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对峙

八九人物：老木（刘卫国）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un, 29 Nov 2020 00:07:00 +0000

刘卫国在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本科，很快成为学生中的一名活跃分子。他曾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学校五四文学社副社长。他也随着当时的文学潮流开始写诗，署名“老木”。这个笔名逐渐取代了他的真名。

大学时代的老木。

1985年，老木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他依然将精力倾注于收集还没有被主流接受的流行诗作，以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名义出版了《新诗潮诗集》。

这部印制简陋的民间出版物颇有影响，一年内即出售三万余册。诗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在1986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成为反面教材。老木被点名批判，不得不离开党校，转到《文艺报》担任编辑。

1989年2月，老木协助陈军、北岛等知识分子发起声援方励之的《北京文化界33人公开信》联署活动，掀开了那年政治风波的序幕。

老木在学生运动开始时没有直接参与。绝食开始后，他曾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举行声援、劝阻活动。1989年5月23日，当知识界以“联席会议”的名义直接介入运动时，老木是其中主要成员之一，并被委任为“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下属的宣传部部长。

1989年5月24日，老木（中）与王丹（左）、刘苏里（右）在天安门广场。

在广场的混乱局面里，他整顿了广播站，组织宣传队，并协助其它的管理工作。

八九民运被镇压后，老木流亡到法国，在那里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民阵）”的成立。但几年之后，老木因为可能的精神疾病与朋友们失去联系，独自在巴黎流浪街头。直到2016年6月，他才被他亲友和旧日的同学寻获，接回中国治疗养病。

刘卫国于2020年11月26日因病在家乡江西省萍乡去世，享年57岁。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李鹏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ue, 23 Jul 2019 22:04:00 +0000

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一直是首当其冲的运动对立面。

李鹏出生于1928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成员、烈士的后代。他早年长期从事电力技术工作，曾经在苏联留学。1981年，他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部长。

1980年代是李鹏在中国最高领导阶层逐步上升的年代，他先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教委主任（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等职。1988年，当赵紫阳接任被废黜的胡耀邦总书记位置后，李鹏接任总理职位。

李鹏在政坛初期比较低调，甚少出头露面。社会上对他的负面的不实传言一直很多，比如将他的提升归结于他是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养子。李鹏在担任副总理及兼任教委主任期间曾主管教育，制定过一系列限制大学生自费出国的政策，引起多数大学生反弹。在经济政策上，当八十年代改革遭遇“瓶颈”、“物价闯关”造成通货膨胀失控时，他曾主张调整、整顿的政策，被赵紫阳一方视作改革的敌人。

八九民运初始，无论是冲击新华门，还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上“跪谏”，大学生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李鹏出来！”李鹏始终没有公开回应，任由赵紫阳、邓小平等在前台主导处理学运。直到赵紫阳、阎明复等人与学生的斡旋努力失败、绝食场面失控后，李鹏才走上前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王丹、吾尔开希等绝食学生代表。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李鹏随后在1989年5月19日首都党政干部会议上做主题发言，宣布实行戒严。

这一行动注定他成为八九民运中的“人民公敌”，也在世界上赢得“北京屠夫”之声誉。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流行的一个口号是“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

八九民运镇压后，李鹏一度成为邓小平之外的最高官员。他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做了总结性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但他未能如意料地接任总书记职位，而是在新的总书记江泽民“核心”下继续担任总理。在其后的任职期间，他利用当时的高压政治环境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整顿，为九十年代的又一轮改革开放提供了准备条件。他还主持了三峡水坝工程的审批、修建。

李鹏在1998年卸任总理职务，转为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03年，李鹏卸职退休，其后撰写多本回忆录。

2019年7月22日，李鹏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张健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25 Apr 2019 02:32:00 +0000

1989年时张健是一个刚满18岁的北京体育学院新生，跟随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早期的游行、绝食活动。

1989年的张健。

后来，他参加了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可能因为他体质好、擅长武术，他经常被派担任主要学生领袖的贴身保镖。

那段时间，后来协助柴玲制作“最后的话”录像的美国留学生金培力（Phillip Cunningham）经常在广场上遇见这个充满热情活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喜欢叫他“张疯子”（Crazy Zhang）。张健当时最喜欢炫耀他的一顶军帽，自豪地说那是一个向学生投降了的军人送给他的。

1989年，带军帽的张健（左）与金培力在天安门广场。（照片来自金培力）

大屠杀之前，在众多学生领袖陆续撤离广场之后，柴玲临时指派张健担任广场纠察队总指挥。张健后来曾详细描述他那天晚上的经历：曾经在前门附近试图阻挡戒严部队；带领学生纠察队保护了从燃烧的装甲车中逃出来的士兵；最后在长安街附近与一位戒严部队军官面对面对峙，被后者开枪击倒。

张健被人救护到同仁医院，在那里养伤、躲藏了九十天。他腿上中弹的弹片直到2008年终巴黎才被最后取出。

2001年，张健结束了在国内的流浪生活，到达法国开始他的流亡生涯。他在巴黎一边打工一边从事民运活动，曾长期担任“民主中国阵线”（民阵）领导职务。

在巴黎餐馆打工的张健。

2019年4月15日，张健在从泰国返回巴黎的航班上因病突发昏迷，抢救无效，在德国慕尼黑医院中逝世。享年48岁。

八九人物

八九回忆：89年广场总指挥张健回顾往事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25 Apr 2019 00:50:00 +0000

89年广场总指挥张健回顾往事

张健

2009年5月21日

原载：Deutsche Wells

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广场上未开一枪。然而，当时在广场上的张建不仅亲眼目睹了同学倒在血泊中，而且自己也身中三枪。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刚满十八岁的张健被选为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总指挥。六四当天，解放军开始清场时，张健出面同军人代表对话，被一名军官近距离连开三枪，幸获及时抢救脱离生命危险。目前生活在法国的张健回顾起当年的往事，仍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

投身学运其实很偶然

第一次应该是四月份的时候，体师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参加。我根本不知道是一场什么样的活动。结果等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一看这么多人，很快我就找到我们同学那个学校，然后我就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横幅和标语，"不踢足球，踢官倒"、"民主、自由"，还有那种气氛，好像天生地一下子就融入那种环境里了。13号开始绝食。绝食的时候，广场上很多学生坚持呆在广场上，有很多人晕倒。我的身体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常常去把那些晕倒的同学背出来，背到生死线上，有很多救护车在那里等候。有时候一天最多背一百多人。晚上不是很热，晕倒的人少的时候，那我就抬水（绝食的人不绝水），我就把水给抬过来。

5月19日戒严以后，有一个任务就是保证天安门广场秩序，因为当时来天安门广场的市民很多。也有捐款，设立了财务部。财务部就需要有纠察队员保护。有绝食团指挥部，绝食团指挥部也需要保护。广播站也需要有纠察队员维持秩序。就是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那么高自联就成立了一个纠察队指挥部。我刚开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在广场上帮忙的同学，是纠察队员。我们那个小队长，我一直听他的，他叫我去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要盯不住了不在了，这边没人管，就由我在这儿负责。再有，我们这边的大队长没有了，那么这一块儿我也知道，我就来负责。特别是5月19号军队已经包围了北京城，当时北高联撤出广场，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领袖都撤离了。就在那天只剩下我一个人。

临危受命出任纠察总指挥

补建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主要的负责人是柴玲，柴玲就让我做纠察队总指挥，因为我一直在广场指挥，所有的纠察队都很熟悉我，他们进出的路条都要用我的签字。在广场上有时候有传言，什么武警部队就要来清场了，什么戒严部队就要来了。每当这种时刻，前前后后52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有时候狂风暴雨，大家一夜之间都成了落汤鸡，有时候士气很低落。有时候烈日骄阳，地表温度都六七十度，有些绝食同学精神都要崩溃了。在这种时候大家唱的最多的就是国际歌。广场上有绝食团指挥部和各个路口的（指挥），有时候彼此联系都很困难。特别是纠察队，比如说有谁来了，东线纠察队你让谁进来。这时候需要有对话机。在各个路口堵军车的也需要有对话机。后来四通给了我们六对，大家都调到一个相同的频率，但是为了避免窃听有时候还得转换一下。主要的纠察队长进行编号，比如说我是001，还有007、008。很多人愿意要007。（笑）然后大家就互相联络："007你在哪里？"

