉、韧带的热弹性研究当中，Wöhlisch是最早报道溶胀软固体的负内能贡献的研究者了。这在50年代末，与研究理想交联网络的溶胀热力学的Flory–Rehner理论起了冲突。Flory本人也是很早就对生物大分子感兴趣，跑去研究弹力素（elastin）的凝胶。不知道为什么，Flory和他的门徒（Hoeve、Ceferri、还有James E. Mark）非常坚信高分子网络跟溶剂没有什么更多的贡献，他们一直挑别人在热力学分析上的毛病，比如忽略了恒容和恒压过程相差的pVT响应项，忽略了溶胀度的变化等等。这个争论前后搞了30年，传统高分子材料已经基本工业化，大家都对这些细节不太感兴趣了。最后只剩James E. Mark还在那里发表，再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倒是生物那边的人继续研究弹力素，发现它是个LCST体系，在水中有疏水作用。这种的，在今天已经知道会显示负的内能贡献的。

Wöhlisch是“劣迹科学家”。他于1937年5月1日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5119936）并隶属“冲锋队”。1938年，他多次向纳粹当局举报其助手奥托·赫特（Otto Hett, 1913–1944），指控这名准医生骗取希特勒青年团（HJ）荣誉勋章、声称“将前往俄国”、保持可疑的海外关系、发表反对纳粹政权的言论。赫特随即被捕，并在住宅搜查中发现两封定罪信函副本。其一致时任国务枢机卿欧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即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信中提及德国天主教徒的悲惨命运。其二致毕尔巴鄂德乌斯托高等研究学院（Colegi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usto），控诉其因宗教和政治立场在德国年轻医生群体中缺乏生存空间。1939年6月5日，班贝格特别法庭（Sondergericht）以两项违反《恶意法案》（Heimtückegesetz）的罪名判处奥托·赫特14个月监禁。刑满后，他被关入达豪集中营（KZ Dachau），1941年12月8日转移至卢布林集中营（囚犯编号15）。1944年7月，赫特在集中营担任囚犯医生，因在难友中享有正直者与医者的声誉而遭杀害。

战后，维尔茨堡仲裁庭（Spruchkammer）与检察院展开调查。根据弗莱堡大学神经科诊所主任库尔特·贝林格（Kurt Beringer）及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精神病学与神经学正教授维尔纳·瓦格纳（Werner Wagner）出具的专家鉴定，结论认为埃德加·沃利施无需为其举报赫特的信件承担责任，因其当时暂时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

《费曼物理学讲义》中介绍热力学的部分，设计了一个橡胶热机。

许多人复刻这个设计。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做的原型，功率十分可观。

我一直以为，这个轮子的橡皮筋连到内圈上的位置是偏心的，以便当冷热两面皮筋张力有差异的时候，能制造出力矩不平衡，导致转动。但是这个帖子却介绍说，连接位置仍是中心对称的，造成不平衡的是外框形变程度不同，使得重力不平衡。

实际上比讲义（1960年代） 更早时，就已经有人利用橡胶的显著热弹性设计热机了，那就是Wiegand和Snyder的橡胶单摆[1]。其中一个模型在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连续运行了150天。

费曼的那种轮子设计，其实已经由Wiegand于1925年报道过。这个轮子是水平的。可以看到皮筋是以中心对称的位点连到内圈的。但注意到轮框是固定的，但内轴是曲辊，所以皮筋的张力差异能使曲辊旋转。而这种差异的周期变换需要外框相对蜡烛的旋转来实现。

50年代，生物体的弹性结缔组织（如筋腱）与橡胶弹性的相似性引起了一股研究热潮（Flory也陷到这里面去，争吵一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个以后再找时间写），因此也有人考虑过用筋腱做热机的想法[2]。R. Hayward在1956年5月的科学美国人上也展示了竖直轮的设计。Cox也报道[3]了竖直的轮子设计。这些报道清楚地表示这种设计是靠重力不平衡，不是靠我猜测的偏心扭矩不平衡。

50年代，

大概在费曼物理学讲义的同年，加州大学的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Paul. B. Archibald也做了一个热机，由C. L. Stong在《科学美国人》1971年4月作了介绍。同一篇文章也介绍了Wiegand的设计。

