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无

解毒《三体》：人类就是不应该感谢罗辑

2022-12-17T10:41:00.009+10:00

原创海边的西塞罗海边的西塞罗 2022-12-16 17:29 发表于山东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 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今天我们来聊聊《三体》上周六，《三体》动画版在B站上上线了，当天播放量就破了亿。事实上，即将到来的2023年，可以说是个“三体年”，不仅这部艺画开天制作的动画版《三体》，由腾讯制作的国产剧版和网飞制作的美产剧版《三体》也都将上线。自从出版之后就就一直维持热度的《三体》小说预计肯定会再次引发热烈讨论。实际上，B站抢先发出的这部动画版《三体》，在播了两集之后就已经引发巨大讨论了，赞誉者称之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总算动画化了，能动就行。”而批评者则说这部《三体》拍的不那么“原汁原味”，从人设到剧情理念全离着原著走样了。“动画版《三体》与原著的关系，就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与钢铁之间的关系”…… 说说我看了这两集之后的观感，其实，作为一个云三体迷，我倒没有很多铁杆那么关心它是否原汁原味的还原原著。但有一个小争执，倒是非常让我在意——正如很多铁杆三体迷说的，艺画开天拍的这部《三体》，拍的似乎有点“脏”。别误会，这个脏不是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幕，而是整个动画给人呈现出的那种镜头质感，到目前为止是一种灰蒙蒙、黑压压、PM2.5总是过高的感觉，即便是在展现繁华城市的街头时，动画制作者似乎也可以营造出一种繁华中透露着穷破的“后启示录风格”。这一点让很多年轻三体迷特别不爽，近未来啊！就发展了个这？再联想到这家动画公司之前做的动漫就是后启示录风格的《灵笼》，感觉艺画开天是画完《灵笼》之后，手都没洗、稿纸都没换，直接就来画《三体》了。可是我却觉得，艺画开天坚持给《三体》套上这样一种风格，不算是失败，反而应该算是成功。因为我想起了早几年以前，另一部同样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爆火电影《流浪地球》。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的话，不妨回想一下，电影《流浪地球》里的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巨大而强有力的工厂机械，整齐划一而又单调肮脏的工装，以及同样整齐划一，却又贫穷、残破的居民地下城生活环境——这种风格，我愿意称之为“老国企废土风”。因为它太像我小时候跟我爹去他们工厂时，见识到的那一切，上世纪90年代那些北方濒临破产的国企老厂了：一方面有着高大却锈迹斑斑的机械，另一方面，服务于这些机械的工人、工程师们，也过着同样锈迹斑斑的生活。那么，无论电影还是动画制作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用这样一种风格去描绘大刘笔下的未来人类社会，这贴不贴切呢？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至少在社会质感上，影视化的《流浪地球》和《三体》，都做到了大刘笔下无法描绘的“神还原”。《三体》和《流浪地球》里，大刘都预设了这样一个背景——人类预知到了一场远在几百年后的灾难（三体人入侵或太阳爆炸），为了抵御这个灾难，人类政府集中社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资源，去完成一项宏伟的大工程…… 在这种大背景下，消费品的稀缺和普通人生活穷困一定是难免的：《流浪地球》原著中，地球搬家前就有一半的人口没有拿到地下城的门票，直接死掉了。而《三体》小说第二部中，为了统一调控资源，人们则重新回归了“凭票供应”时代。这些细节，其实大刘在他的小说中都有写，只不过读者在阅读时会忽略书中普通人的这种凄惨和穷困——只因为大刘的“大工程幻想”太浪漫，太宏大了。鹏飞万里，都容易看不见底下的蝼蚁，何况你翱翔宇宙。但电影和动画制作者不约而同的把这种“老国企废土风”还原了出来，这个把握是非常精准的。看来制作者中还有人知道这种大计划意味着什么。有些三体迷，一方面醉心于大刘的宏大想象，另一方面又抱怨制作者把未来画的太“脏”，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精致的繁华，只属于高度自由的商业文明。而如果依靠行政命令去调配大量资源，投入到某项大工程里，为这种体系服务的社会和城市就只会呈现那种风貌——更确切的说，也只能呈现那种风貌。甚至，我可以说，电影版《流浪地球》和动画版《三体》还是过于手下留情的，他们应该去查阅一下上世纪60-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城市的风貌和人们的着装——那个风格，我估计才更接近出身娘子关水电站的大刘基于他成长回忆的想象。作为一个读过刘慈欣所有作品的资深读者，我可以确切的说，大刘这个人，一言以蔽之，是一个“大计划爱好者”——或者说“计划控”。他总是在幻想一些超级宏大的、富有诗意的超级工程、超级计划，而为了这些大计划，人类可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种倾向从他早年写《地球大炮》时，就已经体现的很明显了。在那篇作品中主角的儿子为了搞一个失败的大工程（地球隧道），把整个人类都搞破产了，亿万人死于非命，可是作者在小说临近结尾时，却借主角之口嘲笑世人说： “长城和金字塔都是完全失败的超级工程，前者没能挡住北方骑马民族的入侵，后者也没能使其中的法老木乃伊复活，但时间使这些都无关紧要，只有凝结于其上的人类精神永远光彩照人！”他指指身后高高耸立的地球隧道南极站，“与这条伟大的地心长城相比，你们这些哭哭啼啼的孟姜女是多么可怜！哈哈哈哈……” 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一段时，平生第一次大刘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承认，他作为一个作者，想象很壮阔瑰丽、脑洞很大胆新奇。可是这种瑰丽和新奇，不等于你可以为了爱这些，无视基本人性原则，把人的生命看做nothing。如果你觉得与长城和金字塔相比，枉死的累累白骨都是nothing……那也行，您自己去当回万喜良，被始皇帝砌到长城里如何？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可以爱星辰大海、爱“超级工程”，但爱到这个程度，着实有点病态、变态，甚至有点反人类。当然，我估计大刘自己也认识到了他作品中的这个硬伤。所以到了写《流浪地球》的时候，他给自己的想象打了个补丁——在流浪地球里，人类预见到若干年以后，太阳会发生爆炸，于是不得不启动大工程，用核动力发动机推着地球搬家…… 这样一讲，好像就把超级工程启动带来人道灾难问题说圆乎了—— 太阳要爆炸了！如果啥都不干，再待上几百年，全人类一块完蛋？这个时候，你还顾得上那些瓶瓶罐罐？赶紧造些行星发动机、牺牲全球一半的人口，带上地球去流浪吧！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这样一说，超级工程的伦理问题是没有了，但技术问题就又来了——《流浪地球》这个故事从科技的角度看，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灾难片《2012》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席卷全球的灭世大洪水也是奔着毁灭全人类去的。现在，让我们假设，按照大刘的一般叙事模式，如果让人类早四百年以前就预见到了这场洪水会发生，那么我们能更好的在这场洪水中的幸存下来么？回答是，反而不能。因为早四百年以前，人类还处在大航海时代，那个时候的船还是用木头造的，如果当时的人类就提前预知了大洪水的来临，并开始制定长达400年的全球大计划、大工程。那么这个工程注定也只能是打造一艘或数艘木质风帆的诺亚方舟。人类可能要在政府强令下停下一切正常生产生活去种树、培育木料，研究怎样把木质帆船造的又高又大，挡住滔天巨浪。可是这样一来，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恐怕就都没有，人类会永远无法知道原来可以用钢铁来打造船壳、用煤炭和石油去推动船体，至于什么电力、生态循环、乃至怎样抵御坏血病，这些知识人类都将错失，也不可能列入计划内。于是当400年后滔天洪水真的来临时，就不会有电影中那样宏大的钢铁“诺亚方舟”，人类只能造出几条比它们小得多的木制小舢板，几乎铁定要被灭世洪水一锅端。是的，早做计划、做大计划，反而完蛋。晚做乃至不做计划，反而能幸存。这个道理不仅存在于科幻推演中，更在人类历史上一再真实的发生。通观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迄今为止，所有试图制定一个宏大计划、长计划的国家和文明，在竞争中最终都会输给那些不谈计划，只安安心心先把眼前日子过好的文明。中世纪教廷强调的“最终审判即将降临”、拿破仑时代的“欧洲大陆封锁计划”、希特勒梦想的日耳曼尼亚、二战时期日本倾其国力建造的超大战列舰大和、武藏。还是苏联在冷战时代搞的那些为和美国拼发展刻意搞出来的“汽车城”“科技城”，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大计划”“大工程”，有一个最终成功的吗？而今安在哉？为什么刻意制定的“大计划”总是拼不过自由发展的“小日子”呢？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也简单。因为一个过于长远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是需要外界不断的给其输送维持其持续运动的能量的。一旦计划出现一个纰漏，这条供能带断掉，整个计划就会满盘皆输。而自由发展则不然，它能够从自己的发展前行中自己获取新的能量、并不断校准方向，当达伽马的远航船队在里斯本靠岸，带回百倍的商贸利益时，葡萄牙王室根本不用再去搞什么制霸全球的百年海洋计划，他们的商人自己就把这事儿干了。所以，你知道所有超大计划、超大工程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了吗？在于人类的认知是不断进步的，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计划总没有变化快！一个学过人类文明史、科技史的人再去读《流浪地球》，会觉得这个故事写的非常可笑——为了一个数百年后的太阳爆炸，人类自己打断了既有的、经济和科技赖以繁荣的生活方式，杀灭了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小说中还限制了另一半人口的生育），只为了搞了一个“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大计划…… 且不说你连能推动地球的重核聚变发动机都搞出来，再放手发展几十年，科技能不能给你一个更好的解题思路。光说这又蛮又笨的大计划，谁能保证计算步步精确，不出未知的错漏？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较真，其实跟《地球大炮》一样，《流浪地球》的本质，还是为大刘的那个“大计划幻想”服务的——虽然从人文到科技，这个故事硬伤百出，但管它呢！这个计划多大，多爽啊！是的，《三体》三部曲，本质上讲，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刘式大计划”的故事，而且是增量加强版——从“红岸”到“古筝”、从“面壁者”到“执剑人”，计划一个又是一个，甚至还出现了“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这种名梗。在三体中，大刘显然把他对大计划的热爱，写到书的每一行里了。当然，大刘是个聪明的作者，写完《流浪地球》之后，他应该也发觉了，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会让所有大计划变得过时、可笑。为了堵上这个硬伤，他不得不继续给其世界观打补丁——进步妨碍我制定计划？那简单，我把进步锁死就是了！是的，大刘打的这个补丁，就是那个《三体》三部曲中一以贯之，锁死人类技术发展的设定——智子。其实智子这玩意儿的存在挺破坏整个小说的内在逻辑架构的——一个文明，都能实现对一颗质子的低纬度展开，并在上面蚀刻电路，将其搞成超级计算机兼通讯器了，他们居然还搞不定行星轨道的问题？戴森球都早应该造出来了好吗？可是大刘不管，这个超级黑科技他必须给三体文明加上，因为只有加上了，他才能继续帮人类做一个横跨400年的大计划、大工程。无论罗辑、还是章北海，他们的行为模式都是在这个世界中才不显得神经病的。这个世界观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三体文明亡我之心不死，并正在杀奔地球来的路上，过上四百年，他们就要来了！第二，人类的技术被智子锁死了，这四百年里，不会再有科技进步和随之带来的技术进步了! 在《三体》小说第一部结束时，大刘已经为其读者展现的三体世界观，如书中所言“这是人类黎明的黄昏”，但却是一个计划爱好者天堂——一个社会，只有当其内部发展停滞，而又在外部处于存亡边缘状态时，超大计划才是必要且有效的。而大刘的小说，至少经过三次版本升级，总算给他心爱的超大计划找到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发挥空间。大刘给《三体》的世界设定，是人类文明的黄昏，却是大计划爱好者的天堂。所以，我很看不惯时下的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三体迷会喜欢把来自于这本书一些是非观、善恶观，去套用在现实中。动不动就来几句：“人类不感谢罗辑”，“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看到别人提一点基于人道主义的不同意见，则上去讥讽为“圣母婊”、“圣母的眼泪”。是的，《三体》的世界观，是为了容纳大刘的“大计划”而被刻意扭曲出来的。这种假设出来的的极端条件，对一本科幻小说来讲无可厚非，但你把基于这种世界观得出的观念，生搬硬套到现实中，则非常可笑。看完了《星球大战》你真敢那把光剑上去砍人吗？看完《三体》，你就真要崇拜“罗辑”那样的面壁者么？这其实一样滑稽。人类就像之前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安安生生的繁荣发展，过自己安生日子不好吗？干嘛非要崇拜“面壁者”那样的人，把社会资源都集中给他，满脸崇拜的看着他独自一人思考关乎全人类的“大计划”？须知，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三体舰队”，正磨刀霍霍向猪羊，要在几百年后灭了人类，也没有一个智子，锁死了我们的发展前途。 “人类不感谢罗辑”，是的，现实中，人类就是没必要感谢罗辑那样的“面壁者”，因为人类永远不会到那份上，需要这种模式出场挽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不知你反思过没有——无论是大刘还是他的死忠粉，都非常鄙夷极端环保主义者。在书中和评论里把这种人黑出了翔。但实际上,这两帮人的思维逻辑，反而是最相似的。首先，他们都有一种非常紧迫的危机感，大刘和他的死忠粉们担心的外星人入侵、太阳爆炸这样的大灾难。而极端环保主义者担心的则是生态大灾难。其次，他们都不会或者惧怕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大刘在小说中直接用智子锁死了人类的未来科技发展，哪怕到了第三部三体人都撤了，人类技术还是没怎么进步。而现实中的环保主义者，极端排斥的论调则是“科技产生的环境问题，只能由科技进一步的进步去解决。”他们会为了臭氧空洞问题主张弃用冰箱、空调，也会为了碳排放问题而抵制吃肉——哪怕氟利昂的无害替代品找到了，人造肉也在发展，他们也假装看不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都会自认为聪明的制定出一个“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大计划”。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计划是绿色地球、人类要回到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去，而不顾现代工业社会究竟养活了多少人。而疯狂崇拜大刘的工业党，则认为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杀死一半的人去搞个流浪地球，或者弄个执剑人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HOW DARE YOU!”，他们理直气壮的这样说。是的，其实本质上讲，大刘们和极端环保主义者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有一种基于智商自恋的迷之执拗。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洞悉了这个世界发展规律，可以通过自己的智力推演，充当“面壁者”，制定一套精妙的“大计划”（不管是环保的还是流浪地球的），而为了这个计划，人类之前形成的一切道德、规则、经验、理念、人性，则都是nothing，是可以全部砸碎的。一切为了环保（生存）么！于是，大刘作品的“壮观”感，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来的。我想说，这是一种过度自信到残忍的壮观。而科学史告诉我们，这种对自我智力和大计划的过度自信总是注定要闹笑话额。人类从没有、估计也永远不会彻底洞悉一条宇宙的真相。天文学上托勒密是错的，但哥白尼不完全对，物理学上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有适用范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肯定也有。用大刘书迷熟悉的话说，就是不可能存在一个《朝闻道》里那样全知全能的文明，告诉你宇宙的终极真理。所有智慧都有疏漏。所以推出一个“面壁者”，给他无限赋权，让他制定一个超大、超长的计划，这个想法本身，注定了大计划一定会露馅、破产。因为随着计划的扩大，“面壁者”必然存在的思维漏洞也会被同步放大，最终这种放大一定会让整个计划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这是《三体》里的名言。我觉得这话可以原装奉还给很多看《三体》看上头、迷恋“面壁者”和“大计划”的读者——不要把自己想的那样聪明，你怎么知道你那不顾一切的大计划一定是对的？尊重历史、尊重人类的既往共识、尊重底线，安心把眼下的小日子过好，安心做日积跬步的发展。这才是现实中一再被历史验证的人类得以繁荣和发展的正路。所以，《三体》也许是本好科幻小说，但它绝不是个好寓言。为了满足大刘的“大计划幻想”，它塑造的那个世界设定是极为扭曲、异化的。不要总拿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世界观”去套用到现实中。你会发现，这跟看完了《葫芦娃》就以为种葫芦能长出个大胖小子一样，很可笑。至少，人类就是不应该感谢罗辑，因为那样掌控全局、代全人类思考、为人类安排一切的“面壁者”，在现实中就不应该存在。万幸的是，也不可能存在。全文完如文所述，明年是个《三体》年，预计这本现象级小说会再度引发热议。作为读过大刘所有小说的科幻迷，我觉得对《三体》的评价是这样的—— 一个读者当年压根读不进去《三体》，那他肯定不是科幻迷。但如果读了多年后，还把这本书奉为“科幻圣经”，那他多半也不是科幻迷——因为他没有一个科幻迷该有的阅读量和反思力。是的，《三体》是本好科幻小说，但它同时也是“有毒”的，它的很多关于科学、社会、人文的探讨，写到最后其实类似诡辩，让人初听觉得脑洞大开、很有道理，但细一琢磨其实漏洞不少。把这些理论奉为圭臬在现实中做事更是大谬。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解毒三体》的系列——不一定全部站在批评的角度，但至少想提供一点我自己的反思。我知道我这样写，会让很多“三体教”的读者不满，但我觉得“圣经最好的读者，是在异教徒中。”听我这个“反水”的前粉丝怎么反思一下三体，可能也别有趣味吧。本文7000字，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感谢您读完，喜欢请三连，如果反响好的话，我会把这个系列一直写下去。海边的西塞罗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劳东燕：直面真实的世界

2022-02-21T16:28:00.004+10:00

【原编者注：北京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劳东燕1月29在微信公众号“劳燕东飞”上发布题为《直面真实的世界》、长达6000字的文章。该文章仅存活了不到2个小时，就被微信平台删除。劳东燕曾在2016年荣获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她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一直努力说真话，也曾声援过被当局打压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以下是《直面真实的世界》全文。】

一、引子

踌躇许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总结，要从哪里写起。

过去的一年于我而言，算是地过得平静，少了明眼可见的中伤，也不复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内心的郁结之处并未消散，同时迷茫之感与日俱增。

记得2019年曾读到一句话，大意是，2019年是过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时也是未来十年里最美好的一年。当时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颇有些洞察先机的意味。

疫情之下，岁月静好的想象终于难以维续，因为兵荒马乱的日子，距离每个人都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就在不久之前，又一个城市经历了围城之困。谁能保证，武汉与西安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

在一个到处充斥正能量话语的社会，不安感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在全社会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对自由的追求时常成为被讥讽的对象，而人们对于权力的渐趋集中，对于以安全为名的各式管控，对于以大数据追踪为基础的技术统治，日益表现出无所谓甚至是欢迎的态度。

2020年的我，愤慨与感喟都主要围绕自身的遭遇，试着全面接纳在不期然中降临的中年心态；终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或迟或早地要步入中年，从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觉察到的是周遭的变化，对于周遭世界与很多事物，都被迫经历重新认识的过程。

二、在荒谬中生活

疫情的连锁反应，加上时局的变动，导致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

发表一份记录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种种的日记，得做好被约谈的准备。声援一下因课堂言论被开除的同行，甚至要面临“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体的接力呼吁之下，好不容易从精神病院出来，最终却只能在年关来临之际，选择从此别离家乡。

冰天雪地里，怀胎八月的孕妇在医院门外坐等流产，而突发心脏病的老人，以必须核酸检测为由，在无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机会。一位妈妈接到中学放假的女儿，在已通过十八轮核酸检测的情况下，仍被卡点拦着不让回家，在冬日的寒夜彷徨街头直到天明。

山东的某位镇委书记告诫上访人员，有一百种手段“刑事”对方；河南的某位县长更是杀气腾腾地喊话，春节期间要对恶意返乡者先隔离再拘留。

以上种种，多么希望只是个例，可惜不是。那位声称有一百种手段“刑事”上访人员的镇委书记，想必不会认为自己说的内容有错，而只会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说而一直在做的事说出了口，还不小心被录了音。的确，她道出的是现实。刑法中多的是手段来对付上访人员，包括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以及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实务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与女儿一起彷徨街头的妈妈，曾这样哭诉：“如果每一个教训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成为教训的时候，这样是不是太惨痛了？……你们是执法部门，但是天理人情呀，我们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诉让人潸然泪下。然而，在这起事件中，究竟谁是为恶者，谁需要对结果负责呢？答案是没有。就像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回应的那样，我们无能为力，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卡点人员做得不对。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稳定为名，宣称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可悲的是，无论是医院的保安还是卡点的人员，每个人都在尽忠职守，犹如螺丝钉那样，认真贯彻来自上面的规定，同时却对具体个人的苦难视若无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难的肇因。

单纯人性的恶，尽管看起来触目惊心，其实并不那么可怕，因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重庆那位男子为实现再婚目的，不惜将一对亲生儿女从高楼抛下，谁都会发出恶魔在人间的斥责。然而，制度造成的恶，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纵观20世纪的浩劫，几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恶所造成，恶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酿成难以想象的悲剧。

在恍惚中，我听到国家机器在那里嘎吱嘎吱转动的声音，反应敏捷，运作有序，却缺乏任何温情，显得理性而冷酷。在这样的国家机器眼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地无足轻重。两种理念竟能并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谬。

荒谬的不止于此。当初以自由为名而得以迅猛发展的网络与数据技术，正在成为新的统治工具，给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套上日益沉重的枷锁。技术本身以造福于社会为名而被大力倡导，但现实中它们经常被用于监控与操纵，包括进行愚弄。

就比如，个人在朋友圈发布的信息，不时会遇到只有自己可见的情况，而发布者往往还并不知情。同时，与主流不同的声音越来越难以发出，即便侥幸通过发布环节的审查，也会被技术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术的统治之下，个人被大数据系统所误伤，也经常不知道找谁理论，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阵之中。

学生时代在王小波的书中读到花剌子模国信使的故事，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给国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坏消息难道会因为信使的不传达而消失吗？然而，此种类似于寓言的故事，在现实中一再地上演。

当下的社会治理中，不管什么层级，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而是相应问题是否成为了舆情事件。于是乎，不解决问题，而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成为治理中的惯常手段。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事件都单纯地当作舆情问题，导致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多。本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后变成天大的事。

更为荒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锁的人，不仅不愤怒于自由的丧失，还颇为怡然自得，就像温水中被煮的青蛙。并且，虽然自己也是被统治者，却特别善于为统治者着想。一切都是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么，牺牲他人的权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普通个人为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被迫承担越来越多的污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他人的不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冷酷，甚至想方设法要从当事人的身上找出错处来。这种下意识的言行，折射出一种颇为微妙的内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于自身的过错所导致，而我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于降临到我的身上。

可以说，正是真实世界中安全感与稳定预期的严重匮乏，酿生了此类扭曲的自我臆想。当全社会陷入这样的臆想，被害人有错论的泛滥成灾，也就变得容易理解。只有纯洁无辜的被害人才被认为值得同情，而这样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们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与同理心，在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稀缺，日渐地成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发现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矫情的同时，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惘然。直面荒谬，又时常无能为力。所以，尽管早过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与迷茫。

公众号停更一年，期间除因出版社的提议而发布过新书的信息外，没有专门写过或推送过任何文章。偶尔有朋友或学生问起，多是以忙的理由来搪塞。但从内心来说，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现在，但凡涉及社会性的问题，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言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写些什么。当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授予菲律宾记者玛丽亚·蕾莎与俄罗斯《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时，国内报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而外媒的报道则是”以表彰二人为捍卫言论ZY做出的贡献“。不知从何时起，言论ZY竟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

迷茫还表现在，除了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之外，我不知道这样的公共写作有什么意义。在公知被普遍污名化的今天，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包括这个时代的青年，都不怎么欢迎指摘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一位年轻女孩挖苦讥讽公知的，被她点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们这一代年轻时颇为尊敬的知识界人物。看完之后，心里顿觉一阵寒意，不由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大概只有作为人血馒头的意义。他为之付出生命的民众，就是那样对待他的。

实际上，不止是公号文章的写作，甚至于对学术写作，我也开始陷于意义的迷茫之中。观察近些年来的法律实践，发现学术性写作除了为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许本钱，原以为的推进中国法治的意义，纯属一厢情愿。法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像学界中人的自娱自乐，表面的繁盛掩盖不了内里的空虚与犬儒。在学术日益内卷化的今天，论文写作的意义往往只在于发表。说到底，在理论对法治的设想与实务对法制的践行日益背道而驰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论能对实务产生多少影响。

更为迷茫的是，在这一年中，我试着让自己收敛与合规，但终究发现，很多时候都会被逼到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也许，是我的忍耐力不够吧。很多事情，但凡还有一点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么能忍得下来。无止境的忍耐，无原则的退让，最终会让自己都鄙视自己，那样苟且地活着，真是枉称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话，就要经常处于愤怒的状态，还可能被认为是麻烦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让人迷茫的还有，关于努力的意义。一直笃信越努力越幸运的我，突然间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义何在。这些年来，努力前所未有地贬值，就像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所谓的“贬值”，不只意味着更多的努力换不来更高的收入，也意味着随着阶层提升渠道的收紧，拼命的努力也不见得能改变自身的命运；“贬值”还意味着，对很多社会问题所作的努力，难以获得真正有意义的改善。

就比如，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法界同行与媒体同仁，这两年在人脸识别的问题上做了不少的努力。两年之前北京地铁在准备推广人脸识别时，因遭遇舆论的反对而搁置；两年之后北京已有五个地铁站悄然推行人脸识别，预计很快就将全面铺开。不止如此，小区、商场、学校等各类公共场合，借疫情防控的东风，人脸识别技术的适用都有愈演愈烈之势。

如果所做的努力没有意义，那我们还要继续选择努力吗？然而，不努力又能如何？恐怕只会使处境更为糟糕。所以，就只能在迷茫中忙碌，在忙碌中迷茫。在努力遭遇断崖式贬值的今天，这样的迷茫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无怪乎“内卷”与“躺平”，会成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关键词。

“内卷”的本意是不必要的复杂化或缺乏进步的自我重复，对于努力的贬值现象，用“马尔萨斯陷阱”来形容可能更为准确。不过，“内卷”的字面意思直白易懂，也比较形象：既然没法对外使力，那就只能卷入内部的过度竞争。在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躺平”也相应成为一种不失明智的处世立场。不再接受打鸡血式的激励，也许是年轻一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消极的抗争，以部分地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吧。

四、在适应中反省

从年轻时候开始，我便认为法治在中国的实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这种盲目的乐观遭到了现实的痛殴。眼见着依法治国日益地变成以刑治国，法家主义的法制卷土重来，有时会有悲从中来之感。我不算悲观的人，但仍难以完全消化外部环境的冲击带来的沮丧与失望。我很想兜售正能量，但在春节返乡也要被冠以恶意的年代，实在是说不出口。在程式化的政治话语漫天飞舞的时代，作为学者，至少应该保持起码的真诚。一味地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终不免沦为虚伪与投机。

我始终认为，与给予虚幻的希望相比，认清与直面现实是第一位的。就像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我选择让她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不会刻意掩饰其中的丑陋与残酷，给她一个修饰过后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初一的学生，我推荐她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让她自己去思考女性命运与两性平等的话题。前不久她主动提出要看《辛德勒的名单》，我也表示同意，陪她一起观看，并且在看完后与她探讨，为什么这样的影片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所以，我的女儿虽然成绩平平，在他人看来可能毫不出彩，但在我眼里，她自有她的出色之处。她对优秀影视作品的鉴赏力与领悟力，远超同龄的孩子，对于一些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判断，也胜过许多脑袋空空的成年人。

直面现实，接受世界残酷的一面，是走向成熟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不然，心理上就永远只处于蒙昧的幼童时期。就像有句话说的，“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人的成熟，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我始终不认为，将各种社会问题搁在那里，不让人说破，不让大家知晓，便是所谓的正能量。如果正能量要依靠掩饰而获得，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这样的正能量，未免透着一股掩耳盗铃式的虚弱。

只是，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如何让自己不至于变得愤世嫉俗或是随波逐流，是颇费思量的事。在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对个人来说，势必面临如何调整与适应的命题。完全坚守原先的自我，会因为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而遭受痛苦；反过来，选择成为变色龙，也终究会由于迷失自我而陷于空虚。在两端之间怎样平衡，如何在适应外部环境变动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可能是很多人正面临的困扰。我也是如此。

年岁渐长，终究发现，对任何个人来说，时运都是第一位的。再生猛的人，也强不过时运，中国人喜欢讲天命，或许与此有关。但是，特定的时运之下，作为个人仍会有一些选择的空间。

所谓的适应，肯定不是通过一味地扭曲与改变自身而顺从于外部环境。单方面的顺从，只会造就苟且的自我。就像法律一样，作为个人，我们不仅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动，而且需要具备自我演进的能力，通过以我为主的选择不断地实现自我更新。这正是卢曼系统论所给予的启发。

相应地，在对外部环境的变动保持敏感并调整认知的同时，需要努力培养内在的生命力，以形成更为强大的自我。一个强健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自我，会更有能力化约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同时拒绝犬儒与投机。

所以，在得知近几年国内位列TOP2的两所大学，70%以上的毕业生都选择公务员与教师等体制内职位时，我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惋惜。表示理解是因为，我知道身边的这些年轻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普遍都高度地焦虑；感到惋惜则是源于，选择体制内的职位意味着选择了安稳，而安稳的职位通常天花板很低，风险变小的同时自然收益也少。

我特别期望，无论身处哪个年龄层，都不要因为疫情的久拖不决与经济的低迷下滑，就放弃自己的梦想，降低自我的期待。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也需要适应外部环境，但不是通过放弃梦想与降低期待来实现。不应该让疫情偷走自己的梦想。

就像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的，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为什么要让高处的眼睛去就低处的双手，而不是反过来努力抬高双手的位置呢？因此，在遇到眼高手低的批评时，或许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至少还有“眼高”的优势，比眼低手低总是要更胜一筹。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下来，以一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耐心，在韬光养晦的同时积蓄实力。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如此。

回看过往的研究，我关注的命题一直是，如何使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系统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思这种研究立场，不足之处在于只关注“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应当是“良善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基于此，实有必要对原先的研究立场做出调整。

法律不只是一个功能系统，需要不断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同时它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承载着时代的价值观与道德底线。因此，在做法学研究时，不仅需要有社会理论的视野，政治哲学的视角也不可或缺，因为后者关注的恰恰是“良善”的维度。当法律人不断地宣称民众应当信仰法律时，其间的法律显然不应当是法家主义意义上的法律。

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遇到不怀好意的攻讦，以往的我，下意识的选择会是忍让退却与保持距离。可能多少是受了“恶人自我恶人磨”的处世哲学的影响。反思这样的做法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像我这么想的，总希望有别的恶人去施行惩治。也正是这样的处世哲学，导致在中国社会吃亏的经常是君子与老实人，而小人与恶人们往往占尽便宜。

可以说，正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选择忍让退却，才让恶人能肆无忌惮地继续为恶。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周遭环境的日渐恶化，选择忍让退却的我们，其实都负有消极不作为的责任。这并非君子之风，而是犬儒懦弱的表现。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在不拉低自己的前提下，是应该考虑坚决反击的。

在微博上读到一句话：“你真正吸引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的样子，而不是你故作谦卑和故作讨喜的样子。”谨将这话送给此刻可能迷茫彷徨的你，也送给我自己。

“如果你选择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去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如果你选择不仅与强者为伍，还会同情帮扶弱者；如果你时刻设身处地为那些没有像你这般地位的人着想，那么你的存在，将不仅是你家人的骄傲，更是无数因为你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成千上万人的骄傲。”这是J.K.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致辞中的一段话，我特别喜欢。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愿你我都能拥有这样的正能量。

2022年1月29日完稿于清华园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2017-11-16T15:51:00.000+10:00

中国人在海外被人看不起还真不是国家强不强大，如果国家尊重自己的人民，即使很弱小，洋人也不敢歧视。洋人歧视华人都是政府造成的，这里我说几个故事。
中国使馆对外国人的接待日是每周的五个工作日，所以洋人来使馆办事随到随办。对于华侨的接待日是周一和周四两个半天，如果要求办护照证件什么的，要一大早排队，到点了，就把大门一关，下周再来。如果着急，可以加快，加快收好几倍的手续费。中国人排长队叽叽喳喳的不成体统，洋人不排队很潇洒轻松自如。你说洋人怎么能没有优越感。

2000年我在德国联邦铁路公司工作，公司派我带几个匈牙利工人去伊拉克工作了两个星期。在巴格达的重建工地的营地就是一个联合国，许多的国家都在投资援建，有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印度，还有菲律宾等等，好多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都住在一个大本营里的各个区域，全都是集装箱式的简易住宅。所有的国家工程队的住房都是两人一座集装箱，里面有卧铺衣柜淋浴卫生间和空调，不论职务高低不论是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工人，大家住的都是一样标准，吃饭是各个工程队的集体食堂。
但是，中国工程队的宿舍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总经理级的是一人两个集装箱，就是一室一厅了，全套设施，项目经理是一人一个集装箱有空调卫生间，技术员班组长是两人一间集装箱，没有空调有电风扇，公共卫生间洗澡间，工人是四人一个集装箱，电风扇公共洗澡间，总经理和经理是单独的小厨房，班组长以下的都在大厨房吃饭。每次中国来高级领导视察，中国工程队全部停工，夹道欢迎和集体训话和拍手鼓掌。其他国家也有国内来官员，但是，没有人理睬，大家该干嘛还是干嘛。这同中国人有了明显的对比，德国工友就问我，中国工人是不是奴隶？印度工人就说是不是中国也有贱民？
所以，在那个营地，连伊拉克工人都看不起中国工人，因为工地上所有的人待遇都是平等的，只有中国人不平等。

回中国，在上海机场入境，特别设了一个华人入境闸口，翻来覆去的查包包查身份，问来问去，好像一个个是回国捣乱的。洋人的闸口很通畅，打开护照盖个章就放人，也不问这问那。你说这事儿多憋屈。
这些事情，洋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怎么会看得起中国人，你们自己的国家都看不起你们，凭什么我们要看得起你。

巴黎报道拿破仑进军之《广州日报》版本

2017-10-16T21:16:00.001+10:00

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
第二天：“吃人的魔鬼向格腊斯前进”；
第三天：“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
第四天：“波拿巴占领里昂”；
第五天：“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
第六天：“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的忠实的巴黎”。