我是北京人。当时在广场上说是首都高校，但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北京的，对北京的地形地势胡同等一定没我了解的多。5月19号是我独立指挥的时候。我那么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就拿一个北京地图和一帮小伙伴凑到一块儿，然后就说哪些路口我们就得派人去，而且当时我想，只要有几个、几十个、四五十个学生能到那儿去，老百姓就一定会跟着。

一个老太太，站在数百辆大卡车面前，一下子堵住上百辆军车。她就往那乡间道上一坐。而且军队很快被学生和市民的思想工作给瓦解了。很多军人看到学生原来是这样，很多人在车上一边听着大家讲一边哭。

北京的老百姓在历史上从没有这么齐心过，从没有这么勇敢过，甚至在很多路口都写着"戒严部队到此一站"--知道根本堵不住，但迟滞它。我就教他们怎么办，把路障打开，把隔离墩拆下来，把它分成那种有横着的和纵着的。前边都是横着的，后边是几道作"W"状的。这样它过来就减缓它攻击的速度。我当时想想他们要是徒手冲进来的话，迈这些路障就很困难。这时候老百姓一围就给围那儿了。公车我们没有钥匙，他们把车闸给合上了，我们推不过去。但是公车当天有管理的人，他们同情和支持我们，一去他们直接就告诉我们，"钥匙我们是不能给你们的，但是告诉你们把哪儿几根线一拔，那车就能动了，刹车系统就失灵了，然后你们就直接把它拉过去"。设想他们把我们包围，一阵子"棒子炖肉"拿棍子打我们，然后我们就撤走了。

我不相信这帮家伙会开枪杀人

6月3号的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们，今天他们有可能一定要进来。我当时一半信一半不信。但是信不信我都得回家换衣服。结果回到82条54号，一到门口就看见我妈。我妈一下把我拽进屋里："你为什么还参加这种活动！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都是那些知识分子的事，你这练体育的，四肢发达大脑简单。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咱们家历史上（经历）的政治运动有多少啊？还没头吗？他们一定会开枪的！"不可能，我说关系好着呢。结果我妈就非得跟我急，最后自己哭了，说"他们一定会开枪的，你相信你妈说的话吧"。

6月3号晚上九十点钟时，各个路口他们已经在行动了。广场的秩序很乱，这时候我就去指挥了，首先要联络各路口的情况。有的路口太远都联系不上了。再往后我就站在纪念碑三层（我们的指挥部），看远处的天上，信号弹刷刷地（往上飞），有时候是子弹打出去，都打亮了。有两个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第一个，那一天各个路口声援的老百姓和学生比平时多出了几十倍。戒严部队第一波没冲过来。他们准备第二次的时候聚的人更多。有的防暴队欺老百姓，老百姓就火了。第二波过来的时候，到木樨地，两边的高楼住的还高干子弟呢，锅碗瓢盆全下来了，把他们打退了。他们再过来时面对这么多人，他们就开枪了。

第一个冲进来的是从前门广场那儿冲进来的五千个军人，全部戴着钢盔，这手拿着冲锋枪，另一手拿着棍子，棍子前边都钉着一排钉子，臂上是白手巾。冲过来的时候都是"杀--！"杀声震天。我拿一竹竿一个人上去了，离他们大概20多米的时候，我就跪在道中间，我说你要么就打死我。我说我们是大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我想他们拿枪不装子弹也能打出一条路来，结果我根本没想到这帮家伙会开枪杀人。

天安门广场冲进一辆装甲车，横冲直撞，撞过两个横着的（路障）时候还可以，一到我们这个曲行的"当当"两下就灭火了。一熄火老百姓就过去了，大家就拿着被子、燃烧瓶上去一顿猛弄把它弄着火了，然后从里边钻出三个兵来。老百姓上去一顿猛打。这三人就跑到东观礼台的小阁子里头，一出来，还打。后来我看不了了，我说你不能打，然后我就过去把市民拦开。

在西长安街大道上跑，跑的时候就觉得子弹"叭叭"的，地上溅起什么东西抽腿。我开始以为这子弹怎么这样啊，打腿上没事啊，以为橡皮子弹呢。后来才知道子弹飞行了上千米超过实效距离以后就落地溅起来的跳弹。一个同学"嘣叽"就趴那儿了，这同学我也不认识他，一群人就都上去了，我一揪他的肩，"哗"的就沉那儿了，我一摸他脑袋后边，粘乎乎的。那血很强的压着往外喷。人的生命非常脆弱。我以前有时候总觉得人的生命很刚强，但真的是很脆弱，一瞬间就倒在那儿了，然后那血就流，静静的。

这时候这支戒严部队，前边是八个人，拿着冲锋枪，都不用瞄准，前边堵着一群人嘛。"哒哒哒"，有时候八个人同时"哒哒哒"出去。这是打在地上，不打地上没响，那边扑扑地趴下了，简单地要命，连蹬腿都不蹬。我说"人民军队爱人民"，那小兵拿冲锋枪对着我，军官看着我。"人民军队爱人民。我没有武器，我是纠察队总指挥，我叫张健。"那边老百姓还有人从里边扔个石头，我叫道："不要打了！"

这时候他拿手枪对着我，我知道，因为我是纠察队总指挥，他把我撂倒，这帮人就撤了。"当当当"，先放了三枪，打我两腿之间，溅起火花来，这一下把我的火气打出来了。他的意思这几下能把我吓跑了。我笑话你前边"叭叭叭"那么几下我都没跑。当时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他这么蔑视生命！"梆梆梆"又给我三枪，我说我怎么了你就向我射击三枪？在我心中，人民子弟兵是保卫人民的。结果我就撩开体恤衫，我说你来，到这儿来，我真就豁出去了。这种豁出去就是说，你都不拿我们当人，没错，我们就是一帮学生，就是一帮草民，那你杀你开枪，别以为我们就吓得像落水狗似的满地爬。然后他拿出子弹蹭一蹭，又"咔"地压进去，就指着我脑门。我说："来吧！""梆"的一枪，就打在我腿上。我觉得腿一麻，就像那这么粗一坨撞你似的，那腿就不是你自己的了，像被电击一样，几个踉跄，没倒，就定那儿了。我抬起头来："你再来！再来！"我能看见那帮小兵害怕。你以为中国老百姓真的就这么垃圾这么奴隶吗，都是狗吗？狗杀的时候还能叫两声呢。

他们开始杀人了！

然后我就站不住了，摇摇晃晃就倒那儿。倒那会儿我觉得倍儿舒服。我一仰头，斜着就是毛泽东像。当时就有一些同学想过来抢我，刚要过来，那边"别过来别过来"，然后"叭叭叭"，那帮小兵就往这边打枪，黑不隆冬的他不知道冲上来干什么。后来几个女生哭哭啼啼的跑上来了，把我拽下来。把我抬到纪念碑周围。纪念碑那儿同学们已经围成一圈了。后来我说："你们把我抬到指挥部那儿。"在指挥部我说："我是总指挥张健，我已经不行了，大家同学，你们要坚持住。他们开始杀人了。"

到了同仁医院，在抢救大厅里，我被推进去一看，这一片几百人趴在地上，"哎哟妈呀的"的这还算好的，剩下的都很惨。我一看，血流成河。医院搞卫生的拿的根本不是墩布，用衣服被单什么的不断擦地上的血。我一看这么多人啊。我说我怎么这么傻啊？他们杀人了。我这么傻啊，我站那儿让他打啊？包括那儿的医生都跟我同样感觉。最开始先是进来的军人，老百姓跟他们相对的时候拿石子儿扔，有人受轻伤了，然后过去给包扎。再往后进来的都是老百姓，都是惨的要命。同仁医院的医生，连牙科医生都过来帮忙了。人不够，有的医生打电话给叫来，他也是在路上，也是枪林弹雨啊。有的医生来了，就隔一条街过不来了，跪着求戒严部队，说"我们去救人"。不让过去！医生最后才过来，哇哇的哭，说他们法西斯，真是法西斯！