Wiegand’s inspiration to construct a rubber engine came one afternoon in 1920 as he was lecturing to a group of students at McGill University. He later gave the following account: “To demonstrate the Joule effect, I strung a bundle of rubber bands from the high ciling of the lecture room and by a weight stretched them to 500 per cent elongation. When a battery of Bunsen burners was placed beneath the stretched rubber, the weight leaped upwards; when the burners were removed, the weight sagged. The students seemed impressed by seeing heat induce contraction. I shared their interest, but in addition I also saw Carnot’s cycle: the reversible cycle in which heat is absorbed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discharged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discharged at a lower temperature. Here, I thought, is a potential heat engine. Subsequently I shared my hunch with a collaborator, H. F. Schipple, who was endowed with mechanical genius. As a result we constructed two heat engines, one reciprocating (in the form of pendulum) and the other rotating-a rubber motor”

Wiegand, 1920

在费曼之后，也有一些与Wiegand (1925) 设计类似（轮子）的热机报道[4]。

References

1. W.B. Wiegand, and J.W. Snyder, "The Rubber Pendulum, the Joule Effect, and the Dynamic Stress-Strain Curve", Rubber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vol. 8, pp. 151-173, 1935. http://dx.doi.org/10.5254/1.3539424
2. M.G.M. PRYOR, "Heat Exchanges of a Muscle Model", Nature, vol. 171, pp. 213-213, 1953. http://dx.doi.org/10.1038/171213a0
3. E.G. Cox, "A heat engine run by rubber",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 vol. 31, pp. 307, 1954. http://dx.doi.org/10.1021/ed031p307
4. J.G. Mullen, G.W. Look, and J. Konkel, "Thermodynamics of a simple rubber-band heat engin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vol. 43, pp. 349-353, 1975. http://dx.doi.org/10.1119/1.9852

“微流变”（microrheology）在最近几年的文献中是专指III. 通过胶体粒子的热运动统计规律反推悬浮介质的流变性质的一种实验研究。这也是我现在研究方向之一。但是，这个术语最早的意义跟现在有些区别。

根据我查到的结果，“microrheology”一词最早出现在M. Reiner的流变学讲义（Markus Reiner (1943), Ten Lectures on Theoretical Rheology, Rubin Mass）中的第七讲。这个套讲义后来分别在1949年和1960年出了第二和第三版。第三版有中译本：M. 雷讷著，郭有中等译《理论流变学讲义》，由科学出版社于1965出版。在当时这个词大概是指I. 从微观结构推出宏观系统流变学性质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用于与基于连续介质假定的理论相区别。后者被称作“macrorheology”。

大概相同的时期，胶体粒子悬浮液流变学的先驱Stanley G. Mason（1914-1987）大量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研究的问题。关于Mason经历的一些资料可见他的自述[1]和后辈写的appreciation[2]。Mason在1950年代就开始正式研究悬浮粒子的流体动力学。他创立的研究方法是II. 通过实验观察粒子周围的流场来验证流体动力学理论。因此，到了Mason这里，“microrheology”的意义就从理论模型变为实验手段。Mason也推导过胶体流变学理论，但他和他的学生不用“microrheology”一词描蒁这些理论工作。

Mason的及其学生的后续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在这段时间，“microrheology”一词几乎只出现在他们发表的工作当中。也有零星愿意使用Reiner讲义的老意义的论文[3]，包括冯元桢先生[4]。1970年代，“microrheology”一词被血液流变学领域大量采用，这也仍是归因于Mason的工作对这一领域的影响力[5]。

