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AFTER DAY

弹钢琴3

沙风 — Wed, 07 Aug 2013 05:08:57 +0000

夏日的午后，一个人弹钢琴。

今天去看荷花了

沙风 — Sat, 29 Jun 2013 13:52:38 +0000

摄于无锡鸿山吴博园

狄港茶馆

沙风 — Tue, 04 Jun 2013 00:28:24 +0000

六一儿童节随几位色友一起去了趟浙江湖洲市，本来想去狄港村拍蚕茧的，结果晚了一步，蚕茧没拍到，就转战茶馆了。

我是第一次拍茶馆，也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茶馆。

1. 茶馆里的一位老者，一边喝茶，一边吃东西；

2. 清晨五点钟左右，茶馆已经很热闹；

3. 茶馆里放在架上的杯子；

4. 茶馆的大部分空间用来喝茶，但也理出了一小块理发区；

5. 散乱的理发工具和其它物什混放在一起；

6. 放杂物的矮柜；

7. 茶馆的墙上挂着荣誉证书和营业执照；

8. 茶馆里正烧水的炉子；

9. 一位悠闲的茶客；

10. 一位老者一边喝着茶，一边想着心事；

11. 两位老者边喝茶边聊天；

12. 或者只是这么坐着也是种享受；

13. 再燃一根烟；

14. 清晨茶馆外的走廊；

无锡阳春巷

沙风 — Mon, 13 May 2013 03:04:31 +0000

10.

11.

12.

2013年五一车展碎片(5Photos)

沙风 — Tue, 07 May 2013 00:03:03 +0000

在车展上除了拍模特，间或还拍了几张这样的照片。

1. 车展上众多摄友对着模特狂拍不已，群情激昂。

2. 车展上三个服务员MM。

3. SMART 汽车标志设计。

4. 贴满便签纸的概念车。

5. MINI汽车局部

2013年无锡五一车展模特(14Photos)

沙风 — Fri, 03 May 2013 00:20:29 +0000

说起车模，我已经有N久没拍了。这次正逢2013年五一车展，本来也没打算去，但群里的摄影朋友们这几天时不时地发些车模照片出来。正好五一那天没什么安排，就趁闲去了趟。

默认状态我的摄影包里是没有闪光灯的。去之前倒是想过要带着，但到了车展现场才发现我忘记拿了。不过还好我的镜头光圈够大，对付这样的室内现场光应该绰绰有余。

去之前我是抱着一颗报道摄影的心态，可拍着拍着却仍旧变成了人像摄影的习作。在返程的路上我一边暗自感叹自己的把控能力不够，一边又在庆幸拍到了一些美女照片。其他摄影朋友是否也有过与我同样的感受呢？

虽然我明白这样的照片在现实中没什么特别的价值，但既然拍了就权当娱乐也不错。我拍着开心，你看着悦目，好吧，这些照片就这么放着。

拍摄资料：
佳能5D机身
CONTAX定焦镜头50mm/f1.4
测光：使用佳能5D取景屏中间圆圈对着模特脸部进行局部测光
光圈大多是2.8，有些更暗的场景会使用2.0的光圈
机身ISO选择为400度
色彩平衡选择自动白平衡
现场光线无闪光灯

车模1号之一

车模1号之二

车模1号之三，在现场1号的人气很高。

车模2号，我总觉得照片里的她好象有心事，有点闷闷不乐。

车模3号，虽然背光，但3号的表现很积极。

车模4号，因为没有灯光的照耀，4号是属于被冷落的一个，但我却觉得很不错。

车模5号，这张照片感觉模特有些怅然若失。

车模6号，跟车模1号衣服一样，估计她们是轮流换着穿的。

车模7号，是不是有点异国风情的感觉，突然想到了印度？

车模8号，同样感觉异国风情，这次我想到了俄罗斯。

车模9号，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周围全是摄影者，9号突然从车门位置走到车头前面来，离我非常近。于是我把握机会拍了张近距离特写。