记者：一通
责编：叶宣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胡耀邦治丧手记（章立凡）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un, 21 Apr 2019 21:52:00 +0000

胡耀邦治丧手记

章立凡

2012年6月8日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涤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驰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柩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鸷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看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作者为历史学者）

八九回忆

八九回忆：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李平）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un, 21 Apr 2019 21:46:00 +0000

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

李平

2015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

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由乔石同志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各组均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分别占用了大会堂西区二楼的6个厅。我被抽调到新闻组工作，办公地点在山西厅，新闻组组长为曾建徽。
　　
开明的安排被改变
　　
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大智大勇，冲锋陷阵，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建树了历史性的功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乃至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过早辞世，使群众中敬重、怀念之情更为浓烈。因此，4月15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4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献花圈的图片。从4月17日开始，来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许多人结队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纪念碑周围挤得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国人，到广场拍照，抄录花圈上的挽联和悼词。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提出诉求。这使胡耀邦同志治丧工作，一开始就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之下。
　　
4月17日晚7时半，曾建徽在山西厅召集新华社、广电部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治丧办公室当天下午在中南海开会确定的精神和有关事项。治丧办的会议由乔石主持，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决定耀邦同志的治丧事宜比照叶剑英元帅追悼会的规模举行，即按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规格办理丧事。同时做出了很符合民心的意向性决定：允许各地群众举行悼念活动，各学校可以设灵堂，团委和学生会等组织都应积极参加；为使群众感情和情绪正常抒发和分流，计划于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会堂组织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众10万人瞻仰遗容；对群众性的自发的悼念活动，也可做适当的报道。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在人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实况转播。按惯例不邀请外国人参加追悼会，驻外使领馆也不专设灵堂，可以悬挂胡耀邦同志的遗像。在香港的新华社分社内可设立灵堂。对外国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如金日成、昂纳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电，应及时摘发刊登。很多人都感觉，这是现任领导比较开明的表现。
　　
据悉，提出组织群众瞻仰遗容的安排，出自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徐瑞新等领导在4月17日上午即征询总务组、群众组的意见，都认为可行，随即拟订了初步计划，在下午由乔石主持的治丧办公室会上确认了这个方案。
　　
新闻组就此意向做了一些准备，确定中央电视台近日重播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视察青海、新疆、西沙群岛的电视纪录片。新华社选发胡耀邦生平照片40张，供各报选用。新影和央视用资料制作胡耀邦生平纪录片，片长10至20分钟，定名《胡耀邦同志光辉的一生》，争取4月20日即请相关领导人审查，23日即播出。报纸宣传方面也都做适度反映，尽快组织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如考虑商请习仲勋同志谈耀邦与真理标准讨论；请宋任穷同志谈耀邦与解放干部；请胡启立同志或郑必坚等身边工作人员谈耀邦的工作作风；请项南同志谈耀邦与青年工作；请杜润生同志谈耀邦与农村和农业改革；请徐向前元帅谈耀邦与军队政治工作，等等。各地各报，如耀邦工作过的地方，也可自行组织采写回忆、悼念的文章。近日电视台的节目亦须做相应调整，减少娱乐性节目，在追悼会当天，中央电视台广告节目停播一天。
　　
新闻组的会还没开完，17日晚9时，忽然传达了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的电话通知，除4月22日上午较大规模的追悼会之外，其他一切活动都不搞了，对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也不报道了。即实际上改变为完全的低调处理了。
　　
丧事安排比照叶帅后事规格
　　
一锤定音后，胡耀邦的治丧工作即在事务性层面展开。但中央高层确已比较敏锐地从学生的行动中察觉到群众的情绪，并不断在寻找化解的由头。针对不少群众认为有些同志态度淡漠的不满，中办不断向治丧办提供些情况，以期通过媒体公布，能得到些谅解。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连日打电话告：邓小平同志在胡耀邦临终时，派秘书到医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后，卓琳和邓朴方亲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亲属表示慰问；邓小平表示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但没同意由他主持追悼会的提议，提出请杨尚昆主持，由赵紫阳致悼词。耀邦病重时，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几次打电话向在医院治疗的胡耀邦表示问候；胡耀邦去世后，李先念直接打电话给李昭，请她多加保重。陈云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后，马上从外地发唁电表示哀悼。徐瑞新还指示：陈云同志在外地，暂不回京，无法参加追悼会；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亦因身体状况无法参加追悼会；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参加，也难以确定。如这些老同志不参加追悼会，为避免外界的猜测，应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提及，或发表陈云同志的唁电，总之，要有所表示。
　　
经过具体研究，治丧办公室确定，迎灵在4月21日晚进行，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晚9时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乘面包车，进出均由大会堂东正门，走长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医院。原路返回后，遗体直接安放在追悼会会场，用液氮等防腐降温的保护措施。
　　
胡耀邦追悼会基本比照叶剑英追悼会的规模。叶剑英元帅于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90岁。10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叶剑英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当时报道，首都各族各界人士5000人参加了追悼会，实际参加的人数为6000多人。胡耀邦追悼会最初预计参加人数为4000人，实际发出的请柬超过5300张。胡耀邦追悼会确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追悼会于10时开始，9时50分入场完毕，老同志晚入场，早退场。追悼会及向遗体告别时间，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致悼词时间大约为20分钟。向遗体告别时，中央领导人包括四副两高大名单上的共110名负责人与家属握手，其他人员一律不握手。在保证现场严肃、安静、有序的情况下，把人员组织好，排成四路向遗体告别，适当走快一些，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追悼会举行的当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停止瞻仰一天。

追悼会后即送灵火化，仍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前往。灵车队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经十里长街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告别室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即行火化，家属等到京西宾馆午餐并略事休息，下午到八宝山挑选骨灰。23日上午9时，再由宋平、温家宝和治丧办公室其他负责人到八宝山，举行一个简短的骨灰安放仪式，把胡耀邦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新骨灰堂。后得知胡家提出将骨灰安放在江西共青城的要求，遂转报中央请示。
　　
治丧办公室再次确定，不安排外国代表团参加丧礼，由外交部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妇要求来华吊唁胡耀邦，还有些国家提出派代表团或特使参加丧礼，并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丰子已来京，要求参加追悼会或到胡家慰问，都予婉谢。中国驻外使领馆于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设灵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吊唁。外国和外国驻华使团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后于21日下午送到大会堂北门。在北京的越南黄文欢同志提出送花圈，可以摆放到追悼会会场。
　　
突发事件对治丧工作的影响
　　
鉴于4月18日在大会堂东门外和天安门广场里围聚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和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乔石于1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集紧急会议，要求治丧工作认真负责，高度警觉，严守岗位。在肯定大多数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是正常行为的前提下，也指出有少数人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满，借题发挥；极少数人在幕后策划，煽动闹事。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切实负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对借题发挥的要善为疏导，对上街游行的要耐心劝阻，对借机闹事的要提高警惕，但只要不搞打砸抢烧，就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警卫组的同志透露，为应付突发的不测事件，已做了一些准备。