我能找到的第一个意义变成现在的第III种的最早论文是1985年的一篇论文[6]。

与“microrheology”一词十分相关的还有“microviscosity”。这个词反而最早就达到了今天对microrheology应该达到的理解。在1929年的第一届美国流变学年会上，E. Kraemer & R. Williamson[7]区分了几个层次的“摩擦”（friction）。一是宏观体系的粘度，二是粒子与周围流场界面处的摩擦，三是粒子形变的内部摩擦。“microviscosity”指的就是在IV. 微观尺度下的粘度——它常常与宏观尺度下对同一系统测得的粘度明显不同[8]。这件事早在“胶体”（colloid）一词的杜撰者Thomas Graham在1861年的研究中就发现了。盐在明胶或琼脂凝胶中的扩散比少慢不了多少，但前者的粘度比水高好几个数量级[9]。因此这令人相信，微观尺度物体感受到的液体的粘度是跟宏观测量值不同的。具体在这一实验现象中，研究者甚至是通过扩散的效果来理解粘度。这是在Einstein–Stokes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的认识角度，把实验结果关于Einstein–Stokes关系的偏离当作粘度不同。今天我们还有另一种做法，那就是把实验结果关于Einstein–Stokes关系的偏离当作半径不同，定义出“流体动力学半径”。这两咱做法的人之间很少看到有交叉的，更别说有人去reconcile这两者。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不同。一派人测量宏观系统的粘度，和分子的扩散系数。由于分子结构是明确的，这派人是不会怀疑分子还有另一种“半径”。另一派人用动态光散射测胶体粒子在悬浮液中或聚合物在溶液中的半径，并与电子显微镜或角度依赖散射的结果（均方回转半径）相比较。特别是对于聚合物试样，由于其分子尺寸只有平均概念，在溶液中的平均尺寸还受溶剂溶质相互作用以及流体动力学相互作用的影响。而扩散系数被隐含在动态光散射的基本原理当中。

References

1. S.G. Mason, "How I became interested in colloid science",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vol. 71, pp. 8-10, 1979. http://dx.doi.org/10.1016/0021-9797(79)90214-5
2. H.L. Goldsmith, and D.A. Goring, "Stanley G. Mason: An appreciation",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vol. 71, pp. 1-7, 1979. http://dx.doi.org/10.1016/0021-9797(79)90213-3
3. L. Dintenfass, "Micro-rheology of pigment dispersion by “ball-milling” in non-aqueous media", Kolloid-Zeitschrift, vol. 170, pp. 1-19, 1960. http://dx.doi.org/10.1007/BF01520066
4. Y. Fung, "Microrheology and constitutive equation of soft tissue", Biorheology, vol. 25, pp. 261-270, 1988. http://dx.doi.org/10.3233/BIR-1988-251-235
5. H.L. Goldsmith, "Stanley Mason: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cience of Biorheology", Biorheology, vol. 26, pp. 99-107, 1989. http://dx.doi.org/10.3233/BIR-1989-26202
6. J. Stoltz, and M. Donner,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applied to cellular microrheology", Biorheology, vol. 22, pp. 227-247, 1985. http://dx.doi.org/10.3233/BIR-1985-22307
7. E.O. Kraemer, and R.V. Williamson, "Internal Fri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lvated” Colloids", Journal of Rheology, vol. 1, pp. 76-92, 1929. http://dx.doi.org/10.1122/1.2116295
8. E.O. Kraemer, and G.R. Sears, "Viscosity and Adsorption in Colloidal Solutions", Journal of Rheology, vol. 2, pp. 292-306, 1931. http://dx.doi.org/10.1122/1.2116382
9. T. Graham, "X. Liquid diffusion applied to analy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pp. 183-224, 1861. http://dx.doi.org/10.1098/rstl.1861.0011

在我的领域，有一个我从初学到现在一直十分不适的一个词：regular solution。

regular英语应该是按事物以往的周期发生的意思，但美国人把它用作ordinary（平凡）之义。所谓平凡是要跟“特殊”、“神圣”、“高贵”、“理想”之类的词相对立。不信的可以查一下牛津词典。

Me: I ‘d like a cup of milk please.
Server: We have chocolate, strawberry, vanilla. Which would you like sir?
Me: I’d like a cup of ordinary milk please.
Server: We don’t have that flavor, we only have chocolate etc.
Me: No, I’d like a cup of the white stuff that comes out of a cow:
Server: Oh, you mean regular milk?
Me: Yes please, but I don’t care how often the milk comes out of the cow.

J. Hildebrand——regular solution一词的杜撰者——就是个老美。他出生、求学和任职都在美国。他自己解释过regular solution这个词的意思。这是另一个拿regular当ordinary用的美式英语典型例子。

理想溶液（ideal solution）没有混合热（焓），但哪怕是只有色散力都能必能制造出混合热来——哪有两种分子极化率一模一样的？大小一样的倒是可以。因此在凡间的溶液都不会像理想溶液那样的。

在Hildebrand那会儿还没有什么超额熵效应的报道。他想的就是混合热。现在我们啥都见过了，才把正规溶液定义为超额混合熵为零；混合焓为零定义为无热溶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