没有最惨！一家汽车公司，让一堆对冲基金下跪，结果……

2017-10-09T22:24:00.002+10:00

今天，我想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是关于德国保时捷公司的——没错，就是那个生产著名跑车的保时捷公司。　　这个故事里，有汽车，有历史，有家族恩怨，有相爱相杀，有精彩对决，甚至有对冲基金经理被逼自杀…… 　　尤其是，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其发生时段距离现在还不到10年，而有些剧情到目前还在继续演绎。　　第一幕　　一家汽车公司，让一群对冲基金跪下叫爷爷，凭什么？　　时间要从2008年初说起。　　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全球经济火热得不要不要的，卖跑车的保时捷公司赚钱赚得那也是不要不要的，当年纯利润就高达64亿欧元，创下历史记录。　　赚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了这么多钱，该怎么花呢？　　给股东分红？　　NO！NO！NO！　　有了这么多钱，我们正好可以买下另外一家著名的汽车公司——德国大众。　　早在2005年9月26日，保时捷就已经对全世界宣布，他想要收购大众公司。　　按照咱们天朝股市的规律，一家公司宣布要收购另一家公司，被收购那家公司的股票还不蹭蹭蹭地来几个涨停板，不涨个一倍两倍的，都对不起“上市公司”这四个字。　　可奇怪的是，大众公司的股票并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跌…… 　　商场如战争，要搞收购，保时捷公司首先需要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保时捷公司当然是看多方，但奇怪是市场上的资金居然在使劲儿卖空大众的股票，难道他们都是猴子请来的救兵么？　　谁是卖空方？为什么他们居然不做多大众公司的股票，反而使劲儿卖空？　　答案是：欧洲各大对冲基金在卖空大众。　　对冲基金这不傻么？　　一点儿都不傻！　　凡是上市公司收购，都是不成功便成仁，如果成功，被收购公司当然是股价看好；但如若收购不成，被收购上市公司股价来一波下跌那是免不了的事儿。　　那对冲基金为何断定，这场收购玩不成呢？　　因为，大众公司不是一般的公司，真的是所谓的大众的公司。　　虽然说，德国大众与保时捷一样，都是家族企业也是上市公司，但大众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二战期间希特勒曾经征用过这家公司，由此产生了官方股份，战后为了防止这家公司被外国公司收购，德国政府专门为大众公司量身定做了一部《大众法案》。德国的《公司法》规定，只要对一家公司持股达到75%，就算取得了该公司的控制权。但《大众法案》规定，持有大众公司的股份20%以下时，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投票权，当持股比例超过20%，其投票权不再增加，除非，除非你持有80%以上的大众公司股份。　　德国政府为啥脱裤子放屁，不多不少就规定个80%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大众的政府持有股份刚刚好是20.1%，换句话说，只要政府的股份不出售，任你保时捷把市场上的股份买完，你也控股不了大众公司。　　那政府股份到底有没有可能出售呢？　　20.1%的政府股份由大众公司所在地下萨克森州政府持有。法律上讲，归全州纳税人所有，若要释放股份，必须提交州议会表决，弄不好还得启动公民投票，这动静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所以，大家很清楚保时捷公司几乎不可能拿下些许的政府股份——即便是去拿，那个动静也会闹得人人皆知，对冲基金向来消息灵通，肯定早就会知道这事儿。　　为什么保时捷宣布收购大众都快3年了，还一点儿进展也没有，就是因为，官方股份它始终搞不定，所以无法对市场上的股份动手。　　这正是对冲基金敢于做空大众股票的原因。　　没想到的是，2007年大赚之后，保时捷公司真的开始在市场上购买大众公司的股份了，而且量还不少——这可引得一众对冲基金窃喜不已，这下不仅是欧洲，连美国的一些对冲基金都跑来做空大众公司的股票了。　　保时捷公司傻么？　　当然也不傻！　　保时捷为了收购大众公司，早就把《大众法案》研究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2005年起它就直接向欧洲法庭起诉，指控《大众法案》违反了欧盟的《公平交易法》——这个法案在欧盟号称是“经济领域的宪法”，高于各国经济相关的法律，如果《大众法案》真违反了《公平交易法》，就会被判无效。　　对冲基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找欧盟法庭打官司旷日费时，诉讼的难度极高，而且欧盟法庭也不值得为一家企业直接怼败欧盟第一强国德国政府的立法机构，所以市场一边倒看衰保时捷的举动。要不然，也不会引来那么多放空的对冲基金。　　嘿，你还别说，经过两年多的诉讼，2007年底欧洲法庭正式判决《大众法案》无效，保时捷收购大众将和收购其他任何德国公司一样，只要股份达到75%，就能控股大众公司——这也正是保时捷在2008年开始在市场上大举买入大众公司股份的原因。　　一众看空的对冲基金第一局战败。　　没想到的是，对冲基金居然不思悔改，反而大举加码做空。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德国的《证券交易法》规定，通过买入股票对一家上市公司持股超过30%之后，如再增持便属要约收购，必须公告——熟悉我们天朝股市的人肯定也明白这个规定（中国规定是持股5%以上就必须公告）。　　保时捷虽然打赢官司废了《大众法案》，但却躲不过《证券交易法》，就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保时捷对大众的持股刚好是31%，这意味着保时捷公司对大众股份的增持以后，每进行一步都要公之于众，在阳光下晒一晒。　　可想而知，这个规定对空方无比有利。　　31%的股份占比距离75%还有相当的距离，接下来，保时捷在明处，对冲基金在暗处，随时可以相机离开，who 怕 who 啊！　　果不其然，当保时捷持有大众股份的仓位增加到42.6%之后，这个数字就再也不往上涨了。　　市场纷纷传言保时捷的收购遇到障碍。于是，做空大众股份的融券余额开始大幅飙升，最高峰时放空大众的空单总量竟然占到了流通盘的13%，这在德国DAX30指标股中，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众股价记入DAX30指数)。　　各大对冲基金疯狂做空，孰不知没顶之灾正笼罩在他们头顶。　　因为，用惯了杠杆的他们，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交易所的一项特殊交易规则，而这项交易规则可以让保时捷规避必须公告的那个要求。　　这个规定是什么呢？　　是关于高杠杆的期权交易的。法兰克福交易所规定，如果购买股票期权的人按照股票的全额价款支付期权金，也就是说，不使用融资杠杆，就可以自行决定何时公布自己的期权仓位。特别说明，《证券交易法》关于持有股份超过30%必须公布的规定，是针对现股买卖，而交易所的期权交易规则则是针对衍生品，两者并不矛盾。　　对冲基金忽视这个规定，其实再正常不过了。　　众所周知，期权是一种以小博大的高杠杆交易，对冲基金都是拿着别人的钱，在挣钱过程中唯恐资金不够，所以期权交易中肯定愿意使用杠杆——如果按照股票全价支付期权金，还不如直接买股票好了，使用购入期权而又付出全款，那不是傻逼了么？　　嗯，的确没有对冲基金傻逼，所以，法兰克福交易所的这一规定，从来没有被人使用，自然也不会被人注意到…… 　　保时捷就利用这条规则，支付全款的期权金，将自己本来处于阳光下每走一步都要晒一晒的股票仓位悄悄地转移到了暗处，而对冲基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一直还以为保时捷持有的大众公司股份只有42.6%。　　实际上呢？　　保时捷早已悄悄地购买了大量的大众股份的认购期权，而且全部采用全款购买，由此控制了额外31.5%的大众流通股股份。　　相加之后，保时捷可以控制的大众股份已经高达总股本的74.1%，距离75%只有一步之遥。　　再考虑到政府不可能出售的股份，市场上可供交易的大众公司股票，实际上仅剩下5.8%。　　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在2008年10月23日，由于空头肆无忌惮，大众的空单总量已经高达流通盘的13%，这相当于总股本的10.4%。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空头是当前的空头，在不持有股份的情况下，按照现在的价格卖给人股份，到了交割日，空方必须履行交割义务，也就是买到股票支付给多方的，所以，只有股票跌了，空方才能够挣到钱。　　现在，如果空单总量高达总股本的10.4%，而市场上可供交易的股份只有5.8%，这意味着空方即便把市场上的股票买光，也不够给期权多头交割。　　这样一来，理论上说，大众公司的股价可以上涨到无限高。　　鉴于股份达到75%就可以控股大众公司，保时捷将公告自身持有大众看多的期权仓位公布日期选在了2008年10月26日——这天是星期天，股市不交易。　　当保时捷公布自己持有的大众公司股份+期权总股本已经占比74.1%之后，那天晚上，那些看空的对冲基金经理肯定都是彻夜难眠。　　10月27日周一一开盘，法兰克福交易所就爆发了史上最大的轧空行情，凡放空大众的机构，谁也不想被甩在无券可补的4.6%里，空头们疯抢股票，即使是比当初放空时高N倍的股价也忍痛购买。　　大众公司的股价两天之内暴涨500%，从200欧元暴涨至1005欧元，大众公司的总市值超越当时的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第一大公司…… 　　因为大众公司的股份是法兰克福指数的重要成分股，大众股价飙升让整个的德国股市都完全扭曲，如果继续放任下去，不知道会出现啥情况…… 　　法兰克福交易所出面了，交易所把保时捷和无法平仓的空方叫到一起协商，由保时捷主动释出5%的股票让空头得以平仓，由此德国股市的交易才恢复正常。　　平仓价格呢，当然按照当时的最高价平仓——这可是市场价格！　　就这，还是保时捷给了你们机会，你们才能平仓，要不然，你们跪着叫爷爷，把大众公司股份给买成2000欧元，也不给你们平仓！　　就在这一过程中，各大对冲基金至少赔了几十亿欧元，很多基金经理一辈子挣到的钱，都不够这一次赔，而保时捷公司则挣了有史以来不靠卖车的最大一笔钱！　　据说，有年过6旬的基金经理流着眼泪回到座位上敲单回补，更有两个基金经理因此而自杀。　　动静闹得实在太大，搞得德国金融监管当局介入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是，保时捷毫无违规之处，一众对冲基金经理们只能咬碎了牙和着血咽下去。　　金融界的人物，一向是“赢了装牛逼，输了扮苦逼”，于是很多人说这是保时捷和大众公司之间的一个阴谋，更有人抨击保时捷不好好造车却来玩金融，这是不务正业！　　没想到，保时捷的发言人则轻轻一句话给全部怼了回去，“我还没听说有哪家对冲基金也生产跑车。” 　　啥意思涅？　　其实就是说，你们这些对冲基金经理，玩了几十年金融，却被我们做跑车的公司给玩这么惨，你们所谓的赚钱无非是运气，说到底，你们就是一帮傻逼！　　第二幕　　股权争夺战：我想要你，没想到却被你要了！　　“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通过一个僵尸规则，大赚几十亿欧元，保时捷赢了！　　保时捷赢了！　　保时捷到底赢了没有！　　首先，我们要定义，保时捷什么情况下叫做赢？　　如果说赚对冲基金的钱就叫赢，保时捷赢得那叫一个漂亮。　　可问题是，保时捷的目标是干什么？　　是收购大众公司！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这个目标叫做赢，那保时捷可谓是输得一塌糊涂！　　其实，即便是忘记了那个僵尸规则，对冲基金们也本不该输得这么惨的。　　因为，保时捷虽然2007年盈利60亿欧元，但2008年仍然向银行申请100多亿欧元的授信额度，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如此大笔的授信申请，保时捷当然是发了公告的，所以各大对冲基金也肯定都知晓此事。　　他们竟没有想想，一年净赚60多亿欧元的保时捷，自己钱都多得没处花，还贷这么多款干吗？要知道，当时的利息可不像现在这么低，100多亿欧元的利息，足以压垮保时捷这家质地优良的公司。　　特别是，保时捷申请授信的时间是在2008年初，而使用90亿欧元授信则恰恰是在保时捷持有大众公司股份达到42.6%并不再增加之时。难道，保时捷贷款90多亿欧元不用，天天趴在账上给银行付利息吗？　　所以说，那些重仓放空的基金经理们，输得并不冤枉。　　尽管大赚几十亿欧元，但保时捷最终并没有得到75%的大众公司股份，因为实在赚钱，保时捷将一部分全价认购股权卖给了别人，他认为只要占51%的股份，就可以与大众公司合并，然后以保时捷公司的资产做股份，就可以达到75%的控股比例。　　没想到的是，在保时捷持有大众51%股权，然后提出组建合资公司的建议之后，大众公司给倒打一耙—— 　　弟弟，我们现在不约！你还没有好好解释你那么一大笔债务是怎么回事呢。　　大众公司董事会表示，我们这么些年，好不容易赚了这么多现金，你保时捷公司必须先公布详细债务，努力降低负债率，否则，大众不能冒险和你们合并。　　尽管保时捷拥有大众51%的股权，但并没有办法控制大众的董事会。无法控制大众的董事会，也就没有办法使用大众的现金来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　　也许是2008年只顾着和对冲基金血战了，也许是战胜对冲基金之后无心造车，也许是当年全球经济急剧下滑跑车销量不佳，或者三方面原因都有，总之，2008年的保时捷公司赔得一塌糊涂…… 　　还有银行的90亿欧元贷款等着你保时捷公司来还呢！　　当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保时捷公司陷入现金流困境：　　1）要么通过卖出大众公司股票来还贷款——这个方案的问题在于，如果保时捷真的敢卖股票，股价势必大幅度下跌，原来被吸血的对冲基金报仇机会就来了，他们可以集中做空大众公司股票，让大众公司股价持续下跌，让保时捷卖股票的损失很可能比原来赚的还要多。　　2）继续选择与大众合并，但因为现在净资产太少负债率太高，就不得不降低自己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占比。　　与此同时，大众公司由于手握大把现金，则是两头占便宜—— 　　保时捷你要么卖我公司的股票筹集现金，但现在可是金融危机，你越卖股价越跌，我正好扫货；要么，你就接受你二股东的地位，少给我在董事会嘚瑟。　　趁你病，要你命，就是这么来的！　　金融危机之下，生存才是第一位的。思来想去，保时捷只有接受第二种方案。　　2009年8月，大众汽车与保时捷控股达成一揽子复杂合资协议，大众汽车方面当时以39亿欧元价格购得保时捷汽车的49.9%股权，并通过中间控股公司控制这部分股权，保时捷控股控制其余的50.1%股权。与此同时，保时捷控股公司可以对剩余50.1%的自身股权行使认沽权限，而大众汽车则可行使相应的认购权买下这50.1% 股权——时间截止日期都是2014年9月份。　　没想到，到了2012年7月4日，大众汽车突然宣布，他们将提前行使协议中规定的认购权，发起了对保时捷汽车的新一轮收购行动，大众汽车对保时捷控股支付44.6亿欧元，100%控股了保时捷。　　总结来看：　　2005-2008年，保时捷想吃下大众公司；　　2008年没吃下，到了2009年，反而不得不与大众合并，无奈做了二股东；　　到了2012年，大众反过来以100%股权收购了保时捷公司！　　想要做一把门口的野蛮人，打算恶意收购大众，最终居然被收购对象大众给收购了，也是叫个奇葩！　　第三幕　　归根结底，你的都还是我的！　　大众和保时捷合并，两家合一家，从此天下太平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什么公司不公司的，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好不好？　　第一幕中，想要把大众公司纳入保时捷麾下的那个人，叫沃尔夫冈-保时捷(Wolfgang Porsche)，是当时保时捷公司的掌舵人；　　第二幕中，拒绝保时捷收购意向的人，则是大众监事会主席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他在保时捷控股近75%的时候，站在了保时捷的对立面。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时捷现金流出现危机，而大众凭着庞大的资产，拿到融资，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沃尔夫冈-保时捷最早是想由保时捷控制大众，现在反而变成了费迪南德-皮耶希的大众控制了保时捷，这对保时捷本人来说也不啻为一个巨大的讽刺。　　看起来，费迪南德和沃尔夫冈两个人，是不是势同水火？　　其实你错了。　　费迪南德这人，在汽车公司管理上很有一套，所以大众公司才请他过来当监事会主席，但因为大众公司带有官方性质，皮耶希在大众也就是个职业经理人而已，并不拥有大众公司的什么股份，更算不上大众公司的大股东。　　但是，费迪南德在另一家汽车公司里是有股份的，而且占比高达40%左右。　　你猜猜是哪家公司？　　答案是：被大众合并之前的保时捷公司！　　至于沃尔夫冈本人，则占有合并前保时捷公司另外约60%的股份。　　是不是有一种“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的感觉？　　在大众和保时捷公司的收购与反收购战中，费迪南德虽然胜了，但主要是个面子，更不会把保时捷怎么样，因为在保时捷公司里他占40%的股份，是第二大股东。　　问题是，费迪南德有了面子，沃尔夫冈却觉得很没面子！　　现在，大众完全收购了保时捷，费迪南德和沃尔夫冈两人也同时进入了大众公司董事会，又可以以第一大和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就面子问题互相怄气了。　　需要说明的是，从2007年到2015年，虽然费迪南德在大众公司影响力巨大，但他并不是大众公司的CEO，CEO是马丁-文德恩(Martin Winterkorn)——这人是2007年由费迪南德提拔上来的人。　　眼看马丁在CEO职位上干了8年之后，费迪南德忽然觉得这家伙功高盖主，于是在2015年4月公开宣布“与文德恩之间有距离”，然后就召开大众公司监事会，想要在会上换人——以费迪南德在大众公司的资历，他认为主要股东都会支持他的提议，其中包括持股20.1%的下萨克森州政府、工会以及沃尔夫冈。　　谁知道，第一个跳出来反对他的，就是沃尔夫冈——不仅否决了他的提议，而且联合其他四方股东，迫使费迪南德不得不辞职（投票结果5:1），而马丁则在沃尔夫冈的支持下，继续留任CEO职位。　　辞职之后，费迪南德“举贤不避亲”，提议让自己的老婆乌苏拉接替自己监事会主席的职位，而沃尔夫冈再次一点儿都没给费迪南德面子，以他的老婆原来是个保姆（乌苏拉与费迪南德结婚之前是个保姆），不具有管理能力为由直接否决。　　更绝的是，沃尔夫冈还公开发表声明，“多谢皮耶希这么多年来对大众的贡献，祝他以后一切都好！” 　　这是扫地出门的节奏啊！　　最终，费迪南德及其太太不得不从大众公司净身出户。　　这下子，曾经在保时捷大众收购战中一败涂地被啪啪啪打脸的沃尔夫冈，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啪啪啪地打了费迪南德夫妻的脸，把曾经丢失的面子，全部都在大众公司内部给捡了回来。　　然而，对大众公司来说，2015年绝对是多事之秋。　　大家如果略有记忆，应该记得2015年大众发生了什么让世界目瞪口呆的事情。　　没错，就是当年全球汽车业最著名的“柴油门件”（或称“尾气门事件”）！　　2012年底，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替代燃料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德国大众柴油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排放水平超过正常排放水平的15-35倍，这显然不能通过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标准检验……随后，美国环境保护署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参与调查，最终证实了这个研究成果。　　2015年9月18日，美国环境保护署公布了德国大众公司利用软件设备作弊规避美国柴油车排放标准的情况——原来，大众公司在部分柴油车上安装了专门应对尾气排放检测的软件，可以识别汽车是否处于检测状态，继而在车检时秘密启动，从而使汽车能够在车检时顺利过关，而在日常行驶时，这些汽车却在大量排放污染物，最高可以达到美国法定标准的40倍！　　随后，大众自己交代说全球约有1100万辆车都安装了此类欺骗设备。　　美国的奥巴马政府立即做出反应，责令大众汽车召回50万相关车辆，并开出每辆3.75万美元的巨额罚单，总罚款金额高达1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也在着手介入调查，德国大众公司和高管个人也因此面临刑事控罪。　　大众公司股份应声下跌，几天之内市值跌去1/2还多。　　后来，大众汽车的股价最低跌至50欧元以下，不到柴油门事件爆发前的1/4。　　由于当时的大众汽车总市值也不过500亿美元，如果其他各国政府也都对德国的柴油车开除巨额罚单，大众公司恐怕要彻底破产了。　　倘若真的如此，沃尔夫冈大战对冲基金经理，费迪南德成功反收购保时捷，沃尔夫冈又成功在董事会排挤出费迪南德夫妇等等战局，也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刚刚保住CEO职位的马丁，坚称自己对于柴油车作弊软件毫不知情，并发出公开声明，“从各方面感到抱歉，会全力追查，给出一个透明的答案”。　　但是，大众公司从2008年开始连续七年造假，人们默认最高管理层是知道的，就算CEO是被欺骗的，他还是要为这么大规模的欺骗行为负责。　　沃尔夫冈主持的监事会迅速做出反应，要求马丁主动辞职，同时推选了马蒂亚斯-穆勒(Matthias Muller)担任大众公司CEO。　　这家伙是谁呢？　　马蒂亚斯一直是沃尔夫冈掌管保时捷公司的得力助手，对沃尔夫冈和保时捷公司都可谓忠心耿耿，马蒂亚斯就任大众公司CEO，保时捷就能基本决定大众的战略决策——大众公司的心脏和大脑，都已经变身为保时捷的人。　　没有意外，马蒂亚斯成功就任大众公司CEO，并在这一职位上工作迄今。　　最终，经历了8年无比曲折的过程，在大众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沃尔夫冈成功实现了他控制大众公司的梦想——大众公司，终归回到了保时捷家族的怀抱。　　马蒂亚斯-穆勒临危受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致认可，他就任CEO的消息刚一出来，大众公司的股价就止跌回涨。　　在马蒂亚斯的领导下，大众公司召回了370万辆有问题的汽车，设立第三方尾气评估规则，降低对柴油车的依赖，并在2016年进军电动汽车业务，将无人驾驶、汽车电池和汽车零部件生产作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尽管柴油门的负面影响尚在，但2016年大众汽车再次超过其主要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从而成为以销量计算的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　　到了2017年年中，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年前公众对于大众公司的丑闻印象开始消退，大众公司也正在恢复稳健的盈利，而公司股价也稳步上涨超过2015年“柴油门”事件爆发前夕。　　世界一下子清静了下来。　　尾声　　原来，这竟然是一个拼爷的故事…… 　　1875年，一个叫做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的男孩出生在奥地利，父亲是一名白铁工人，所以，男孩从小就对铁制机械和电工很感兴趣。　　1900年，25岁的保时捷，来到戴姆勒车厂（汽车发明人戴姆勒创建的公司）在奥地利的Lohner分厂担任设计总监，负责设计车型。　　当时的汽车只是有钱人才用得起。随着年岁渐长，已经成长为戴姆勒公司（现在的奔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时捷向公司提议，要生产普通人买得起的汽车。但是，这个提议遭到董事会的否决，随后，保时捷本人选择了辞职离开。　　1931年3月，在几位投资者的帮助下，保时捷在斯加图特建立了一家设计公司，专门开发汽车、飞机及轮船发动机，保时捷的儿子费利-保时捷（Ferry Porsche）后来也加入设计小组。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并建立纳粹政府，“平民汽车”的概念成为领袖推销的概念之一，而这也正是保时捷的想法，领袖为此专门召见他商讨此事。　　在领袖的积极支持之下，第一批针对平民的量产汽车1938年被生产出来，这种带有政府入股性质的新车被命名为“大众”；由于其外形，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时将其称为“甲壳虫”，这就是我们在二战电影中常常看到的德国汽车样式。　　保时捷不仅仅设计汽车，他还为纳粹政府设计了虎型坦克，后来威震欧洲，也正因为这个关系，战后保时捷被逮捕，并在法国坐了两年牢。　　老保时捷坐牢期间，他的发动机设计公司由儿子小保时捷和女儿露易丝-皮耶希（Louise Piech）打理——是的，他女儿嫁给了一个姓皮耶希的家族。　　由于老保时捷及儿子小保时捷，都对汽车性能有着难以言喻的狂热，所以，出狱之后他就在一对儿女的辅助下，以“甲壳虫”车为基础，开始高性能汽车的研发。1948年，由父子两个一起自行研制的第一辆保时捷跑车面世。　　1951年，实现过大众车梦想，也实现过跑车梦想的保时捷阖然长逝。　　现在，终于该揭晓本故事最重大的谜底：　　现在的大众公司，就是老保时捷和希特勒一起建立的那个公司，其2007-2015年的掌舵人费迪南德-皮耶希，有一个亲妈，叫做露易丝-皮耶希，他从老妈那里继承了40%左右的保时捷公司的个人股份；　　现在的保时捷公司，就是老保时捷最初的发动机设计公司，在战后变身跑车生产公司，而文中提到的沃尔夫冈-保时捷，有一个亲爸，叫费利-保时捷，他从老爸那里继承了保时捷公司60%左右的个人股份。　　换句话说，前文故事所讲到的争斗的两位主角，是正宗的姑表兄弟，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耍，共同享受老保时捷的慈爱。　　这下你也该明白，当初全球那么多汽车公司，为什么保时捷一门心思就对大众情有独钟？　　有传言说，皮耶希和保时捷的股权争斗，其实是两兄弟的合谋，他们老早就想把爷爷创立的大众和保时捷都归于家族掌控，但是，苦于各种法律限制不能如愿，于是，就公开演了这么长的一场戏。　　一场戏演了十几年，演员们都入戏很深—— 　　但对家族产业传承来说，十几年也算不了很久，当大众和保时捷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都归于保时捷家族而且能够被很好的经营，老保时捷应当会含笑九泉。【本文为合作媒体授权投资界转载，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文章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投资界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及原出处

农村老人为什么自杀成风?

2017-09-24T18:04:00.004+10:00

文风青杨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农村老人自杀触目惊心。甚至不少子女逼死的老人案件：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父亲仍没死，儿子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即自杀。

　　关于农村老人频频自杀，几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当地人对此习经为常，有村民说，只要满足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这样几个条件，老人自杀就是“明智的选择”。官方公开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到5倍。

　　无论是冷冰冰的数字，还是新闻为我们揭示的真相，都指向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境遇。有的老人要自杀，还怕子女不埋他，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有卧病在床的老人会得到儿子的“明示”，喝药自杀；也有瘫痪在床的老人竟然会拿到药瓶自杀……老人自杀后村庄的平静，和人们讲述自杀老人时的谈笑风生，似乎死亡无可畏惧，似乎自杀是桩喜剧。孝，依然被视为美德，但不孝，也可以被认可。

　　当城市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遛狗、在广场上跳舞的时候；当我们每天为延迟退休而争论的时候；当我们畅想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时候，在满大街追问城市老人幸福感的时候；有谁知道农村老人的梦想是什么？“只要睡到土里就一切都解脱了”，许多农村老人还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等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农村里一部分老人的“幸福”，也是他们的“中国梦”。

　　但“宁可世上挨，不可土里埋。”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自杀？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曾拼死拼活抚育子女，帮他们盖房结婚看孩子，但丧失劳动能力被榨干所有价值后，在一些人眼里，老人就变得一无是处了。一面因得不到子女回报悲伤，一面又体谅子女负担的沉重，平时的头疼脑热吃药打针还能勉强凑合过去，一旦得了大病或慢性病，就成了全家人的拖累，对于没有积蓄，每月靠55元的养老金生活的他们，显然这是天文数字。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为减轻家人负担，还在打零工，一直干到老死，这就是很多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于是老人自杀甚至成了风气和秩序，被认为是心疼子女的表现。没本事赚钱，不能帮子女忙，甚至有病，拖累子女，那还活着干吗？即使是一个有钱的农民，他们的养老也会成问题，如果他贫穷，那就大成问题。农民的养老必须依靠亲人，但基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老年农民很难有子女在身边。而老年农民人数正在增加，农村没有，也建不起那么多养老院。我们要相信，农民是最坚忍的，如果农民活到老了还自杀，一定是因为活不下去。

　　农村老人不像城市老人那样，退休了有养老金、有医保，他们不种地就可能没有饭吃，不少乡村老人干农活就要干到两脚伸直见阎王。也许有人说，那他们的儿子不会赡养？不是农村所有儿子都不愿赡养老人，而是这些当儿子的人也活得不容易，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孩子读大学，多年的积蓄全花光不说，还要债台高筑；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人受穷。

　　另外大部分农村老人太孤单、寂寞，年轻人忙着在外赚钱养家，没有时间陪他们，大部分农村没有免费的老年娱乐中心，更没有养老院，除了晒太阳、看电视，老人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这也是一些农村老人自杀求解脱的原因之一。新闻中说，生活保障不足、医疗保障不足、晚年精神孤独，是农村老人自杀率高的三大原因。归结起来其实就是4个字：老无所依。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和子女是老人养老的依靠所在，但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降临，靠家庭养老正在转向靠政府和市场养老。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常年居住在城市的子女不能为老人提供家庭养老服务，而政府养老和市场养老的方式又远未真正到来，这些已经自杀和试图自杀的老人，也就成了社会转型的牺牲品。怎样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是急需解决的一个社会大问题。

　　在一个GDP全球第二、国民人均收入迈入“中等偏上”的国家，农村老人频频自杀是整个社会的耻辱。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在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体系建设时还要更加深入，让国家政策得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个人，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从制度上给予生活保障。

　　另一方面，为人儿女必须尽到赡养义务，基本人伦，无须解释，因为终有一天，我们也会老去。

　　作者：风青杨：知名评论人。一个有趣的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晚来浩劫：被骗走房子的老人们

2017-09-04T23:33:00.003+10:00

63岁的仝豫湘自1988年至今，因“被骗”曾先后打过9场官司。“每年都要被骗走几万块，”仝的儿子王帆告诉每日人物，“卖保健品的小姑娘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认干妈，她就任人摆布了。”自1995年离异后，仝豫湘常年独居，她自称感到孤独，常流连于各种老年人聚集的场合。

文 | 卫诗婕

编辑 | 楚明

杨秀英是亲眼看着儿子咽气的。

眼见着儿子的胸膛不再起伏，气息由微弱逐渐消失。她抓着儿子的手，竟哭不出来。她这样解释自己没有流泪的原因：觉得儿子活着太苦了。

这天早上，没有任何征兆地，39岁的儿子在走去卫生间的路上突然跌倒，3次试图站起来，最终失败了。在邻居的帮助下，杨秀英母子坐上了救护车。儿子抓着她的手说：“妈，我脑袋疼。”

医院给出的诊断是急性脑出血，抢救无效。杨秀英将儿子的发病归咎于自己——她认为，儿子的意外发病是长期的压力导致，而压力始于自己无知被骗，不仅失去房产，更让整个家庭背上巨额债务。性格敦厚的儿子知道后，不曾冲她发过脾气，但她猜想，儿子是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她曾目睹过儿子背地里唉声叹气、借酒消愁。

“从得知我被骗，之后的一年里他压力太大了。”杨秀英双手抱头，五官纠缠在一起，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事实上，在儿子去世前的8个月，她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伴也因得知失去房产而情绪激动，在她眼前咽了气。

至亲的相继去世令她极度内疚，她无法用连贯的语句回忆被骗的经历，往往刚说几句，就面容扭曲，泣不成声。

北京老年维权服务热线自去年7月开通以来，接到了上百起与杨秀英遭遇类似的咨询。律师康欣在过去一年内先后接待过几十名失去房产的老人：他们都曾在公证处签署过以名下房产抵押贷款的协议，并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全权委托协议，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自己的财产。

接下来的事件走向一致——老人们分别于某一日被告知，自己的房产已被贱卖过户，交易价格往往远低于市价。而房款早已被当初委托的受托人代为偿还老人欠下的贷款，分文不剩。更有甚者，由于交易价格过低，变卖房产后仍资不抵债，不但失去房产，还欠下了高利贷。

骗局通过一系列正规的法律文书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不止一位专事诈骗诉讼的律师都惊叹布局之缜密。

维权的难度与骗局的精密程度成正比。一些家庭自此开始了艰辛且漫长的求诉道路。在重大财产损失的巨大变故前，家庭伦理遭到考验，也镜像般地映射出人性的多面。

失所

在最初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受害老人多少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流浪：医院、ATM取款厅、麦当劳等24小时营业的公共场所，通常成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大多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或是出于各种原因，想方设法地向子女隐瞒。

77岁的韩淑云失去自己唯一的房产已经接近一年，她至今将此事瞒着自己的子女。她的两个儿子于1989年春移民加拿大后再未回国，唯一的女儿正经历乳腺癌末期的折磨。2017年春节，为了躲过女儿女婿的春节拜访，她与老伴谎称与亲友去山西过年，实则无处可去，老两口在肯德基内坐了一晚又一晚。

时间久了，当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另寻租处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无法承担城区内的租金，因而四环以外的地方通常是起步的选择，而随着经济日益窘迫，租处会逐渐向更偏远的地方转移。

韩淑云的房产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过户，家具被堆积在小区的垃圾箱旁，她和老伴几乎每天都到自家楼下“守”房。图 / 卫诗婕

落魄的境遇对心态产生多少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位63岁的阿姨受害后被迫住到了东六环外的村庄，她租下的小屋紧挨着一座垃圾站，苍蝇在屋内回旋，她依然每天穿戴整齐，化些淡妆，往返于城区会见自己的援助律师。她说：“我要美美地活着。”

更多老人难以面对巨大变故对生活的重击。儿子去世后，杨秀英因无家可归，辗转被河北的一间寺庙收留。许多个夜晚，她闭上眼睛，仿佛见到儿子身处地狱。类似的梦魇时常缠绕着她。只有迎着木鱼声每天诵经，她才能获得稍微的宁静。但寺庙里也有人背地里嘲笑她：傻，连房子都会被骗。

2015年3月，67岁的杨秀英被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哄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在一系列文件上签署下自己的名字。她称自己并不知道“公证”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公证员向她解释合同的条款。带她来的男人一手摁着合同正文，一手翻着页脚，催促她逐页签字。合同厚达几十页，杨秀英甚至连首页的内容都没看仔细。

“签（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骗子）说得很肯定。”杨秀英回忆，她轻信了骗子的空头承诺：将名下的房产抵押借款3个月，所得借款转交他代为投资理财，届时将有10%至15%的高息回报，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本金。

“（承诺）每个月能有十几万的利息返还给我，3个月就能赚几十万。”杨秀英因此动心。可实际上，她统共只收到过9万元左右的利息，本金也没有归还。

受害老人大多受高息诱惑，接受采访时，许多人懊悔自己的“贪心”。

采访时，杨秀英掩面痛哭。图 / 卫诗婕

一对老夫妇本打算将“投资所得”用于环游世界，他们结婚36年，“一辈子劳劳碌碌，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就想老了为自己活一回”。另一名老太太则不甘退休后的身份落差，潜意识中“想证明自己老了还有赚钱的眼光和本事”。更多老人则出于为子女筹谋，“手里有钱，以后病了瘫了，就能给孩子减轻点负担”。

针对老人各样的心理，骗局设计的名目繁多。数十个案例中，诱使老人抵押房产的名目包括：出境旅游、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种种名目本质上来源于一场有备而来的“银发收割”——缺乏法律常识的老人们在骗局面前往往难以脱身。