4月18日和19日，连续发生了冲击新华门的事件。4月19日凌晨，新华门受到4次冲击，有人已进入新华门，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影壁下，是前所未有的举动。凌晨2时，中办主任温家宝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讨对策，草拟了北京市政府名义的公告在现场广播，调派大批武警，至凌晨5时，才使人群散开。19日早，温家宝将情况向赵紫阳做了汇报，赵紫阳指示，要公开报道事实真相，由新华社配发评论，揭露这个行动干扰中央的治丧工作，也违背广大群众的意愿。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宣布：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向遗体告别。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进行实况转播，各地可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追悼大会实况。公告刊登在4月20日《人民日报》报眼位置。这天下午，天公落泪，下起了雨，雨势时大时小，延续至晚未停。这场雨解了难，起码在天安门广场的纯粹的围观者没有了。但晚间仍有北大、人大的学生近千人整队进城。由于受到沿路阻截，又有雨，终未成气候，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前难得的清净，一夜平安无事。
　　
4月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中苏高级会晤的正式议题前，与会者听取温家宝就新华门事件的汇报，对形势做了议论，认为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提出诉求者的悼念气氛已退居次要地位，7条要求没有一条涉及悼念活动，因此需采取断然措施，压下这股空气。赵紫阳明确指出，尽量不发生流血事件，以免在五四时出现更大的闹事，但不能让人以为我们软弱。常委们议决，大政方针已定，集体负责，第一线由乔石具体负责，要千方百计保证治丧工作顺利进行。
　　
4月21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新华社所发消息《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北京市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同时刊发新华社评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我们怎样悼念耀邦同志》。但下了一天的雨后，天色由阴转晴，学生们蕴积了一天的情绪愈益强烈，更多的围观者凑热闹的兴趣也相应更浓。从21日一早，广场上的人群就不断，且越聚越多。而白天多是围观者，所以秩序格外乱，时不时有骚动情景出现。为了谁都说不清的缘故，就有人一拥而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薄弱的警戒线，数次被冲越，人群一直涌上台阶，与1976年"四五"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迎取灵柩被迫改变行动方案
　　
4月21日晚到北京医院迎灵，已根本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鉴于天安门广场当天围聚的人始终不断，至晚越来越多，大会堂东门外已处于实际上的交通断绝状态。为防意外，临时改变方案，杨德中上午召开会议研究迎灵具体事宜时，还确定北路去，南路回，即去时出大民会堂东门，走长安街至北京医院，返回时经前三门大街，进大会堂西南门。到下午则再改变方案，迎灵车队减少车辆，于晚8时半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不在广场露面而往北京医院，以此迂回行动，避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大批想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参加当晚拍摄电影电视资料和照片任务的记者，则提前于8时即赶到北京医院待命。这种改变前所未有。
　　
迎灵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各组负责人陪同李昭等家属同往北京医院。8时40分到达，进入医院小告别室，向已经整容完毕、安放于玻璃抬棺、用党旗覆盖的胡耀邦遗体三鞠躬。匆匆行礼如仪后，在紧张、凝重的气氛中启运。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自动步枪前后护卫，8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员以肩抬棺，送上车头悬挂黑黄色纱球的大轿子灵车。车队经前三门大街返回，由于人群都围聚在广场和长安街及大会堂东门，前三门大街显得清净，一路车行顺利，只是在过广场东侧路路口时，稍微有些阻隔。虽然围聚的人很多，但执行警戒的武警和公安人员也相当多，所以还算顺畅。
　　
迎灵车队直接驶入人民大会堂西南门内球场，抬棺缓步进入追悼会会场的中央大厅。中央警卫局的几百名官兵，人民大会堂和治丧办公室上百名工作人员，在行路红地毯两侧排成单行间隔，肃立默哀，注目致敬。大会堂内灯火通明，气氛庄严、肃穆，声息凝重、沉静，显得抬棺行进的脚步声非常清晰。在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杨登彦的具体指挥下，工人们将胡耀邦的遗体由玻璃抬棺移入会场正中的水晶棺，领导人和家属再次向遗体三鞠躬，此时耀邦的女儿忍不住哭出声，在空旷、静寂的大厅中，哭声格外撼人心魄，也引出现场很多人的眼泪。此时是21日晚10时，距追悼会举行的时间12个小时。
　　
追悼会前夜安保举措费踌躇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六千人参加的大会，历来对广场西侧路和天安门广场实行局部戒严，将广场作为停车场使用。胡耀邦追悼会，是在学潮已现、乱象毕显的情况下举行，因此安全保卫工作压力极大，有关部门煞费踌躇。
　　
4月21日下午，治丧办公室负责人、已由中央常委确定在一线负总责的乔石向警卫组发出指示，为保证追悼会顺利举行，在天安门广场提前于下午5时实行局部戒严，把广场控制起来。戒严前先发布公告，口气可以和缓，态度必须明确。但警卫组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觉得滞碍难行，而放弃或否定了上面的指示。因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围聚的人数始终在10万人以上，警卫组感觉警力单薄，已调集的部队、武警和公安干警为5000人，很难完成清场的任务，而且认为即使强行控制了广场，因时间太长，也很难维持住。针对此情，决定于22日凌晨4时实施清场和局部戒严。至于追悼会后送灵往八宝山火化的行程，确定由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天安门广场以西经新华门至复兴门的警戒任务；从复兴门立交桥至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沿路警戒，由北京卫戍区负责，需要调派多少部队向总参报告。送灵的十里长街，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一些学生在街头吊唁。万一发生过激事件，要即时采取断然措施，敢于反行动。
　　
21日白天，天安门广场围聚的人极多，时常出现类似骚乱的"险情"，人群多次涌上大会堂东门台阶直至门口，又多次被推回警戒线外。从下午开始，陆续有部队进入大会堂集结，裹着大衣，在大会堂过厅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午夜时分，从西郊大学区步行进城的学生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虽在深夜，但他们游行经过新华门时，仍然齐声高呼口号，"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官倒"等口号声，响彻西长安街上空，并直接传入灯火通明、治丧办公室人员彻夜不眠的人民大会堂。