车模10号之一

车模10号之二，我觉得10号的眼线画得不错。

车模11号，一开始我觉得11号表现真不错，但拍完这张后我就再没找到新感觉。

野花

沙风 — Wed, 01 May 2013 13:36:42 +0000

劳动节假期里去了一趟乡下，田野里到处都是野花，对于一直待在城市里的我来说，感觉真是好看啊。

所以就忍不住拍了两张，虽然这些花花草草的摄友们拍得太多了，但有时候俗就俗一把吧！

阮义忠：我只按一次快门

沙风 — Thu, 25 Apr 2013 06:01:15 +0000

最近购得阮义忠所著一书，名为：《人与土地》，感觉甚好，今日在网络中读到此文，遂收藏并共享之。

转贴链接：阮义忠：我只按一次快门

作者：燕舞

春夏之交，摄影家阮义忠忙碌又愉悦：简体版摄影图文书《人与土地》引发大陆读者热烈追捧；繁体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上市两周即加印；与《他们在岛屿写作》总监制陈传兴重启1986年开启的摄影美学对话，拟出版《摄影美学十问》。

《人与土地》是1950年生人阮义忠曾被巴黎现代美术馆收藏的摄影系列，年少时曾“一心想要逃离土地”的他，后来却以黑白画面记录了1974—1986年台湾的农村风光及原住民生活状态。

趁着阮义忠前不久来北京担任草场地摄影季评委，笔者拜访了他。甫一见面，他就直言，迄今连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1984）都没看过——题材、时段的近似很容易让读者对比《人与土地》和《风柜来的人》，可阮义忠30余年来“一个人埋头在那儿工作，台湾发生什么我根本就不会晓得”、“台湾的文化圈我也并不是很熟”。

陪阮先生夫妇用早餐，关于食品的荤素，他们向侍应生问得格外仔细，因为两人常年茹素。1999年台湾“9·21”地震是阮义忠摄影生涯的转捩点。那一年，阮义忠、袁瑶瑶夫妇成为慈济功德会义工，因为“大部分艺术家致力于追求自己的成就，慈善工作者则是从利他出发”。就在这次从北京回台湾的两周后，阮义忠还在花莲拍摄慈济成立46周年的浴佛大典，他要“为师父的慈悲与智慧、为慈济人的大爱做见证”。

阮义忠拥有“中国摄影教父”、“台湾的布列松”、“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等美誉，因为他1980年代出版的《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17位影像新生代》等著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华人地区的摄影教育；1992年至2004年，他与袁瑶瑶又创办中英双语版《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在介绍西方摄影大师和摄影思潮、推介大陆摄影新锐等方面功德无量。

两小时的专访中，略有感冒的袁瑶瑶始终坐在阮义忠不远处，她一边玩着iPad，一边偶尔插插话。袁瑶瑶16岁时经姐姐介绍结识阮义忠，他们是彼此的初恋，婚后长相伴随，恩爱至今。

真正教过我的是被我拍摄的人

问：您22岁从《汉声》英文版开始摄影生涯，当时台湾的纪实摄影、报道摄影是什么样的状况？

阮义忠：我学摄影就是一个意外，跟台湾摄影界完全不相关的。我本来喜欢画画跟写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东西，因为找工作找了《汉声》。我不晓得他们是要摄影，那时我已小有名气，创办人之一黄永松先生一看到我要去，几句话后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我说越快越好，然后闲聊一下，他送我到门口，握握手，说：“请问你用什么相机呢？”我说我不会拍照，他脸都绿了，可是他的表情几秒钟后就转过来了，他说你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就会上路了。

当时，我不知道台湾任何人的摄影作品，拿起相机也没有学习范本。《汉声》给我一台老相机，建议我到台北万华街头试着拍一拍。那时，几乎清末民初所有行业在万华街头都还活生生地营业着，画糖人、捏面人、说书的都还有，还有补伞匠、补锅。万华街头几乎是一个拍照的宝库，可是很少人在那里拍照，因为那时台湾已经开始受西方影响，一切都要现代，要揭批落后的。《汉声》专门注意整理中国民间文化，甚至做过一本“万华专辑”。

我拿起相机来到万华街头，去了也不晓得拍什么，因为以前我的创作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别人，一直在观念上打转；所看到的事情，只看自己觉得能够用的，大部分人都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摄影你看到什么都要透过别人来传达，有对象才可以有影像嘛！那一刻我真的是冷汗流下来，发现自己的生活过下来是一场严重的偏差。如果人有那么严重的羞愧心，它会让你拐个弯或者彻底地反省。

还好，那时我拿起相机来没有人会避讳——他会觉得你要拍我，好荣幸啊。做人最基本的那种自然而出的信任的可贵，马上开始影响我。所以，我拍照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我拿起相机是要把我看到、感受到的对别人的好，尽我的能力呈现出来。