缺位的屏障

并非所有老人都奔着高息入局。少数案例中，老人只为帮亲友贷款，自愿用名下房产为其抵押，但“稀里糊涂地签下一份全委协议”；更有极端案例中，骗子以“出国旅游需做相关公证”为由，欺骗老人签下“全委协议”。

受害老人多出生于上世纪40至60年代间，法律意识淡漠，往往有不止一次的被骗经历。多名受害者子女介绍，自己的父母每年都有几千至几万的受骗损失。

2013年，仝在一场类似于传销会的老年人学习班中结识了一个人，对方骗走她一套位于柳芳的房产，当时市价400万元。3年后，她再次陷入类似骗局，致使她名下所剩的唯一一套房产也岌岌可危。

王帆向每日人物出示了今年年初仝豫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的精神检查报告，报告显示，仝豫湘患有精神抑郁，医生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其言语无逻辑、意识错乱的表现。“我强烈怀疑我妈在做公证时是否意识清醒，”王帆对每日人物说，“涉及房产处置这么重要的事情，公证处不能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应该尽把关的义务。”

仝豫湘在医院的病床上整理自己的受骗材料。图 / 卫诗婕

今年4月至今，王帆要求方正公证处调取母亲办理公证时的完整录像，均被拒绝。多名受害者子女表示，要求调取公正影像资料无果。

2014年12月的一天，当张英在公证处看到那份母亲王素琴“曾经”签署的“全权委托书”时，不禁惊呆了——上面的内容显示，母亲全权委托了一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买卖自己的房产。

在此之前，王素琴位于索家坟的市价500万的房子以100万的价格被卖出，而她直到被清户的那一天，才知晓这个事实。

那是一个初冬，来人击碎了窗户的玻璃，刚做完腰椎手术不久的王素琴躺在一床玻璃渣子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强盗一样的人”将她的房屋搬空。86岁的老伴急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跌了一跤，磕破了嘴，满脸是血。

可警察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最终，他们连同子孙三代一家七口，被赶出居住了数十年的家。

“我们事后回忆起，我母亲被陌生人带去公证处签署‘全委’协议时，她的结婚证在我手里，这将直接导致她当天签署协议时证件不全。”张英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公证处涉嫌销毁、篡改、伪造文件。”

签署“全委”协议时，老人是否知晓合同内容，公证处是否尽告知义务，成为众多事主子女事后追责的一致疑问。

8月的一个上午，数十名被害者及其子女聚集在方正公证处讨要说法。

老人彭某失去房子的同时，其子也失踪两个月。8月7日方正公证处的维权现场，老人接到警方电话，误听成叫其去认尸，当场痛哭。图 / 卫诗婕

在一名受害者子女出示的公证文件中，手写申请部分出现了一处难以辨认的手写汉字，既像“借”字，又像“售”字。一位从事笔迹鉴定的专家给出意见，该字绝非一笔写成，有违普通的书写习惯。

另一名受害者的子女则出示了一张真实性存疑的照片复印件：那是一张公证处出具的影像记录，但事主坚称自己当日从未到公证处办理过公证。照片中的背景模糊，事主要求公证处提供原件无果，并被告知“照片的电子原件存在公证员的电脑里，并不一定会保存”。

裂变

通常是在被暴力清户的那一天，老人突然得知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产已经易主。陌生的来人拿着写有新户主名字的房本，堂而皇之地雇佣搬家公司强行清空屋里的家具。

上门清户的大汉来历不明，但个个人高马大，有些还刺有纹身。通常，他们会用大榔头硬生生地将门锁砸下，换上新锁。

由于老人们曾签署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财产的协议，房产早已悄然过户给关联人，即使叫来了公安也无济于事。

骤然降临的噩耗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承受。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得知失去房产后当场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女儿，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因此精神失常。

有人死了。但活着，或许是更大的煎熬。

因遭受巨大打击，韩淑云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病变，好几次，她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喊、挠墙。有一回，老伴高长德实在摁不住她，情急之下跪在地上给她磕了好几个响头，才让她消停下来。清醒后的韩淑贞痛不欲生，“他把我的心都磕碎了”。

还有不少事让她心碎。她曾两度在床褥下找到老伴写下的遗书：“我一辈子就挣了这么一套房，被你给弄没了。我先走了，你再陪着孩子过两年吧。”

“现在我们境况困难，需要相互扶持。等有一天房子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她离婚。”今年8月，这对结婚41年的老夫妇并排坐着接受采访时，丈夫说出了这句积压在内心已久的话，而妻子沉默，趴在桌上将头埋了起来。

失去房产后，晁淑兰至今没有见过自己的大儿子。两年前，她与老伴李振海分别于骗局中失去了名下的两套房产——这致使分别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儿子无家可归。大儿子因此“几乎疯了”。

“我不敢见他，怕他骂我、打我。我受不了。我现在的身体受不了气。”79岁的晁淑兰提及儿子不禁掩面。大儿子因身体不好，长期无业，靠低保与父母的接济生活。而家中房产的变故，使他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彻底决裂。

受害者晁淑兰因失去房产与其子亲情破裂，接受采访时多次痛哭。图 / 卫诗婕

80岁的李振海至今随时面临来自儿子的暴力。事发后的第2个月，李振海去看望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酸：风扇折了，衣柜门被拽下，玻璃全被砸碎……

“他心里也苦，是我们对不起他。”采访这天，他的T恤少了两颗扣子，那是前一天，儿子拽起他的衣领扯没的。

失去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亲情的，还有王素琴与丈夫张增印。他们毕生奋斗所得的70平米红色砖房，是祖孙三代七口人的主要资产。这户拥有4名伤残人士的特殊家庭，曾是街道帮扶的重点对象，全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底楼两间门脸房的租金。

没了房子，北京不再属于这户老北京人。他们如同被放逐一般，缓缓地向城郊迁居。女儿张英带着年过八旬的父母和她脑瘫的儿子，从西直门逐渐往外挪动：清河、西三旗、郊区的农民房……最后，他们定居在沙河镇。因地处偏远，和不曾说出口的心结，两个儿子极少来看望家中二老。

2014年的春节，大孙女从日本回国看望爷爷奶奶，交谈中说出了一句话，深深刺痛了两位老人：“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没有窝了。”王素琴哭了很久。

作为公证事件的发起者，张英在家庭中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初相助的朋友已经不见踪影，儿子最初得知时扬言要与她断绝关系。“你不知道我残疾吗？房子都没了我拿什么找对象？”一次爆发中，儿子扭曲着脸结结巴巴地冲她发难。

“我的两个哥哥应该是心里埋怨。”采访时，张英细细地分析家人的看法，“侄女应该也挺恨我，她的孩子快上学了，没有城里的户口，就上不了好学校了。”她的语气平静，神色却流露出内疚。距离她两米远处，86岁的老父亲正躺在床上养神，假装没有听见。

维权

矛盾爆发几乎是所有受害家庭难以避免的一幕，李陵也曾经历过与母亲彻夜争吵的一晚。

2015年，母亲张培瞒着她签署了抵押房屋借贷与全权委托两份协议，最终陷入骗局。在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之前，李陵当机立断，筹措了217.6万元（其中包括160万本金，57万余利息）还清贷款，赎回了房子。而这部分钱款，今后要追回难度很大。

“很多时候我冲她发脾气，其实也是内疚，还有心疼。”李陵回忆起母亲的遭遇，禁不住哽咽落泪。

2016年，她在母亲手机上发现一条母亲编写的奇怪的短信：“杨总，那160万您放心，我一定还给您……”自此，像挤牙膏似地，母亲一点一点坦白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开始是震惊和气愤，越往后越心疼。”李陵逐渐发现，母亲长期以来遭受恐吓与威胁。当“理财人”不再为张培向银主偿还利息时，小贷公司便开始了长时间的涉黑逼债：发侮辱短信，门上泼狗血，写大字报，砸电表，堵锁眼。

这一年的5月9日，张培被银主约至西直门一处咖啡馆，对方称张培超过两月未按时付息，额外欠下自己25.6万元，要求张培当即签下一张欠条，张培不从，双方僵持3个小时。

对方不断用恶语辱骂张培。期间，张培向自己的理财人拨打了3个电话，但始终没有打给自己的女儿。“怕那伙人身上带着刀子，我吓傻了。”张培事后回忆。最终，她在欠条上摁下了手印。

越了解骗局原委，李陵越是感到，老人的无知不是此类骗局畅行的关键原因。“在这类骗局中，小贷公司是否非法敛财、公证行为是否违规操作、涉事多方的潜在关联，每一项都值得细细拷问。”一名接近公检法系统的人士向她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尽管自知损失难再追回，李陵还是带着母亲走上了维权道路。

2016年的夏天，李陵跑了大大小小几十处地方，“看到有国徽的地方就想往里冲”。

李陵翻开日记找寻2016年维权的点点滴滴。图 / 卫诗婕

李陵不服输，许多个场合下，她激动地向工作人员拍起桌子。这时，母亲会用陌生的眼光望着她，那个内向顺从的女儿不见了。

维权所消耗的成本，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

“许多子女因维权丢了工作，普通单位怎么能容许员工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假？”中央美院毕业的李陵在一所初中教授美术，全靠校方的理解，她得以抽身维权。

有一回，她花了一整个上午跑了几处地方，没来得及吃午饭，便要在下午1点15分前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她一路小跑进教室，连连向学生道歉，讲着讲着，突然蹲下哭了。

8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我面前，翻开去年的日记，里面记满了她的维权行程。她曾经习惯记录在日记中的闲适与美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案件信息梳理与一段段申诉行程。

今年2月，涉嫌诈骗张培等多名受害者的嫌疑人被批捕。负责案件的警官给李陵发去短信：“赶紧和老人说说，好歹能开心过个春节了。”

但李陵并没有告诉母亲。“我不想让她空欢喜一场，”她解释道，“我知道，那离追回损失，还太远了。”

止损

定罪意味着讨回公道。但在现实层面中，骗子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仍然无法追讨。

“财产早就进行转移了。”一名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表示，“许多骗子宁愿坐几年牢，换得家人富贵。”

每日人物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今年3月的判例中，一名使用类似行骗手段的女性罪犯刘某，涉案金额4600多万，牵连29个家庭，最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判刑6年。

“以黑制黑”的讨债方式被催生出来。一名受害者因失去房产被家人“扫地出门”。绝境之下，她选择前往骗子服刑的监狱附近，坐等骗子出狱。她意图效仿江湖上流传着的一个传言：一名受害者雇佣了黑社会，将刚出狱的骗子一路绑架到山西某偏远山区，“挖了个坑，在黄土里埋了半截，骗子吓坏了，吐出了部分贼赃”。

越来越多的受害家庭将目光聚焦在止损上。

尽早发现房产转移、并通过法律途径阻止买卖是唯一的止损办法。不过，为了阻止原户主通过诉讼途径要回房子，受托人将房产悄然转手的同时，新买主通常会将房产再做抵押，此举在行内被称作“上钉”。

“一手买卖及时发现还能够通过打买卖合同无效的官司来追回，房子一旦过了二手，就几乎没有追回的可能了。”刚打赢一宗此类诉讼的律师王茂表示。

为了阻止二手买卖，拒绝交房也是一种保卫途径。现年68岁的刘月本应在去年10月就被赶出家门，然而在清户当天的深夜，她立誓与自己的房产共存亡，便雇了开锁匠再度将房屋换了锁，又搬了回去，儿子还在防盗门内又装了一扇大铁门，以阻挡“再来骚扰的流氓”。

为了保卫房子，刘月的家中安了一扇大铁门。图 / 卫诗婕

几天后，在律师的建议下，刘月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阻止房屋再次买卖，暂时保住了房子。

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有维权的意识。不少人依然对骗子心存幻想，甚至有人希望发展“下线”，试图拉更多人入局，以期从别人的损失中捞回自己的本金。

“骗子曾经承诺过，多拉一个人进来，我的利息就可以翻倍。”刘月回忆，“我拒绝了，但有人这么做。”

一个老人曾经拒绝了刘月做诉讼保全的建议，一心期待与他人合力将骗子保全，只因骗子曾向她承诺“我拼了命也要把房子给您要回来！”

最终，这位老人的房产于几个月后又经历了多次交易，彻底无法追回。

无解

前不久，晁淑兰在医院做了胸部CT，医生指着她肺部的一块阴影说，可能是肺癌。她当时就哭了，脑子里“嗡”地一声。她哭求医生：“你帮帮我，我要死了的话，这点退休金没法补贴儿子了。”

那天，她咬咬牙挂了个100块钱的号，心想“怎么也要活到讨回房子的那一天”。

8月17日下午，她和老伴随众多受害者上公证处维权。今年7月，多起“以房抵押”骗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涉事公证处被司法部责令调查整顿，司法局出台新规：公证机关为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或涉及处分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老年人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必须进行录像。

涉事的公证处已停业整顿。图 / 视觉中国

“这是沾着这些老人的血泪写出的新规！”一名子女代表在发言时提高了声调。在她身后，一位老人的声音穿破人群：“好多人在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

事实是，即使有希望追回损失，老人们将面临的也是一场持久战。这不光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时间。

律师王欣毓代理的上一宗房产纠纷案历时4年，换了3任法官，她才为事主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去年，她接手了晁淑兰的房产纠纷案。“这是我代理过的最艰难的案子，民事套刑事，套了十几个诉讼。”采访的当天，她拖着一整箱的材料。

她亲眼见到负责某起诉讼的法官，在短短半年内从一个“刚毕业的白净帅小伙”，变成了“满脸爆痘、逐渐消瘦的小老头”。她无法向二位老人解释，“为什么法官不能尽快帮助他们”。

“要走的程序太多，案件的推进需要公、检、法各方的一致推进，任何一环落下，整个过程就需卷土重来。”王欣毓摇了摇头，凭借她的判断，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并追回损失，“完完整整需要10年”。

她思虑再三，没有将这句话告诉晁淑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康欣、韩淑云、高长徳、李陵、张培、刘月均为化名。）

「国产逻辑」

2017-08-05T16:49:00.002+10:00

药品监督局和社会主义特色

2017-08-01T21:48:00.001+10:00

天朝玩流氓的手段之一，天朝人种和欧美人不一样（的确，我们是喝地沟油吃苏丹红长大的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人种），所有新药进入天朝都必须重新过用中国实验者的III期临床实验，FDA的审批结论在天朝无效，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5-10年你别想进来，一般药品专利期也就15年，往往获准进入天朝的药都是十年前就上市的药（很多已经被更好的疗效和防治范围新药的替代，比如HPV的二价疫苗）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国外药厂并不是不想要天朝这个大市场，即使大幅降价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么玩法是个什么理？有人说从2016年开始药品审批开始改变，国外新药进来开始加速，但其实看看HPV的二价疫苗中国上市路就知道了2006年FDA批准上市，2007年向中国申请进行临床试验，知道2016年7月18日才获批在中国上市，直到一年以后的2017年7月31日才开始销售，整个流程走了11年，获批以后进入销售环节又有差不多一年。药品专利保护器是15年。也就只剩下4年了。

更好玩的是号称消灭了丙肝这种病的神药Sofosbuvir和其二代Harvoni这个是得到全世界一致认可的药，2013年FDA批准，当年就申请在国内做III期临床，目前临床已结束（毫无悬念），2017年3月15日在中国申请上市，但我倒想看看CFDA这个所谓的优先审评流程能快到什么程度，当然作为替代方案CFDA倒是先放了其竞争对手的Daclatasvir和Asunaprevir联合疗法上市，但是后两者的销售完全和前者不可比（这也可以看作是疗效的一个侧面反映，因为Sofosbuvir和其二代Harvoni在美国一个疗程的非常非常昂贵）。当然从某些角度而言，确实这个是和国外药企谈判药品价格的一个筹码，但是这里既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又侵犯了患者的权益，更何况这样最终能谈出一个什么价格也不好说，反正客观结果就是，患者死了，外汇节省下来了。

你以为爱了国，祖国就看不出你是个傻逼吗？

2016-07-15T00:25:00.000+10:00

押沙龙

这次，我说的话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这里的每句话都是我的真实想法，也许对也许错，至于是对是错，你们自己去评判吧。反正你们的评判我我想听听，不想听你们也没办法。

一

我想我是爱国的，但说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自豪感。爱国是一种很生物性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人都有集体归属感，你在小学上一五班，你就觉得一五班比一四班好。这是人进化出来的一种本能，说白了就是党同伐异加上拉帮结派。在远古时候，没有加入某个小集体的人都会死的很惨。所以这种本能就被进化出来了。

我也有这种本能。如果有什么好事，我本能会希望发生在中国。要是新闻上播出个灾难新闻，我就会想幸亏是发生在国外。我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一些举动，会深深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我更偏爱这个国家，我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这有什么自豪的呢？有什么值得猛用感叹号的呢？

但我更爱我的家庭。如果你说你爱中国胜过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太太，那我觉得你是个怪人，现实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一般我会躲得离你远点。当然，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大多是没有什么人让他爱，就剩下国家不挑剔，可以随便让他爱。

但是在一个家里面，谁会没事的时候互相打气：“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媳妇！”然后一家人围起来互相点赞？有这样肉麻的家庭么？有也多吧。那一个国家的人在朋友圈里面互相点赞“我爱我的祖国”，不假么？深沉的感情后面不需要加感叹号，猛加感叹号的感情都有点假。“中国未来发展的策略考量”有可能是个好文章。“我爱我的祖国！！！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定是个傻逼文章。

二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容易被爱国人士骂？

其实很简单，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容易被认为不爱国。因为爱国人士发感叹号的时候，他们不但不跟着吆喝，还泼冷水，冷嘲热讽。

为啥？

因为吆喝爱国，喊打喊杀不是他们的本分。他们不是干这个的。你看了这么多书，开了那么多学术研讨会，又是教授又是专家，事到临头你吆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要你这货有什么用？傻逼都能干这事，他们比你好养活多了，为什么花钱养你？

你就该是泼冷水的人，你就该是唱反调的人，你就该是在大家激动的时候继续说人话的人，你就该是一直说人话的人。

如果反过来，中国学者们教授们社科院的院士们，一个个发文章“我爱我的祖国！为了打菲律宾我捐献一条命！”“这个周末全国人集体不去麦当劳，全世界将为之震惊！”，或者组成个“教授爱国队”，扎个板带上大街砸日本车，掀香蕉摊，那这个国家离疯狂就不远了，而一个国家疯狂以后离灾难就不远了。

三

下面说说战争。

和平年代长大的孩子，容易把打仗当成打红警游戏，造坦克，抢矿，一点按钮，“蓬”，对方的导弹车给打爆了。谁不觉得过瘾？我直到现在都喜欢打这类的游戏。

但是，真正的战争里头，矿车里头有人，坦克车里头也有人，那些人可能是你的儿子，可能是你的兄弟，也可能是你。被炸成黑乎乎的一团，或者肠子流一地，那没有任何美感，没有任何趣味，只给亲人留下无尽的悲伤。

打红警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最高司令官，打三国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曹操诸葛亮，其实真打起仗，你就是英军乙或者魏军丙，被苏联坦克炸的血肉模糊，或者被关羽一刀砍翻。

有人写过一本书叫《战争的原因》，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和平和战争总是几十年做个交替，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平久了，人们就喜欢浪漫化战争，真打起来了，我靠，这么可怕呀，还是和平好啊。

一句话，和平久了，人就容易闲的蛋疼。

不是说一定不能打仗，有的时候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家间的博弈有时候会出错，造成死局。但是打仗前，一定要知道，战争是不好玩的。战争里只有炸弹和肠子，没有感叹号和点赞。战争是严肃的，不是好玩的。

好多傻子叫着灭亡日本，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不可能真打起来，因为各国领导人不可能那么蠢，但是真打起来的话，那就意味着几百万人的死亡，里面很可能有他们的亲人或朋友，那更意味着几十年世界和平的彻底终结，意味着中美的彻底决裂，也很可能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意味着整整一代国人走向黑暗，而且可能这一代人终生都走不出那片黑暗。

四

现在我谈谈大国崛起。

有一点上我跟感叹号们的想法接近，我也认为放在长远时段看，中国的崛起是个必然的过程。中国体量大，人口多，民间高度重视教育，重视对下一代的投资，老百姓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等等都决定了中国终究会发展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我希望不希望中国以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成为领导者会有很多麻烦，但总体我想还是希望的。我当然希望全世界都流行中文而不是英文，因为我英文烂极了。我当然希望最卖座的大片现在我们的影剧院上映，我当然希望我去哪个国家旅游都不用背提防我有移民倾向，我当然希望我的孩子不用离开我出国，就有机会进入全世界最好的大学。

但是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期限内，中国有机会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即便有这个可能，美国由于某个神秘灾难忽然衰落，中国可以取代它，我也不希望。

世界的领导者应该有一套稳定的制度，稳定的价值观，能够带着世界向前走，哪怕是跌跌撞撞的往前走。很多反复叫着“实力决定一切”的傻子不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事实。

以前的世界领导者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有一套稳定的制度，不会忽然出现某个狂人，所以它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测的。

而且英国当时的价值观是自由贸易+对进步的信仰，美国的价值观是个人自由+民主制度。说起来，它们当然都有很多问题，英国有种族主义，美国有牛仔式的愚昧等等，而且它们也不是时刻遵守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比较起来，它们的这些价值观终究是最能带动当时的世界往前走的，在价值观比赛中是最容易胜出的。

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关于政治方面我不多说，就提醒大家一句，毛泽东去世才四十年，现在还有很多毛粉。关于价值观，你们觉得中国现在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么？

当然没有也正常。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转型还没彻底完成。完成了就好了嘛。该有的慢慢可能都会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让一个缺少这些东西的国家领导世界，对世界是灾难，对中国本身恐怕也是灾难。

很多讨厌美国的人可能会厌恶我这些话。什么世界领导者？就是霸权嘛！其实并不是如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从世界格局里抹掉美国，会发生什么事情？金融的崩塌，科技的停滞这些不说，世界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呢？日本、韩国甚至还有东盟都会剧烈增加军事投入，东亚会进入军备竞赛，欧洲会陷入恐惧，俄罗斯则几乎一定会走上扩张之路。

曹操说过一句话：“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我们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几十年世界是何等和平有序，主要经济体之间没有任何战争也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商品和资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的大规模流通，这样和平繁荣的时代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七八十年有亚洲四小龙腾飞，放到二三十年代，它们腾飞个屁啊。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也是因为搭上了这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快车。

也许终究有一天，这个快车会换车头，但是在没有换车头之前，我们没有必要盼着这个快车解体。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定会有对抗。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和霸主英国也有过对抗，但是终究只是对抗而没有决裂。也许你们不信，但是任何靠谱点的历史学专家都会承认，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是他们追求利润建立贸易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变成霸主的。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是因为他们在追求自身安全的过程中，一点点卷进世界事务成为霸主的。

你要图点对你有利的东西啊，或者利润，或者安全，或者稳定。不图什么，就是要牛逼的国家，一个个都死得很惨。

说多了。

五

最后对咱们的爱国者说几句。

以前是到街上砸日本车，现在要全国不去麦当劳。

当然不砸车是个进步，但还是蠢，活生生的蠢。

你给他们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转是怎么回事，他们听不懂也不爱听。

你们要是告诉它贸易战是危险游戏，就算搞也要很谨慎选择斗争领域和方式，他们听不懂也不爱听。

你要是告诉他们当地的麦当劳雇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会说那些人都是汉奸。

你要是告诉他们当地的麦当劳也向中国交税，他们会说我们不稀罕。

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是爱国者，爱国者要有爱国行为。这是个爱国行为，而且没危险，所以我们就干。

至于国家愿意不愿意让你这么爱，他们就不管了。

还有一些人在朋友圈里喊“开战！”“干死他们！”。政府发了一通飚之后，说要回到谈判的道路上来，又有一些傻子说这是软骨头，觉得他们最爱国。还从八百里外转来YY捷报，南海首战告捷，干翻了菲律宾舰队！

我上学的时候有人追求小姑娘，小姑娘不同意，他拿刀拉开手指头，用血写了一封情书，劈头三个血粼粼的大字：我爱你！

小姑娘收到血书后哇哇大哭，不是感动地大哭，而是吓得大哭。她跟宿舍的人说：“这个疯子怎么找上我了呀！”

疯子觉得你可耐呗。

天涯社区：中国经济是怎么被玩垮的

2016-02-25T07:55:00.000+10:00

天涯社区：中国经济是怎么被玩垮的

一、中国经济奇迹是怎么来的

　　其实“土地下户”让老百姓从饿肚子到吃饱饭这个时期是最翻天覆地的，但这不叫“奇迹”，因为只要不搞农业集体化就不会饿肚子，这是常识，算不了奇迹。

　　接下来的经济数据也很不错，但也就是个学习倒数的孩子突然开始学习了，从班上倒数几名到倒数十几二十名的突飞猛进过程。你现在到街上随便找个农民工问问，十个有八个在小学时期都曾有过一小段这样的辉煌历史，所以这也不算什么奇迹。

　　奇迹是从2001年开始的！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世界市场一瞬间向中国打开。中国面对无限广阔的全球市场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分工和定位：加工贸易！

　　中国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人多；二是人穷；三是人善（好欺负的意思）；四是有人带。有人带是什么意思呢？“四小龙”里有两个都是我们亲戚，他们以前就是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起家的，这方面是有经验，所以大量的港商台商过来发挥特长，开起了加工厂，中国经济就这样靠着加工贸易起飞了！十几年以后成了“世界工厂”，在加工这个方面已经无人能敌了！央视曾经做了套节目叫《东莞制造》，记者指着东莞一条公路说：“这条路如果堵车半个小时，全世界电脑都要涨价！”那架势，好像已经在控制世界经济命脉了！让老百姓不要命的干活，就腾飞了，这么简单？是的，就是这么简单。这就叫“一招鲜，吃遍天”。但问题是：别人咋不学呢？

　　别人学不会！那些年，我们的工人长期加班、长期没有社保、年轻干活老了滚蛋；我们的土地直接可以征用；我们这里污染没人管；我们还通过汇率和补贴，用纳税人的钱帮助老板们出口。所以我们的优势独此一家，别人看了也只能流口水！这个优势被秦晖教授称作“低人权优势”。

　　但这是真正的奇迹。很多国家也一样人多、人穷，但却屁事都做不了，压根在国际市场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终日碌碌无为，不知发展为何物！就凭这“一招鲜”，十几年时间，我们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一个年级200个班，你们班人多，考试完了你每次非要比总分，当然你们班总分高，这算你们成绩好吗？

　　但是，这个班以前压根不学习，现在全班都在好好学习、在为这个学校做贡献好不好？

　　这就是奇迹，至少跟印度阿三比，我们为全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比他们大得多得多！

　　二、房价是怎么长起来的

　　大批的年轻人到东南沿海打工，出口企业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带动着整个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了。经济一活百活，整个经济都良性循环起来，社会也要跟着发展！以前的欠账开始还了，比如城市化就开始迅速推进了。有了点钱，大家发现住在城里还是牛B，于是开始进城买房。那时候也有人搞开发，但好像不叫开发商，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胆子大的，借几本房产证到银行抵押贷款，然后在城里找个单位或者找几家住户一商量，把房子扒了盖个楼房起来，一家还2套，剩下的卖掉；或者到城中村、城郊村给村干部搞到位，然后扒拉块地方就开始盖。盖完卖掉，卖完再盖。这种模式，从90年代初一直玩到2003年，十多年房价无比平稳，刨掉纯粹的通胀因素，基本没涨过！当然，盖房子的也没发大财，也就是挣个辛苦钱和胆大钱，发点小财。

　　到了2013年，我们政府终于发现了“城市化”的趋势和需求！于是乎，大约2003年开始，发明了土地招拍挂制度。从此以后！谁他妈也别想随便盖房子卖了，土地都是政府的，我一个人卖！

　　从此以后，到2013年，有个说法是土地招拍挂以后，10年时间，房价上涨了10倍！（哥私下以为，这个说法有点夸张，其实也就8倍的样子。）

　　道理很简单，开发商就是养猪卖肉的，本来他边养边卖供求平衡。政府突然跑去说，以后我负责养母猪卖猪崽，你只能找我买猪崽，然后拿回去养大了杀猪卖肉！好吧，这样一来，政府卖多少猪崽就决定了最终的猪肉供应量，既然猪肉供应量一定，那么养猪卖肉的自然可以共同涨价啊！反正只有这么多猪肉，你爱买不买，哥这个行业现在也他妈叫垄断行业了！

　　其实这也不算彻底垄断行业，因为猪肉价钱高了，会有很多人去买猪崽养猪卖肉的。卖猪崽那个虽然打着“为了规范市场”的旗号，实际上还不是为个“钱”字吗？他会不卖？！是的，他真发现这个很有前途的行业！因为他发现卖肉的一涨价，大家都抢着买肉，结果越买越涨、越涨越买，整个和养猪、杀猪、麦肉相关的市场都被带动的繁荣起来，上下游都变得兴兴向荣了！要知道，卖猪崽的可是做大生意的，人家不仅卖猪崽，还负责收整个市场的保护费！猪肉一涨，整个养猪卖肉产业链都发财了，保护费水涨船高，多么牛B！猪崽呢？当然也涨的很厉害哦！

　　于是，卖猪崽的和卖肉的达成了默契：控制猪崽数量、保持猪肉涨价预期、维护市场繁荣！

　　看起来好像很牛B吧？但是啊，买肉吃的草民们受不了，叫起来了！这一叫，叫来了一个影帝！影帝一看，人民在叫苦，不表演一下对不起演技啊！

　　影帝说：猪肉这么贵，养猪卖猪肉的太坏了！我们来打击养猪卖肉的，把肉价降下来好不好？

　　草民沸腾了！大家都说好！

　　于是影帝陆续出台了各种政策打击养猪卖肉犯：一是限制猪崽供应（狗日的，想养猪发财？）；二是加大养猪卖肉违规行为打击力度（搞死你！）；三是增加养猪卖肉税收（有财一起发！）；四是限制养猪卖肉贷款（让你养不起、卖不起！）；五是限制买肉（让你卖不出去！）

　　我日啊，你看看，这哪一条是把肉价降下来的手法？

　　搞反了吧？肉价贵，应该增加猪崽供应、放宽养猪卖肉门槛、减少养猪卖肉税费、支持养猪卖肉才对啊？尼玛你这是不是侮辱老百姓智商吗？

　　问题是，这么奇怪的玩法还真好使！老百姓一看养猪卖肉的“人民公敌”受打击了，个个欢呼雀跃，等待肉价下跌！—-人家根本就没有智商，谈何侮辱？你听说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没？你侮辱他，他觉得你有魄力，牛B！你不侮辱他，人家还骂你！有人就蹦出来说：这样搞肉价会涨的！结果老百姓把他骂成了臭狗屎！—-这个人叫任志强。好多本来感到疑惑的人一看，吓得鳖气儿不敢吭了！

　　接下来呢，影帝一调控，房价就猛涨一次，老百姓再出来叫，一叫影帝又来了，周而复始好几次，本来人家卖猪崽的和养猪卖肉的商量的好好的慢慢涨，硬是给半路杀出来的影帝折腾成了10年10倍8倍的暴涨！

　　本来很健康的一个产业，先是地方政府进场把它搞成垄断行业，后是中央政府伸出了闲不住的手。于是乎，房价就涨到今天这个进退无路的地步！本来是火车头的，现在连自己都拖不动了，这个火车头算是废了。

　三、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

　　卖地这个生意，越做越上瘾。这个生意实在是太牛B啦，不做个花样出来，简直对不起《土地法》啊！

　　话说，这个生意的逻辑是这样的：先在城郊征块地，一亩给农民5万，然后三通一平一亩再花个15万，一共20万。然后转手拍卖了，一亩100万！

　　这个生意你看咋样？交给你去做，你能把它做亏不？你好好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它给做到倾家荡产、无路可走的地步？（停下来不要往下看了，想一下，或者你真能想到办法呢？……）

　　如果你能想到，那么恭喜你，你具备当国企领导的资质！

　　因为所有做这个生意的人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你想不到也不要气馁，因为所有到了那个岗位的人最后都做到了！

　　地方政府卖地的过程中慢慢发现这个生意要想做大必须有足够多的钱征地，问题是政府机关不能贷款啊！那就办个企业贷款吧，于是城投公司横空出世了！

　　话说好些年前地方上好不容易以“企业改制”为名把国企送给管理层了，这时看到一个必赚无疑的大生意，于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建了这个卖地的国企。

　　把城投公司送给你，你肯定不会把他做垮。因为这个生意，实在是找头猪都做不垮的！那么实际上城投公司的经理是不是找头猪来当的呢？不是，城投公司从成立一天起，就是市长、县长、区长的钱袋子。可以说，每一个城投公司的经理都是这个城市的精英！

　　然而这么好做的生意、这么聪明的经营者，硬是输给了这个企业与生俱来的癌症：国！企！病！

　　什么叫“国企病”呢？专业点讲，这个病的病因叫做“出资人缺位”！啥叫“出资人缺位”呢？就是这个企业不知道是谁出钱办的！就是没有老板的意思。所以呢，国企经营者做的事就叫做“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话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曰的：“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国企就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企业！

　　所有国企都这一个病，城投公司也好、神车也好、中石油也好、大飞机也好，都这一个病，全世界都治不好。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意是咋做垮的。

　　话说，你我要去征地卖，当然征一块卖一块，是不是？

　　是的？你好没出息哦！

　　大气一点好不好？应该征一片卖一片，这才像干大事的节奏吧！

　　好吧，就这样干，先到郊外修一条新路，十里八里的，哗，路两旁的地全部征过来！然后，切的一块一块的卖。多酸爽！

　　问题是，一条路修好了，这他妈是政绩啊！书记市长脸上有光了，人家指望这个提拔啊！然后过来拍拍城投公司经理的肩膀说：“干得不错！”然后凑到他耳边说：“旁边的城市修了2条！”我靠，他们哪来那么多钱？一打听，贷款！地一征，抵押给银行，银行贷款拿来开始修路……这个貌似不花钱啊！于是乎，好吧，你修2条路，老子修4条！你修4条，人家建个新区！他建个新区，老子建个新城！……

　　本来是修路是为了征地卖钱，结果演化成了征地是为了贷款修路！

　　这就不说了，光修路也不算政绩啊，还得搞个发展的趋势出来才叫政绩啊！于是，建广场、建体育馆、建剧院、建博物馆，钱从哪来呢？不是有城投公司吗？不是可以征地抵押贷款嘛！