学生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受到仍围聚的人群的热烈欢迎。大学生组织极为严密，二三十个高校的学生队伍，分别按指定地域集结，各自席地而坐，外围的学生手挽手，防止不相干的人员混入，除呼喊口号外，无任何过激或越轨的行动。并且学生的队伍还在不断增加，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3000多名大学生已赶到北京，参加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统一行动。
　　
治丧办公室警卫组连夜开会，研究对策，既需要清场，又觉得力量不够。到学生队伍进入广场后，也感受到那种对抗的意志，所以一直举棋不定，颇有点束手无策之感。到凌晨4时，无可拖延的时刻，终于做了决定，采文、武两手准备，一面增加人到场待命；一面派团市委和市公安局的人，直接到广场与学生代表谈判，指出为开好追悼会，需要解决维护秩序和交通管理问题，限时清场，请学生们理解并协助，至少向东移动，让出半个广场。最初的谈判结果似乎不错，官方代表开宗明义，只谈由双方共同维护秩序，以保证开好追悼会。学生代表则提出了3条要求：一是在天安门广场降半旗；二是向广场播放追悼会实况；三是允许学生推派的代表进入大会堂向胡耀邦遗体告别。官方代表当即做了答复：第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事；第二条也可以负责办到；第三条因无授权，只能回去后向上反映、报告。得此答复，学生们答应向东撤退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线。且即时行动，让出了半个广场。武警和交通管制人员亦及时占领了这个地域。但到清晨6时，学生们又"变卦"了，要求重新谈判。官方则认为受到愚弄，认定学生们在玩弄拖延的策略，拒绝学生新提的一切要求，甚至拒绝谈判。学生则被这种态度所激怒，一下子涌回到人民大会堂东门的警戒线，与军警面对面对峙。
　　
10万人参与空前紧张的追悼会
　　
4月22日早8时，乔石和温家宝就到达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此时大会堂外围的警戒线已布好，只剩大会堂东门和广场被学生们封锁，其他各门含大会堂西侧路均已戒严。而从大会堂东门放眼望出去，极有组织、意志坚定、联合行动的大学生队伍，打出各校校旗，张挂大字横幅，上面大书"青年领袖，民主斗士""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再送耀邦一程"等标语。政法大学的学生制作了一个大牌匾，上边抄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等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学生们紧贴着警戒线，情绪激昂，不停地高呼口号，齐声唱着《国歌》和《国际歌》。
　　
在大会堂东门外拦阻学生的警戒线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从保定调入京城的38军的部队，第二层是武警部队，两层都各聚集四五排人，与学生形成两军对峙的阵势。双方的第一排几乎面对面、腿碰腿地挨在一起，从躁动地站着互相推挤，舒缓成共同席地而坐。每个人都能从当时的情境中体认到，随着时间的流逝，驱赶和清场已是不可能的了。慢说官方绝不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此时即使放手大干，怕也无济于事了。后来，学生们又用横幅打出毛泽东关于保护学生运动的著名语录。
　　
乔石及治丧办公室负责人研究了现场形势后做出决定，追悼会按时照常开，原定从东门入场者，一部分调至北门和西门入场，一部分从远处下车，走控制线内的便道步行入场。与会者入场后即由引领人员引领到位，分厅休息。治丧办公室确定，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均佩戴黑纱、白花，其他参加人员一律只戴白花。大会堂内设立6个医疗点，抽调北京医院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值班。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工作证分为前区、场内、场外3种，记者证分为前区和后区两种。
　　
10时整，追悼会开始，胡氏家属以耀邦夫人李昭领头入场。参加追悼会的中央领导人由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彭真、聂荣臻、李鹏等率领入场。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他的声音显得喑哑，程序上亦出了点口误，默哀后应是奏《国歌》，被说成奏《国际歌》，即时改正，在会场内未引起反应。赵紫阳致悼词，声调显得晦暗、压抑。邓小平则自始至终脸色阴沉，不发一言。
　　
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奏《国际歌》后向胡耀邦遗体告别。胡氏家属从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后，领导人仍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在水晶棺中安卧的胡耀邦遗体鞠躬致哀，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此时摄影记者群中发生推挤、冲突，警卫局的人强力推赶，互相呵斥争执的声音极大，在肃穆、沉重的会场中给人以一种紧张和异样的冲击。原来这天到场的摄影记者过多，除治丧办公室组织电视台实况转播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摄影记者，已有的十二三台摄像机、摄影机、照相机外，胡家又自请了10多人的一个摄影队，还有谁也拦不住的杨绍明（中国摄影家协会负责人、杨尚昆之子），谁也不让谁，在邓小平走上前与李昭握手时，即拥堵在一起，互相推挤，几至吵成一团。
　　
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并与家属握手后退场。这时又请胡氏家属移至水晶棺前，然后是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人员分由水晶棺两边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的人员挡在前边，拦阻人们与家属握手，并催赶着人们快走。由于态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动作，所以引致很多人的不满。而按照原计划，在大批与会者向遗体告别时，应请李昭等家属到休息室小憩，但她执意不肯，连工作人员拿来的折叠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里，扬着两手向人们致谢。她的举动，当然不会使告别的队列走得稍快。
　　
人民大会堂内追悼会开始后，即由扩音器向广场做实况转播。广场内的10万大学生亦肃立、默哀，聆听悼词，并齐唱《国歌》和《国际歌》。但从开始向遗体告别时，就停止了实况转播，只是一直向广场轮番播放《哀乐》和《葬礼进行曲》。学生们很有秩序地坐下，却再不知道大会堂内的情况。他们看着从东门陆续退场而出的人，不断地有节奏地喊："对话！对话！"却得不到任何理睬，他们的烦躁情绪也越来越明显，认出从东门走出来的华国锋，也热烈地鼓起掌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空前绝后的送灵车队和场景
　　
近午11时半，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全部结束，遂开始移灵。将胡耀邦遗体从水晶棺抬至玻璃抬棺，按前一晚的路线抬到西南门的停车场，送入灵车。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人员陪同家属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按原定计划，送灵车队应出人民大会堂东正门，沿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现在东门外被学生封堵，已根本不可行。在送灵车队启行前的短暂时刻，不断有情况报给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十里长街，人潮汹涌，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等处，人群几乎已堵满了车行道。人们要最后表达送别胡耀邦的哀悼之情，这与1976年人们自发地在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总理的情景相似。所不同的是，那次送别表达出的对当局和时局——"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派，以及正兴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是一种郁积和待爆发的沉默；这次送别表达出的心情则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治丧办公室确实感受到极大的困扰，曾认真考虑送灵车队舍长安街而走地铁路的备用线，却终于没有出此下策。

乔石拍板，送灵仍走长安街，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在行前又临时对送灵车队做了调整。
　　
为胡耀邦送灵，与之前为周恩来总理遗体、刘少奇主席骨灰送行的情形都不同，车队的编排，格外郑重、隆重又独特。
　　
送灵车编队，第一辆先导车为北京市公安局派出的奔驰警车；第二辆0号车为中央警卫局派出的奔驰车，系指挥车，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北京市副秘书长杨登彦乘坐；第三辆是编为13号的红旗敞篷车，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出并由车队队长亲自驾驶，乘员为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5名摄影记者；第四辆是编为01号的前卫车；第五辆是编为1号的大轿子灵车，礼兵和抬棺的工作人员亦乘此车；第六辆是编为02号的后卫车；第七辆是编为2号的红旗轿车，为李昭乘坐；第八、九、十辆车分别编为3、4、5号，是警卫局派出的考斯特面包车，乘坐耀邦的其他家属、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第十一辆车编为6号，也是大考斯特，乘坐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杨德中、徐瑞新、曹志、常捷、刘凯、顾林　、曾建徽等；接着的7号车乘坐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8号车为备用车；以后为收尾的医务车、机动车、警车等。
　　
到启行时，又在车队序列排在第五而编号为"1"号的灵车前后，各加了一辆未编号的大轿车，里边坐满武警和公安干警，以在路途拥堵时下来疏导交通和处理各种不测事件。
　　
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从南长街口拐向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们便发出巨大的哭泣、呼唤声浪。十里长街，全部停驶了无关车辆，百万人涌上街头，为胡耀邦送行。南长街口至新华门一线，虽然围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几行，手拉手拦住人，能保持较宽的道路，车行顺畅。过了六部口，就开始出现紧张状况，人越来越多，拥挤着压向路中间，仅容车队通过；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几乎发生压车情况，此时灵车前后两辆大轿车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车来，一边声音嘶哑地呐喊"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帮忙，向后退"，一边奋力推赶，才得使车队通过。出复兴门后，在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公主坟等处均是此状。再向西行，人仍不见减少，车队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面包车开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们向后让路，历时一个小时，方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九回忆

八九人物：袁木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Mon, 17 Dec 2018 19:03:00 +0000

1980年代，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作为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开始并不为人所知。但在1989年学生运动开始之后，袁木很快便成为政府方面几乎独一无二的公关形象。

1989年4月27日学生大游行之后，政府开始采取有限度地迎合学生对话要求的立场。4月29日，袁木主持了第一场与部分学生代表的正式对话，并很罕见地进行了实况转播，但参与的学生代表性受到质疑。袁木说明对话可以以各种形式进行，但强调政府永远不会与非法学生组织正式对话，他的官僚态度遭到项小吉等代表的退场抗议。

1989年4月29日，袁木（前排背影）等与学生代表对话现场。

5月3日，在学生举行五四大游行的前夕，袁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严词拒绝高自联的“最后通牒”。

1989年5月3日，袁木（右一）、何东昌（右二）等就高自联对话请愿答记者问。

在那之后的5月份，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相继与社会各界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活动。袁木在那期间甚少露面，他与何东昌、李鹏等已经成为学生抗议的首要目标。

六四大屠杀后，袁木作为政府发言人再度走上前台，于6月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并发布了第一批官方伤亡统计数字。6月16日，袁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采访，重复了官方“天安门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人”的说法。因为没有明确定义“清场过程”，采访播放后引起全球舆论大哗，使他成为中国政府的谎言代表形象。（美国大使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China Hands》中专门描述了袁木女儿在1989年10月到美国领事馆申请留学签证时遭到美国领事当众奚落的情形。）

1989年之后，袁木逐渐淡出政界，在2000年退休。他于2018年12月13日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

八九人物

八九人物：布什（George H. W. Bush）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at, 01 Dec 2018 20:11:00 +0000