学习拍摄之前，我根本不晓得台湾有什么前辈摄影家，摄影那时是非常冷寂的。后来，我当然知道前面有很多摄影家，比如张才先生，我自己的《摄影家》杂志后来还介绍过他的作品。

我后来又做了一本寿命不长、专门介绍台湾摄影家的《影像》杂志，有一期专门向《汉声》创始人黄永松、姚孟嘉致敬，强调他们对台湾文化界、摄影界的极大贡献。我在文章里，都写他们是我的老师，可是他们也的确没教过我什么，真正教过我的是被我拍摄的人。《汉声》那时出刊不顺，我拍摄的东西几乎没什么机会发表，只是记录。可是，它让我越来越掌握摄影。

真正踏上摄影这条路，是1975年去《家庭》月刊。一去，整个人爆发开来，因为我可以决定要做什么、去哪里，照片拍回来我要怎么编就怎么编。《家庭》是妇女刊物，明星我要拍，服装模特也要拍，这些我可以听杂志的指挥；有十几页我当家了，条件是每个月介绍一个值得去旅游的地方。《人与土地》的所有照片都在那本刊物上发表过，是从六十几期的旅游资料中抽出来的。

生活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风景，我介绍《家庭》第一期旅游专刊的最后一句话就这样写。那时出差费有限，我一个人既拍照又写文章，很孤单，可是完全自主，不必妥协。那时台湾完全没有任何一本旅游指南，我看了一个客车运价价目表，它有一个很简陋的路线图，我就是凭着它知道客运车可以抵达的终点，越是终点越表示没有现代化嘛。

台湾还是很小，你要是没有那种好奇心，去过两个地方就腻了。可是，我每一次都是新鲜和意外的，所以也作了不少画，写了不少文章。我一个人埋头在那儿工作，台湾发生什么我根本就不会晓得，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很多大家谈论的电影大师的电影，台湾的文化圈我也并不是很熟，就是一个人很幸福地去记录那时台湾乡村最宝贵的一些价值。

“戒严”时期，还真的是独来独往

问：《赛德克·巴莱》您还没来得及看，但我看后马上想到《人与土地》正好可以与之对照赏析且相映生辉，您亲历的台湾原住民运动有哪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阮义忠：我去的时候，原住民已经很现代了，如果说有什么真正传统的歌谣或者舞蹈，并不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特殊节庆。可是现在，电影中的原住民好像无处不在地载歌载舞，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去理解一个人的生活呢？

问：某些伪民俗可能是因为旅游观光的利益驱动？

阮义忠：不止为了旅游观光。你应该有能力不靠这个就表现出原住民的真正状态，不能说穿着花花绿绿的、跳什么舞的就叫原住民，他们一年恐怕只有那几个小时是那样子而已。有些被认为是经典的电影，我看了一两分钟就出来了，觉得怎么有人这样表达原住民的情感世界呢？

当年去原住民村落采风，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来了是一天的经过还是两天的相遇也好，都设法去感受他们。我反而不想把看到的异样呈现出来，希望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我需要他们，并不是他们需要人家把他们的处境描述出来，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真正靠你的作品能替他们干嘛？这还不如一个社会工作者或一个政策，可以使他们的生活真正得到改善。一个文化工作者，就应该把你受到的感动，用你的专长很准确地表现出来，这样才可以在若干年后在不同的时空，让它依旧有那种最真诚的东西在里面。

我从来也不认为我的摄影有太大的能力，只是它能把随时都在变、随时都会消失、随时都会被遗忘的东西记录下来，因此变成永远存在的一个价值。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价值的判断。

问：那时去这些村落，跟您在万华街头拍照，拍摄对象的反应会一样吗？

阮义忠：村民大部分已经在照相馆拍过身份证照片，所以他们大多知道摄影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要你像照相馆师傅那样，他会马上调整一下，你稍微移动一下，他也会跟着你移动。

我相信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让他们对我有戒心。除非语言不通，我经常跟陌生人接触，两三下之后能够直接跟他谈得很贴心。也有例外，比如在北埔，小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我，因为从来没有人去拍照过，他们一边丢我石头，一边说有“匪谍”在那里拍照；警察也会来，说你在我们镇上已经鬼鬼祟祟地逛了一天；也有晚上睡觉后被叫起来的。