　　这个过程延续了大约10年，这10年间全国各地的城市疯了一样的生长！这些城市的书记市长靠这些建设成绩青云直上！

　　时间终于到了还款的那一天，问题来了，到了这时候才发现，地可以无穷无尽的征、无穷无尽的抵押贷款，却不可能无穷无尽的卖！总得有那么多人买那么多房子，然后才有开发商买那么多地吧？那便宜点卖，不是能多买点吗？且慢！你忘记了吧，这地不是高价抵押给银行了吗？你便宜卖？还不还钱啊？

　　于是，本来一把一把挣大钱的城投公司，连贷款利息都还不起了！

　　于是乎，它主导修的路、平整的场地、建设的公共工程，全部瘫痪了！那些修路的、架桥的、开山的、建房的、绿化的等等等等企业全部结不了账了！于是，就发生了连锁反应，这些老板们结不到账，就没钱给下面分包的小包工头结账，小包工头结不了账就没钱给材料商结账，一环扣一环，层层传导债务危机，于是整个社会的信誉体系被破坏了，债务危机蔓延的更加深远！

　　到了算账的时候，全国城投债超过了20万亿！实际上应该有30亿以上的规模。一个小县城欠几十上百亿、一个地级市欠几百上千亿是常事！他们拿什么还？！

　　这样想，你就幼稚了！他们根本没打算还！又不是谁个人欠的，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爱还谁还！

　　关于城投债的问题，如今依然无解，中央政府目前的办法是债务置换，问题是，置换之后呢？还不还呢？整个相关产业链的资金链都断在这里，兜底，意味着放水印钞，债务全民分享；不兜底，赖账？把这些合法经营的企业都拖死？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想好。相关企业正在拖死的过程中；不相关企业也因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趋于崩溃被间接拖死中。

　四、出口企业为什么行之将死

　　前面说过为什么中国制造能风行世界，就不重复了。

　　人类的文明史如果分为两部分的话，一定是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界；中国的文明史如果分为两部分的话，一定是以鸦片战争为界。因为在此之前，整个社会一直在解决的问题就是“生产不足”；从此之后，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就：“需求不足”！（注意了哦，需求不是需要！我知道大家需要都很足，比如你想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但你需求不足，一个老婆都养不起！）

　　所以说，今天的世界，牛B的国家不是生产能力强大的，而是需求能力强大；创造需求的国家才能引领世界！什么叫创造需求？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比如我固定电话用的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手机害得我去花钱；比如我大哥大用得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数字机让我去花钱；比如我数字机用的好好的，你硬是发明个智能机让我去花钱；比如我3G用的已经很满足了，你他妈说你要建4G网！

　　所以，苹果发明了新手机，把订单交给富士康做，然后在把苹果手机销往全世界。所以富士康只能挣个零头，因为它就是个小跟班。没有了富士康，苹果还是苹果，大不了苹果手机成本增加一美元；没有了苹果，那就彻底没有了苹果手机！

　　以上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生产一点都不牛B！所以才轮得到你生产！你以为谁不会生产啊？

　　那这不是天作之合吗？我生产，你需求，按汪洋副总理的话说，不是“夫妻关系”吗？你错了！两个经济体之间必须交换才能创造财富，如果一方只有生产没有需求，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具体我就不说了（自己去下载一本《一课经济学》之类的经济学入门书看看），反正你记住这样搞不行，交换创造财富，不交换就不行！中国人只干活不享受，老百姓过着奴隶的生活，挣的钱借给美国；美国人没工作借钱花，老百姓过着杨白劳的生活，最后欠一屁股债。

　　这他妈算是互惠呢，还是互毁呢？

　　所以，美国人不干了！

　　那么，为什么这样搞了这么多年呢？

　　让我们回到芝麻开门的2001年吧！

　　那年，中美WTO谈判陷入僵局，美方准备闪了。朱镕基总理亲自去谈。以前不能接受的条件，朱镕基一个接一个的答应了。龙永图在后面急的不停给朱镕基递纸条，说“不能答应！”朱镕基不爽了，回头大声说：“龙永图，不要给我递纸条了！”（这一段，大家自己百度）

　　后来呢，就谈成了！

　　此前死不答应，这次全部答应的事是什么呢？主要是开放农业、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行业。当然也不是立马开放，美国给了中国6年以上的保护期，逐步开放。而美国市场对中国是一步开放的！发达国家嘛，当然要大气一点。

　　按照这个协议，中美贸易是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贸易顺差的，起码应该大致平衡，你以为美国人谈判前没有个评估啊？

　　美国签了字的东西就是法律，美国的法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回去立即就执行了！美国人就是一根筋啊，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签了字的东西回去还要“研究”的！研究的结果是龙永图的意见对，“不能答应！”所以保护期到了，美国的农产品倒是进来了，但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一个都进不了中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严重侵害了某种利益。我们几千年的权谋智慧，哪是美国300年历史文化能理解的？我们用各种玻璃门把美国相关企业挡在外面！比如？比如海淘！经常有代购海淘的被以走私判刑，但你知道不知道，海淘货物按当年WTO朱镕基签字的约定就是免税的！但是那又怎样呢？海关总署下了个文件，说海淘的东东是物品，不是货物！当年朱镕基签字前，都叫货物好不好？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其他各种游戏，美国人就算看懂了也说不赢，反正我们就是没违反契约，反正你们的农产品、汽车、金融和医疗等服务就是进不来！反正我们的中国制造就是能出口给你们！反正你们的契约精神就是被我们的聪明才智打败了！

　　话说美国人真是傻B啊，扯了这么多年，真是被耍的团团转啊！你说多可笑，比如上面说的海淘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商务部提出异议，谈判、吵架，然后好久好久商务部终于认可了美国的意见，然后给海关总署发了函，对海关总署的文件提出异议，然后又扯了好久好久，海关总署回了个函，说我们没违反规定，然后商务部跟美国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再来努力！于是再做出各种努力的姿态。

　　直到这两年，美国才明白过来：哈哈哈，他们是一伙的！

　　于是奥巴马生气了，他发表了一个讲话，说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便车！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一直在依靠美国的需求发展，但却不给美国提供需求！

　　潜台词呢？就是以后不让中国搭美国的便车了！

　　然后奥巴马又跑到印度发表了个重要讲话，说美国要帮助印度建设生产能力，而且强调贸易必须是相互的，必须以互利互惠为前提等等。

　　很多敏感的投资人学习了奥巴马讲话精神后就立马卖掉中国的房产，跑到印度去买基金，然后一年不到就赚了翻倍（关于李嘉诚咋没去印度，而是跑英国买房子，我们后面再讲)。当然，中国一看资金要跑了，于是国家队赶紧把自己的A股拉的紧接着印度也赚了翻倍。但是今天，中国的人造牛市已经破灭了，而印度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而印度相反。现在印度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了！虽然离真正的超过还很远，但趋势已经出来了！

　　那是不是美国要对中国毁约呢？不是。毁不了。WTO设计规则的时候考虑的就是大家都有契约精神，根本没想到谁不遵守规定了开除谁的问题，所以，此题无解！

　　于是美国另起炉灶了！大约就是马云要清理淘宝商城里售假的小商家，小商家闹事、商务部干涉，于是马云直接把淘宝商城废了，建个天猫！美国看几个东南亚小国组织的TPP组织不错，于是就加入进来，然后把它健全完善成了一个能弥补WTO漏洞的新组织，同时在大西洋也成了类似的组织叫TTIP。这两个组织的中文名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这两个组织被称作“经济北约”。我一向是不相信“阴谋论”的，但这件事可真是针对中国的，如假包换！但人家在形式上是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针对中国的！这两组织和世贸组织最大的不同就是：世贸组织追求的是降关税；TPP和TTIP追求的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包括什么呢？包括0关税、包括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动，所以，相应的，注意了，重点来了：所有经济监管制度都必须统一标准！包括：贸易和服务自由（禁止各种门槛）、货币自由兑换（禁止操纵）、税制公平（禁止补贴）、国企私有化（裁判员是运动员的爹，还怎么比赛）、保护劳工权益（禁止把人当机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原创、反对山寨）、保护环境资源（不准污染我们的地球）、信息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等等）……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反正中国就是不符合条件！

　　于是乎，中国也不张罗着加入。本来嘛，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两个组织，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办事效率，10年都达不成最终协议！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谈判效率那么低呢？因为他们一旦签字就作为法律执行，所以签字前会做充分的博弈。所以你跟谁谈什么关于利益的事情，人家一口就答应了，那一定是骗子！想想我们加入WTO谈判的故事，或者想想你购物的时候还个价，商贩一口答应下来……所以一个协议谈10年，这是一个铁打的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生效，我们将被边缘化，全世界的市场将与我们无关，我们将回到朱镕基入世谈判之前！

　　可是明明是10年后的事，明明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改革，我们摸我们的石头，你管老子什么时候过河？但是，趋势出来了！一些很牛B的人一眼看到了10年后！互联网时代，知识和信息在爆炸，于是所有人都透过互联网一眼看到了10年后！所以，本来我们还有时间，但是互联网时代，不给我们时间！

　　于是谁敢继续投资中国的出口企业？于是谁投资了不想办法撤资？大家都知道未来没有市场了，今天谁还安心去做企业？于是新的布局就提前开始了，外资开始出逃、李嘉诚跑了、国内投资客们跟着跑、权贵们不用说，于是，于是大家都拿着人民币换回美元，于是根据市场规律，大家集中卖出的东西应该贬值，于是人民币应该贬值，但是一贬值大家不更要抢着卖吗？所以政府撑着不贬，而且还打肿脸跟着美元升值。于是出口成本就增加了，于是本来就大势已去的出口企业更加艰难了，倒闭潮就出现了！

贾葭：胡锡进知道什么是“一国两制”吗？

2016-01-04T23:34:00.002+10:00

2015年12月31日在香港失踪、被劫持到深圳的铜锣湾书店经理李波，其实是自2015年10月以来该书店失踪的第五个工作人员。这五位失踪人员是桂民海、吕波、张志平、林荣基、李波。今天（1月4日）上午，特首梁振英对记者表示，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执法不能接受，因为不符合基本法。

“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香港媒体连日来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在我以为，这是一件未来会载入中国历史的大事。正是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才使得“一国两制”形同虚设，才使得港人对“一国两制”愈加质疑，并且终究会失去对中国本部的身份认同。然而，《环球时报》的火上浇油，无疑更是让港人更加厌恶与反感。

今天《环球时报》就此事刊发署名单仁平的评论说，“铜锣湾书店几乎专门出版、销售与内地有关的政治书籍，它们很多都包含恶意编造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又说，“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

首先，假如真就如胡总编辑所说，铜锣湾书店构成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而名誉权案件是自诉案件，那么由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地向法院提出告诉即可，还轮不到胡总替法院下结论。香港是法治社会，依法处理即可。胡总是什么意思？干涉香港司法独立吗？退一万步说，即便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也还有大陆法院在呢，你这么跳出来给别人定案，是在媒体上公开暗示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吗？

其次，胡总认为铜锣湾书店“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这个说法有什么证据吗？书店不过是卖书而已，“捣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名词？捣乱的具体行为又是什么？符合香港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定义吗？书店卖书就是商业行为，港府有签牌照，违法的话有香港法律管，你胡总编辑用一句语焉不详的“捣乱”，就可以替“被失踪”背书了吗？

再说“禁书”的事情，中国人可以不可以在海外买书？可以不可以在香港买书？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中国内地人不可以在香港买书？既然没有，凭什么说铜锣湾书店卖书这个行为“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我想问问胡总，到底损害了哪些人的什么重大利益？胡总说书店“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我想请问，插足是什么性质的名词？违反香港法律吗？

铜锣湾书店是一间不超过20平米的小书店，只有四排书架，在寸土寸金的铜锣湾，勉强维持自身生存都很不容易了。胡总要这间书店担负“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的罪名，实在太难为了。真要谋利的话，改成咖啡馆或者奶粉店，谋利可就太容易了。但恰恰因为是在铜锣湾没有这么做，铜锣湾书店才成为香港的著名地标。

铜锣湾书店卖的书，很多都是中共高级干部的著作，甚至还有当下领导人的著作。有些书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比如张国焘、王明的著作，有些是文革期间的中共重要人物如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著作或回忆录，甚至被认为是“左王”的邓力群，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也是在香港出版。

我想请问胡总，这些著作，都是内地人写的，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而且几乎都是中共高级党员的著作，据说代表了先进性，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为什么卖中共高级党员的书，反而是损害了内地的利益？这个道理我想不明白，我想也没有多少人明白，请胡总指教。

“一国两制”的初衷，不是要把香港变得跟内地一样，而恰恰了为了保留香港这种不一样，邓小平的原话是“井水不犯河水”，“五十年不变”，保证尊重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保证尊重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的不认同，尊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来说，胡锡进一点也不了解“一国两制”，而且严重曲解了“一国两制”，给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我的许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反感《环球时报》的涉港言论，认为该报不仅不了解香港，也不了解中国内地的涉港方略。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对此跟踪报道多日，认为跨境执法是违反基本法的，特首也于今日表态，那么，胡锡进老师是想干嘛呢？这样一篇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令事态愈发不可收拾。

胡总编辑的结论，用在他自己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不能不说，胡锡进变相插足了香港的事情，损害了香港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下面这两句引文也原封不动还给胡老师：像李波“失踪”这件事，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炒作它，把它朝政治方向引，试图制造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抹黑“一国两制”。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

很多时候，我们反思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时候，不得不重视《环球时报》这类媒体以及胡锡进老师给香港人民的人心回归带来的负面因素。回归后的人心向背，与舆论关系极大。胡锡进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帮倒忙，搬石头砸党的脚，打乱北京的涉港政策，令香港问题更加棘手难办。

附：

环球时报 | 少数港人不应动辄质疑“一国两制”

单仁平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被指12月30日“失踪”，其家人对媒体说他最后一个电话是从深圳打来，称自己“正协助调查”。而香港方面没有他的出境记录，他的回乡证也在家中。这件事在香港被炒作，猜测李波被内地执法人员“越境”带走的说法最热，一些人迫不及待给此事做“违反一国两制”的定性。

香港有反对派组织计划本周举行游行示威，并宣称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投诉。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中央及内地社会对坚持“一国两制”从未动摇过，香港回归18年多了，但至今与内地一眼看上去就不一样，就是坚持“一国两制”的结果。无论发生什么具体的事情，质疑“一国两制”政策有变，宣扬内地要把香港“管起来”，都是借题发挥，毫无根据。

既然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调查此事，相信它一定会与内地相关机构沟通，把事实搞清楚，公之于众。在这之前做各种政治猜测，上纲上线，没有任何好处。

借这个空档，反思一下铜锣湾书店的所作所为，也有几分必要。

铜锣湾书店几乎专门出版、销售与内地有关的政治书籍，它们很多都包含恶意编造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那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进内地，成为一些政治谣言的源头，在一定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

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铜锣湾书店像是要刻意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拱出一块灰色地带，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

香港少数人是给国家出了难题的。“一国两制”是很好的设计，当初内地社会都为它的确立而高兴、骄傲。大家想得很简单，真心愿意香港回归祖国后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也保持有特色的社会风貌，几乎没有想过后来出现香港一些人的反中央倾向。一些人张狂地要把香港搞成在政治上对抗国家的桥头堡，这尤其出乎内地很多人的意料。

现在香港极少数人不断发动政治攻击。在互联网新时代，他们的负面影响已经不局限于香港，同时也在向内地渗透，这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这部分少数人不该钻空子，把自己对内地有害的政治表现做到极致。这显然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原意，基本法是要香港与内地和谐相处的，而不是要把两种制度安排搞成它们的彼此对抗。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

像李波“失踪”这件事，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炒作它，把它朝政治方向引，试图制造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抹黑“一国两制”。而香港舆论对这样的炒作缺少警惕，很容易受其影响，这是令人遗憾的。

相信国家，相信基本法，这应当是香港舆论研讨各种新闻事件的前提。好像“一国两制”随时都面临威胁，每件具体的事都是对它的考验，需要大家拿着放大镜盯住所有细节，这本身就是一种偏颇。因此让视角端正，这是值得努力的。▲（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政治正确与文明

2015-11-16T15:06:00.001+10:00

作者：放风筝的唐僧
2015年1月11日

      这次法国《查理周刊》的袭击者均具有法国国籍，说着标准的法语，其中还有一名18岁的年轻人。而在之前IS斩首美国记者的视频中，一位恐怖分子竟然说着标准的伦敦音，在当时这甚至比斩首视频本身更让人震惊。然后英国政府悲催发现，很多土生土长的20岁左右的英国人竟然都跑去加入了IS，他们中有穆斯林二代，也有白人，很多是大学生。甚至英国还有一些据说人很好的本身非伊斯兰信仰的邻家白人大叔竟也被情怀驱动去给IS当志愿者。这些事实都表明，恐怖袭击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不再是本拉登时代由基地组织从海外派出恐怖分子进入西方各国，而是依托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穆斯林极端分子在他们的祖国发动袭击。这种新形式产生的基础就是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的逐渐伊斯兰化。作为从小生活在“防止西方价值观渗透和颠覆”口号下的我，此时惊讶的发现，原来帝国主义在伊斯兰教面前真的是纸老虎，他们自己的国民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被渗透和洗脑。进而另一个问题浮现上来：“西方自己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哪去了？为何这样的社会里还会教育出恐怖分子？”

    在我看来，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西方国家自酿的苦果。他们多年来在本国的教育中将“政治正确”放在包括自由在内的传统价值观之上，就必然导致传统价值观的衰败和模糊，而极端宗教的价值观趁虚而入。

    所谓政治正确，其隐含的意思就包括事实未必正确，但为了政治大局，你必须要认定它正确。其很多表现成为了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进化文明的标志。在欧洲政治正确至少包括，不许歧视女性，不许歧视残疾人，不许歧视黑人、穆斯林等少数族群、要尊重不同民族的习惯和文化，为此，自由、文明、民主这些词在某些时候也都不可以说，不然会被认为是“欧洲中心论”的政治不正确。这些政治正确原则的提出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正是由于欧洲历史上有男女不平等，有黑奴贸易，有和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产生的敌视情绪等等，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从心底里完全接受男女平等种族平等这些观念，所以，才需要提出政治正确的原则来强迫人们接受，并矫正自己的行为。

    不可否认，这种原则初衷是极好的，也确实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虽然政治正确不可避免的压抑了部分的言论自由，但它对和谐社会的建立帮助极大——不管每个人心里有多么的歧视和不爽，表面上还都是一脸热忱，风度翩翩。

    至少在英国，政治正确几乎是以一种洗脑的形式嵌入到教育里的。每个人从小接受这些原则的灌输，导致英国人在谈到一些话题时几乎是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避。比如每次穆斯林发动恐怖袭击后，英国的公知在报纸上讨论其原因，总是翻来覆去的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政府，是不是还是哪里做的不够，对穆斯林不够好。比如穆斯林是不是收入太低了，是不是没有好工作，是不是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是不是还是被边缘化，没有真正的融入社会？如果这些都不是，那么是不是他们没有接受真正的伊斯兰教育？总之翻来覆去就这几个问题，因为这样说可以保证安全的拿到稿费。至于伊斯兰教的教义到底如何，穆斯林为什么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穆斯林为什么收入低这些问题，他们或一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而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讨论和批评更是在公共言论中是缺席的。因为政治正确。

    有些答案其实是很显然的。即便经济因素是极端穆斯林滋生蔓延的土壤，可是在英国这样一个还算是比较平等社会里，为什么黑人、印度人、中国人无论贫困还是富裕都不会去搞恐怖袭击呢？为什么阿拉伯国家的移民收入会普遍偏低，而印度人大多变成了医生和教师，中国人无论经商还是做学问也都做的不错，都能很轻易的变成中产阶级呢？为什么印度人、中国人的后裔大多能考上好的大学，甚至一些自己没啥文化辛苦打拼上来的中餐馆老板，都知道把孩子培养进了牛津剑桥，可是保守穆斯林在贫困的环境下却不试图用教育改变命运呢？所以，究竟是社会没有给穆斯林以融入的机会还是他们自己没有想去融入呢？

    这些问题，是没法公开深谈的，一谈就要政治不正确。比如，如果你要坚持每天五次祈祷，且必须定时定点，那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你都不可避免受到很大影响。斋月时如果赶上了英国的夏天，每天白天十五六个小时都不许吃喝，自然会萎靡不振，晚上就那么几个小时，穆斯林还要抓紧时机多吃点东西，又必然会影响睡眠，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能和别人同步工作和学习呢？伊斯兰教在饮食上有诸多禁忌，自然也就不方便和其他族群聚餐聚会，也就无法增进感情。还有文化的巨大隔阂，中国人刚来英国不习惯去club，没有facebook账号，很多西方的音乐、电影在国内没看过听过，所以和本国人聊不到一块。可是和穆斯林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可以聊什么，政治不可以聊，宗教不可以聊，历史不可以聊，吃吃喝喝不可以聊，诸如有过几个男朋友之类的八卦也不可以聊，黄段子就更不敢说了，甚至在网上发现一个好玩的图片如果不小心里面有暴露镜头，你都不知道该不该分享给他们看。更不必说穆斯林的女性如果穿着传统服饰，是无法便利的工作的，当然，他们的教义可能也不允许他们工作。所以，找出穆斯林无法融入西方社会这一原因容易，可是做出改变很难。尤其是仅仅依靠西方单方面的反思和改进就以为可以让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接受主流价值观，是无法切入重心的。西方的公知喜欢从经济、就业和社会包容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很安全，可以写一大堆，到不到点子上不重要，稿费可以源源不断的拿。批评帝国主义白人政府和傲慢的白人社会谁都敢，是一件毫无风险而政治正确的事，可是你批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试试？

    在一个已经比较公平的社会里，过度强调政治正确会产生矫枉过正的效果，有些后果是非常恐怖的。比如著名的罗瑟勒姆性侵案，小镇上的白人少女在长达十几年里都沦为了当地穆斯林帮派的性奴，最早有人去报案，当地警察竟然劝报案人“算了”，因为胜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对方是少数族群，反而容易反诉地方政府种族歧视，当地警察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再后来，甚至干脆对报案人说，“卷宗丢了”。以至于小镇上的女孩认为“性侵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这件事情直到去年才爆出，举国哗然，表面上这是地方政府没有坚持司法公正，但事实上这种司法甚至舆论上的先天的偏见恰恰是多年政治正确教育之下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现今英国社会的现实，如果是白人强奸了穆斯林，警察、律师帮助穆斯林打赢官司，抓住凶手，会得到舆论的一片赞扬，警察和律师也会被认为是伸张正义保护弱势群体坚持自由公正价值观的楷模，可是如果帮助白人抓穆斯林就会先天性的惹上一身骚——你是不是在种族歧视啊？再比如，最近又爆出一件穆斯林强奸少女的案件，穆斯林被抓住后为自己辩解道：“在我的信仰里，性侵未成年少女不算做错事。”他也知道，有宗教信仰为借口，就有可能引发同情，减轻自己的罪责，因为政治正确。

    其实，政治正确至上只是维持了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客客气气，社会表面上的和谐稳定，并不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正是由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有了免于被批评的特权，更让他们成为了主流社会以往的对象，导致穆斯林更加的被孤立，客观上也为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以及恐怖分子的低龄化本土化埋下了伏笔。

    因为民众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则，有些话不敢说，但不代表他们心里真的没态度。最简单的例子是去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之前，英国独立党的党魁法拉奇就公开的政治不正确了一把，他为了主张自己限制移民的观点，公开在电视上说：“如果我的邻居搬来一群罗马尼亚人，我会为自己的安全担心的。”接着有人就问他：“你邻居是罗马尼亚人还是德国人有什么不同么？”他说：“谁都知道这是很不同的。”这段对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英国的政客、公知、民众几乎是众口一词的骂他，多肮脏的词都用上了，没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事实，每个人纯洁如天使。但结果呢？一周后的投票，法拉奇领导的独立党大获全胜，得票率独占鳌头。而在此之前，独立党从来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小党，在五年前的大选里，甚至没有一个国会议员席位。所以，在公开场合痛斥法拉奇的民众，在心底里真的觉得法拉奇说错了么？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有时候大党时刻以民调为准施政，却总还是得不到民众的满意。因为民众就像政客的女朋友，有时候口是心非，需要你直接猜到他们的需求，那才是真爱。而导致这种口是心非的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

    其次，政治正确让很多英国本国人的价值观变得模糊，甚至倒退。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位中国来的访问学者，他本想将自己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插班到英国的小学里学学英语。结果不巧房子位置找的不好，他带孩子去报到时发现全班的孩子正趴在地上祈祷——班上大部分是穆斯林儿童。少数的几个英国白人小孩竟也在跟着祈祷，嘴里也念念有词——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做一个少数派的孩子压力是很大的，而孩子又是天然的容易被大多数人引导。而老师呢——也是英国白人，竟就木讷的看着这一切发生。访问学者吓坏了，直接带孩子退学了。在英国公立学校按说是不允许在上课时间从事宗教活动的，这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但是在穆斯林聚集区的学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显然学校的老师甚至领导没有意识到这种宗教活动对人自由的侵害，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自由至上的信念，反而是认为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既然班上大部分是穆斯林孩子，有什么理由阻止人家的宗教信仰呢？甚至有些白人还会对那些极端穆斯林的虔诚信仰心生好感，所以才会跑去IS当国际志愿者。所以可以想象，这种教育下的穆斯林孩子，即便是英国籍，又能怎样呢？他接受的保守的宗教影响依然大于世俗化的公民教育。这样的孩子长大后，有那么一两个变成操着标准英语的恐怖分子，又有什么稀奇的呢？

    第三，政治正确导致英国社会对移民的价值观放任自流，恰恰阻碍了穆斯林融入文明社会。持英国传统价值观的英国人，即便他本人也非常不满伊斯兰教诸多压抑人性的做法，私下里也会吐槽诸如包办婚姻，割礼，通奸要石刑，女子不能工作，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72个处女之类。但是他却不会和穆斯林同学谈论这种事情，更不会想去改变他们的想法，因为害怕被举报种族歧视，给自己找麻烦。这固然减少了很多争论，但也让穆斯林失去了接受多元思想和文明教育的机会。没有人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人权，人的自由高于一切这种话，他就不会去想他们宗教里对人身体和精神的种种摧残是不是对的，他也就不会觉得他的信仰侵犯了别人的自由是不对的事情。他最多想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大家没有谁对谁错，互不干涉就好了。甚至他可能还会觉得他们选择那样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自由，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人更没有理由干涉。在这种环境下，表面的和谐是保证了，穆斯林的观念却依旧遵循着旧历。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同化作用远低于其他族群。而与此同时，由于观念的巨大差异，英国本地人也很难愿意和保守的穆斯林交往，因此，越是保守的穆斯林反而越自己抱团，形成自己的社区，远离主流社会。相互作用之下，思想的越发保守甚至转向激进就在所难免。当然，英国过分的福利制度也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他们不需要和其他人交往，不需要融入社会，甚至不需要工作养家，只需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即可，生活有困难，可以找政府。

    人们觉得尊重他人的信仰，是一种文明的表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纷争该是多么美好。在这种心理下，越是所谓“弱势”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却越是得到了免于批评的权利，人们觉得这叫尊重和关爱。尽管这也使得文明失去了交流、传播的机会，但有人会觉得，文明没有高下之分，凭什么西方文明要做老师呢？也许在这些人心里，什么男女不平等，什么侵犯人身自由，只要打上了宗教的印记，那就有了神圣不可批判的光环。他们认为古人建立的宗教其智慧上一定是超越今人的，一定是可以指导未来几千年人类的发展的。批判的人一定是不懂宗教的高大上，玄乎其玄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总觉得是神秘而有魔力的。

    行文至此，可能很多人要问了，那该怎么办？首先，如果什么都不改变，像如今这样继续坚持政治正确是一定不行的。因为这只会导致恐怖袭击层出不穷。是的，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他可能是一个看不惯白人女子穿比基尼的人，他可能是一个会要求热狗店不许再卖香肠的人，他可能是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和异教徒谈恋爱的人。这样的人多了，他们依然可能会有一天通过民主程序，要求英国女子也要裹面纱。而且虽然恐怖分子和穆斯林不可以画等号，但诚实的人都应承认，恐怖分子的出现在穆斯林中是一个概率问题，穆斯林会有一定的比例被极端思想影响，然后这些人就会有一定的比例变成恐怖分子，这两个比例的乘积就是恐怖分子的概率。这个概率不需要大就足以发动一场场恐怖袭击。继续如今这种政治正确并不会改变这个概率，只能干等着爆炸声一次次的想起。

有人以穆斯林二代世俗化的比例为证据，认为只要时间够长，慢慢的欧洲的穆斯林就会世俗化的。其实，这是一个数字陷阱。假如说每一代穆斯林都有50%抛弃了保守思想，看上去很有成效是吧？那么一对穆斯林夫妇有4个孩子（这基本是最低数字），那也就意味着有两个依然是保守的穆斯林。他们的下一代又会有两个保守穆斯林，再加上每年源源不断移民过来的保守穆斯林，整体上欧洲的保守穆斯林比例只会逐渐增加，恐怖袭击的概率就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单看穆斯林二代信教的比例在下降，但欧洲却依然在逐渐伊斯兰化。

    仅仅从经济角度提高穆斯林的生活待遇也是不行的。首先这会产生新的种族不平等，不足以胜任工作的穆斯林得到优待，这会让本就已经不思进取的社会更加堕落，何况还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降低社会效率。其次，英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不可谓不好，可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不能阻碍极端穆斯林的发展。甚至，这种想法只是对世俗化的穆斯林有用，对于保守穆斯林，只要有虔诚的信仰，很多人并不想要进取、奋斗、赚钱这种“世俗化”的事情。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并不是社会排斥的结果，反而是保守穆斯林自己不愿融入社会。

    因此，应该考虑的做法是让保守穆斯林主动融入社会，接受欧洲的传统价值观，而非欧洲社会如何得迎合、放任他们和伊斯兰教了。至少，欧洲应该反思自己当下放任自流的价值观教育了。比如是否为要为了一个表面和谐的社会，而使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哪怕是“偏见”？是否要继续容忍民众对自己传统价值观的模糊，不敢在价值观的问题上产生争论，捍卫自由和人权？是否还要继续将“政治正确”置于所有价值观之上？

    很多人都说伊斯兰化的问题无解的，但实际上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无解。真要寻找解决方案，欧洲各国应该在本国国内强制穆斯林世俗化，就像凯末尔在土耳其做的那样，不接受世俗化的本国穆斯林要接受法律制裁，新移民应该被遣送回国。世俗化并不是要摧毁伊斯兰信仰，穆斯林依然可以去清真寺祷告，只是在非宗教场合不许穿宗教服饰，不许有宗教活动，只是让他们接受，人的自由和人权高于宗教信仰，他们应该先遵守法律，然后才是古兰经，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是一国的公民，然后才是穆斯林。当然这必然会引发激烈的冲突、抗议甚至暴力流血，真这么做了肯定很多人会受不了，呼天抢地的说，强制世俗化是在破坏宗教信仰，是在侵犯保守穆斯林的自由。其实恰恰相反，世俗化的宗教才是真正可以自有信仰的宗教。他们之前的那种没有不信仰的自由，小孩子生下来就一定是穆斯林，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如何谈信仰自由呢？强制世俗化恰恰是在解放人性，就好像毛泽东死时，全国大部分人都哭的昏天抢地，但事实上，他们却是被解放了。你不能因为人们哭的很悲痛很发自内心，你就觉得最好让毛主席万寿无疆。

    当然，道理归道理，现实中我还是对此不抱希望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小清新的。小清新们有煽情的冲动、廉价的眼泪、脆弱的心灵，姿势的正确比事实的正确更容易让他们赚取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会反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认为战争是会死人的，死人好残酷，好不文明的；他们会为北爱共和军的头领绝食而求情；他们会为关塔那摩虐囚而满腔正义的谴责美国；他们自然也会反对对保守穆斯林的强制世俗化。

    小清新们可以接受萨达姆对国内的屠杀和塔利班的暴政，因为他们听不到死人的哭声，他们甚至觉得，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朝鲜人、中国人再怎么被压迫，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被打死了，也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再说了难道美国人发动战争就绝对正义么？他们就没有杀过无辜的民众么？他们分不清，美国人无需是天使，只要比塔利班对阿富汗人更好一点，那美国人就有足够的正义推翻塔利班；只要侵略者对朝鲜人比金正恩好一点，那么推翻金家王朝就是正义的。

    小清新们可以接受保守的穆斯林一代一代永世不绝的承受割礼、强奸、包办婚姻、通奸就要死，可以接受他们男性视女性为私属物品，可以接受他们的女性被剥夺社交自由；却不可以接受保守穆斯林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带在被解放、在永远逃离这些枷锁的过程中所发出的阵痛的哀嚎。因为前者，他们认为是宗教，是传统，他们可以视而不见；而对后者，小清新们会咬起嘴唇、目光泛泪：“穆斯林好可怜哦。。。”

    今天的人们说起凯末尔首先想到的是他是一个伟人，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却对他当年强制世俗化时对保守穆斯林的“血腥镇压”感觉没那深了。人们甚至不太记得，当年土耳其也是为此爆发过内战的，起义的库尔德人也说凯末尔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可是，当你现在走在伊斯坦布尔新城区的大街上，炫目的霓虹灯让你宛如置身巴黎，商场里穿着吊带装的土耳其姑娘显露着美好的身躯，都让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到今天98%的国民都是穆斯林的国家。很多时候，自由的获得真的是要流血的，这很不美好，但却是残酷的现实。如果你以不流血为第一要务，那只能是纵容野蛮一代代传递下去，多少本该天真无辜的女孩，从生下来就注定她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主。是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了，继续这么发生下去，对你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心理冲击，你会觉得，那是她们的命，他们活该吧。可是，一代代人受到这样的摧残，真的比流血更文明一些么？