1989年1月20日，布什（George H. W. Bush）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1位总统。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任内担任了八年副总统。他被公认为美国政府内的外交专家，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中央情报局主任等职务。

但他最为引以自豪的似乎是1974-1975年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U.S. Liaison Office）主任的经历。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建交，联络处相当于非正式的大使馆。他和夫人热衷于像普通中国人一样骑自行车在北京的胡同中穿梭，深度了解那个还没有向世界打开大门的神秘国度。

就职总统后，布什借着参加日本裕仁天皇葬礼的机会将去日本、中国、韩国工作访问安排为新总统的第一次重大外事出访（此前仅象征性地去邻国加拿大访问了一天）。这是美国试图将外交重点从传统的欧洲盟国转向亚洲的第一次尝试。1989年2月25日，才上任一个月的布什总统抵达北京。

就在这次访问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邀请了众多中国政府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包括当时活跃着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和李淑娴夫妇也接到了请柬，但在途中遭到中国警察的围堵，未能赴会。他们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抗议。这是1989年中国政府与异议人士直接冲突的第一次公开化。美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反应。

八九民运的爆发让作为外交里手的布什总统措手不及，当时他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代表的东欧局势上。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了低调的观望姿态。

大屠杀发生后，布什总统在震惊之余，几乎立刻就决定他的第一优先将是尽一切可能挽救、维护美中两国的正常关系。就在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国政府暴行的同时，他已经在尝试各种私下途径向中国传递这一信息。1989年6月20日，大屠杀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时，布什给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由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转交。邓小平立即做出反应，由此开始了两国高层的秘密外交。此后，白宫特使、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相继秘密或公开地访华，保持双方交流渠道的畅通。

与此同时，美国民间和国会要求制裁中国的呼声很高。由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成立的“全美学自联”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和游说活动，并得到以众议员佩罗西（Nancy Pelosi）为代表的国会大多数议员的有力支持。他们联手推出一系列制裁中国和保护在美中国学生的法案，均以多数通过。

布什总统不得不动用他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本遏制“伤害”。1989年11月21日，他否决了一项制裁中国的法案；11月30日，他否决一项“紧急保护中国留学生”法案，但同时发布行政命令实施法案中的措施；12月19日，他取消了部分对华经济制裁措施；1990年5月24日，他宣布照常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在那之后，虽然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依然会成为美国政界争议焦点，但不再受到实质性威胁。【1992年，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竞选中强力抨击布什的对华政策，誓言将对中国强硬。但他在当选总统后依然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最终将其永久化。】

对当时的布什总统来说，最头疼的还是如何处理方励之在美国驻华使馆避难的难题。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谈判，方励之终于被允许安全离开中国。方励之出境后，几乎立即便发言抨击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方面的“双重标准”，令布什和他的团队大为恼火。

布什总统在任内目睹、处置了中国、苏联、东欧的巨变，赢得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全面胜利。但他的外交谋略不敌国内经济萧条形势的影响，四年后未能赢得连任。

布什于2018年11月30日逝世，享年94岁。

八九人物

八九回忆：沙叶新《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Fri, 27 Jul 2018 20:00:00 +0000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上海市委领导的接触

沙叶新

《动向》

2009年6月号

20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

星期一（1月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

5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镕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1989年5月22日，剧作家沙叶新在上海参加知识界游行。

四、“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6月27日晨7时我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17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五、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

前天，8月4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8时20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緹、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镕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镕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做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做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別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時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2009年6月2日
上海善作剧楼

八九回忆

八九一日：1989年6月2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中国留英学生代表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at, 05 Aug 2017 17:55:00 +0000

1989年6月28日——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多天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官邸会见了5名中国留英学生代表。当时在英国大约有3,500中国学生学者，其中200多人正面临签证到期。

中国学生代表感谢英国政府对屠杀的强烈谴责并希望英国政府暂停两国高层来往，并对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提供保护措施。

撒切尔夫人许诺政府将以同情的态度处理中国学生希望留在英国的申请，对签证、护照即将过期的申请者提供延长签证的便利，并可能对经济困难的中国留学生放宽在工作许可、医疗保险上的限制。但撒切尔夫人不鼓励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申请政治避难，表示希望他们从长远出发，最终回到中国。

英国政府公布的1989年6月28日撒切尔夫人会见中国留学生代表的历史档案

英国政府最近解密了一批与香港问题有关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这一会见的准备和结果的记录。

八九一日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4日，香港名人联署支持北京学运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ue, 25 Jul 2017 21:54:00 +0000

1989年5月24日，港澳人士联署紧急呼吁

1989年5月24日，香港《明报》登载演艺界名人支持学运签名

八九图片

八九文件：闻平《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Fri, 14 Jul 2017 20:32:00 +0000

1989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署名闻平的评论员文章。刘晓波当时已被关押，正在等待审判。

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

　　　　　　——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

闻平

“狂人”刘晓波由于插手学潮、煽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已经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罪人。刘晓波走到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结果。本文拟就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谬论给予批判，以期肃清流毒。

一

狂热地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是刘晓波近年来讲演、著述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他看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们民族的文学传统，声称“中国的文学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他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新时期十年长达几千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因而毫不足取，必须彻底否定。进而，他否定中华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他说：“从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既无感性生命的勃发，也无理性反省意识的自觉，只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双重死亡。”（《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１页）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人的创造力，只能造就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一直傲称的四大发明，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称：“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１９８６年第１０期）他以别人称他为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感到“荣幸”。最后，他竟然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胡说“中国文化的危机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是与人种不无关系。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总之，在刘晓波看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如此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刘晓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十分荒谬的逻辑，即认为传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不能以精华、糟粕来区分，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地否定。刘晓波的这种逻辑的荒谬和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偏见，作为文学博士的刘晓波应当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虽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决不是单一成分，而是多种成分的矛盾统一集合体。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除了统治阶级的文学，还有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从《伐檀》到《水浒》，从《后羿射日》到《西游记》，反映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揭露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就是所谓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学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把它放在其产生的具体时代环境中具体分析。即便是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也不应简单化地作全盘否定，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忧国忧民之心，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阴阳、儒、墨、名、法、道、农、纵横、杂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虽然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但其它各家并没有全部消亡，并且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虽然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对其历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为文化遗产，也不能说全部是糟粕。更何况除了这种上层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还有下层的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正是这样的多元统一的文化，创造了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使得我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看到民族文化中有两种成分，否定和拒绝其剥削阶级的糟粕，继承和发展其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得过文艺学博士学位的刘晓波对两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当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个文化传统不可分的理论，把中国的文化传统等同于儒家文化传统，借否定儒家文化传统否定中国全部文化传统，这完全是别有用心。

刘晓波的用心在于现实。在他看来，中国现实的文化是几千年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说：“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正统文化，在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封建等级制中，经过长期的发展，简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强大了。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但在当代中国，从‘反右’到‘文革’，传统文化又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复辟，登上了它的又一个高峰。即使新时期已经开始了十年，传统文化通过‘文革’所传播的影响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失，它沉淀为民族的潜意识，在不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数国人之魂。”（《一种新的审美思潮》，《文学评论》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他认为正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现实制度的“独裁”、 “专制”，也造成了国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传统民族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也变成了一种“思想独裁”的工具。可见，刘晓波否定传统的目的在于否定现实，他是为了反现实而反传统的。刘晓波喋喋不休地大讲反传统的真意就在这里。然而，刘晓波的这种反动目的是绝对不能得逞的。刘晓波把我国今天的文化等同于传统儒家文化的胡说八道是无法欺骗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运动向传统的儒家文化发动了强有力的冲击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改变中国近百年的落后面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它既同传统的已经没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展开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特别是继承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俭朴、团结友爱、富于反抗等优良品质，从而使这种新的文化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在新中国建立后的４０年里使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国今天的文化说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当然，我们不否认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中的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确曾不断地顽强地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所起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决不是我国今天的文化所认可的，相反，正是要坚决予以摒弃的，怎么能把这两者说成是一个东西呢？（⑴⑷）