我拍照的时候是台湾的“戒严”时期，任何海边、桥梁、山上和管制区都不能拍照。可是，这些一点也不能阻挡我。有正当理由的，我拍照前可以申请，但拍照时难免会碰到，他不问你就先来干涉你、取缔你，拿枪对着你的都有，你总要解释的。

大环境就那样，我不会把这种情绪发泄出来，也不会在体制的不公、政策的不合理上钻牛角尖。也许很多人就因为这样而变成党外人士，想要革命的也有，可任何困难都没办法阻碍我，我可以视而不见的。当然，我做的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自己闷着头干，那时还真的是独来独往。

拍了七年最优秀的彩色作品

就在很粗心的时候丧失了

问：在解读1980年拍摄于屏东县车城乡那幅“寂静的天地”时，您说“虽然我老是拍黑白照片，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景也会让我觉得彩色胜于黑白”，什么场景下您会破例拍彩色呢？

阮义忠：《家庭》月刊有彩色印刷的必要，所以我身上挂两部相机，一部黑白的一部彩色的。但是，彩色的宽容度比较窄，而黑白的即使曝光稍稍不够，还可以用暗房技术把它补救回来。彩色的，幻灯片差半格曝光就完了。所以，常常第一个机会给彩色的，成功了再拍黑白的。我的很多作品，包括《人与土地》，同一个画面，最好的作品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当时柯达圆盘式的幻灯机，一个片盘可以装80张幻灯片，我两个片盘，一个装满，另外一个空10格，加起来是150张。演讲时我会放这150张，那时拍了大概7年，最精彩的作品不是黑白的，是彩色的。黑白那时不能做幻灯片，只有彩色的才能投影。现在想起来也够笨，用彩色照片翻拍不就好了嘛，可是那时翻拍的色温什么的不好控制。

那时台湾办一个国际摄影研讨会，美国《生活》、《国家地理》、《时代》、《新闻周刊》的图片总监，还有《读者文摘》的一个图片编辑全部来台湾，台湾也派了几个拍照的跟他们对谈。我的150张片子放完之后，这5个图片总监和编辑立刻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吃早餐，我才知道我的东西已经不太一样了。

之后他们要帮我办展览，可是我自己也没有积极应对。过不了几天，我要去交大还是清华演讲，和朋友一起坐计程车时，把幻灯机跟幻灯片放在前座，彩色的，下车居然忘了。拍了七年最优秀的作品，就在很粗心的时候丧失了，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就像有人拿一把刀在你胸口上面划一道。

我根本就没办法走出来，今后再拍也没有办法拍以前那些了。我从那天起不再拍彩色了，干脆拍黑白。人生没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失掉东西有时反而是另外一种得到吧。

问：您微博上上传了那幅颇有布兰库西风格的“家中的葫芦”，您强调“完全像用胶卷的态度在按快门”，还提醒网友“善用数码”。

阮义忠：倒不是说数码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品质不好，可是它使大家忘掉摄影那种最可贵的审慎。我在慈济替他们上课，综合了几个摄影要领，其中之一就是选了再拍，不是拍了再选。

问：您也用数码相机拍吗？

阮义忠：现在拍慈济的东西，是数码的，可是只要拍一张就可以，我绝对不按第二次快门。拍坏就拍坏了。我不信拍100张再选1张就一定是成功的，你只是从很烂的当中挑一张比较不烂的而已。

问：您身上存在“绘画——摄影——绘画”的有趣变迁：您自述“在拍照前我是个勤读书、爱画画的文艺青年，写过诗、小说，发表过数不清的插图”，而撰写《人与土地》“正是一种反省，期许自己在未来的十年间以文字为重；再有十年，那就重拾画笔”，您也说“艺术手法要灵巧容易，要朴拙可难，一切感觉的棱角都磨平、磨润了，离拙就近了”，“朴拙”是您艺术观中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阮义忠：摄影的确需要体力，也要眼睛比较敏感；写文章应该“拙”比较好，不要那么流利。现在比较懂了“拙”是怎么回事，再来写文章刚刚好。绘画可以让一个人自由自在，所以我没有被挡住。摄影是一个很紧张的过程，感动的时候就是创作的时候，所以要保持那种最机灵的状态。写文章可以回忆，可是心要静下来，画画几乎可以狂野地画，半发疯的情况都可以做创作。那个时候还有能力的话，真的可以随性一下。