ZT:慢慢的，它们就没有了，就像从未存在过

2014-11-23T13:03:00.001+10:00

几年以前，我曾经嘲笑过某科技界大佬。当时他说：也许90后、95后会慢慢不知道谷歌是什么网站。那一年，这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谷歌，全世界最卓越的互联网公司，活在互联网的一代中国人，会不知道他们的网站？今天，我收回这句嘲笑。因为这件不可能的事，它慢慢变成了现实。没有人再关注什么谷歌不谷歌。对他们来说，百度也蛮好用的，反正他们几乎没用过谷歌。没有谷歌又怎样？大家还是开心的刷微博，看微信，听歌，看娱乐节目。对于从来就不知道谷歌的人来说，少了谷歌又有什么影响？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Facebook的。其实这个网站和校内一样，也挺蠢的。可在上面你能看到老外们的生活，可以轻易的跟一万公里以外的人互相拜访，可以看到很多根本不会开到校内上的主页。你用汉语回复，下面给你聊起来的可能是香港仔，可能是台湾人。你用英语回复，说不定有比你英语用的更蹩脚的寂寞的北欧人来跟你搭讪。你感觉地球真的变成了地球村，你还没拉门走出去，别人就推门走了进来。然后，它就没有了。起初，它的失踪激起了很大的声音，后来，声音就消失了。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Twitter的。其实这个网站和微博一样，也不过是些信息流，刷上一整天，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至少，你可以以最快速度获取你想知道的任何新事，你会真正了解什么事情在全世界是流行的，而不是经过各种截图、翻译、转发，甚至曲解、断章取义、黑白颠倒的东西。你知道的是真相，赤裸裸的，也许有点太短的真相。但至少中间不会有无数人的加工与再加工，偏激、片面，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管后来者有意还是无意。然后，它就没有了。首先是它的本体没有了，然后它的模仿者也没有了，模仿者的模仿者也没有了。只剩一个模仿者的模仿者的模仿者，现在你每天能在上面看到无数广告。多年前，我们也是可以登陆YouTube的。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个网站就是个大型优酷，当年有人信誓旦旦的说，没有YouTube，我们中国人会很快让优酷超过YouTube。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视频还是那么卡，内容还是那么垃圾，原创还是那么容易被盗窃，视频丰富度还是那么的可怜。在YouTube上，你能看到全世界最棒的手艺人，最逗乐的笑话，最天马行空的创意，最激荡人心的音乐，最美好的完美瞬间，可在优酷上，你想看一分钟视频，请先看半分钟广告。哦，对了。Instagram，有些人可能感觉它和QQ空间也差不多。可我在上面关注了六百多个摄影师，它们都是顶好顶好的影像记录者，每天看他们的作品，我感觉到很幸福，那种即使没有到那里去，也身临其境的幸福。我还在上面认识了一个日本的爱自拍的帅小伙，一个爱喝酒的韩国大叔，一个十年前到过中国今天会在每张我发的紫禁城照片下点赞的美国大爷，一个美丽无比的俄罗斯妹子，我和他们基本上都难以交流，语言是很大的障碍，但几个简单的单词，心意也就到了，这种感觉，有时候比多年老友相聚还兴奋。因为这是人类不同族群自由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这种过程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可现在，它没有了，它之所以没有就因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你在搜索特定的词汇时，会搜出来特定的照片。虽然这么搜的人并不多，虽然看到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觉得天黑了，天亮了，天要塌了，天要变了。可它就是没了，Instagram，就这么没了。谷歌也是这么没的，Twitter也是这么没的，Facebook也是这么没的。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了什么话，下了什么决定。就要有超过十亿人像陷于哥谭市的孤岛里一样，看着一座又一座桥梁被炸掉，又被炸掉，又被炸掉，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我时常觉得悲哀，真的好悲哀，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许是一个群体，在不断抢走我身边的东西，而我却无能为力。我抱怨一声，他听不到，任何人都听不到。我怒吼一句，身边的大多数人却像看疯子一样的看着我。我哀嚎一声，这声音被阻碍在黑黑的幕墙以里。我发出尖锐的嘶吼，这声音传不了多远，就和我那被抢走的东西一样，消失了，不见了，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对于本来就没存在过的东西，有谁又会觉得在意呢？那些本来拥有又被掠夺的人的哀愁，后来的人又怎么懂呢？我曾经是拥有一切的，我曾经是拥有世界的，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饮下的是自由的琼浆玉液。就在长的无法计数的时间里，我自由生命的一部分又一部分就这么被杀死了，突然就杀死了。可我还始终觉得，它们还奄奄一息的活着，就像它们是慢慢的死去的一样。可它们终归是死了，而且随着它们的死，愈来愈多的事情慢慢的发生了，很慢很慢，几乎不被人察觉，可还是发生了。没有谷歌，我可以用百度呀。可某些结果被越挪越后，越挪越后，最后就不见了。就像本来就不该搜出这个结果一样。没有Facebook，我可以用校内呀。可你想发只有在Facebook上能发的文章，很快在校内上就失踪了。接着，校内变成了人人，话题变成了人人都关心的话题。大家都在抢着看星座、明星、八卦、娱乐。没有人会关心什么消失了，反正它们本来也没多少存在感。没有YouTube，我可以用优酷呀。可你却经常只能在优酷上看到抄袭别人的作品，而且还不署名，而且还洋洋得意，而且还自我陶醉，就好像那个idea本来属于他自己一样。你看了还要惊呼，他是如此的有创意！好一个抄袭的创意，可你却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网站叫YouTube。没有Twitter，我还可以用微博呀。可你想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你搜的越勤快，越能看到越明显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时间长了，你想，反正知道了也没什么用，不如不看了。慢慢的，一扇又一扇的门关上了。今天你打开世界上最大的博客网站，发现它没了。明天你一看，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分享网站没了，一开始是刷新的很慢很慢，后来它就没了。过两天再一看，平常每天都会读两篇文章的媒体网站没了，那里的文章缤纷多彩，最后都变成了该页无法显示几个字。再过几个月，大学的网站不让上了，摄影师的网站不让上了，就连百度日本这种自家网站，也没了。接着，漫画看不了了，接着，动画看不成了。接着，美剧英剧失踪了。下载美剧英剧的网站又又又又又失踪了。尊重正版，保护权益，行吧，然后字幕网站也没了。游戏没了，你习惯性登陆的游戏网站，发现下载栏正在整治中。论坛关了，天天都在看的论坛，突然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因为“报备问题”不让办了。个人网站，私人博客，对不起，说没就没有，你在上面存了多少多年辛勤耕耘的东西都没用。你关注的人，有一天你登陆微博，发现他怎么好久都没说话了，然后你搜索了一下，发现他的账号不存在了，而且你搜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未予显示。一盏一盏的灯，灭了。四面八方的光源，消失了。我们生活的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成了一片黑色。天黑了，那么睡觉吧，但愿长醉不复醒，卧槽泥马勒戈壁。最后，我们变成了一群做梦的人，这个梦的名字，叫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搜索结果不予显示梦。

周永康案與中國的政治走向

2014-08-05T00:09:00.004+10:00

终于，周案公布！人们等到了久盼的消息，在意料之中，却还是引发网上的大片欢呼。这现象能让人理解，却深刻，使人悲哀：一个法治国家，具基本的新闻自由，不会有此现象。人人尽晓，举世皆知，却无法了解事态的任何进展，一切都在暗处，亿万号称国家主人的公民只能被动地等待相关消息；做规矩的看客，用些暗语相互交换意见和不知真伪的信息，相信谣言更真实于官方公报。——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世界上的一个奇观！由此也提醒人们：不管中国怎样得意于其现代化的成就，其政治依然处于一种早该跨越的时代。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样一个案件会对中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其现实和历史的可能意含。中国模式进一步崩塌虽然官方“道路和制度自信 ”不绝于口，也会借周案再次宣示自己的伟大，但事实上，周案的出现不可能不对现行的“中国模式”又造成沉重一击。周永康现象是这个时代和这种模式的产物。靠剥夺民众的基本权益，这种模式借以维持一个低人工成本的世界工厂；同时，不断压制人们的意见表达和权益维护，权贵得以肆无忌惮地掠夺；执政者用利益输送维持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涣散精英层的责任和批判意识；社会正义缺失。大规模的腐败和暴力强制维稳体制逻辑性地相伴而生，成为其重要的组成支柱。周作为这维稳体制的代言人，守护者，在整个执政集团的默许和鼓励下，不仅强化这种体制，且成为这种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在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因自身的贪腐，反过来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体制的憎恶，为其败颓准备了条件。周的垮台自有偶然性，深层的背景却是这种模式无法继续按旧的方式维系，中国到了一个需要调整整体发展路线、文明方向的阶段。习时代与政治派系但迄今为止，新领导人在执政指向上给出的信息依然相当混沌矛盾，只在反腐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坚持、一致和行动力度。个中道理也简单：无论习反腐的意识形态初衷为何，在当下，反腐最符合其政治利益，也能迎合满足各界大部分人的期望。政治意愿在此产生某种交集。也因此，自执政以来习从社会上所获取的最大政治收益，是来自人们对其在该领域采取的举措的认可。正如江打掉陈希同，胡消除陈良宇标志其实际政治权力得到某种确认一样，周案的公示，标志着习时代的到来。江胡时期，各有婆婆。坏处是不得施展，好处是有庇护和可推诿之人，责任可以分摊，没有对手翻盘之忧。而随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递减，习已不再具备这种资源，加之面对的是经过文革的浸染，甚少忌惮、自视皆高的一代，从一开始习就面临一种艰难的政治挑战：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应付对手的威胁。这从争取上位的博弈中就已开始直至今日。习的做法，一靠改制，打乱既有格局，增加自身制度性资源；二靠反腐，消除对手，震慑各方。打掉薄、周，就成题中之义。至此，这种权力的争夺和巩固战才真正告一段落。那些习惯于幕后施加影响者会就此谨慎或收手；旧派系重新洗牌，要么瓦解，要么弱化，或转入隐秘运作。习派独大定于一尊。接下来，习派权力运作上的重点可能就是要巩固位势，进而打破常规，确保两年后党代会的人事主导。这将成为新的政治角力点，也会成为观察下一步中国政治的新视角。习系自然有理由庆贺政治角力中的大胜，但问题可能也随之而来。再不会有任何借口可为其开脱，中国的安危，民众的福祉，舆论压力都将系习一身；所有践踏人权，违背理性人道的政策，习也都将难逃其责。如不能顺民心，稳经济，新政治，引领中国走向自由和平公正，尽管可以有效控制政权，但其获得的权威终将丧失，进而引发人们对现体制最后剩存的认可彻底崩解。反腐、保江山和依法治国事实上，人们对周案公布上的欢呼只能是暂时的，人们在等待后续，而期望值也会随反腐的深入而提升。方便面是不能满足人们对美食的追求的，下一道菜为何？周案能否成为一个中国政治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转折点，端取决于下一步习等人的作为。习当然不可能在反腐上轻言收兵，那必将伤及其在此领域积累下的声誉。但反腐能否更上层楼，却也尚在未定之数。比如，周与江、曾很难完全切割，是否要有所动作？温总家族的财产要不要给人们一个交待？早有腐败传闻的贾庆林该如何处置？本朝常委如刘云山等一概清白？在公布的消息里只提“违纪”不提“违法”，周最后是否要循前例公开审判？如照薄那样在法庭上行事，执政集团能否承受？人民网“反腐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文刊出即消失……这都预示着，这场反腐远没有到最后定论的时候。威权体制的绞杀机已经启动，是不易停摆的，也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此外，这场反腐败最终目的是在“保江山”，还是要重建社会正义，再造体制，这也是问题的关键。如是前者，不动体制，反腐“告成”之日，就必是新一轮腐败的开始之时；如是后者，就必须在运动式反腐的同时，引入新的制度要素和社会力量，确立根治腐败的结构基石，才能保证不前功尽弃。对此，我们还没答案。周案宣布的同时所预告四中全会将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给了人们一个暗示性、稍许令人鼓舞的信息，但鉴于“狼来了”听之过久，故也只能暂且听之，要待那会议尤其是落实的结果再来做评。不过当下，也有三事可拿来当作周案是否具历史转折意义的测试指标，而官方欲收商鞅“南门立木”之效，不待四中全会，也绝可立杆见影。一曰放人。立刻按法律规定释放近期滥捕的维权人士，着手清理近十年周主政期间维稳体制造成的冤假错案，并上溯更远的冤案，重建社会对正义的信心。二曰抓人。对太子派的腐败者绳之以法，以昭示国家法律公正，刑可上常委亦可上太子。在上位固权上，习借助太子派之力甚多，其乃习力量的最重要基础。习也用反腐回应了某些“红二代”对“官二代”之跋扈、掠夺而生的不平和愤恨之气，换取支持。但能否也将反腐指向某些发小，“自己人中的自己人”“红二代”中的贪腐乱法者，向社会展示其乃国家正义的守护者而不是权贵集团的代言人，人们在观察中。三曰停批宪政。法治国家的根基在宪政，无宪政绝无真法治。上述三者不为，人们也就无需对全会抱任何不切实际的指望，周案的意义也就只能流于“保江山清门户式”的权争。公民意识的革命薄熙来的垮台名义上终结了“重庆模式”，但人们却惊讶地发现，现行的国家政策和官方语言，却很有些“重庆模式”的色彩和味道；周永康垮台了，其治下的维稳体制却变本加厉继续运行。因此，悲观虽然不必，但因周案而盲目乐观也绝无理由。从薄王到周案，性，暗杀，金钱，权力，打手，黑社会，阴谋，……与那杜撰的美国“纸牌屋”相比，这真实的中国政治连续剧更加荒淫丑恶无耻。一个主掌公检法的国家领导人行止黑暗腐败至此，让人震惊，同时也含义深远。或许，为每个公民的利益也为民族的未来计，对政治人物，该给的掌声就给，但永远保持怀疑和警惕，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态度，也是中国人必须完成的公民意识革命，且由此出发，去为一个能不做看客，有权利选择约束领导人的制度的设立而努力。