至于说到刘晓波连中国人的人种都予以否定的谬论，恐怕每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表示极大愤慨。早期贩卖黑人的奴隶贩子曾说黑人是劣等人种；解放前上海滩的租界地公园曾挂过“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犹太等民族指为劣等种族。人类不同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差异，但绝不存在人种的优劣问题。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都有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决定于他所属于的种族，而决定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种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反动的理论之一，是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借口。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否定中国人的人种，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在世界上堪称罕见。然而这种事出在刘晓波身上又不奇怪。刘晓波为什么要否定中国人的人种，看看他的“全盘西化”的谬论就会明白。

二

刘晓波与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态度截然相反，对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体投地，吹捧得天花乱坠，向往得如痴如狂。

刘晓波说：“西方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化’这个词。”（《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１９８８年１２号）刘晓波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制度的区别，概括为“人” 与“非人”的区别。在他的眼里，西方是伊甸园，而中国是地狱；西方人过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国人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为人，中国则把人变成非人。刘晓波的这种概括完全歪曲了历史和现实。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不禁会问：古罗马在广场上被出卖的奴隶过的是人的生活吗？中世纪被迫依附于教会和领主的农民过的是人的生活吗？１９世纪西里西亚的忍无可忍拿起武器的纺织工人过的是人的生活吗？而到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使这个问题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做了科学的考察，在席勒的现代生产使人性分裂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学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异化为非人，使劳动者异化为劳动产品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的活动属于别人，它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页）资本主义生产使本应最能表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特征的劳动活动，异化为一种动物性活动，而人那些固有的动物性，相比之下反倒显出一点人的特征，这才是人变为非人的现实。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这种使人异化为非人的不合理现象的愤怒，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终于发现了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推翻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正是依据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束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非人”的历史，并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进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推进社会民主，不断地创造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会条件。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长期的历史任务。然而，不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和曲折，中国毕竟已经开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着社会，西方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非人的现实，从本世纪开始就成为文学艺术家的题材、哲学社会学家的课题，至今方兴未艾。千百万人在被异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观绝望，成为西方根本无法解决的世纪病。刘晓波把西方被异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说成是“人” 的生活，把我国已经初步消灭了异化的生活说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种是非的颠倒。

刘晓波不仅极力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由于不可解脱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可治愈的社会痼疾，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满足虚幻的自由的各种感性刺激。社会为了保持私有制的稳定，也极力引导和鼓励这种倾向，并设置了各种相应的机构和场所，来满足一些人的这种追求。刘晓波所追求的不过就是这种货色。刘晓波说：“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是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两种含义，一是性，一是金钱。钱是个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放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刘晓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质要求，把个体欲望的实现看作人的价值所在，因而他把现代西方鼓吹感性的个体满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对理性、道德、群体的强调，看作是对生命力的扼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要我在农业文明的未异化和工业文明的异化中做出选择，我宁可被异化。”（《形而上学的迷雾》，第３４４页）

从这样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发，刘晓波必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妄图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此，刘晓波叫嚷，中国必须“以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言论、思想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转引自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７日第３版）然而，怎样才能实现刘晓波所说的这种“彻底的变革”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人种就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太强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来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同上）。总之，不可能从中国社会现实内部寻找到刘晓波所希望的变革力量，那么希望的力量在哪里呢？在外部——西方帝国主义。于是刘晓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论。他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打开了一个个封闭的地域，开拓了一个个商品市场和文化市场，使整个世界、特别是东西方不再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开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华人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因此，当香港《解放月报》记者采访时问他：“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脱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并不无遗憾地说：“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没人会愿意再背中国这个包袱。”（《文坛“黑马”刘晓波》）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主义，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开了封闭的地域”，使“东西方互相开放”，它“带来了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着殖民地进入了现代化世界。照刘晓波的逻辑，殖民地人民真应伏地叩首感谢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刘晓波的逻辑，人们谴责慈禧、李鸿章，不应谴责他们腐败无能对殖民者割地赔款，而是应该谴责他们没有能够把全部山河拱手让给殖民者。这是货真价实的、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向殖民地倾销剩余产品榨取超额利润，是“东西方互相开放”吗？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国家里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人权、平等、自由、民主，他们又怎么可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义就意味着压迫和掠夺，就意味着殖民地人民越来越贫穷和落后。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进入现代化，只有在其获得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才可能发展生产，向现代化迈进。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的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至于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决不是殖民主义的功劳。香港背靠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４０年来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香港这一过境港口的发展，这就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虽然有１４０多年的历史，但只是在最近４０年，特别是在最近１０年里经济达到高度繁荣的重要原因。是的，当过殖民地而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的发展得较快。然而，如果没有沦为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它的发展肯定会更快、水平会更高，因为任何社会形态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内部发展动力和自身规律。殖民化，这是许多东方国家近代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于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历史发展扫进了垃圾堆。刘晓波却要开历史的倒车，为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要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这样蹩脚的谬论绝欺骗不了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压迫的中国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卖国主义丑恶嘴脸。

三

从学术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动；从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狂人”到“黑手”。刘晓波的思想发展，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是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客观原因是国际国内的环境。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纷纷寻求改革之路，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并没有改变，它们乘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渗透。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党的个别领导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放弃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助长了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的活动，致使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畅通无阻地涌入国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代，刘晓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个。

从主观原因来看，这是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所决定的。当然，这些东西并不是刘晓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刘晓波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理论和价值观念，接受了某些现代派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刘晓波，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经化作了他的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个体意识，成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观原因。

刘晓波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强烈的出名意识，他要出名，以满足他的虚荣心的要求；一个是他对所谓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想占有的，以满足他的物质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信条，因而毫无道德观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极端狂妄。这样的人生观念当然不会相信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根本不会想去了解世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刘晓波来说，“谁想拥有整个宇宙，谁就该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论孤独》，《百家》１９８８年２月号）他要的是一个“自我”的宇宙。这样，他的世界观只能是唯我主义的唯心论，他的方法论只能是以走极端为特点的形而上学。　　极端个人主义是刘晓波讲演、写文章的动力，也是他的反动理论观点的来源之一。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人生态度，追求的是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因而当它恶性发展起来，必然导致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抗，导致和祖国人民相对抗。他诬蔑中国人人种不好，他的卖国主义理论——“当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这种对抗的必然产物。他这样说，绝不只是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而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要求使然。在祖国利益和个人欲望之间，极端个人主义选择的是后者，而决不会选择前者，刘晓波正是这样。他在国外接受采访时说：“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文坛“黑马”刘晓波》）在刘晓波看来，中国人愚昧，中国的传统和现实妨碍着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语言不过关，他早就不想当中国人了。知道这些，对于刘晓波身为中国人却诬蔑中国人种，鼓吹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难理解了。刘晓波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必然导致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全面否定，必然导致卖国主义。最后，他终于堕落成为一个不只是“动口”，而且直接“动手”参与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暴乱的历史罪人。

刘晓波在短短的几年里，用自己的言行描绘出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反民族、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员。对于他的反动面目，我们必须给予坚决的揭露！

（全文将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发表，本报有删节）

八九文件

刘晓波逝世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13 Jul 2017 22:42:00 +0000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八九人物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逝世。自2009年底开始，刘晓波一直在监狱服刑，直到最近几天才因为肝癌晚期保外就医。

刘晓波终年61岁。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7日夜，香港学联代表携带捐赠的帐篷等物质抵达天安门广场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at, 10 Jun 2017 21:28:00 +0000

八九图片

八九图片：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与北京学生领袖会面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at, 10 Jun 2017 21:14:00 +0000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左一为林耀强，右二为吾尔开希。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着黑色上衣者为王丹。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在北京饭店与北京学生领袖见面磋商。

1989年5月29日，香港学联代表访问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

八九图片

八九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at, 03 Jun 2017 20:31:00 +000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当前要切实做好几件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近期在惩治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先做七件事。涉及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首先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