马蒂斯老的时候要画一个教堂，他拿一个竹竿，上面绑着画笔，刚好最“拙”，又回归到最小孩子的样子。他的心不小，已经很成熟了，可是他的笔触却很童稚，这两个加在一块，令人很感动。

《摄影家》杂志是我的黄金岁月

问：即使对您作品持保留意见的评论者，仍高度肯定您主编《摄影家》、编纂《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等对介绍西方摄影思潮的无量功德。您通过《摄影家》向西方摄影界成功推介了吕楠、荣荣、刘铮、黎朗等大陆摄影师，还重新发掘了被严重遮蔽的抗战摄影家方大曾。回首往昔，《摄影家》有哪些专辑特别难忘？

阮义忠：第一期就很好，达到了一个以我的能力不容易达到的成就。有一度，纽约街头都有我们的杂志，巴黎重要的美术馆也有；在伦敦，《摄影家》被放在所有人都会经过的十字路口的一个重要书店的一面橱窗里。

我们的发行量不过几千份而已，可竟有这种成就，真是因缘际会：第一，那时大家都在办摄影器材杂志。第二，有过的一些好杂志一个一个关闭了，我们一来，却是国际性的，还替大家服务。我们不是一来就先介绍台湾，也不是一来就介绍华人，我们把世界摄影当成一个范畴，所以所有摄影家都需要我们。我夫人袁瑶瑶的外文能力刚好使这个杂志能够中英文出版，除了译稿之外，我们又走向了双语发行。

第一期就是一个偶然事件，我在法国吐鲁斯市一个摄影展场看到一个“摄影史150年来的回顾”，各国各个不同年代的经典摄影作品都在那里呈现。本来我跟这个馆长尚·杜杰德只有半小时的约会，我很诚实地告诉他，我能够来这里跟你见面就很开心，更何况我能看到那么好的展览。两句话就很投缘，他仿佛在我身上看到以前的他，我在他身上看到未来的我，我们从半小时的约会变成了三天相处。

我拜访他的时候40岁，69岁的他开车送我们到他年轻时工作的地方，一直给我们讲西方的一些美学观念。他也希望替我办展览，我说今天我所看到的这150年来摄影领域最好的经典作品，有一天能在台湾展览那才是我最希望的。

回台后三天，我凑巧接到政府官员的电话，说你有没有办法在三个月之内，办一个国际性的摄影比赛或者是大展。我立刻叫我太太发一个传真给杜杰德，说我们可以办你们在台湾的展览，还可以付借展费，他高兴死了，三天就办成了。

马上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宣传。那时，台湾的摄影杂志很幼稚，报纸根本不懂什么叫摄影，我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给它登呢？《雄狮美术》是可以的，我很多书、文章在那边发，但它顶多给你发一篇文章。我没有适合的杂志可以介绍这个展览，一直想办杂志，那现在就办，我把这个展览的所有内容当我第一期内容的一大部分。

那时我希望有最好的摄影作品，应该不止西方的，还有东方的，一定要有中国大陆的。我一问，大陆最好的摄影家是吕楠。那时他的作品还没有发表，《中国精神病人》在国外倒是露过一两张。我特意从台湾跑到深圳，吕楠从北京“偷渡”到深圳。我们在旅馆，样片在床上铺了一堆，挑。我到香港拿底片，回台湾亲自放大。

台湾就找我最认真的学生吴志华。除了写实之外，应该还有点最新的，就来了一个当年大家都不碰、还没有开始严肃对待的电脑摄影。我们有一个法国摄影家朋友，出过他一本书“观看之间”，中文版译成“摄影大师对话录”。我有这些素材，跟有摄影史以来最好的摄影刊物应该差不到哪里去。既然这样，就一定要有英文版，一定要用最好的画册的纸张，印刷标准应该是我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那时，房子抵押掉也要办杂志，能出几本算几本。印第一期时，还不晓得第二期在哪里。刚刚装好十本新杂志，太太立刻抱着，第二天飞到巴黎去约稿。这样办，怎么会不好呢？