鸦片战争原来是这个样子

2014-02-09T21:11:00.000+10:00

中国人习惯上把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事的起因绝对不是什么“英国为了倾销鸦片”。当时世界范围内吸食鸦片基本都是合法的（例如英美都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立法限制毒品），奇怪的是，这些不禁鸦片的国家反倒没什么人吸鸦片，倒是中国这个禁烟的国家对鸦片一往情钟。一方面清朝有很多人是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事干，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这就像某个人均GDP不到三千美圆的穷逼国家却能在奢侈品消费领域独领风骚一样），而其它洋货要么是像钢琴一样玩不来，要么是像刀叉钟表睡衣之类不好玩。另一方面，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一开始，皇帝老爷们对禁烟这事儿都不是很认真，直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被打得找不着北，发现枪杆子不好使的道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其实道光也不想想怎么官兵抽鸦片农民就不抽的，当时的军队腐败不堪，平时也不好好训练，省下来的钱跑去吃喝玩乐，等上级领导来检查时才装模作样的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优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到甲午海战时更是在装备领先的情况下被日本打败。而皇帝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军队一直是好生供养，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抽鸦片的所有条件：金钱和时间。这样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跟农民差不多，抽了鸦片就更没得玩了，这时道光才知道着急，发了狠要禁烟。但他哪里想得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鸦片走私的庇护者。对这些人来说，军队没战斗力关我屁事，大清的江山关我屁事，又不是我的，是你皇帝老子一个人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就是了。这么一来，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最后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林则徐，和英国人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说来搞笑，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本来当地官员是想拿银子打发他回家的，谁知此人是真心办事，不吃这一套。今天我们说林则徐是民族英雄，其实当时官员们都当他是神经病，而且这种人真要放到今天的官场他还是要被当成神经病，要不了三两回合就得被和谐。林则徐到广州后不久就要求洋商们交出所有鸦片，还发了份照会：听说英美两国天气干燥，土质干硬，夷人都是把肉磨成粉食用，久而久之导致大便不通，只有中国的大黄和茶叶可解，皇上对你们有恩，你们也该配合我这个钦差的禁烟工作。我对你们这些外夷的伎俩再了解不过，所以别跟我耍什么花招，其实我们老百姓都很讨厌你们了，你们再卖鸦片，难保他们不会弄死你们…… 这个大便不通还不是最离谱的，此前还有大臣建议道光严惩吸食鸦片者，怎么个惩法呢？这个大臣说，他听说红毛们是把吸鸦片的人系在竹竿上，用大炮发射进海里……林则徐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动不动就绑架民意威胁洋人，但其实言谈之中又经常流露出对民众的不屑，在他眼里，底层民众只有两种人：洋人的走狗与洋人的潜在走狗。可惜洋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往往远胜这些政府官员，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商安德森就建议英国政府：据我观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讨厌清政府，等打进去时，我们不能伤害一般群众，而且应该张贴告示，说这场战争不是针对他们的。后来英军也照作了，于是清廷又大骂洋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林则徐的照会一来，洋人第一反应是又他妈来要保护费了，正商量着该花多少钱摆平呢。其实当时洋人们是混得很悲惨的，清朝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本就看不起做生意的，又自封天朝上国，觉得自己天生就不用跟外夷讲什么平等，所以指定只有广州十三行才能进行洋货买卖，而且还不是洋人卖，而是由中国人中转，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换句话讲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外出”。清朝关税虽低，但那只是理论税，洋人在中国总免不了被横敲竹杠。而且那些贩卖洋货的中国人必须靠贿赂换取外贸执照，这个钱当然要算在商品价格里，导致洋货价格像中国的房市一样一路走高，本来中国人就不感兴趣，这么一来就更卖不出去了。所以说鸦片除了导致中国的白银外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民间的财产转移向了政府。在此之前洋商们一直都没遇到林则徐这款的，一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打算先观察观察敌情，回复林则徐说要用七天时间商量商量。林则徐本来觉得自己在这些夷人面前是充满优越感的，完全应该说一不二，想不到对方还要开什么委员会搞民主决议，一下把他给惹火了。林则徐查清英商颠地是“拖延战术”的主要智囊，立刻派人前去捉拿。后来差人去执行任务时耍了个滑头，说是“召颠地入城”，但英国人还是不放心，要求林则徐承诺24小时内放颠地回来。大清可从来没什么拘留最长期限之类的说法，都是想关多久关多久，所以林则徐一听，你这不是他娘的放屁吗，马上抓了两个买办（即汉奸）到英国人那里示威。这下英国人才明白事态严重了，一时间竟不知所措。这时另一个主角——英国驻华商务总督义律——登场了。说来搞笑，此人作为鸦片战争引发者之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鸦片者，他认为鸦片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在一个明令禁止鸦片的国家内走私鸦片更是有辱英王的名誉。义律一听林则徐要动颠地，马上急了，匆匆跑到商馆去，谁知林则徐给他来了个有去无回，等义律一进去就把商馆给封闭了，撤走所有的中国人，勒令中国人不得再与洋商接触，否则以汉奸论处，还来了个断水断粮。义律一看这架势，是要把人活活逼死，马上给林则徐写了封信，大意是威胁说你再这样难保两国不会打仗。林则徐在下面加了批语：“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其实义律与林则徐交涉数次，基本处于鸡同鸭讲，双方都以武力威胁对方，但又都不惧怕对方的武力，只不过义律是嚣张但有底气，而林则徐根本是无知者无畏，所以两个人都奇怪了，靠，他怎么就不怕我呢？其它内容基本上也是有听没懂，例如林则徐对这封信是这样回复的：先大谈因果报应学说，举了一些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接着谈中国对英商的恩情，又讲到没有茶叶洋人就会大便不通而死的问题，另外民意沸腾，举国激昂，再不交出鸦片，小心吾皇天威降临…… 但总体而言，林则徐没直接进去把洋人杀掉，已经是非常客气了。至于他不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想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表达天朝对这些外夷宽宏大量的姿态。义律那边被断水断粮也受不了，再加上搞走私本就理亏，于是跟英商们商量能不能把鸦片全部上缴，这里他也耍了个滑头，说你们这些鸦片损失将由政府来处理。英商一听乐坏了，这等于是把鸦片送给中国人，再从英国政府那里拿钱，当然是十二万分的乐意，当然他们也知道义律是在打官腔，他本身也没那么大的能量给赔偿问题打包票，于是又集资给一个马上要回英国的商人，让他到议会去活动活动。理论上来说英商本来是一毛钱都拿不到的，在鸦片战争打响之前，英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是“你们走私你们活该”，大清爱咋咋地我们才不管你们的损失，连英国军舰都回复义律说不会保护违反他国法律的走私行为，但后来随着鸦片战争打响，情势直转急下，也算这些鸦片贩子好运了。看到这里各位应该发现一点，其实英国之所以来侵略中国，跟虎门销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政府本来没打算跟鸦片走私扯上关系（当时英国政府也不了解英商的处境，对英商来说，鸦片贸易怎么看都不像是“走私”，因为来接头的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清朝水师）。战争的真正起因其实是以下两件事：甘结与林维禧案。英商在义律的怂恿下，把所有的鸦片全部交了出来，林则徐也终于解除了对英商的包围。但禁烟的事却还没有完。林则徐又要英商签订“甘结”，其实就是保证书一类的东西，内容是禁止“一切来人”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甘结的有趣之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连坐效应，他要英商不仅对自己的船负责，还要对别人的船负责，不仅对英国人负责，还要对所有国家的人都负责。其实林则徐早在对付吸食者时就采用了“五户连环保”政策，但他不知道洋人是绝对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不然万一哪天船上有人夹带鸦片，弄不好自己小命也要玩完。林则徐觉得义律是这帮人的头头，要他代表所有洋商签字，义律告诉林则徐：我不能代表那些英商，就算英国国王也代表不了他们。林则徐一听又怒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这不是存心忽悠我吗？但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教育义律：你骗我说你自己不能代表也就算了，但你说英国国王都不能代表，你这可是叛国啊，叛国大大的不好…… 又是鸡同鸭讲。义律死活不签，最后全体英商撤出虎门，到葡萄牙人的地盘澳门交易去了。但林则徐连自己地盘以外的事也要管一管，命令义律要么回来甘结，要么从此滚出中国，义律却坚决不从，提出以下几点：清朝将无辜者和走私者一起在商馆里拘禁七个星期之久；鸦片贸易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和保护，事实上他们所从事的贸易里，没有一项是像鸦片这样有“固定收费”的（言下之意其它产品要交的苛捐杂费更多）。义律一是担心英商人身安全再受威胁，二是希望林则徐先检讨一下大清自己的错误，但他们还没注意到一点：林则徐对付过吸鸦片的中国人，对付过提供鸦片的英国人，对付过卖鸦片的中国人，惟独没有对付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人，这就是清朝官场官官相互的微妙“潜规则”，英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林则徐又搬出民意恐吓义律：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 甘结的事久拖不下，双方旧怨未平，新仇又起。当时几个英国水手醉酒后与中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事发后，英国水手立即花钱私了，请家属封口，但两天后还是让义律得知此事，前来调查，先给受害人家属赔偿，再分别悬赏，请目击者指出致命一击是哪个水手造成的、是英国人先挑事还是中国人先挑事。又过了两天林则徐也知道了（英国水手的钱真是白花了），二话不说，要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杀人偿命。义律哪敢把人交出来啊，那时英国人判案还得给被告个申诉的机会，而我国的衙门就是八个字：大刑伺候，从实招来，狗熊被打完都会承认自己是兔子，而且林则徐根本不在乎是谁杀了人，反正我死一个你也得死一个，随便哪个都行，这一点对尚未查清真相的义律来说更是无法接受。当时英国已经采用陪审团制度，义律提出要设立一个英式衙门，请林则徐前来观摩，林则徐一听愣了，你们这些外夷还有衙门？当下拒绝。后来义律自己把人给审了，五名水手分别监禁三个月至半年不等并处以罚金，义律还特别强调，这些人必须被关押在英国而不是中国的监狱。义律当时的处境是很尴尬的，水手在中国杀人，本来应该接受中国的法律审判，但当时中英之间的文明程度实在差距太大，到了不能为人接受的程度，这就好象今天中国人到哪个非洲国家打工，一不小心触犯了当地法律，结果被判用火烧死后由当地土人分而食之，中国人肯定也受不了。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不管这事儿就是了，义律却表示绝不会让大英公民接受“野蛮肉刑”，拒不交出凶手。后来义律无奈之下想了个庸招，他骗林则徐说根据《万国公法》，他是拥有“领事裁判权”的，这件事应该根据英国法律来判。谁知林则徐还真找自己的美国私人医生伯驾翻译了一下《万国公法》，虽说翻译出来的内容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但据伯驾所说，没有“领事裁判权”这一说。而中国第二次接触《万国公法》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倒也不算错，可惜“第一人”也就是这么个“没有茶叶则大便不通”的水准。说到这个伯驾，虽说他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来没有见过林则徐，因为林则徐不愿与外国人直接接触。好在他的毛病伯驾靠远程治疗也给解决了，伯驾在林则徐的病历上是这么写的：“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可以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后来伯驾想给林则徐送三样礼物：一本地图册、一本地理书、一架地球仪，谁知林则徐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说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得先请愿，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没有再送，不然不知林则徐是否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了。义律这招算是昏到极点了，他想利用中国人对国际法的无知来解决此事，但就算“领事裁判权”真的存在，他眼中无知的中国人们又怎么可能遵守呢？更倒霉的是又遇到这个“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一听《万国公法》里没有什么领事裁判权，一下火了，甘结的事还没搞完，你丫又忽悠我，看来对你们这些野蛮外夷是客气不得了。林则徐故伎重施，又来了个遣散华工、断水断粮，逼义律交人，当然了，针对对象不仅是义律，而是所有英国商人。这种事情连续发生两回，义律是真的受不了了，内心早已动了杀机，但他还想着能和平解决此事最好。对于甘结，义律先是提出可以具结，但只能“货尽没官”，绝不能“人即正法”，林则徐却一口否决，坚持要砍人。后来林则徐也玩了个花招，说要么这样，你不具结也可以，但船要让我搜查一遍，看你还有没有鸦片。以林则徐的看法，是个人都该知道大清是怎么搞搜查的，义律应该不会笨到答应这种要求，具结只是签个字的问题，相信义律还明白个中利害关系。但义律还偏偏不明白，说这个好，欢迎来搜。林则徐这下被搞郁闷了，琢磨着义律这红毛可能还不太了解大清国的基本国情，只好亲自教育义律“大清式搜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效率比较低，需要花两百天才能完成搜查，到时你的货物也该发霉了；另外搜查过程中肯定会弄坏弄丢点东西，大清可不负责任。但义律觉得钱的事小，甘结可是要人命的啊，于是老话一句：欢迎来搜。这可把林则徐气得不行。此时一票英国人也快渴死了，双方都感觉道理说不通了，有武力解决问题的打算。义律去九龙寻找淡水，遭到当地官员“五六小时的延宕和令人发怒的拖辞推诿”，终于发出最后通牒：再不给淡水，将击沉眼前一切中国船只！而当地官员根本没拿这些不知哪个旮旯里冒出来的野蛮人当回事，中英间的第一次冲突就这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如果仅仅因为义律不肯具结就将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来混淆视听的话，那称其为“淡水战争”应该也完全说得过去。后来各种小冲突又出现数次，水勇们向林钦差汇报自己的“辉煌战果”，林则徐不疑有诈，发挥了我国“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光荣传统，告诉道光我军“七战七捷”。其实你看当时的战报是相当有意思的，里面文学创作的气息非常浓，读起来很像武侠小说。清朝士兵笔下的英国人从来不会留下尸体，不是滚落悬崖就是落水无法打捞，只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洋夷的帽子，而我们的兵器上则沾满血迹。一句话：战果丰厚，证据没有。而道光和林则徐这两个人已经被忽悠得快要高潮了。消息传到英国后，议会进行了辩论，双方就出兵与否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主要观点如下：中国人以优越人种、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商横加侮辱，更屡次侵犯人权，以性命相威胁，甚至两次危及没有进行鸦片走私的无辜英商，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中国的法律仿佛是专门为贪官勒索而设置的，既无法执行又荒谬野蛮透顶，而且与中国进行贸易需要交纳比关税高得多的保护费。结论：对这样的野蛮民族，讲道理讲不通，只有先把它揍服帖了再说。271：262票，九票之差，战争打响，蒋廷黻有一句话精辟总结了鸦片战争的实质：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其实战争打响之前英国还是给过中国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派人坐船来送最后通牒，但中国守军看不懂船上挂的白旗子是什么意思，照面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曾挂着红旗子满地乱蹿，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打架的，也是见面就轰。我时常觉得，两国既然已经沟通不能到这种地步了，真的没什么比打一架更好了，就算这最后通牒送到了，双方的战争也不可能因此终止啊。林则徐在开战之前还给英国国王写了封信。其实本来是想给美国国王和英国国王各写一封的，后来一打听发现美国连个国王都没有，而英国的国王是个女人，这下对两国更是鄙夷了。为了翻译这封信林则徐破天荒的见了几个外国水手，请他们代为翻译，水手看完信之后差点没笑喷出来：首先吹嘘大清皇帝有多牛B，统治了整个天下，恩泽四方；然后夸奖英国女王一贯恭顺，仿佛在表扬一个藩属国的酋长；接着大谈中国对英国的恩惠，无非又是没有茶叶英国人就要大便不通而死；再来教育女王因果报应学说，讲述坏人突然暴毙的实例；最后像命令下属一样让女王“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诿延”，否则“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 后来的战事就不做细表了，反正清朝一路胜利胜利再胜利，前进前进再前进，突然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失败了，至少在道光眼里是这样。然后大家签条约，坐下来吃个饭，这事儿就算完了。至于那《南京条约》的内容，除了我们教科书上学的割香港、赔白银、开五口之外，还要求清朝赦免一切在华关押的英国人，不得对那些和英军有接触的中国人（俗称汉奸）秋后算帐（看人家这人权工作搞的），关税必须是固定的并且明确的，不准再用法律规定以外的项目敲诈勒索英商，允许英商在沿海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还有一条：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清朝不能再用训孙子的口气和英国人说话。到后来又通过《五口通商章程》获得了真正的领事裁判权，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内容除了打开贸易壁垒、防止敲诈勒索之外，其实就是为了防止前文所述的一切状况再次重演，割香港和领事裁判权这两个主意正是由义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给英国人一个能安全居住的地方。顺便一提，现代人讲割让香港是丧权辱国，但其实道光当时用的词叫“暂行赏借”，都被打成猪头了，他还时刻不忘天朝上国的威仪，所以我认为讲“割让”是对前清先帝莫大的侮辱。而中国鸦片战争支出的战费比英国人还高三倍，这里面有多少钱是正儿八经花在战争上的还真没人能说得清。至于鸦片贸易问题，当时中方代表问英国为什么你们本土不禁止栽种鸦片，为什么要拿鸦片来毒害中国，英国代表璞鼎查回答： “这（在英国禁种鸦片）是不合乎英国宪法的，这是做不到的。即使英国政府用专制的权力禁止鸦片的种植，对中国亦毫无益处。中国人不将吸烟的习惯彻底扫除，这只能使鸦片的贸易从英国手中转到别国手中去。事实上，鸦片问题应由你们自己负责，假使你们的人民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他们绝不会染此恶习；假如你们的官吏是廉洁守法的，鸦片便不会到你们国中来。所以在我们的领土以内，鸦片种植的前途，主要的责任是在中国，因为几乎全印度所产的鸦片全销于中国，假设中国人不能革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假设中国政府的力量不能禁止鸦片，那么中国人民也要设法得到鸦片，不管其法律如何。因之，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课，岂不甚好？” 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大臣许乃济就提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哪怕英商不入港，中国人也会争先恐后前去接货的地步，既然禁也禁不住，还不如将鸦片合法化算了。不仅要合法化还要引进本土种植，这样还可以阻止白银外流。确实，等大清牌鸦片生产出来，再加上领先世界几十年的鸦片吸食和烟枪制造技术（这是大清国最可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一如今日的金盾工程），那GDP是哗啦啦的涨啊。道光一听当下便有点动心，但后来许乃济又加了一句话：吸鸦片的都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吸死也不足为惜。这句话一下得罪了好多不该得罪的人，再加上驰禁本身就是违反各地官员利益的（不然他们怎么收保护费啊），道光又被林则徐那几“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刺中要害，后来许乃济便成了清朝道德堕落分子的总代表。璞鼎查又教育中方代表，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是“自由的制度和商业”，请中国也效仿。当时可不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而是干脆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基本都是左耳进右耳出，而且中方代表比较为难，不敢跟道光提鸦片合法的事，于是提议：不如这样，以后我们关照你们的鸦片贸易，有我们罩着，合不合法都无所谓啦。璞鼎查不想搞中国特色，说英国政府不愿承担走私的不义之名，中方代表一商量，最后说：鸦片就算合法，难保那些人不偷税漏税，如果英国政府能先代交500万两税款，我们可以代为跟大皇帝商量商量。璞鼎查一听愣住了，你们自己缉私不力，还要英国政府帮你收税？开玩笑。璞鼎查发现这些人害怕跟道光提鸦片合法化的事，根本就说不通，干脆不再提鸦片的问题，后来鸦片贸易就继续以走私形式存在了二十年。这无疑是给历史教科书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当然，“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罪名”倒是不假，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值得悲伤的，因为闭关锁国本就是件坏事，何况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意，而是皇帝老爷一个人的旨意，皇帝自己悲伤就算了，老百姓跟着瞎起什么哄？另外，“鸦片战争”在英国不属于必修课范畴，所以虽然中国人很拿这个当回事，动不动就血泪控诉一番，但你要去问英国人，基本上都不知道鸦片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你要说“第一次中英战争”对方就更惊讶了，什么，中国和英国还打过仗？……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英国人的军队到底有多厉害，很多未参战者，包括皇帝老子，还觉得双方实力其实相差无几，只不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已（因为我们一直在胜利，是最后不知怎么搞突然一下就失败了），对民间就更不能讲朝廷惨亏了，因此，虽然英国人提出要“平等”，但在很多清廷官员和普通百姓眼里，蛮夷依旧是蛮夷，这种态度便决定了之后还要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但由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打过架，后来广州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表面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其实暗中怂恿乡勇，把这事儿一拖就拖了五年。这些英国人也是好耐心，当年义律才体验了五个小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府办事效率就动武了，这些人居然能忍五年，但到了1847年，终于忍无可忍，挥军攻陷虎门，准备武力入城。耆英是知道英国人的厉害的，一见对方动粗就怕了，急忙允诺英国人“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两年后一定让你们入城”。英国人哪知道耆英马上就要调走了，中了对方的奸计，还真傻兮兮的等了两年，结果到1849年，英国人满心欢喜的来到广州，迎接他们的是新任总督徐广缙和巡抚叶名琛，带着十万乡勇准备和英国人决一死战呢。英国人这时候才发现中国人说话就跟放屁似的，但当时也没准备打仗，于是掉脸就走了。洋人这一走，广州举城欢腾。重大胜利啊！徐叶二人都轻而易举成了民族英雄，得道光封爵嘉奖。后来叶名琛想，这事儿既然能拖七年，再拖七十年也无妨，更总结出对付洋人的“独门秘诀”，就是压根别搭理，对方提什么要求一律拒绝就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得皇帝褒奖，升官发财，因此“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当然洋人也不会那么好欺负，其实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到1854年，英国援引《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也要求协商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其实英国的要求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首先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这一项，其次《虎门条约》到1855年才到修约之期，而英国人却说它是《南京条约》的粘附条约，所以时间要从《南京条约》算起。这种问题只要大清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打得英国人哑口无言打道回府了，偏偏大清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英国人想利用的正是这种无知。美国发现中国人是真呆，马上也兴奋的说要修约，其实《望厦条约》要到1856年才能修约，但是美国人也说我有“最惠国待遇”，英国人能修我也要修。法国一看，我靠，还能这样玩啊！于是也要修约（《黄埔条约》）。但其实都是扯淡。顺便一提，美国人与法国人的约可不是打来的，而是借英国人的光“吓”出来的。当时中方代表耆英在签《南京条约》时深刻体验了英国人的厉害，将同为白人的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视为同一级别的强悍国家，两国只需稍以武力恐吓之，耆英就只得老老实实的在条约上签字了。当时美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中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你稍微讲点礼貌都会被当作是来朝贡的，所以美国代表顾盛收到的硬指令是假如中方不肯签约，那么一定要面见皇帝，而且绝不下跪，不满足这条要求，兵戎相见。而耆英怕的正是这个，让一个美国人站着和皇帝说话，这还得了？对他来说要确保两件事，第一不能跌皇帝的面子，第二不能再打仗，至于条约什么的爱签多少都无所谓了，爽快的就把《望厦条约》给签了。到后来法国人来中国时，带了八条军舰，此时耆英已有如惊弓之鸟，法国人还没开口威胁呢，耆英就卖国了。反正一回生两回熟的，也不是头一回签，破罐子破摔了。说实话只要不是赔钱割地的条约，清朝都是很爽快的。当时法国人对中国也不是特别了解，还想拉拢中国人入伙呢，提出几条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结盟了；第二给中国进贡天文学家，算是示好；第三让中国派人去法国深造，学习造船和水战，对付谁呢？当然是对付英国人了，法国自称是“英国的老师”，只要中国肯跟着他们学，对付英国不成问题。耆英一听法国要往北京派什么公使，当下拒绝，至于天文造船水战这些东西，我们很牛逼的，不需要你们来教。法国人一听傻了，靠这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砸馅饼都不要？于是面露狰狞：给你三条路选，第一法国派公使进京见皇帝，第二法国给皇帝送一个天文学家，第三开放天主教，不然大家只好开打了。我怎么听都觉得还是选前两条比较好，但耆英一听就蒙了，你这三条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两条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讲。思前想后，见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法国人不肯跪啊，那就只有跟皇上商量下开放天主教的事了。后来耆英对道光连哄带骗带吓，终于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总算又在中国复苏了。这边英美法还自作聪明的发着青天白日大梦想欺负中国人不懂法，那边叶名琛又是“略书数字”，除了严禁三国公使入城以外，对三国公使的各项要求只有两种回答：要么拒绝，要么干脆不回答。当时英国人对这个叶名琛的作风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讲理绝对讲不通，而且当时广州人民又忙着起义推翻清政府，想必叶名琛也没空搭理他们，于是三国公使一路挥师北上，准备到上海一带寻找别的官员传达修约的请求。谁知这叶名琛可没闲着，这头拒绝了，那头就汇报了咸丰，寥寥数语，只说英国人要修约，请皇上放心，此事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来，叫他们来见我就行。当时满朝上下其实连“修约”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厦条约》里关于修约的内容早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本来就也没记住），可见“丧权辱国”这种说法是严重失实的，至少对清廷是如此。叶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咸丰对其充分信任，回复说“你办事我放心”。这下糟了。三国公使跑到上海，会见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头脑还算清醒，当时正剿着长毛，知道三国公使暂时不能惹，也知道叶名琛的德性，于是提议咸丰赶紧派个钦差同叶名琛一起处理此事，其实是想防止叶名琛独揽大权，刚愎自用，坏了大事。咸丰一听这话就不耐烦，把吉尔杭阿大骂一顿，吉尔杭阿没办法，只好转告三国公使：老大叫你们找叶名琛处理此事。三国公使刚从那里过来，怎么可能再回去呢，于是继续北上，到了天津，离皇帝老子也越来越近了。这回只出来两个副科级干部接待公使，一句话：修约我们管不了，老大请你们再去找叶名琛。这时三国公使终于体会到什么叫“踢皮球、打太极”了，虽是愤懑，却又无计可施，修约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国此时已达成共识：对付中国，不动点武力是不行的。但列强们此时都处于师出无名的状态，因为这次修约仅仅是“骗约”，所以他们都在等一个名正言顺的切入点。1856年，这回是真到《望厦条约》修约之期了，来的美国公使正是林则徐的洋医生伯驾。伯驾联络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约，但英国公使认为去了也白去，何况英国的“修约”性质本来就类似用棒棒糖诱拐无知儿童，真诱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话柄，所以虽然他们很想痛揍中国一顿，但不打算利用修约问题大作文章。法国公使称没有收到政府指令，暂不行动。这回美国单独来修约，由于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气壮，但美国始终绕不过叶名琛这道坎，而叶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两条秘诀：踢皮球加拒绝。这还真是前所未闻的外交手段，不过伯驾倒是没有调兵谴将跟大清大干一场，他就像英国人当初放弃了入城一样，放弃了修约。伯驾跟当年一样敏锐，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则徐决裂，这次还得因叶名琛决裂，到时再坐收渔利也不迟。就在洋人们对大清的不满逐渐积累到顶峰时，亚罗号事件发生了。中学历史知识比较扎实的应该记得，我国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亚罗号事件与马神甫事件，对这两件事语焉不详且定性为“英法入侵中国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书归纳了四个原因，除了以上两件事，另外两件就是“入城问题”和“修约问题”。事实上，列强们正是由于“入城”和“修约”问题而积累了大量怨气，而亚罗号事件仅仅是怨气的爆发点而已，大陆的教科书却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观，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两件事，下三滥赖皮狗式的“反入城斗争”在教科书里更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胜利和反帝斗争，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别无二致。亚罗号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争议。亚罗号为在香港注册的船只，叶名琛当时认为船上有一名海盗，将一船十二名中国人全部缉拿，并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争议点就在这里，叶名琛坚称中方没有扯英国国旗，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亚罗号的执照已过期，法律上不能再挂英国国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对英国的侮辱，还有观点认为船上并没有所谓海盗）。这件事本来可大可小甚至可无，但当时的英国海军上将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对“入城”这口恶气已经憋了快十年了，他们想要的就是小题大作，不仅要求中方立刻释放船上的水手，还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实相当无理，因为叶名琛缉拿的罪犯是中国人，按双方条约，领事裁判权是不起作用的，而叶名琛非但没有抓住对方的把柄据理力争，反倒把人给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势如破竹，咸丰下了命令，让叶名琛尽量不要再开战端，不然估计放人也是没戏的），但是拒不道歉，总而言之，面子最要紧，其它可商量。叶名琛还没看出这回英国人就是来打架的，于是就为了这么一句道歉，广州又被英军蹂躏了。真开打之后英国人倒也不提道歉这码事了，一句话：让我入城。这时叶名琛虽然兵败如山倒，但他一听，什么呀，原来英国人只是想入城啊！叶名琛过去的经验使他深信一点：在入城问题上，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来，这次一定又是闹一闹就滚蛋了。这时他还认为英国人只是来吓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于是汇报咸丰说打了大胜仗，还干掉了英军的总司令，咸丰则批示说：干得好，不过也别把英国人逼急了，等他们来悔罪时给个台阶下就行了。当时曾有大臣秉明实情，结果咸丰回复说这是英夷“造言耸听”，令该大臣“勿为所惑”。此后叶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国的情报，不过他犯了个大错：他自己对咸丰撒谎，手下又怎么可能对他说实话呢？搜集回来的情报不是英国被俄罗斯痛揍，就是英国被印度痛揍，要么就是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经济危机、失业狂潮、工人罢工，总而言之一句话，英国日薄西山，即将完蛋。这下他更坚信英国人玩不出什么花样，干脆连战备都不做，还要士兵不要开炮还击，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军破城，叶名琛正好出去烧香，没给英国人逮到，英国人又兵力不足，暂时撤出广州，叶名琛更相信对方是来唬人的。就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叶名琛出乎意料的镇定，后世戏称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将军”，一直到他被英国人抓走为止。对于本国军舰在广州的行动，英国议会认为是“滥用武力”，投票要求英军撤军，结果强硬派的外相巴麦尊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在大选中大胜，不然英国要是真的撤军了，叶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后来由于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对他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说是讽刺。其实叶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当时内战打得正凶，军饷都发不出来，人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与其说叶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国“开几炮就走”，还不如说他是无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姑且把时间轴往前拉一年，回到马神甫事件上。当时根据中外条约，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动，其它地区依然处于洋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状态，法国神父马赖同志却闯入广西传教（教科书上说此人是无恶不作，广西是“依法处理”，于史毫无根据，纯属胡扯），结果被就地正法。按双方条约，发生此类事件，应先将人送至附近领馆，再作处理，绝不可上刑，更不能杀头了。法国这回是理直气状的要找中国讨个说法，要求的仅仅是赔款和道歉，偏偏两广总督又是叶名琛，两个字：拒绝，结果马神甫事件又成了悬案。美国要求修约，英国要求入城，法国要求赔偿道歉，全都卡在了叶名琛这个硬角头上，统统成了悬案，所有的不满在1856年完全爆发了。不过美国虽然很想揍中国一顿，但当时黑奴问题闹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鸦片战争又得了甜头，你们上去打，我负责事后出来吓人就行了，于是不肯发兵。法国其实也想再沾一次英国的光，但一个国民被杀又得不到说法，再不出兵就说不过去了，只好跟着英国一起上。而俄罗斯对中国眼馋已久，此时也跳出来兴风作浪，准备坐收渔利。于是乎，一支英法联军，承载着英美法俄这四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野望，向着广州进发了。广州瞬间破城，叶名琛被捉走。咸丰收到奏折，顿时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我们一直胜利胜利再胜利，突然就破城了？于是批阅道：览奏实深诧异！英国跟中国打交道，累积了不少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你就是捣翻中国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会在乎的，必须直接捣他的家门。这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近二十年，天朝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么样的了，结果等号称最强的大沽炮台惨遭秒杀，咸丰还在那里莫名惊诧。怎么办，签约呗，签完约吃饭，这回清廷还觉着这四个是连体婴儿，对没参战的美国和俄罗斯也是有求必应，结果美国又白捞一个条约，俄罗斯也狐假虎威，正式进入中国，法国和英国更是没的说了。顺便一提，这回主持工作的仍旧是耆英同志，咸丰觉得此人和洋人交情应该大大的好，说不定可以讨点便宜，谁知广州破城时，英国人便从衙门公文里查清耆英当年在入城问题上那套假调解、空城计的把戏，对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气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几个既无外交经验又无交割权限的菜鸟官员，在谈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后来咸丰一气之下，赐耆英自尽，理由“擅自返京”。《天津条约》相对之前的条约，主要变化是允许外国军舰进入长江，允许外国人进入内地，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北京设立使馆。综观两次鸦片战争所签各个条约，内容其实并无什么不平等之处，大开国门本就是与时俱进，赔款属于国际惯例，至于理论上比较出格的军舰入江、割让香港、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这四条，军舰入江只能怪清廷无能，长年内战，无力保护外侨，那就只好让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割让香港则是因林则徐两次给所有英国商人断水断粮，说到底还是安全问题；领事裁判权盖因中国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极其野蛮，外人不能接受；至于协定关税，就只能责怪那些敲诈勒索外商的贪官了。当然了，方式是极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称其为“不平等条约”。但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中国自己招来的，若是中国能早点放下身段，先摆出一点平等的姿态，本来也不会无端遭此命运，除了俄罗斯与日本确实野蛮以外，英法美大体上都是讲道理的，而中国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日后更不可能任俄罗斯与弹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传统观念逐渐崩塌，敏锐的指出：西方人对中国人以诚相待时，中国人想的从来是怎么再多捞点小便宜，而当西方人转用武力威胁时，中国人马上就妥协退让。事实上，清朝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循环：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签条约——清廷不肯执行——再次惹怒洋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持续到1900年庚子之战，上国的威仪终于被揍得荡然无存。这段期间内，中国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长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虚浮的皇家尊严和那不能为人民所分享的所谓“主权”了。现在故事还没发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严还是暂时不能丢的。根据《天津条约》，签定之后，外国使节应进京换约了，这是所有的残酷现实里最让咸丰慌张的——外国人要进京面圣了，而且不会三跪九叩！这是对遗续千年的那点帝皇威望和“万国来朝”之类梦呓的最致命的一击，也是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丰恐慌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鸦片合法、取消一切关税、再多赔几百万两白银为筹码，阻挡洋人进京面圣，后来又想在上海换约、在海上换约，千方百计阻挠，足见皇帝心中的价值取向——一切现实的国家利益，都可以对其皇者之尊让步——只可惜战败者在谈判桌上是没有发言权的。此时咸丰亲自主持外务，但水平实在不比叶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点计谋，无非就是“先派乡勇与夷交战，朝廷再出面调解”之类老掉牙的帝王权术，满脑子柔远羁縻之类安抚藩属国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丰的智库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这种完全超越自身理解范畴的危机，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坚持，此时的咸丰可以说是大脑短路，行事作风已完全不可理喻，咸丰帝本人成了继林则徐、叶名琛之后的第三个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为直接导致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被焚。《天津条约》上虽然有咸丰亲笔签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该条约当成一纸空文，仅作“缓兵之计”，负责签字的桂良上奏说：“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咸丰觉得此计甚妙，只待时机一到便可执行，这样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设公使驻京。可洋人又哪会理会这种丢车保帅的伎俩，这分明是想再讨一顿打。洋人坚持进京换约，咸丰又规定人数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不得列阵仪仗、换约后立即离京。但老外们早看透清廷那点心思，这次来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们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几”，得到的指示是拒绝一切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了保证这一点，必须有海军随行护航，因此对咸丰的要求一概拒绝。咸丰决计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损了威严，于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员悍将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可以“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并且堵塞航道，让洋人走北塘绕一个大圈进京，若洋人不从，则可“师出有名”。天知道这时咸丰的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英国人把船开到大沽口，发现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团阻挡，中方解释说：此地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军队，只有这些自发组织的爱国民兵团。僧格林沁晓谕公使改道，当时英法坚决不从，要求清理航道，美国则答应绕道而行（因为中美条约之间根本就没有换约的协定，其实本来是不能换约的，但就像前几年修约事件一样，清廷无人懂法，没人看出这点，所以美国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见好就收），于是美国公使又被“民团”允许登陆，接着被几个乞丐用骡车拉到北京，又遭软禁数日，而且约还没换成，皇帝没见着，后来又被拉回北塘，终于换了约。此事被西方各国视为“奇耻大辱”，这就完全属于中国自己背信弃义，皮痛找打了。而英法两国在大沽口干耗数日，连个政府官员都见不着，只有一堆“民团”，其实这种破绽百出的伎俩哪里瞒得了外国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体大清子民，长期以来却沉迷于自己的这些“小聪明”里，结果给列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愚蠢、自作聪明、毫无荣誉感。后来英法决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驱北京。这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却是连半个清兵或民团都没有——表面看来是如此，其实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着，准备按咸丰指示，给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们“名正言顺一击”呢。后来一些英国将领承认：他们知道清军埋伏在那里，但根本没把对方放在眼里。这回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可说是继林则徐之后第二个正儿八经能办事的大员，在腐朽的清廷里可算是珍兽，此人调教出的军队绝不可与英法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们同日而语。结果大沽口之战，英法大败，捷报传回京城，朝廷里已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而英法两国暴怒不已，南下调兵遣将，此举又被朝廷看作对方认输投降的信号，于是觉着自己的军事实力好象瞬间上了好几个台阶，这下事态总算是“正常发展”了。咸丰觉得这时差不多该“恩威并用、柔远羁縻”了，于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红白脸的把戏，又摆起了天朝上国的谱来，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条约》作废，不过念在洋夷恭顺，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条约》另立新约，换约在上海进行。英法当然不会“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来时，清军手里那点烧火棍又不够看了。等到发现事态不妙时，咸丰又慌了（一个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转换而又屡教不改的），于是又耍起了小聪明，派人每天给英法发去照会，内容都差不多：你们怎么来打我们呢？这是误会一场啊！快来北京换约吧，我们等着你们呢。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就当大沽口之战从来没发生过，坐下来好好谈吧。说实话，咸丰自觉这封信“暗藏巧机”，相信聪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却偏偏不是他这等“聪明人”，觉得这些照会简直是莫名其妙。英法还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沦陷后，清朝终于改口了：别打了！我们投降…… 这次来当然就不是天津条约那么简单了，大沽口之战的帐也要好好算一算。后来英国派出巴夏礼和威妥玛谈判，本来所有条件都谈好了，结果咸丰一看：妈呀，又要进京，还要带一千卫兵！这还得了，咸丰这回是彻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虏英国使团一行39人，准备以此为人质，与英法谈判。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世界震动，打，打死他丫的！联军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动了，这种情况是闻所未闻啊，咸丰仿佛都能感觉到自己的龙椅在震动，但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嘴硬，后来跟英法谈判，一句话：什么都可以谈，使节进京的问题绝对不能谈！不能谈就继续打。此时法国得到情报，皇帝在圆明园休假，于是派兵前往，大溃清军，但是皇帝不在，结果扑了个空。法国人一入圆明园，虎躯一震，妈呀！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宝贝！这真的是在中国吗？法国人二话不说，马上动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没能洗完。周边淳朴的大清子民闻讯而至，终于将圆明园洗劫一空，顺便放了把火——请注意，圆明园的第一把火是中国人放的，只不过手法太不专业，杀伤力有限，至于第二把火还得过会儿再说。仗都打成这样了，连皇帝的别墅都给打残了，咸丰只得放下自己那点可怜的坚持，终于答应了外国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面圣。不过外国公使最后还是没能见到咸丰，因为咸丰一口气咽不下去，挂了。看来看去，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响，除了有叶名琛的自负以外，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咸丰皇帝也是“功不可没”。不过对咸丰来说，这种坚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还没说是哪个藩属国的使节见了皇帝可以说是不用三跪九叩的，这礼数要是坏在了咸丰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千古之耻、万世骂名啊，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点面子，以至后来咸丰郁郁而终，给人的感觉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对诸列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咸丰这种心态的，对他们来说，两国交往，就该平等相待，清国虽然战败，之后派官员出使国外时，外国也是以礼相待，偏偏中国的皇帝把他们当成藩属国，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逼使节向皇帝下跪。这跪礼之争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已持续大半个世纪，到咸丰这代总算是划上了记号。更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释放使团，于是巴夏礼等一行39人，不对，是19人，被放出来了。这19人的状态用三个字形容叫“半条命”，剩下20个干脆被大卸八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团做谈判筹码，结果还没谈完就先行撕票了，说到这里，我已经不知该怎么解释清政府的行为了。总之，友邦莫名惊诧，英法一商量，这口恶气忍不下去，不给个迎头痛击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头上撒泡尿。后来两国产生了分歧，英国说要烧圆明园，法国说烧那有球意思，不过是个皇帝的度假村，要烧就烧皇宫。双方争执半天，最后英国说服了法国，于是大队人马杀进圆明园，这回是专业纵火队，圆明园基本所剩无几。这里要顺带一提的是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咸丰死后恭亲王主持外务，反正联军打到皇城根下，说什么也得服了，不过恭亲王发现一点：洋人和过去那些藩属国很不一样，签完条约之后居然能照之执行，说撤军就撤军绝不拖延，也不多讨小便宜。而这些人又处处以所谓“国际法”攻击大清，大清自该以对方最重视的“国际法”回击。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终于接触到了中文版的《万国公法》，这距离林则徐上次询问伯驾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学习了国际法后，只想以此对付洋人，从来没想过要自己遵守，这种务虚的态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学造诣，在谈判桌上依旧惨亏给对手，无论胜仗败仗，一旦签起条约，永远都是中国吃亏。再加上后来西太后独揽大权，签约之事总被个别人的意见所左右，虽然民间有人指出“外国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国完全不必退让，但腐朽的清廷却毫不理睬，而民间又不能怪罪皇上，只能怪罪外国，使中国人逐渐产生一种观点：国际法是强国用来欺负弱国的工具。这种理解一直流传至今。圆明园第二次被烧已经是四十年左右后的事情了，这回纵火的是八国联军。关于拳乱，中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就要求拨乱反正，没办法，义和团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也有人为义和团辩护，说是“外国侵略在先，义和团排外在后”，这种说法不值一哂。且不说“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国自找，义和团所谓的“排外”行动，几乎不杀外国人，专杀中国人，毁坏洋货亦是对私人和公共财产的严重践踏，从仇视洋人发展到仇视洋纸、火柴甚至铁路、电线杆，严重阻碍国家建设和科技进步，及至后来扬言要攻击外国使馆，等真招来洋人后又不战而败，除了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不断招致灾难，于国于民无半点利处，哪有半点“排外”的样子？这样的愚昧暴民、乌合之众，居然被中国的教科书奉为民族英雄，我又时常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只能理解为：教科书的编者和义和团其实是一丘之貉。中国教育界所灌输的另一个著名谎言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说辞明显是典型的中国式小聪明，除了讨点口淫的便宜之外再无实际意义，若是一般人吵架倒还说得过去，对务实的外国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体面之事的。事实上过去租界公园本来只有“自行车与犬不得入内”的规定，但中国人一到公园，大声喧哗，摧花折木，以至后来只好另建公园供华人游玩，原先的公园则另加一条规定“华人无西人陪同不得入内”。说到底，完全是个素质问题，西方人本来并不歧视中国人，偏偏多数中国人的行为——至少在公园里——与狗无异。这不消我说，其实现下仍是如此。后来中国人干脆自贬为狗，硬把两条揉在一起，说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义和团以及现今爱国人士之类所谓“排外”运动、“抵制”运动，也是受此类自作践的谎言影响。我曾见到一段文字，异常精辟：“或云，彼国侵占我国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帝国主义之危害流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国士之行，人便以国士待之；若行蛮夷禽兽之行，人便以蛮夷禽兽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事实上，中国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昧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的中国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国的邻国日本，在国门被炮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精图治，使两国的命运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人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国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国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昧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国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国的理解也不过停留在“风水轮流转，咸鱼也翻身”的水准，事实上，从清朝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大量现今现实的影子。对于这种停步不前，当权者要负起主要责任。几年前袁伟时曾有一篇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刊登于《冰点》上，指出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之乱的诸多硬伤，结果竟引起朝廷关注，导致《冰点》停刊整顿，足见当今圣意。就如咸丰可以为了个人的九五之尊放弃所有白银和领土一样，对某些人而言，当现代文明威胁到皇权之时，保持中国人的这种低智状态也是相当有必要的。

日本福田孝行杀人奸尸案引起的司法变革

2013-11-06T16:13:00.003+10:00

[1-2]1999年在日本山口县光市，一名刚满18岁的少年杀害了一对母女，并且进行奸尸的严重罪案。尽管人权律师大声疾呼枪下留人，但日本舆论却强烈支持被害人家属，经过缠讼9年，少年终于被判死刑，这是日本第一个刚满18岁（日本20岁才成年）判死刑的案例；也在近年最有名的死刑案例。2008年4月22日，广岛高等裁判所更审判处被告死刑，辩护团即日提出上诉。2012年2月20日，最高裁判所否决二审上诉，维持判处被告人大月孝行（原名为福田孝行，后改姓大月）死刑。

案件发生

1999年4月14日，日本的山口县光市发生一件残忍的凶杀案。当时23岁的本村洋先生于晚间七点左右下班返家，发现大门没有锁。进了家门之后，四处不见妻子【本村弥生】跟11个月大的女儿【夕夏】的踪影。家里一片凌乱，不安的本村洋先生开始在不算大的家里找寻妻女的踪迹。最后，在收纳棉被的柜子里面，发现妻子半裸而且已经变僵硬的尸体。本村洋先生马上报警，警察抵达之后，在收纳柜最上层的地方，发现用塑料袋包着，当时才11个月大的本村夕夏的尸体。

缠讼历程

1999年4月18日，警方逮捕当时刚满18岁一个月的少年。根据犯人的供述，他于4月14日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乔装成排水管检查的工人，按门铃顺利进入被害人家中。目的只有一个——强奸被害人。少年将【本村弥生】压在身体下面，可是遭到被害人激烈的反抗。少年于是动手掐死被害人，被害人弥生窒息死后，加害者的少年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带将被害人双手捆绑，并在口鼻处也黏上胶带（预防被害人"万一"又苏醒），对死去的被害人进行尸奸。当时11的月的婴儿【夕夏】一直在妈妈的旁边哭泣不休，少年将婴儿抛往别处，可是婴儿还是挣扎哭着，往

已死去的母亲遗体处爬去。兽性大发的少年怕婴儿的哭声引起邻人的注意而坏了他的好事，于是将哭闹不止的【夕夏】从母亲遗体旁边拉开，重摔地面数次之后再用绳索勒毙。

虽然加害的少年当时未满二十岁，可是所犯的案情残忍重大，山口县的少年法庭决议将全案移交山口地检署审理。第一次开审议庭时，【本村洋】先生抱着妻女的遗照出庭，却被法官阻止。法官的考虑是，被害者的遗照会影响加害少年的心理跟情绪。（是的，你没有看错，当时主审的法官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被害者的遗照会影响加害者的心理情绪。）开庭时，犯人【福田孝行】穿着拖鞋进入法庭，辩护律师推推他的手示意，福田这才对着被害人家属的方向鞠躬，说了一句：「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这句"对不起"，成为之后法官认定犯人"已经有悔改意思"的参考。杀了两个人，只要事后表现出"我很抱歉"的样子，就代表有悔改，然后就可以得到宽恕。

【本村洋】先生不断的跟法官抗议，最后，法官准许他带遗照进去，条件是必须用黑布将照片盖住才可以。当时一审下的判决是——无期徒刑。跟台湾类似的是，日本并没有真的无期徒刑。尤其当时的少年身上有着少年法保护，顶多关个七、八年（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出狱。当时被告的辩护律师，竟然在法官下了无期徒刑的判决时，对着旁听席的被害家属，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本村洋】先生在判决之后招开记者会，他是这么说的：

「我对司法很绝望。原来司法保护的是加害人的权益，司法重视的是加害人的人权。被害者的人权在哪儿？被害家属的权益在哪儿！？如果司法的判决就是这样，那不如现在就把犯人放出来好了，我会亲手杀了他！！」

记者会结束之后，本村先生走进担任本命案的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吉田】先生戴着银框眼镜，个性沉稳内敛。平时给人一种酷酷的感觉的吉田先生，突然以愤怒颤抖的声音对着本村先生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突然的举动让本村先生屏息。吉田检察官说：

「我自己也有个年幼的女儿，无法想象有人可以狠心到，将一个还不会走路却拼命的爬往母亲身旁的婴儿，抓起来往地面重击然后残忍杀害。如果司法对这样的人无法做出严重的惩戒，那还要司法做什么？我绝对不认同这样的审判结果！一但你屈服于这样的审判结果，以后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法官判案的基准。我绝对不容许！就算是我的上司持反对意见，我也要控诉到底。就算失败一百次我也要试第一百零一次。【本村洋】，让我们一起为推动司法改革而奋战吧！」

吉田检察官的这番话，让本村先生的脑海里第一次浮出"使命"这两个字。为了不让妻女宝贵的生命就这样白白的牺牲，本村先生决定，今后他要扛起改变司法的这个使命。

走出吉田检察官的办公室之后，【本村洋】从宇部机场搭飞机前往东京羽田机场，参加日本朝日电台的热门新闻节目「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的现场演出。自从"使命"这两个字浮现在脑海之后，【本村洋】决定透过电视传播媒体，向一般社会大众表达自己的主张，让社会大众更加了解犯罪被害者的心境以及及犯罪被害者在司法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当天晚上十点半，本村先生准时的出现在「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的节目上。脸上的表情已经没有中午开记者会时的激动，或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以他冷静客观的对着全国观众作诉求。他说：
「在现今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我知道的范围之内，关于被害家属权利的部分，什么都没有。不但没有权利这两个字，就连被害家属可以做什么也完全没有提及。现状是这样的：“ 国家独占了刑罚权，居于强势位置的国家(政府)裁决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人民)，所以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人民)，有着许多法规保障被告人(人民)的权利。可是在这样的体系之中，完全将受害者及其家属屏除在外。”所以，今天我带妻女的遗照出庭，也被阻止。」

【本村洋】的诉求，很快就得到正面的响应。当时的总理，【小渕恵三】，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法律对于无辜受害者的救济跟保障很显然是不够的。身为政治家的我们，对【本村洋】的情境跟诉求不容忽视！」
在响应的11天后，小渕总理因为脑梗塞紧急送医、不幸于5月14日逝世。可是在他过世前两天，「犯罪被害者保护法」、「改正刑事诉讼法」、「改正検察审査会法」这三个法案在国会全数通过。本来只能在旁听席上旁听的罪被害者及其家属，以后可以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像本村先生一样的犯罪被害者的声音，开始被司法正视。

检察官不服第一审无期徒刑的审判，决定继续上告广岛高等裁判所(法院)。2002年3月14日，广岛高等裁判所将检察官对被告求处极邢的控诉驳回。理由是：“犯人当时才刚满18岁又一个月，思想尚未成熟，顾及被告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将来，不能论定犯人完全没有更生的机率，所以驳回检方死刑的控诉，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

二审虽然又被法院驳回，可是检察官还是不屈不挠，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检察官得知被告在狱中曾经寄出几封信件给外面的友人。于是挨家挨户的查访，终于探访到差出信件的收件人，并且得到收件人(被告友人)的同意，取得被告亲笔书写的信件。让人震惊的是福田孝行竟然在信中写道：

「不过就是一只公狗走在路上，碰巧遇到一只可爱的母狗，公狗自然而然的就骑上去了......这样也有罪吗！？」信中甚至充满了侮辱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言论，其中还有藐视司法的部分，他写着：

「这世界终究是由恶人获胜的～7、8年之后，等我出狱时，你们要举办盛大的party欢迎我啊！」

官司从一审打到叁审，缠讼9年，被告【福田孝行】因为法律的保障，国家有义务提供替他辩护的律师，费用由国家全数支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次福田被告的辩护律师并非由国家提供，而是民间的律师团体自愿出任。本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时，被告【福田孝行】的辩护律师由原来的两人(自愿担任)增加为二十一位，规模之大，堪称世纪辩护律师团。这些辩护团律师成员们正是所谓的人权拥护者，以废除死刑为最大的使命以及任务。至此，本来是一场单纯的凶杀案的审判，却被这群赞成废除死刑的人权派律师们当成表演舞台，开始他们一幕幕卑劣可耻的表演活动。

第一、二审时，被告福田对于犯行的经过以及对受害人的杀意完全没有否认也没有争论的地方。可是到三审，由最高法院开庭公审，福田被告的辩护律师从原本的两人改成二十一位辩护律师团之后，突然全盘否定之前的供述。辩护团的主任律师——安田好弘指出，在他接见被告时，被告向他宣称当时他对受害人【本村弥生】以及【本村夕夏】并无杀意。之所以没有在一、二审的时候提出，是因为被告当时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世纪辩护团提出以下的主张：

「被告福田的母亲是自杀身亡，被告因为渴望母爱，希望被母亲拥抱的欲望过于强烈，才会在见到被害人时情不自禁的抱紧被害人，最后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遗憾。被告并非是强奸目的而侵入民宅，而是想求取失去的母爱。至于被害人死后还对被害人尸奸的行为，世纪辩护团的律师是这样辩解的：因为被告福田认为，只要将精子送入被害人的体内，被害人就会起死回生。所以死后对遗体的性行为并非污辱遗体，而是一种起死回生的仪式。至于用绳索勒毙夕夏小妹妹也不是心存杀意。因为夕夏妹妹一直哭泣，福田被告想让夕夏妹妹停止哭泣，所以在她的脖子上绑上蝴蝶结而已。」

世纪辩护团律师的结论是：被告并非故意强奸杀人而是伤害致死。检察官那方因为想让被告被处死刑，所以把被告塑造成十恶不赦的形象。还好，检方提供福田被告寄给友人的信件做为证据。对照一审跟二审法官认为「被告未来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性以及被告已经有悔改之意的说词」与福田被告差出信件的内容，无疑是一大讽刺。

本村洋先生拿著妻女遗照准备出庭的情景

本村洋先生拿著妻女遗照准备出庭的情景

【本村洋】虽没有庞大律师团助阵，却不是孤军奋战，2008年4月22日高院开庭，4千位日本民众齐聚替本村加油打气。同日，法官对被告一方的辩护主张全面否定，宣判福田被告因恶行重大处以死刑。福田终于被判死刑，但全案仍在上诉最高法院。但【本村洋】说，「我会把判决书带到墓前让妻女知道」。距离命案发生时已经经过九年的岁月。死刑宣判后的记者会上，本村先生并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2002年审下了无期徒刑的判决时，本村先生曾经这样说过：
「死刑的意义在于，让一个犯了杀人罪的犯人，诚实的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打从心里反省自己的误行，决心将自己剩余的人生用来赎罪并对社会做有意义的奉献。一个本来十恶不赦的坏蛋，最后可能会脱胎换骨变成真诚努力的善人。可是，国家社会却要夺去这位，已经重生的"善人"的性命。很残忍，很冷酷，是不是？是的！无情的夺取他人宝贵的生命的确是很残忍的一件事。相对的，这个时候犯人才会真切的体会到，被自己残忍杀害的人，他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无价。死刑存在的意义不是报复手段，而是让犯人可以诚实面对自己所犯的恶行的方式。」

本村先生七年前的主张，现在在福田身上应验。一、二审判无期徒刑时，福田本身也很清楚，大概七、八年之后就可以假释出狱。在写给友人的信件当中，充满了侮辱被害人以及其家属的言论，其中还有藐视司法的部分：

「这世界终究是由恶人获胜的～　七、八年之后，等我出狱时，你们要举办盛大的party欢迎我啊～」。这句话完全没有感受到犯人的悔意。可是在下了死刑的判决之后，福田被告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的严重性，开始写信给遗族表达自己的忏悔。