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要把清理整顿公司作为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做出成效来。全国现有二十九万多个公司。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状况看，流通领域和金融领域里相当数量的公司没有存在的必要。必须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制定清理整顿的方针，下决心砍掉一大批公司，重点是砍流通领域中过多、过滥的从事商业、外贸、物资供应的公司和金融性公司。按照金融与实业分开的原则，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直接举办非金融性企业，已办的要限期分开。要尽快制定关于公司的法规，使清理整顿工作制度化、法律化。对公司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要有严格的规定。

清理整顿工作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决定：撤销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其中有的业务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保留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但要重新核定经营范围和资金，把金融和投资分开；对光大实业公司提出进一步整顿的方案。同时，尽快将对这五家公司的审计情况向社会公布。

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

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除执行政府间已签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和国家批准的技术贸易合同外）。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一律使用国产车。其他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仍使用现有车辆，不要大换新车，造成新的浪费。

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一律为工作餐，并规定工作餐的标准，严格执行；不得接受馈赠的土特产品和其他物品。

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执行关于出国的各项规定。省、部以上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是为执行其主管公务的国事或工作访问，不得接受外商资助和境外中资企业的邀请出访，不得以考察等为名进行非其主管公务所必须的、与其职级身份不相称的出访。严格控制出访团组及出访人数。

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当前，为了给犯有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行为的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更有力地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期限，在期限内坦白自首、积极退赃的，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坦白自首的，依法从严惩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法律，发布具体的司法解释。要鼓励和保护举报，对重大举报属实者给予奖励，对打击陷害举报者的人予以严惩。要排除干扰和障碍，对在办案过程中说情袒护、徇私包庇者，要公开揭露，严肃处理。舆论要注意配合，组织好宣传报道。同时，要大力宣传各级干部中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典型。

以上七件事，有的立即照此执行；有的责成有关部门尽快提出具体落实的意见和规定，报政治局常委会或国务院审议后执行。

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本决定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要做的事情并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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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人物：余志坚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Sun, 02 Apr 2017 02:59:00 +0000

1963年出生的余志坚在1989年时已经从湖南省的湘潭师专毕业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地中小学里教书，但在1988年辞职赋闲，用他自己的话说，终日与好友鲁德成、喻东岳“泡一块”、“十分美好”。

学运爆发后，他们三人曾在浏阳、长沙市街头贴标语、作演讲声援。5月中，他们决定去北京参加运动，于5月18日抵达北京。

5月23日，学运正处于彷徨之中。戒严令已颁布两天，但戒严部队被北京民众堵截在郊外未能进城。这天几乎所有学生领袖和各界代表都离开了广场，召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商讨下一步的战略。余志坚等三人在下午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按照前一晚上的准备，向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投掷填充了颜料的鸡蛋，令画像遭到污损。

作为肇事者，他们三人立刻被附近的学生、群众包围，由学生纠察队押送到纪念碑下的指挥部。当时在场的周勇军、郭海峰等人经过短暂商议后，决定将三人押送公安局，以免给当局留下污蔑学生运动的借口。

六四镇压后，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被判20年，鲁德成16年。余志坚在坐牢11年半后，于2000年因病得以保外就医。2009年，他逃出中国，偷渡到泰国，然后抵达美国获得政治庇护。此后他们一家在印第安纳州生活，并照顾因受刺激得精神疾病的喻东岳。

余志坚与妻子和儿子

2017年3月30日，余志坚因糖尿病并发症在美国逝世，终年54岁。

八九人物

香港六四博物馆关闭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Mon, 11 Jul 2016 23:44:00 +0000

香港支联会发布消息说目前位于尖沙咀的六四博物馆将于2016年7月12日闭馆。

这一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六四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4月在尖沙咀一座居民和商业混杂的“富好中心”大楼中开放。该大楼业主因为博物馆的主题和访客数量、成分与其他业户利益冲突不满，采取法律手段迫使博物馆关闭。

支联会表示将出售现有馆址所在的楼盘，希望再筹款300万港元（约39万美元），以物色面积更大的地点重建博物馆。

该博物馆中尖沙咀的两年多共接待了2万4千名访客。

八九人物：许家屯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30 Jun 2016 01:19:00 +0000

1989年时，许家屯已经73岁高龄，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六年了。他是一位老党员，曾担任江苏省省委书记。在香港的六年里，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实际负责人，他比较开明，与香港的上层资本家保持着良好的工作、个人关系。

八九民运爆发后，许家屯与赵紫阳有直接联系，为后者输送从香港收集的民运消息。据他自己回忆，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后就立即打电话要求他从香港赶往北京，长谈征求他对学运的看法。此后，许家屯受赵紫阳委托一直通过杨尚昆试图斡旋与邓小平的关系，直到赵紫阳辞职下台。许家屯托人传话给赵紫阳：“公道自在人心，保持身体健康。”

八九民运后期，香港亲大陆的左派报刊包括部分新华社员工采取了支持学运的态度，参与香港的抗议活动。许家屯没有干预，实际默许。六四屠杀发生后，香港《文汇报》征得许家屯同意在头版开天窗，以“痛心疾首”四字社论表达了哀悼和抗议。其后不久，许家屯被免去职务退休。

1990年4月底，因为恐惧被清算，许家屯突然离开中国，成为六四后流亡的中共最高级干部。其后他一直居住在洛杉矶，出版回忆录，再也没能得到回国的许可。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在洛杉矶家中去世，终年100岁。

八九人物

八九一日：1990年6月25日，方励之夫妇结束避难、离京流亡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Fri, 24 Jun 2016 22:32:00 +0000

1990年6月25日，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多的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终于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离境，乘坐美国政府专机前往英国，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

方励之后来曾撰文回忆他们在大使馆的避难、生活以及离境的谈判过程。

八九一日

八九一日：1990年6月4日，北大学生漏夜游行纪念六四一周年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Fri, 03 Jun 2016 22:22:00 +0000

1990年6月4日临晨1点左右，大约两千名学生和教师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举行了一场自发的游行，纪念天安门屠杀一周年。校园内气氛紧张，有些宿舍楼被反锁，阻止更多学生参与。游行学生高唱《国际歌》，没有发生冲突事件。

八九一日

八九文件：《人民日报》1989年6月4日头版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Fri, 03 Jun 2016 22:12:00 +0000

八九文件

八九一日：1990年6月3日，香港十万人上街纪念六四周年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02 Jun 2016 23:09:00 +0000

1990年6月3日，十万多香港居民冒雨上街游行，纪念天安门屠杀一周年。该纪念活动由香港支联会组织，李柱铭、司徒华等带领队伍伴随着灵柩和花圈从市中心游行到新华社所在地。

游行的参加人数（组织者自己估计有25万人）大大超出了组织者的预计，也是此前的元旦游行人数的十倍。

此后每年的六四纪念日，港支联均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

同一天，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也举行了规模不一、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纪念游行活动。

八九一日

八九人物：李洪林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02 Jun 2016 22:42:00 +0000

1925年出生的李洪林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在1950年代开始在中共中央机关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在1980年代，他的名字便频繁出现在当时一批著名的“自由化”知识分子名单之中。他相继发表了《读书无禁区》、《科学和迷信》、《中国思想运动史》等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

1989年2月，李洪林参加了北京科教界42人联署的公开信。胡耀邦逝世后，李洪林参加了戴晴和《世界经济导报》组织的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座谈会。

在其后的八九民运中，李洪林似乎只是同样地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行动。比较显著的是他是五月十四日戴晴、王超华带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十二学者”之一，后来又参与联署了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

天安门屠杀后，李洪林被捕。近一年后，他被免于刑事处分而释放。

李洪林于2016年6月1日在北京病故，享年91岁。

八九人物

八九一日：1990年6月2日，侯德健、周舵、高新再度被捕

noreply@blogger.com (eddie) — Thu, 02 Jun 2016 02:52:00 +0000

1990年6月2日，侯德健、周舵和高新在他们原定的北京家中记者招待会之前分别被捕，记者会被迫取消。这是他们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四君子”绝食一周年的日子。

他们被关押三星期后才在六月“敏感期”之后分别释放。

八九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