现在，世界上很多摄影家以曾经被我们介绍过为荣；很多大家争相约稿约不来的摄影家、要很高稿费的摄影家，当年会主动跑到我们办公室，问你们对我的作品有没有兴趣。当我们说没有稿费时，他居然说，当然知道，要稿费我去跟《国家地理》杂志要。他们是世界鼎鼎大名的，都对我们那样，所以我们很值了。这本杂志是我的黄金岁月，体力最好，也是经济情况最好的时候，才有资格去世界各国旅行。

杂志第一年还不错，很多广告客户都赞助，可是第二年就不赞助了，他们说你怎么不介绍器材。我们就开始进口器材自己卖了，靠进口器材的生意成功来养杂志。老天一切都在帮助我们，如果那些器材厂商一直支持我们，说不定还不会成功。就是因为第一年支持了，第二年广告不来了，我们才狠下心来，卖自己的产品，依自己的愿望办杂志。

工作、生活跟旅行完全结合在一块了，我们需要出国去组稿、观察，所以做过很多世界上没人做过的题目。比如，报道柬埔寨S—21监狱的“面对死亡”。在大陆没有信心肯定“中国新摄影”时，是我们最早肯定他们，使他们有国际上曝光的机会。

方大曾是被忘掉半个世纪的摄影家，也是我们发现的。对于西方，我们也有很多特别的。比如一个瑞士杂志《DU》，它一直被认为是文化杂志，因为我们从摄影角度去肯定它，才使他们组织了一个世界的巡回展。

我的工作态度让朋友都会那么乐意支持我

问：您在大陆近年规模最大的展览应该是2009年在广州的《阮义忠·转捩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和一个人》？

阮义忠：广州那个规模，不要说是我在大陆最大的，可能这辈子都不太容易超越了；广东美术馆也不可能为一个摄影家付出那么大的空间。我运气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时任馆长王璜生以前读过我的书。我的书信、画、教学、作品、杂志、收藏，展出了半个美术馆，几乎是研究我的百科全书了。我感动极了，他们做得非常好。

问：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大陆摄影界交往？哪些人和事印象比较深刻？

阮义忠：一开始交往是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陈申，因为他任职的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摄影大师》的简体字版，我们还没有见面时他就先出了；另外一个是李媚。我在香港展《人与土地》时，大陆摄影家王苗跟她的先生去参加我的开幕酒会。她给我几本杂志，说大陆有一本《现代摄影》，是李媚创办的，他们特别要我来跟你致意，他们在刊物里面用了你的文章《摄影美学七问》，你跟陈传兴对谈的几篇。有些稿费在她那里，她说如果你哪天有机会到深圳，很想跟你见面，而且要致上稿费。

大陆出版我的《当代摄影大师》时，我去陈申他们出版社看到一本《中国摄影史》，发现这本书可以出成繁体字版，所以我把版权买回来了。那时还没有《摄影家》杂志，就成立了出版社，专门为了出《中国摄影史》。它出版时，刚好大陆第一届国际书展在深圳举行，那时全大陆所有东西都先在深圳推出，试验区嘛。我就到深圳跟李媚见面，《现代摄影》的编辑部就在深圳。我们一见如故，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方大曾专号因陈申而促成，因为他研究中国摄影史，当他知道中国摄影史上有一个方大曾这样的人物时，他很好奇。所以，找到他妹妹，看到他抗战期间作品的底片，又整理。可是当时大陆没有人感兴趣，他跟我提过一年之后，我第二年再问他，他说大家都不感兴趣，我都把他忘了。我说给我看看，我一看就决定要给他一个专号。

当我想要办杂志时，第一个就问《现代摄影》的主编李媚，因为她的刊物办得很好。她马上说，要达到你的刊发标准的只有一个，吕楠。从吕楠开始，我也很运气，一开始就被介绍为，被摄影界公认的、到目前都是最严谨的摄影家。我们这几个到现在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可能我的工作态度让原来就很认真的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都会那么乐意支持我吧。

八坼老街胶片版-14Photos

沙风 — Tue, 23 Apr 2013 00:01:28 +0000

1. 老街

2. 老房子

3. 老房子竖幅

4. 老街石板路

5. 老街石板路竖幅

6. 老街摄影

7. 老街门巷

8. 老街的猫

9. 老街的猫2

10. 老街的猫3

11. 老街一景

12. 码头

13. 老街的孩子1

14. 老街的孩子2

天主堂

沙风 — Thu, 11 Apr 2013 08:25:27 +0000

1. 天主堂

2. 圣母玛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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