网友认为，有些人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了解生命的尊严及意义。「没有亲人、好友被凌虐杀害，你不懂那种痛！社会要和平本该存在尊重他人生命！不尊重他人者没资格谈人权！法律保护人，但不该保护加害者。」在「强烈反对台湾『废除死刑』」 Facebook上留有这么几句话。

依日本司法体系，二审宣判之后仍然可以提起上诉，世纪辩护团。2012年2月20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否决二审上诉，维持判处被告人大月孝行（原名为福田孝行，后改姓大月）死刑。判决书用“冷酷、残虐、非人道“来形容案犯。

历史钩沉：大韩航空KAL858航班爆炸事件真相

2013-03-03T15:43:00.002+10:00

作者：刘柠

2002年9月17日，朝日首脑峰会在平壤举行，举世瞩目。也许是急于走出被美国定性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的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也许是由于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对日美经援的期待过于迫切，金正日的“坦率”出人意料。日方几乎没怎么施压，朝方就坦白招认了隐匿近30年的绑架日人的事实。金总书记真诚道歉，表示这种“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正常年代”的“可恶的事件”，“今后绝不会再有”。在朝方出示的被绑日人姓名和生死状况的清单上，赫然写有“田口八重子，1986年7月30日，死亡（31岁）”。后来，据朝鲜方面披露的补充材料及随后进入朝鲜进行实地调查的日方调查团在平壤现场听取的情况，田口在其夫原敕晃（亦为被绑日人，与田口于1984年10月19日在朝鲜结婚）死亡21天后，突然死于一场“车祸”。
刚刚进入正式会谈没多久，朝方就把该吐的和不该吐的一古脑都吐了出来。金正日的“坦诚”和事实本身的严重性（6死4生1失踪）着实吓着了小泉，乃至中午用膳时，曾考虑放弃下午的谈判打道回府。尤其朝方承认对田口八重子的绑架事实令人震惊。根据原北朝鲜特工、大韩航空民用客机爆炸事件罪魁之一金贤姬的供词，她曾在平壤的“特殊机关”接受过一位朝鲜名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的日本人化教育，而这个女人的日本名就叫“田口八重子”。承认这一事实就等于间接承认参与了那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而日方原来预想，朝鲜方面即使承认对其他几名日本人的绑架，也定会将田口问题否认到底。
KAL858航班神秘“失踪”
汉城奥运会前夕的1987年11月29日，下午2点5分，从巴格达起飞、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公司KAL858航班在缅甸附近的印度洋海域上空突然失踪。而就在2点1分，这架载有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还向仰光航空管制中心发出过“时间和位置正常”的信息。仅4分钟后，便从雷达上消失了。
遇难飞机是波音B707型喷气式客机，与1966年3月5日，在日本富士山上空，受高空强大乱气流影响而空中解体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现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为同一机型；而且，就在失事两个月以前，这架飞机在汉城金浦机场着陆时，因机轮未能及时弹出，机体触跑道，发生过严重损伤。所以，到底是空中解体，还是意外爆炸？韩国方面在搜寻飞机下落的同时，也曾试图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空难的原因。
但是，有消息传来：自巴格达乘同一架飞机、中途在阿布扎比下机的一对日本男女于空难发生80小时后的12月1日上午，在巴林受到该国出入境管理当局的调查。男子当场咬毒自杀身亡；试图以同样方式自杀的女子，被巴林警察当局制服并逮捕。至此，事态为之一变。
据称，男子是“蜂谷真一，70岁”；女子是“蜂谷真由美，25岁”；二人为“父女关系”。据日本驻巴林使馆的外交人员验证，二人所持日本护照均系伪造。应韩国政府要求，巴林当局很快将该女子、男子的遗体和有关物证悉数引渡给韩国。12月15日，在韩国国家安全企画部（安企部）的严密警戒之下，“真由美”抵达汉城金浦机场，两臂分别被保安人员从两侧夹紧，嘴也被防止自杀用的胶带死死封住。在位于汉城郊外的南山地下审讯室，“真由美”被迫接受了安企部的极其严酷的调查、审讯。
据安企部透露，“真由美”起初曾一度拒绝进食合作，后来开始用流利的中文和日语回答警方提问。她慌称自己是出生于黑龙江省的中国人，名叫百翠惠，从小身世坎坷，迫于生计，辗转从澳门偷渡到日本，后投奔日本老人“蜂谷真一”作“养女”云云……极尽表演之能事，话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骗过韩国警方的眼睛。安企部当局在正面揭穿其谎言的同时，软硬兼施，大搞攻心战，使“真由美”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后退，直至崩溃。尤其是当她从电视里看到韩国平民的生活状况并不像共和国所宣传的那么水深火热和不堪，甚至与她作为“工作员”在西方发达国家所看到的不相上下的时候，她彻底动摇了。到达韩国的第8天，她突然热泪盈眶地一把抱住韩国女警官，第一次用标准的平壤“国语”说：“嗯妮（朝语，大姐的意思），对不起，我撒谎了。”
“真由美”供述爆破真相
随着奥运会日程的迫近，韩国亟需就空难问题给国际社会一个说法，以维护自身形象。1988年1月15日，韩国安企部根据“真由美”的交代，公布了对 KAL858航班爆炸事件的调查真相。调查结果直接由安企部公开，在韩国被看成是特例，足见兹事体大。上午10点，在当局发言结束后，“真由美”登场，与记者见面。短时间内轮番的审讯和巨大的心理冲突使这个神秘美貌的24岁的北方女郎看上去有些苍白。她声音不大，数次被台下揿动相机快门的声音淹没，给人的感觉有些飘忽。大约用了15分钟，她简单回忆了爆破KAL858航班的过程，然后向遇难者家属低头谢罪。
据安企部透露，为了制止汉城奥运会的召开，按照“朝鲜人民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亲笔指示，金贤姬与另一名叫“金胜一”（即化装成日本人“蜂谷真一”、事发时自杀身亡的男性）的特工一起，在KAL858航班上的行李舱内安置了9小时后自动引爆的定时炸弹和液体炸弹之后，从阿布扎比下了飞机……对此，朝鲜方面立即做出反应，回击“南方卑劣无耻的诬蔑和栽赃”，甚至说（KAL858航班爆炸）是他们“自作自演”的苦肉计，目的是“破坏祖国的统一”。
当时的朝鲜半岛，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初，北方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领先于南方。那以后，随着军人独裁统治的结束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南方的经济迅猛发展，被国际社会称为“汉江奇迹”。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韩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而北朝鲜则陷入了经济萎顿、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困境。在包括中、苏在内的多数朝鲜昔日盟国都表明将派团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情况下，发生了针对韩国民用航班的恐怖事件，不管朝鲜如何否认，其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诸如1983年10月旨在暗杀全斗焕总统的仰光事件等恐怖事件。日本资深朝鲜问题专家、《Korea Report》总编边真一评论说：“（大韩航空公司航班爆炸事件）真实的目的究竟何在？是要阻挠汉城奥运，还是另有所图？现在还很难说。金贤姬充其量也就是第一线的‘实行部队’，并不一定掌握事件的目的和全貌。”
金贤姬何许人也
金贤姬，作为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来（朝鲜国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专业）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在接到回国的密令火速赶回平壤之前，遵照本部指示，她正为了争取澳门政府以中国大陆偷渡者为对象的特赦名额（目的是合法获取澳门公民的身份证）而第二次潜入中国广州，进行“澳门渗透工作”的准备。当时，她化名“吴英”，为了应对葡澳移民当局的盘查，事先编好了一个籍贯为黑龙江省五常市的中国女孩，在文革中父亲受迫害自杀，母亲被迫改嫁，幼小的“吴英”被寄养在邻家，从小饱受流离之苦的催人泪下、天衣无缝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从1985年7月到1987年1 月，她和另一名名叫“金淑姬”的工作员一起，持伪造的日本护照在广州和澳门进行过长达一年半的语学实习（目的是学习中文、粤语，为渗透澳门做准备）。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广州的金贤姬接到“火速回国”的密令后，立即途经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暂逗留中，作为“党的女儿”、同时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贤姬不忘给母亲买了样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黄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药。但这些都成了徒劳。一回到平壤，金贤姬就接受了最高当局的“让大韩航空的飞机消失”密令，参加了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组，当然不可能自由行动。在后来发表的手记中，她对行动前未能与亲人告别，并把从北京买的礼物亲手送给妈妈而深感痛苦。
从1981年7月初到1983年 3月中旬，在一个称为“特阁3号招待所”的保密机关里，金贤姬度过了20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她与一个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彻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间，因入党而有过几天短暂的公出外，20个月，“每天24小时都是与恩惠老师一起度过的”。在开学伊始，代表上级组织的“李指导员”对她和李恩惠的约法三章是：一、照课程表严格实施教学；二、从即刻起，恩惠老师和玉花（金贤姬）的全部会话只能用日语，严禁用朝语；三、玉花跟恩惠老师不仅要学习日语，还要学习日本人的举止、风习、化妆方法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直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胸中燃烧着革命理想的“党的女儿金玉花”自然不会辜负慈父和党的重托；而寄望于积极表现、有朝一日能回到日本的李恩惠老师也很认真，从语言、音乐，到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在待人接物上应有的“礼仪作法”，甚至包括勾引男人的技巧都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灌输。有时在晚上喝酒的时候，或者在荒野散步看到无名陌生人的坟头的时候，恩惠老师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每当这时，她就边哭边对玉花说：日本女人爱哭，她们哭的时候就会这样，请你记住。
1983 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导员”的“今天结束学习，马上转移招待所。打点行李，立即出发”的命令后，与李恩惠告别的情景令人感动：“她向我行礼道谢，把自己珍爱的金笔送给了我。我回赠她一块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围巾……告别的时候到了，恩惠老师站在招待所的门前，手里挥动着我给她的围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驰车从视线中消失。当我从车里看到她手挥围巾的姿态的时候，一种虽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平时却难以感受到的东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我涌来。我在心里说：恩惠老师，撒哟娜拉……”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准备，伪装日本人工作正式启动。1984年8月至10月，金贤姬与搭档金胜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做了一场实地彩排。他们从平壤出发、经莫斯科、东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到了维也纳和巴黎，最后经北京回到平壤。在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他们使用朝鲜外交部发行的公务护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第一次使用了伪造的、分别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护照”。
1987 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纸致党中央、宣誓“为了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两个朝鲜的阴谋，为了共和国的统一，我们将……”的《誓约书》上庄严地摁上手印后，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了。他们途径莫斯科飞往东柏林，而后又辗转维也纳、罗马、布拉格等城市，从贝尔格莱德抵达巴格达，终于按预定计划从巴格达登上了作为此行目标的大韩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机20分钟之前的当地时间22点40分，“蜂谷真一”装作听收音机，将那台乍看跟日本造 “Panasonic”半导体一模一样的定时炸弹取出来，从容地将定时器的指针拨到9小时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半导体”装回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着他“操作收音机的手指的动作，有一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压迫感。”此时的金贤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9小时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90 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1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着普通主妇的生活。但因为被害者家属的抗议和爆炸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对金贤姬来说，“像普通女性那样生活”，恐怕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梦。
“李恩惠”的原形
1988 年1月15日，在韩国安企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警方透露：KAL858航班的元凶金贤姬“曾与一名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过日本人化教育”，而“这位日本女性是被北朝鲜从日本海岸地区绑架来的。”继而，又根据金的供述进一步证实：对金实施了日本人化教育的女性在北朝鲜被称作“李恩惠”，有离婚史、两子，于1979年前后，被北朝鲜的战斗船从东京附近的海岸绑架，现被软禁于北朝鲜。于是，“李恩惠事件”开始浮出水面，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警方立即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根据金贤姬描述的体貌特征而绘制的素描头像附在警视厅的传单上，一夜间贴满了列岛的大街小巷。
根据金的供述和韩国警方提供的材料，日本警方初步分析：所谓“李恩惠”，是一个在东京周边地区长大、高中文化程度、有过风俗娱乐业从业经历的女子；说话时常带“傻冒”、“反正”等口头禅，喜欢山口百惠和加藤登纪子的歌；其姐住埼玉县、有小孩，其兄有过到孟加拉国出差的经验……很快，警方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 “田口八重子”的女子身上：位于东京西池袋地区、一个店名为“好莱坞”的夜总会的女招待，1978年留下两个孩子失踪，时年22岁。
有迹象表明，这个因为感激金将军的“恩惠”而把名字改作“李恩惠”的日本女人至死都没有被彻底洗脑，也从未放弃回日本的梦想。据金贤姬回忆，李恩惠身上确实有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沦落风尘的女性所特有的氛围。她声音沙哑，抽烟很凶（大约一天一包），除了北朝鲜产的“白马”、“光荣”等高级香烟外，还从平壤的外汇特供商店买“登喜路”来抽；喜欢喝洋酒，威士忌什么的，喝酒时会流泪，脸上有种哀怨的表情。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与朝鲜就人质问题展开了漫长的交涉。因为牵涉到朝鲜国家犯罪的内幕，一触及到被绑人质、尤其是田口八重子问题，谈判就告破裂。在2002年9月17日两国首脑峰会之前多达十次的建交谈判中，至少有一次以上是由于李恩惠事件，导致谈判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在 2002年的平壤朝日首脑峰会上，绑架日人问题第一次峰回路转。朝鲜方面公布了日人被绑的时间和生存状况。可当日方要求朝方提供已被确认死亡的6名日本人的死因和遗体处理情况等详细资料时，却遭到了朝方的拒绝。其中，尤其是关于田口八重子的死因和死亡时间问题，是日本方面极为重视的。在朝方公开的材料上， “李恩惠”于1986年7月30日死于一场飞来车祸。但是，韩国和日本倾向于认为：李是被除掉的，且死亡时间并非如朝方所说，而应该是在1988年1月 15日——即金贤姬供述发表、朝鲜恐怖恶行败露之后。
韩国的朝鲜观察家评论说：“即使仅从金贤姬的证言来判断，李恩惠其人母性意识很强，难以被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洗脑。因此，在北方的任务已经完成、她本人的使命也已告完结的情况下，被除掉的可能性极大。”
日本《文艺春秋》杂志2002年11月号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脱北者、前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青年军官金英九的采访，再次曝出惊人内幕：在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后、汉城奥运会前夕，根据最高当局的指示，李恩惠在一间地下室里被处决。

说说我对李天一案的看法，以及转发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2013-02-26T00:57:00.000+10:00

今天有人传李天一案李双江施压让被害人撤诉，代价是北京户口以及一套房子等等。且不说现在此案闹的如此之大，可以说是节后网上最大的新闻，怎么可能草草收场。而且现在还是侦查阶段，根本没有提起诉讼呢，撤个锤子的诉。再者刑事案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又不是民事诉讼谁能说撤就撤？这案子真能起幺蛾子也是受害人否认具体犯罪事实或者减轻事件中某人的责任，说给房子撤诉的完全是没一点常识。要真的想救李天一应该是收集证据，看看女方是否喝酒，调阅宾馆录像等等证据，在5人中弄个从犯，然后认罪从轻发落，在用未成年人犯罪减刑30%，最后关两年等风头过去弄个保外就医，岂不是比顶风硬上好得多？

要我说这案子明显就是李双江被上峰抛弃了，是丫拼命在重庆唱红歌站错队的结果。首先这事有人点水披露，甚至知道是改名的，这不是内部人士不太可能。其次任其在网络上发展，完全没有被禁止。甚至应该得到的保护也没有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还有人正向反向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昨天传的压制三天消息才捅出，今天谣传的撤诉，以及搞老师，改年纪等等），这没有上方的默许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对比一下令计划之子飞车搞藏族女学生的事情，网络上的封禁力度就知道了（各大网站立刻撤下新闻，微博删关键字，有提及者一律禁言，GFW设置重置关键字）。

虽然赤匪现在很猖狂很过分，但是我觉得用非法来反对非法，用邪恶来对抗邪恶，最终结果仍然不会是什么好果子，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再来一次严打甚至文革，甚至再来一遍黄梁噩梦60年而已。在对抗过程中程序正义仍然很重要。并且要小心微博及其其他的网络自媒体在墙内变成中央掌控的解压阀。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政令不出中南海”大家都知道，虽然没这么夸张，但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掌控力大不如前是肯定的，那么要怎么在不动用暴力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如何向地方政府施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除了掐住经济咽喉和掌握官员上升渠道之外，控制民意舆论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而这一手法，中央最近已经很娴熟了。远到动车相撞导致意图拆分铁道部和搞倒刘跨越，近到用“表哥”，“房姐”震慑地方官员，这还不够明显吗？

推荐安替的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
引用自http://michaelanti.com/archives/37

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所以全世界都把目光上转向了全球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和全球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微博”，大部分相关研究和报道，都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微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作用到底会是如何？

简单地回答：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推特虽然诞生于2006年，但真正进入中国网友视界，是2009年2月的央视大火。很快大家发现，推特上每一条推的140字限制，简直就是在给中国人开后门：140个字母的英文大约20个单词，也就是一句话，而140个字的中文是完整一段话，不但可以完全涵盖新闻报道五元素，还可以当成BBS来简单讨论事情。根据统计，中文在推特上的信息有效性是英文的3.6倍。很快，推特和中国的第一个高度克隆产品“饭否”，被中国网友当成新闻工具。例如，当年7月发生新疆骚乱时，推特用户郭怡广（@kaiserkuo）和我联手第一个把消息在新华社之前用英文在推特上发了出去。

也因为新疆骚乱，饭否被关（之前6月推特已经被“中华防火墙”GFW封锁）。8月，新浪推出“微博”，除了克隆推特基本功能之外，还创新地增加了评论区、自动显示图片，后来还把新浪博客的名人策略移植到了微博上，有了所谓的大V用户。当时负责微博的新浪副总裁陈彤本身就是管理四通利方BBS起家，经营新浪新闻门户和新浪博客风生水起，他把BBS、门户、博客的所有中国用户喜欢的特点都一股脑放在了微博上。

对推特更大的打击是2011年2月-6月的茉莉花镇压，全国上百人因为推特上所谓的2月20日茉莉花街头运动被拘，特别是艾未未事件，对整个推特中文圈产生了“寒蝉效应”，很多和体制有关的用户心生退意，舍弃推特，全心投入微博。同时，推特本身的安全升级和GFW不断高耸，让中国用户上推难度大幅度增加。

一边各种天时地利人和，一边各种打压和麻烦，很快全民上微博，结果就是今天，单新浪微博就号称3亿用户，而依然被封的推特，中文用户估计只有30万人以上，后者只有前者的千分之一。这三亿用户的微博，也的确成为中国民众言论自由实践的训练平台，揭黑不断，官不聊生。

不过，任何人由此对微博在中国作用产生了乐观估计，认为最终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那就错了。因为虽然原始克隆自推特，微博和推特却因结构上的不同，对社会政治的作用，有了天差地别。

推特、脸书、Youtube这些社会媒体，之所以能推动阿拉伯革命，关键在于两个因素：分散（De-centralized）信息产生机制和服务器独立于政权之外。Web 2.0的用户产生内容（UGC）这样的分散信息产生机制，让每一个埃及网友都成为记者和新闻官，而这些服务器一直放在信息自由的美国西岸，导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没办法控制这些网友的关系和信息。国家地理边界，因为这些Web 2.0服务，在虚拟空间拉开了一个大豁口，而这些服务器在海外的Web2.0服务，就成为一个“信息自由租界”，本国公民可以在此虚拟聚合、讨论和组织，政权之手鞭长莫及。

微博却是不折不扣另外的东西。它虽然有分散信息产生机制，每个微博用户的确也像一个记者和新闻官，但微博服务器却是位于北京，被中国中央政府牢牢控制，不但对信息管理有牲杀大权，而且甚至有计算机接口可以直接操作服务器。

互联网世界的权力斗争，本质上是服务器控制权之争。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这等于假设把维基解密的服务器放在白宫办公室里面，那样阿桑奇再厉害，也没办法对美国政府有任何造次。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服务器放在言论自由法治国家的推特，是革命的工具，但服务器放在不民主国家的微博，却是《1984》的第一次实践。

但这不是微博故事的全部。微博服务器，是被“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所以，互联网进入中国后第一次，地方政府官员完全没办法删除批评自身的帖子，必须有求与中央。在中国，有事发生，删贴是常规，不删贴才是政治异动。2012年2月王立军叛逃时，重庆市当然希望删除微博上所有关于王立军甚至薄熙来的传闻，而采用“休假式治疗”的官方解释。但此刻政治斗争已经产生，负责舆论和互联网管理的宣传官员乐于围观，在之后两个月内，微博成了击毁薄熙来重庆派系的言论市场，流言四起，成了薄熙来王国覆滅的重大推力。

不仅是地方政府，连一些不听话的部委也被中央微博监管机构抛弃。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五天之内没有任何删除命令，新浪微博用户对此事的讨论超过了1000万条，动员了几乎全部媒体对铁道部展开彻底批评，一直到温家宝去现场视察，禁令才到。这显然对前部长刘志军的处理有关，铁道部这样的独立王国，如果要打散，舆论的支持是必须的政治安排。

和薄熙来与刘志军相比，“带表哥”、“房哥”、“房姐”那样的地方官员，自然更没资格获得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的奥援，在亿万网友的攻击下，如待宰羔羊。微博，正如十年多前的央视《焦点访谈》，成了中央治理地方、镇压派系的最佳舆论工具，简单说，微博就是央视2.0，而网友进入了一个几乎可以自由批评地方官员的时代。

如果说1994年朱镕基税制改革，是实践陈云的主张“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话，那么2009年后的微博管理，是“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信息控制权威作基础”，从此，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影响全国舆论，中国的舆论控制，比2009年之前更加“中央集中化（Centralized）”，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是共产党政权控制地方的高级维稳工具。

简单说，删微博，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做。地方政府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只能通过三个方法，第一是建立现代信息发布机制，雇佣专业上被成为Spin Doctor的“微博发言人”；第二，被迫接受压力，道歉，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和透明化努力；第三，如果地方领导人没有深厚中南海关系，就得雇佣专业上被成为Lobbyist的中央代理人，说服中央微博舆论管理机构删贴。《新世纪周刊》揭露的一些所谓“非法删贴”现象，就是这些中央代理人的生意，这个产业，每年都是数亿人民币。

微博不是公民社会的福音。信息发布分散化造就了微博成为国民言论自由训练场，但信息控制精密化、中央集中化造成了公民社会空间缩小。政治改革转型，大都伴随着地方分权（Devolution）的过程，即便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安徽农村和沿海城市开始，公民社会的成长，往往是对这些分权造成权力空隙的利用。但今天的中国，微博覆盖了全部舆论场，而能被审查通过的市民运动，也就是类似名人发起的慈善活动、以及针对地方政府的邻避环保运动。这种不会积累公民社会组织能力、不会损伤中央权威并且一切在中央可控之下的活动，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微博的中国，是信息过载、愤怒漫溢，但行动受限、也无法组织的三亿网民。他们是活火山，随时会爆发，但却会毫无章法。这造就了一个危险并且无法完全预测的中国社会未来。

咪蒙：中美职场剧分别在输出什么价值观？

2012-10-26T20:57:00.006+10:00

新闻编辑室美剧《新闻编辑室》海报

自从杜拉拉火了之后，国产剧忽然就猛增了职场剧这一分支。严格地说，这分类还确实是国产剧的发明，美剧并没有职场剧一说，日剧韩剧也没有。

美剧中最常见以职业为主题剧种的主要是刑侦剧，像是《罪案终结》、《铁证悬案》、《犯罪心理》那种；律政剧，诸如《波士顿法律》、《金装律师》、《傲骨贤妻》之类；医疗剧，《实习医生格蕾》、《豪斯医生》等等。如果当总统也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还有政治剧，类似《白宫群英》、《副总统》、《政坛野兽》。之所以这几类职业能够有幸独立成册，几乎每季都要出一部新剧，与他们本身的神秘感并且可以创造出更多戏剧冲突有关。你难道不觉得任何正经的，人文关怀的或者狗血的、无厘头的、扯淡的事，只要跟医生、律师、警察这几个职业组成套餐、捆绑销售，都一点也不会出现违和感么？

当然出现在其它喜剧、正剧、短剧中，以其他职业为主题的美剧也有不少，调侃综艺节目电视人的《我为喜剧狂》、闷得和英剧有的一拼的《广告狂人》，最近炒的很热，褒贬两极化的《新闻编辑室》。

当我们回想并给美剧和国产剧中的职场剧列清单的时候，就能立刻发觉两者最大的不同：每一部美剧都因为对某一职业高度的专业性背景而主题清晰、情节鲜明。《实习医生格蕾》里虽然也有那些虚假的猪心、牛肝，但至少每一个胸膛和腹腔都大剌剌地敞开着，欢迎参观，每一集都像一条维基百科，滚动播出心脏瓣膜、十二指肠穿孔、体外循环这些名词解释。该剧的几个主角演完八季之后，基本上做个小型阑尾切除手术应该是不成问题。如果看完一部医疗剧，观众居然还不会做CPR，那简直就是它的耻辱。而《波士顿法律》则是很多人的美国法律启蒙课本，它以每分钟200个单词的频率向你传播婚姻修订法、财产法到底是些什么怪东西，教育你哪怕是快餐店害你长胖都可以去告它。

任何涉及职场的美剧，首先展示给你的职场第一要素，就是能力。你可以像《波士顿法律》里的AlanShore那样滥情自私，你可以像豪斯医生那样刻薄冷血，你也可以像《Lie to me》的男主Lightman那样狂妄自大到万人嫌，但是，如果你不能同时也像他们一样，丧心病狂地热爱自己的工作，永远不会让客户失望，游刃有余地处理每一次职业危机，那么，你再努力也就只能是个路人。

相比之下，大多数的国产剧都像被打了马赛克，面目模糊，不知所谓。恐怕很多人到现在也不清楚杜拉拉的公司到底是卖什么的吧？《浮沉》里的菜鸟白领同样就只顾着和上司暧昧，跟客户纠缠，除了被嘲笑的爱夹英文说话之外，和外企或高科技行业有任何关系吗？而获得不少交口的《时尚女编辑》以为说点时尚女编辑也会去批发市场淘货的事，就是在颠覆时尚观了吗？逛外贸店和穿得像城乡结合部女编辑是两回事。就不能像《丑女贝蒂》那样，讲点真的时尚圈潜规则或杂志封面大片的拍摄技巧么？

不过不在乎专业能力，这也不能全诟病在国产电视剧上，整个中国职场就不是一个讲求专注力优先的地方。中国的小孩从小到大都不是因为喜欢才去学一项技能，他们判断一个爱好是否值得被保留的唯一标准就是“是不是有用”；他们也从来不是因为喜欢才去选择一个职业，他们判断一个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能让自己在多少年内买到房子。

看医生会切除足球大的动脉瘤还是能发明人造瓣膜有什么用，看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人权演说有什么用，看记者如何不择手段地关注新闻真相有什么用？中国的观众不需要知道这些，他们只想被赋予一个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你看，只要肯努力——尽管没人知道这努力具体指的是什么，总有一天房子会有的，女人会有的，男人也会有的。而国产职场剧的功能就是在扮演这个角色，为此贡献出源源不断的包着各种职业外袍的《奋斗》和《蜗居》，这一批量的电视剧的内核永远是成功学。

《杜拉拉》说，EQ在斗争中成长得最快。《浮沉》说，你只和你自己在一条船上，只要记住这一条，你就能适当地关心别人了。《心术》说，把病人交给医生，就好象把钱交给装修公司，把羊交给狼看着，那都是有去无回只有填缝的。国产职场剧真的很爱批量生产语录，里面有不少段子朗朗上口，为春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爱说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电视剧显然执行地更彻底，编导们似乎经过统一培训一样，总觉得，如果不借演员的口，或者直接用旁白把这些话说出来，光靠剧情和演技，观众一定是看不懂的。这种无脑化拍戏其实也和目前很多人对职场的认识如出一辙，虚华浮躁，贪图面前的一点短浅高效。当然有人也已经说了，“比段子高明的是用情节思考职业和人生。”

要比台词密集，再没有比美剧更疯狂的，要是拿来做四六级听力考试，恐怕没几个人能合格。但美剧实际上还是在靠讲故事输出价值观，那些平均每分钟200个单词、需要拐三道弯的段子都是有坚固的价值观支撑的。最典型的例子，又要说起大家比较熟悉的《波士顿法律》，你会在里面看到法官在法庭上戴安全帽，律师找脱衣舞女郎当场表演作证，让一只宠物做评审等等荒诞场面，但这样一个表面上无厘头风格的片子，它却每分钟都在提醒你，你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为此，你可以告军队开除同性恋士兵，告减肥广告令女儿节食，告上帝打雷劈死了你的老公，从戒烟展厅偷回父亲的模型，因为这些都是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一个律师，他的职业使命就是还给这样的底线以法律上的尊严。

有意思的是，我们时常习惯了抨击美国物质，不够精神。但偏偏却是在我们的职场剧里才充斥着“做为员工，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说得通俗易懂点，就是钱、权二字！”、“要说大公司的企业文化，见过提倡诚信的，见过提倡创新的，还真就没见过哪个大公司的企业文化提倡要善良的”这样功利的观点。

国产职场剧大多三观不正，打着写实的名义，迫不及待地要宣扬一个人情社会和厚黑学构建的职场，唯利是图，成王败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它们就像现代装的清宫剧、官场剧，把腐朽、龌龊但“有用”的那套东西解说完了，让人印象深刻，接下来它们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破除恶性欲望，又如何重新立一个契约社会的价值体系。只会破，不懂立，一通骂完，然后不知所措，最后甚至只得让主角照搬了反面的那套，说的好听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其实就是陷入以暴制暴的恶循环。仅仅是越级上告大老板，就治住了坏心眼的上司？仅仅是越界拿了个国际大奖，就能衣锦还乡当李嘉诚了？仅仅是从小蜜变女企业家，就人性闪闪发亮了，这样的情节写出来，编剧自己都不觉得心虚么？

而这些由社会关系衍生的宫心计到了美剧里，虽然被解剖地更犀利，手段更毒辣，但通常不会成为主线和唯一元素，它的基础其实还是建立在正能量上。而同时，那些诡计和反道德会被嘲讽、诟病、叱骂得更痛快，比如像《金装律师》的主角那样因为伪造学历而进律师事物所这件事就屡屡陷入道德危机，最后一定是要决定坦白的。《丑女贝蒂》里时尚圈的潜规则够多够阴险的了吧，但它的主线依旧是一个丑女靠实力而不是耍手段的成功记励志故事。至于《新闻编辑室》，开场就是一段“不关注收视率竞争力，不怕得罪客户，为了5％的观众想要看到的新闻就甘愿做堂吉诃德或者桑丘或者那头驴”的自白，理想主义得根本就是美国的《新闻联播》。但问题是，同样这么主旋律的话由美剧说出来，你还真的就会相信，会感动，因为它“小人物有大作为”的价值观输出一直很坚挺。

看上去，美剧倒更像是美国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

你会恐惧吗？是谁让孩子变成了这样……

2012-10-10T18:29:00.003+10:00

小学家长自述：开学一月摧垮6年教育观
2012年10月10日 10:40 中国青年报

　　自述

　　6年后我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

　　开学一月摧垮家长(微博)坚持6年的教育观

　　在被朝阳染成金色的清晨，三两成群的孩子不断地、在被警戒线隔开的小小通道里或快或慢地向小学校门走去。

　　在这群孩子中，一个纤细的小女孩的身影一直被我的目光锁定着。背上那个跟她身材相比显得十分巨大的书包，让她不得不用力把身体往前探才能保持平衡。

　　这个小小的女孩就是我6岁的女儿。

　　一个月前我坚定地把她送入了小学校门，用每天清晨亲手烹制的早饭、傍晚的第一个微笑作为礼物，庆祝她人生中重要的成长。

　　然而，随着小学生活的真正开始，我的坚定却变成一天浓似一天的疑虑。

　　一进校门的下马威

　　我用了6年力图把女儿培养成“她自己”，告诉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让她慢慢明白“你有你的好，我有我的好”。

　　但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月，我的这个理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几十年前，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小学生，知道学校里最大的规矩就是整齐划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到处都在张扬个性，依此推断，现在的孩子即使不能张扬，至少也不至于被压抑。

　　没想到仅准备学具一项，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开学第一次家长会结束后，老师给了一份极为详尽的PPT，对买什么样的本、笔、文具袋、文件袋、舞蹈鞋等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每一本书、每一个本包什么样的皮，包多厚的皮，名字写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写也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那个周末我们奔波在家附近的几个大超市和批发市场里，采购着老师开列的各项用品，一项项地落实。

　　没想到，很多孩子的用品都不合格，也包括我女儿。

　　那天回来，女儿着急地怪我：“为什么不给我买一双白色的舞蹈鞋？”

　　因为女儿一直在学舞蹈，家里有好几双规范的芭蕾舞舞蹈用鞋。怎么会不合格？

　　女儿说，老师交代了一定要买白色的，前面是宽宽的松紧带而不是细鞋带的。

　　“又不是上台表演，平时上课用，有必要这么统一吗？”几天的奔波焦躁，让舞蹈鞋成了压垮我的“那根稻草”，“就穿这个，不用非得换。”我生硬地对女儿说。

　　女儿没出声，我转身一看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脸上写着焦急和恐惧，小声对我说，“有小朋友已经挨批评了。”

　　我怎么可能让刚刚上学的女儿因为这点儿小事就受到责备，怎么能让她这么无助？！

　　我立刻起身带着女儿到老师推荐的商店去买了合乎要求的舞蹈鞋。

　　女儿的心情平复了，但是我却异常难受，我不停地问自己：是我错了吗？

　　“三分教七分等”的教育观一开学就碰了壁

　　我用6年学会了等待，明白了孩子的成长是“三分教七分等”，但是这一个月，我不得不加快自己的脚步。

　　因为明白学龄前的孩子应该以游戏为主，所以，一直坚持没让孩子上能学更多知识的学前班，孩子的小手主要用来使用剪刀等各种工具，她手中的笔也更多是用来画画的，很少写字。

　　上学了，写字成了必须的一课。知道孩子缺少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孩子写字的时候我会格外用心，我认真观察她，她每写一个字的时候都很努力，一笔一画地、很用力。虽然每一个笔道还歪歪斜斜，因为用力很猛所以页面看起来不干净。看着她这么认真，我知道她一定能顺利度过这一关。

　　但是，没过两天就收到老师发来的信息：“孩子的书写很不好，家长监督孩子把每个字写好。”

　　书法是需要长期练习的，刚上小学不到一周就要求孩子把字写得横平竖直、像模像样，可能吗？孩子不是神童就是得从幼儿园抓起。

　　看着孩子认真而痛苦的样子，我在想：我所学会的“等待”到底对不对？如果对，为什么给孩子带来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如果不对，那到底什么才是对的呢？

　　“只有服从没有商量”的家长生活

　　我用了6年试图让女儿明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尊重。我也深知，要想让孩子学会尊重首先要对她尊重，不能因为自己是家长就颐指气使，不能因为自己是成年人就乱用权威。

　　但是，经历了这一个月的学生家长生活，却让我不得不忧虑。

　　出于安全考虑，现在的学校在出入校门方面有着极严格的管理，没有特殊的情况，家长很难看到孩子平时在学校的状况，也很难了解老师与孩子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但是我仍然充满疑虑。

　　从开学起，老师就与家长间创建了短信沟通的渠道。看到老师长长的信息，再看里面详尽的各种要求，首先想到的是老师很辛苦，父母两个人管一个孩子都经常会觉得力不从心，更何况一个老师要管理全班40个同学。于是，我在收到信息后会回复老师信息已经收到，并由衷地表示感谢。

　　没想到，两天之后，老师给所有家长发了一条信息：接到老师的短信通知，不需要回复的不必回复，需要回复的会特殊说明。

　　接到短信突然一愣，缓过神来再读每天必到的短信，发现老师的短信虽然多以“家长好”开头，以“谢谢合作”结尾，但是通篇看下来基本都是各种命令，比如，“明天必须带……”“今天有孩子本上没有家长签字，请注意”等。

　　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只有“下达”没有“上传”的渠道，老师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商讨”只有“服从”的方式。

　　老师跟家长的沟通尚且如此，对孩子会不同吗？

　　热爱集体的“小红旗”是家长买的东西换来的

　　还有一个困惑，我用了6年让孩子明白礼物不是做事的动因，所以，我尽量不把获得礼物作为让孩子做事的交换条件。

　　但是，这些天女儿已经用“小贴画”成功地换回了两块橡皮，又用几张印着图案的小纸片换回了一块棒棒糖，她还在一个小本子上积攒着另外一堆“小贴画”，据说攒够了10个就能换回更大的礼物。为了让孩子自己在班级墙上“热爱集体”一栏中插上更多的“小红旗”，我们给班里买了绿色植物、餐巾纸，送去了美化墙壁的墙贴、参与本该由学生自己参与的班徽设计……

　　与现代教育观尖锐对立的教育方法在我女儿入学后都在硬生生地发生着。

　　再过6年，这所名牌小学能还给我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孩子吗

　　这些年社会舆论不是一直在讨论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性吗？可是你去小学里听听课就能发现：下课会有人喊，都去喝水上厕所了，大家听令而出；上课都把小手交叉放在课桌上；回答问题都把手举得一样高；打开书包所有孩子的书皮都一模一样；所有的铅笔都是2H的，连笔尖都要一样的粗细；连书皮上的名字都要一种式样写在同一方位……

　　如此的整齐划一，6年后，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不像流水线上的产品？！

　　我一直坚信一位教育家的名言：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我们头脑里的东西强势地倒给孩子，而是唤醒他的灵魂，激发他体内巨大的创造力。

　　我已经用6年尽力把我身边这个孩子当成一个比我小一号的人，了解她的内心，同时也让她体会我的内心。现在我怀着满腔热情把这样一个小小的孩子送到了学校，我期望学校能比我做得更好，让这么一个小小的孩子沿着她特有的生命轨迹长大、长高。

　　再过一个6年，我会收获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现在，我有些恐惧了。(林爻)

村上春树：劣质酒的醉态

2012-09-28T19:14:00.000+10:00

http://mukushiki.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html

村上春树：劣质酒的醉态

随着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越来越激烈，中国许多书店开始撤下日本作家的书籍，作为日本作家之一，我当然也深感震惊。
目前还不知道这是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排斥还是书店自主的回收。所以暂时我还不想对此表示什么意见。

最近二十来年，东亚地区最喜人的一个成就，就是渐渐形成了固有的“文化圈”。
能够形成这种状况，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中、韩、台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国经济系统更强劲地稳定下来，才有可能进行文化的等价交换，更多文化成果（知识产权）才能越过国境你来我往。
规定的通用的规则之后，曾经在这一地区猖獗的盗版行为渐渐消失（或者大量减少），预付款和印税较多的时候也会正常支付了。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总结的话，就是“能走到今天，这条路真的很漫长啊”。以前的状况就是那么糟糕的。
具体有多糟糕，我在这里就不列举事实了（因为我不想再让问题纠缠起来），最近的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东亚文化圈”正在稳步成长为丰富安定的市场。虽然还有几个个别的问题残留，目前这个市场里的音乐、文学、电影、电视节目都能够基本自由地等价交换，被更多的人获取、欣赏。这真的是个很棒的成果。

例如韩剧火爆起来之后，日本人对韩国文化更加亲近了，学习韩语的人也在急剧增加。

大概算是一种交换行为，我在美国大学期间，有许多韩国和中国留学生到办公室来探望我。他们热心地阅读了我的书，热心得吓人，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情可以谈论。

为了制造这种正常状况，长年以来无数人倾注了心血。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虽然力有不逮，也一直在努力着，只要这种稳定的交流持续下去，就算一时还没有头绪，我国与东亚各国之间存在的一些未决问题也应该总有一天能够得到解决。
文化交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形成“虽然我们语言不同，却同为拥有同样感情和感动的人类”的认识，也就是跨越国境进行灵魂的交流。

作为一个亚洲作家和日本人，我很担心这一次的钓鱼岛问题和竹岛问题会对这些汗水的结晶造成巨大的破坏。

既然有国界的存在，领土问题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实在令人遗憾（说是遗憾也不为过吧）。可是这是实际工作就能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通过实际工作解决的问题。领土问题一旦越过了实际工作的问题，进入国民感情的领域，往往就会出现没有出口的危险状况。就像喝了劣质酒耍酒疯一样。劣质酒不过几杯就能把人灌醉，头脑充血，嗓门变大，动作粗暴起来。理论越来越简单，开始自说自话。不过喧闹过后到了早上，就只剩下头痛欲裂而已。

对于尽情播撒劣质酒，煽动骚动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我们必须要格外注意。
上世纪30年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能够稳定政权基础，也是因为他把施政的根本放在收回一战丧失的领土上。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这一次的钓鱼岛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原因也需要双方之后冷静地确认了。政治家和评论家们只要甩出威风凛凛的话语就能把人们煽动起来，然而实际受伤的却是身在现场的每一个人。

我在小说《奇鸟行状录》中提到了1939年满洲国与蒙古之间的诺门罕战役。
那一战很短暂，但正是国界纷争引起的激战。日军和蒙苏联军激战之后，双方共有近两万士兵丧生。
我写过小说之后去了当地，伫立在仍然撒满弹壳和遗物的茫茫荒野上，感觉到猛烈的无力感。“为什么人们要为了这么一片荒凉空无一物的土地毫无意义地厮杀呢？”

如我开始所说，中国书店撤下日本作家的书籍一事，我没有表达意见的立场。这只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作为作家会感到非常遗憾，但我无能为力。我能够明确说明的，就是千万不要采取什么报复行动。一旦如此，问题就落在了我们身上，给我们自己带来影响。
相反，如果能够表现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对别国文化保持尊重”的冷静姿态，我们才能获得更重要的成果。
跟劣质酒的醉态恰恰相反吧。

那种醉态总会醒的。但灵魂的交流途径是不能阻塞的。为了打开交流途径，无数的人们多年以来付出了无尽的血汗。这条重要的途径今后还要维持下去，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维持下去。

村上春樹さん寄稿　領土巡る熱狂「安酒の酔いに似てる」

　尖閣諸島を巡る紛争が過熱化する中、中国の多くの書店から日本人の著者の書籍が姿を消したという報道に接して、一人の日本人著者としてもちろん少なからぬショックを感じている。
それが政府主導による組織的排斥なのか、あるいは書店サイドでの自主的な引き揚げなのか、詳細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だからその是非について意見を述べることは、今の段階では差し控えたいと思う。

　この二十年ばかり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最も喜ばしい達成のひとつは、そこに固有の「文化圏」が形成されてきたことだ。
そのような状況がもたらされた大きな原因として、中国や韓国や台湾のめざましい経済的発展があげられるだろう。
各国の経済システムがより強く確立されることにより、文化の等価的交換が可能になり、多くの文化的成果（知的財産）が国境を越えて行き来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共通のルールが定められ、かつてこの地域で猛威をふるった海賊版も徐々に姿を消し（あるいは数を大幅に減じ）、アドバンス（前渡し金）や印税も多くの場合、正当に支払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僕自身の経験に基づいて言わ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ここに来るまでの道のりは長かったなあ」ということになる。以前の状況はそれほど劣悪だった。
どれくらいひどかったか、ここでは具体的事実には触れないが（これ以上問題を紛糾させたくないから）、最近では環境は著しく改善され、
この「東アジア文化圏」は豊かな、安定したマーケットとして着実に成熟を遂げつつある。まだいくつかの個別の問題は残されているものの、
そのマーケット内では今では、音楽や文学や映画やテレビ番組が、基本的には自由に等価に交換され、多くの数の人々の手に取られ、楽しまれている。これはまことに素晴らしい成果というべきだ。

　たとえば韓国のテレビドラマがヒットしたことで、日本人は韓国の文化に対して以前よりずっと親しみを抱くようになったし、韓国語を学習する人の数も急激に増えた。

それと交換的にというか、たとえば僕がアメリカの大学にいるときには、多くの韓国人・中国人留学生がオフィスを訪れてくれたものだ。
彼らは驚くほど熱心に僕の本を読んでくれて、我々の間には多くの語り合うべきことが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好ましい状況を出現させるために、長い歳月にわたり多くの人々が心血を注いできた。僕も一人の当事者として、微力ではあるがそれなりに努力を続けてきたし、
このような安定した交流が持続すれば、我々と東アジア近隣諸国との間に存在するいくつかの懸案も、時間はか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が、徐々に解決に向かって行くに違いないと期待を抱いていた。
文化の交換は「我々はたとえ話す言葉が違っても、基本的には感情や感動を共有しあえる人間同士なのだ」という認識をもたらすことをひとつの重要な目的にしている。それはいわば、国境を越えて魂が行き来する道筋なのだ。

　今回の尖閣諸島問題や、あるいは竹島問題が、そのような地道な達成を大きく破壊してしまうことを、一人のアジアの作家として、また一人の日本人として、僕は恐れる。

　国境線というものが存在する以上、残念ながら（というべきだろう）領土問題は避けて通れないイシュー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は実務的に解決可能な案件であるはずだし、
また実務的に解決可能な案件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ている。領土問題が実務課題であることを超えて、「国民感情」の領域に踏み込んでくると、それは往々にして出口のない、
危険な状況を出現させることになる。それは安酒の酔いに似ている。安酒はほんの数杯で人を酔っ払わせ、頭に血を上らせる。人々の声は大きくなり、その行動は粗暴になる。
論理は単純化され、自己反復的になる。しかし賑（にぎ）やかに騒いだあと、夜が明けてみれば、あとに残るのはいやな頭痛だけだ。

　そのような安酒を気前よく振る舞い、騒ぎを煽（あお）るタイプの政治家や論客に対して、我々は注意深くなら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一九三〇年代にアドルフ・ヒトラーが政権の基礎を固めたのも、第一次大戦によって失われた領土の回復を一貫してその政策の根幹に置いたからだった。

それがどのような結果をもたらしたか、我々は知っている。今回の尖閣諸島問題においても、状況がこのように深刻な段階まで推し進められた要因は、
両方の側で後日冷静に検証され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だろう。政治家や論客は威勢のよい言葉を並べて人々を煽るだけですむが、実際に傷つくのは現場に立たされた個々の人間なのだ。

　僕は『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という小説の中で、一九三九年に満州国とモンゴルとの間で起こった「ノモンハン戦争」を取り上げたことがある。
それは国境線の紛争がもたらした、短いけれど熾烈（しれつ）な戦争だった。日本軍とモンゴル＝ソビエト軍との間に激しい戦闘が行われ、双方あわせて二万に近い数の兵士が命を失った。
僕は小説を書いたあとでその地を訪れ、薬莢（やっきょう）や遺品がいまだに散らばる茫漠（ぼうばく）たる荒野の真ん中に立ち、
「どうしてこんな何もない不毛な一片の土地を巡って、人々が意味もなく殺し合わなくてはならなかったのか？」と、激しい無力感に襲われたものだった。

　最初にも述べたように、中国の書店で日本人著者の書物が引き揚げられたことについて、僕は意見を述べる立場にはない。それはあくまで中国国内の問題である。
一人の著者としてきわめて残念には思うが、それについては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僕に今ここではっきり言えるのは、そのような中国側の行動に対して、
どうか報復的行動をとら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だけだ。もし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それは我々の問題となって、我々自身に跳ね返ってくるだろう。
逆に「我々は他国の文化に対し、たとえどのような事情があろうとしかるべき敬意を失うことはない」という静かな姿勢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れば、それは我々にとって大事な達成となるはずだ。
それはまさに安酒の酔いの対極に位置するものとなるだろう。

　安酒の酔いはいつか覚める。しかし魂が行き来する道筋を塞いでしまってはならない。その道筋を作るために、多くの人々が長い歳月をかけ、血の滲（にじ）むような努力を重ねてきたのだ。
そしてそれはこれからも、何があろうと維持し続け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大事な道筋なのだ。

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只有一个小时

2012-09-16T13:00:00.000+10:00

一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原文找不到了，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得出这一结论，让自己非常沮丧。

　　但是，我清楚，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理想大厦，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二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这时候，开一个本地文艺家的座谈会，来者都是本地最聪明的人，都在各个专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者，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我是会议的记录者，所以，他们的精辟言论，都记下了。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我依然是记录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同样这批人，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可都是社会精英啊。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照样谈笑风生，照样饮酒吹牛。

　　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孔子老先生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悲乎！

　　另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当了副组长，巡视9个行政单位。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的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在私下和我的交流中，颇有可以大干一番的豪情，让我有点发怵。后来，我因另有任务，提前离开了巡视组。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呢--至少我相信，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文斗”了，只有武斗，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三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四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

　　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让我相信，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我所知者，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作品每况愈下，也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不过，想想居然有100个知名的作家，能堂而皇之地为那篇扼杀艺术的讲话做帮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可都是中国作家的主流，都是当朝当红的精英人士！“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喜乎？悲乎？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听说过。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呢。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是，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是，他们有了后路，也就无所谓了。

　　五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

　　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看看现在到处依然红歌嘹亮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以为，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我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矣！

　　六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是，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少数人（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是无法无天，是践踏法律。而现在，法治精神又有多少呢？

　　七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

　　但是，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我以为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我不知道文革隐患能否会在二三十年内消除。

　　我不乐观。

　　因为，一小时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距离文革的浩劫，就只有一个小时。

　　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

日本冲岛：10个人的小学校。

2012-09-10T12:26:00.001+10:00

昨天介绍了日本最大淡水湖琵琶湖中的冲岛---这座面积仅1.52 km的小岛，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浮岛。冲岛的自然环境不错，但因为交通不便、人口老化等种种原因，这个琵琶湖最大的有人居住的浮岛，并没有像日本的其它地方一样，得到良好的保护，冲岛上的300多名居民，在高科技发达的现代日本，其生活样式依旧以自给自足为主流。（蛇足一句：其实像俺这样的人，对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是N向往的。）小小的冲岛看上去有些旧，岛上的生活垃圾、和直不起腰来的老人们，都令我对这个小岛感觉有些失望，可是，这一切都在我走进这座小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之后，发生了变化。很惊叹！在如此偏远的湖中浮岛上，居然会有如此设备齐全的小学校。 1：下图中就是冲岛小学校，木质结构的房屋，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

2：学校内的走廊过道。

3：

4：冲岛小学校的校长加藤先生正在给我们讲述这所学校的历史。一起同行的，除了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的安富教授和叶子教授外，还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心理学者Ursula Weiss女士，Ursula Weiss女士来日本之前，曾经在中国太原居住过八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拥有一个很美丽的中国名字：白岚。白岚用中文跟我交谈，跟其他人则用德语或者英语，并时不时会说几句刚学会的日语，是一位相当和气的女学者。下图中戴墨镜的站立者，就是白岚女士。

5：下图是冲岛小学内的图书室。冲岛小学是日本在浮岛上唯一的一所小学校，属于日本的公立小学，学校资金来源于日本政府和所管辖的八幡市，校长和教师也由日本政府统一派遣。这所创办于1875年的小学，至今有130多年的历史。因为过去的旧教学楼太陈旧，现在的学校教学楼，是在1995年时重新建设的。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都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

6：因为冲岛的人口老龄化，全岛300来人的居民，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前，因此在这所冲岛小学上学的孩子，加上幼儿园生一起，一共才10个人。校长加藤先生介绍说：在1960年的BABY BOOMERS时代，这所小学曾经有129名孩子在此上学，但接下来岛上的学龄孩子越来越少，到1996年，已经减少到29人，1997年只有19人，而现在仅仅10名孩子。下图中是孩子们午餐的食堂。

7：这张贴在学校餐厅的墙报上写着：用餐前，要对食物说谢谢。从学校的设施和老师们领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可以看到：虽然学校里一共只有10名孩子，但是无论硬件还是教育软件，大人们对孩子一点都不曾有过怠慢。

8：在一间教室内，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教孩子们认识昆虫。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但老师讲得十分认真。每一间教室都配置有液晶大屏的数码电视和投影仪。

9：这间学校的设备室内，摆放着包括天文望远镜在内的各种教学设施。

10：孩子们的游戏室。

11：这是按日本公立学校的设施规定所配置的游泳池。

12：学校的料理学习手工厨房。

13：学校的音乐教室。因为现在没有上课，所以椅子都是搁起来的。

14：音乐教室的每一张桌子打开来，就成了一架电气风琴---这也日本公立小学设备配置的一部分。基本上，从冲岛小学的设施配置中，可以基本了解日本全国公立小学的设备配置状况。当然可能在细节或者新旧上，会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参观完这个交通不便的偏远小岛上的小学校之后，唯一的一个感想是：我们中国人总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的实现，我在日本的一座孤寂的淡水浮岛上看到了。期待我们中国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有一天也能拥有这样一所设备齐全的小学，并希望那些教学楼比政府大楼更明亮更牢固。期待那一天。

谣言、诽谤、国家机密、删贴和言论自由

2012-09-05T16:06:00.000+10:00

佚名博者论：这是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看了你就会明白。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言论自由是针对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其最大目的就是为了监督政府，所以与其说是政府管理老百姓言论的标准，还不如说是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标准。

1、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动不动就说绝对，妄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来否定言论自由，世界上确实没几样绝对的东西，我们更不不需要动不动就讨论什么东西是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可靠的党员？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大公无私？

为什么不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限制？

却单单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这就像是企图通过说明，世界上所有白色的东西都不是决对百分之百反光，来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白色的东西一样滑稽可笑。难道说因为黑色和白色的东西都不是百分之百吸光和反光，所以就能说说黑和白都是一码事了吗？这种说法，是想让人潜意识里形成白和黑差不多，以达到混淆是非的目的，这就好比说因为有警察的世界一样有犯罪，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法制，以暗示警察和法制对付犯罪没用多大的用处，所以大家也就不要要求要什么警察和法制了一样荒唐。

2、中国人很多爱犯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言论自由凡是造谣，诽谤，都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又一个误解。

其实言论自由应该有的标准是：

仅仅除了允许针对普通个人的诽谤和漫骂言论，并且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可以由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大家必须注意。

第一、是针对普通人，这是相对于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还有公众事件中的相关的人来说的，比如总统，NBA名星，影星，民间的政治人物，甚至比尔.盖茨，或者一个安然事件中的涉案人员等，这些人都可以受到大家的各种评论，当然也包括极端的言论，比如谩骂和侮辱。

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规定：

官员和公众人物、以及公众事件相关的人不得通过提起法律诉讼获得隐私权和名誉权赔偿。因为如果批评和评论、监督政府官员，要求每一句话都必须完全正确，要有一句话说错了，就说损害了官员的名誉，就要求起诉赔偿，这样老百姓还怎样有效的监督政府官员呢？同理，如果人们不能自由的评论我们周围发生的公众事件，以及公众事件中的人，老白姓又怎么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和政治生活中去呢？老百姓又怎么能在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呢？当然有些官员在被骂急了的时候也会提起诉讼，法院也会受理，但是即使是真的造谣，受害者也不能获得赔偿，法庭也就是仅仅是对受害者正正名而已，造谣者还可以继续造谣。所以在美国你几乎找不到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明星打名誉权官司的，□□却有一大堆这种名人打名誉权官司的。

第二、是必须针对个人，也就是说，就当骂的是普通人，但是如果骂的是一个群体，比如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或者河南人，广州的无业游民，或者那个学校的老师们，这些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以群体为单位评论各种社会现象，这些人虽然都是普通人，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群体进行评论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评论我们的社会呢？比如我批评说：“我小孩的学校老师都是只知道收钱，不会教书的垃圾”那个学校就因此说我损害了他们的学校老师的名誉，要和我打官司，大家说要是这样，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呢？人们又怎么能够通过言论的评论参与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呢？以美国为例任何评论政府提供的服务，企业和商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等等这些在法律上都是言无禁忌的。

第三、必须造成实际损害，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种专门造谣和吹牛的报纸，用来供人们茶钱饭后消遣看的，上面有很多莫须有的新闻，比如布什被拉登强奸了呀，萨达姆没有死，那个被抓的萨达姆是假的呀，等等无奇不有，曾经发生过对一个普通的教授的性生活进行调侃的报道，这个教授后来提起民事诉讼，结果是，因为这种报纸本身就是专门造假的报纸，没有人把他当真，所以也就不存在实际的损害，当然也就没有获得名誉权和隐私权赔偿。另外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之间的斗嘴和骂架也很少有人去打官司，就是因为实际损害很小，根本犯不着为这种小事去费神讨力打官司。

第四、只有民告民的民事官司，没有官告民的刑事官司，也就是说只有普通的个人受害者能提起诉讼，政府不能因为言论对老百姓进行诉讼，老百姓任何评论政府的言论都是自由的。也就说即使布什想通过打官司为他的名誉正正名，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不能获得赔偿，打官司只能起到正正名的作用，布什也只能自己掏钱，不能花政府的钱去为自己正名。

3、中国人爱犯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只要是涉嫌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有关，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不能说。这又是另一个错误。

现代民主社会对保密的原则是：政府在某些领域范围内，有责任保住自己的机密，但是作为监督政府的老百姓和媒体没有这个责任。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就是这些人或者组织没有和政府签署相关的保密协议。只有那些与政府签署了保密协议的政府雇员（军人也属于政府雇员），并且政府为此支付相关的保密费，这样的人才有责任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为政府规定为机密的内容保密。

这条不仅适合于政府和政府雇员（包括军人）之间，也同时适合普通的公司和他的员工之间，其实看看国外的公司和中国的外企就知道，经常公司和员工签署保密协议，明确保密的范围和时间等，并支付保密费，没有这个，员工就是泄露了什么秘密，公司是没有任何权力起诉该员工泄密的，比如前几年微软的李开富跳槽到Google公司，微软就是拿公司和李开富当年签署的保密协议打的官司，没有这个保密协议，美国的法院连受理都不会受理的。

同样道理凡是没有和政府自愿签署保密协议的老百姓或者民间组织或者媒体和公司都没有为政府保密的责任和义务，说简单一点，对于我们老百姓，我们既不是政府的人，又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凭什么要我替你保密，何况政府是我们老百姓请的公仆，本来仆人干的事对主人遮遮掩掩，不让主人知道就已经让我们老百姓不放心的了，万一老百姓或者记者获得了，作为公仆的政府可能损害大家利益的事情，作为公仆的政府还要以这是机密为理由要大家为他保密，不保密还要起诉我们，甚至让我们蹲监狱，这还了得，所以说保密这档事儿，那是政府的责任，老百姓没有替政府保密的义务。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感到疑问，那美国政府把某些资料列为机密文件干什么？关于这点其实很好理解，首先这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内部制定的机密条令，这种条令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为他仅仅在美国政府内部有效，也叫行政法令（只在行政部门内部有效的条令，说得通俗点就是政府内部纪律），政府自己制定的规矩是管不了民间自由的老百姓和媒体的。至于政府怎么保密，那就只有靠政府自己管好自己的人了。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伊拉克战场上的有些记者报道的内容要通过军方审查后，才能发表了，其实这些记者都是自愿和军方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协议内容就包括记者到军队内部进行采访和所有要对外发表的信息，都必须通过军方先审查，当然作为回报，军方会为该记者开放一些军事行动，甚至提供战斗车辆让其跟随军队到前线方便采访。否则军方可以不允许记者到军队中采访，为了获得这样的采访机会，有很多记者都是愿意签署这样的保密合同的，当然这不排除某些不怕死的记者自己跑到前线上去采访，没有和军方签署保密协议的，那这个记者要是弄到了什么机密内容要发表，那军方是没有任何权力审查和阻止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把美军运送死亡士兵遗体的照片，发到报纸上的飞机运输公司员工会被解雇，因为和美军合作运输军事物资和人员的飞机运输公司是和美国军方签署的有保密合同的，不能泄露任何运送的东西的任何信息给外界，当然这个公司和他的员工也是签署的有这样的保密协议的，所以发表照片的那个事情，飞机公司员工被解雇其实还算好的了，因为她这就是违反了保密合同的行为，幸好该照片的信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不然他会吃官司，飞机公司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

另外美国法律规定记者或媒体没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其获得的信息（包括政府的机密信息）的消息来源，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作为监督政府的媒体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责，在道义上，受访者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接受了你的采访，你还要出卖她，这也太让记者在道义上为难了，民主制度的原理就是在制定法律的时候，要尽可能大的保障媒体和老百姓监督政府的权力，大家想一想，作为为大家办事的政府有权力瞒着老百姓做事，把一些事情列为机密，如果还不大大加强民间的监督，这个政府就极有可能在暗箱chao作下，迅速蜕变成为化老百姓钱，又不干事的腐败政府。至于美国政府自己要怎样找出泄密的源头，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或者加强自己的内部保密工作。

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当年有一个原子弹的爱好者，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如何制造原子弹的文章，想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后来被美国政府知道了，一看都是保密内容，就到法院起诉，这案子在当年闹的非同小可，因为这可是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连法官也吃不准到底该怎么办，可见美国人在遇到紧急的新问题的时候脑袋也会犯糊涂，后来就开始打官司，这官司打得好笑，代表政府方的检察官说被告泄密，法官问泄密了什么内容，政府方回答，泄密的内容是保密的，不能告诉你，法官又问，能不能在他的书里指出来，是那一页，那一行？政府方说，这也是机密，法官又问，那么你们为什么说原告泄密了机密，政府方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机密，大家看看这个案子还怎么审）,最后这个案子不了了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这个案子的资料看看，很有意思的，我就不赘述了。

4、中国人爱犯的第四个错误是认为：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是“公共的”，只要是公共场所就能随便说，这又是另一个错误。

不知道这是汉语的语言丰富性呢，还是语言表达不准确，人们经常容易混淆这样的概念，之所以会出这样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经常所说的公共场所其实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真正属于“公共的”场所，比如街道，广场，开放的公园等等。属于这这类的地方一般大家都不会搞错。

第二类准确的称呼应该叫“准公共场所”，它仅仅是公众能够活动的但是并“不归属于公共的”比如候车室，电影院，这些场所虽然公众能够活动，但是其实他仅仅是某个公司的经营活动场所而已，它的归属权属于某个公司，在这些场所经营者当然有权力制定某些规章制度来保障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这就好比说你开了一个餐馆，我却没有经过你允许，天天到你的餐馆里面吆喝买报纸，还美其名曰吆喝是我的言论自由。这个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所谓的公众场所并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你或者你的公司买或租下来的属于你或者你的公司的经营场所，在这些地方如果因为你的言论导致经营者受到了损失，你是必须赔偿的，所以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飞机里面某人喊“劫机”是犯法的（即使他并没有劫机），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电影院里面乱喊“失火了”是不允许的，是犯法的。

属于准公共场所的地方还包括某些属于政府的办公场所，比如政府办公地点，法院，议会等，这些地方也属于第二类，甚至只有经过政府允许或批准才能进入，道理也很简单，这是政府工作人员专门办公的地方。这也就是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个“反战母亲”会被逮捕，因为你可以在政府办公楼外天天喊，但是你不能闯到政府办公地点里面喊，反战母亲就是闯过白宫前面的篱笆进入政府办公区域被捕的。

当然他另外还有几次被捕是因为闯入“私人地点”，比如闯入布什家的农场，这当然也是犯法的。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完全的个人”

5、中国人爱犯的第五个错误是：公私不分，你我不分，把很多私人空间和他人空间当做公共空间，并要求自己在那里拥有言论自由。

说起来大家不相信，但是它在我们周围确确实实就经常发生。犯这种毛病最多的是认为QQ群和私人论坛应该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公共的场所”其本质是私人的，或者说是个人拥有控制和管辖权力的，说到底他是某个个人结交朋友的地方，它和大家在家里开的派对其实是一样的，主人有让你来的权利，同时也有不喜欢你，请你离开的权利，当然这个“不喜欢”也包括不喜欢你说的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象公共场所，但实质上那是私人场所，哪怕那个私人场所是临时租的也一样。

同样的道理中国很多人认为报纸是公共空间可以随便说，这就是典型的你我不分，报纸的言论自由是指——拥有报纸的人可以在他自己的报纸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你可以在别人的报纸上随便说，要是可以那样，那不就成了你强迫别人说你想说的话？这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911刚发生后，很多报纸会拒绝发表太过刺激性的文章，因为发不发表这是报纸的自由，其实不止911的时候，就是在平时也是你投稿，报纸同意才能发表的，只是911的时候，事件发生的突然，很多以前可能基本同意发表的文章都得不到发表而表现的比平时突出而已。因为报纸（也包括所有属于某个组织和公司的媒体，当然也包括某些媒体开办的论坛）不是归属于“公共的”，虽然他是让公众看的（有时甚至是公众可以参与的），但本质上他是归属于某个公司、组织或个人的，这样一来很多中国人就会认为既然媒体不能随便说话，也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了，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讲：

首先大家要理解——言论自由是指你有自由说话的权利，但是绝没有强迫别人说话的权利，更没有强迫别人按你的话来说的权利。

其次大家要理解——言论自由的核心是指政府不能控制民间的言论，不管媒体要说什么，政府你是管不着的，这个“管不着”并不是说政府不能表态，政府是可以对某种言论发表看法，甚至谴责某种言论，但是它就是不能去堵别人的嘴巴，不能去查封媒体，不能去审查媒体的内容等等之类的，当然也不能因为内容而禁止某人或者某组织和公司的媒体的开办——即任何人可以开自己的媒体，比如开派对，开qq群，开聊天室，印刷传单，印刷报纸（大型的传单其实就是报纸），出版书籍，开办论坛、网站，电台电视台，只要做到了这些，这就是言论自由。

总结一下，言论自由是指你自己在自己的“私人领地”和“公共场所”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政府管不着，而不是你有在别人的地方说话的自由。从而可见qq群踢人、论坛删帖、媒体不刊登某篇文章和广告，这些都是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而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是，政府禁止某人、某公司、某组织建自己的即使通讯网络、开办论坛网站、电台、电视台、出版书籍、传单、报纸等这样的行为。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错误，在这里要单独提出来——很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经常性的犯一个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在上面的内容已经部分涉及到，就是认为“言论自由就是要给人说话的权力”（尤其在谈自由民主的时候），这句话看似正确，其实完全错误，其实这句话光字面上就前后矛盾。首先说话的权力不是某人“给”的，如果需要给，这恰恰说明此人根本没有这个权力，需要别人给他，授予他这个说话的权力，既然权力需要别人给，怎么能说这人在这里有说话权，怎么会有言论自由？所以首先要去掉“给某人......权力”的意思，改为“某人有......权力”，另外就是要加上一个地方范围——“完全的公共场所”，什么叫做完全的公共场所，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在完全的公共场所，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力”这样才正确。

那么在准公共场所这句话成立吗？答案也就是否定的了，因为在准公共场所，言论自由的提法根本就不正确，某人说话的权力确实就是别人给的，或者说授予的，所以应该说“在准公共场所，人说话的权力是由该场所的主人（控制者）授予的”。

比如在公司里面，允不允许说话，谁可以说话，是由公司的所有人老板说了算，

——客运公司规定驾驶员不得和旅客闲聊。

——电影院规定观众不得大声喧哗，甚至规定关掉电话铃声。

比如某组织或者个人举办的会议或者聚会，开办的聊天室，建立的QQ群，允不允许说什么话，谁允许说话，也是由该组织或者个人决定或者说授权的。

——新闻发布会哪个记者有权力提出问题，是由该新闻发布会的举办方（一般为新闻发布人自己）决定的，而不是任何记者都有权提出问题，

——美国共和党的大会里面一般是不允许民主党人来发言的，除非得到共和党大会的邀请，不过美国的两党本来就是进退自由的，任何一个民主党的成员都可以今天退出民主党，明天马上就加入共和党，要是有人冒充共和党人去共和党大会发言，说的都是共和党人反对或者不想听的观点，这时台下的共和党人就会起哄，给这个人喝倒彩，叫他滚蛋，甚至把鸡蛋，冰淇淋扔到他脸上，因为这个大会的主人恰恰就是台下的听众。

其实要理解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些准公共场所其实是应该属于他的主人掌控的，主人让不让某人说话自然应该由主人决定，如果主人不愿意听，他人却要强行发言，其实是剥夺了主人的权力，言论自由是指（在完全的公共场所，和自己的媒体和组织里）人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人没有在本属于你的媒体和组织里强制发言的权力，更没有在本属于你的媒体和组织里强迫你听他人发言的权力。

所以说在QQ群，聊天室，会场等地方，谈自由民主的时候，对某人禁言，大家不听某人的言论，甚至把人驱逐出去都是合理的，不能以“大家都是谈自由民主的，所以应该允许别人发言”作为借口，让大家听些大家都不想听的话当误时间，因为这句话本来就是错的。

尤其是最后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内容和前面有些重复，但是我还是单独把他拿出来强调，现在很多搞自由民主的人群里，讨论问题经常被破坏就是因为这句话——“都不允许人发言，还谈什么自由民主”，大家千万不要上了这句话的当，比如在博客。你别忘记了，你是在别人的“私人领地”。容忍你，驱逐你，限制你，是别人的权利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