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望‧ 古巴》

新書介評 : 《紙醉金迷哈瓦那 ── 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Tue, 05 May 2009 06:02:00 +0000

新書介評

《紙醉金迷哈瓦那 ── 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Mob Owned Cuba…and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作者：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 ( T. J. English )
譯者：閻紀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9年04月27日
定價： 360 元
開本：25開／平裝／392頁
ISBN：9789571350295

跋：
反攻大陸，古巴國際主義50年
馮建三

馮建三，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講授當代大眾傳播問題、傳播理論、傳播政治經濟學、媒介經濟學、批判理論與傳播事業問題、大眾文化導論、電影史與政策研究等課程。主要著（譯）述有《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廣告文化》、《新聞學》、《全球的好萊塢》、《論社會主義的未來》、《媒介經濟學》、《文化帝國主義》等﹔1993年加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為編輯委員，其後接續主編與社長等工作。他在英國留學期間便積極關心古巴革命，2007年起為《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組成員。

一九九一年聖誕節，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宣佈辭職，蘇聯解體。古巴進入特殊時期，一年之內，進口量與出口量急遽下降八成，蘇聯的年石油供應從1400萬驟減至400萬桶。短短兩年-，古巴人體重平均減少將近十公斤。1996年，美國通過新法，升高對峙氣氛，加緊封鎖古巴，狀似要在棺材上，鑽緊最後一根釘子。

美國沒有成功，又是十多年過去了，古巴還是好端端、屹立不搖，應驗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所說，古巴的存在「讓人迷惘」。甲之毒，乙之肉。美國主流意識與價值的不知所措，正是另類理念的堅定向前。如同去（2008）年十二月，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的創始人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觀察，古巴已經否極泰來，正在「重返舞台」。

華勒斯坦說，這是「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我們可以說，這個事件其來有自，這是古巴心口如一，奉行國際主義五十年，日積月累所得到的部分成績。《紙醉金迷哈瓦那-》既已鋪陳五十年前，古巴革命的事出有因。這篇跋文就勾勒其後五十年來，新古巴的國際主義理念與實踐。

古巴國際主義的根源：美國的意識形態
早在1954年，瓜地馬拉總統阿本治（Jacobo Arbenz）得到共產黨在內的支持，發動土地改革。雖然阿本治的改革溫和，卻已損及美商青果公司的利益，於是瓜國軍官在山姆大叔操盤下政變，土改功敗垂成。當-時，切‧格瓦拉（Che Guvera）剛好在瓜地馬拉九個月，整個事件的始末，他都親眼目睹。

1959年元旦，古巴起義軍佔領東部三省。五日，革命臨時政府在聖地牙哥成立，卡斯楚於八日率兵進入哈瓦那，腐化的總統巴提士塔（Fulgencio Batista）逃離的前一天，也就是一月七日，彼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已經向卡斯楚示好。他撤換殷富，並且與巴氏親善的大使史密斯（Earl Smith）。繼任的人是職業外交官邦薩（Philip Bonsal），他與中間偏左的政府，歷來親善。

卡斯楚上台之初，美國表現「正常」。畢竟，1902年古巴形式上獨立以來，主政者究竟是經由民選，或是在政變後取得大位、是改革派或保守派，只要不憾動其利益，-美國都會接納。換個方式說，五十七年來，無論是幕後操作，或是在前台公然頤指氣使，古巴與美國雙方的執政者，眉來眼去，一個老大自居、一個自甘作小，歧見不多。

一九五九年的武裝革命，開始有了差異。剛開始的時候，卡斯楚是資產階級的左傾領袖，還不是共產黨人，對於馬列論述與思想，他也沒有太多接觸。不過，新政府的另兩-位重要人物，有些不同。卡斯楚的胞弟勞爾（Raul Castro）是古共黨員，格瓦拉還沒有入黨，但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在現實政治方面，卡斯楚對蘇聯所知有限，北極熊對卡斯楚也無所瞭解，雙方要在古巴革命一年多以後，遲至1960年5月8日方告建交。在此，我們看到史達林路線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確實為其繼任者奉行不渝，冷戰對峙出於地盤瓜分，非關理念的伸張。另一方面，美國依據慣例，總是敘舊為先，古巴同樣也因歷史使然，無法斷然與-美國切割。當然，卡斯楚們也不可能容忍美國繼續掌握古巴七成的可耕地，兩國交惡，只是早晚遲速的問題。果然，到了1959年5月，卡斯楚啟動土地改革，損及美國-富商利益，古巴與美國的關係急轉直下。1960年10月24日，政府將古巴所有美國企業國有化，預告了1961年1月3日兩國斷交，但一直要到4月17日，美國-以1400名傭兵入侵豬灣（Bay of Pigs）後，卡斯楚才首度宣告，這次古巴的政權變革，非比以往，古巴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豬灣事件之後，古巴人的危機意識不可能不升高。這個時候，古巴應該已經掌握清楚，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古巴自身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就是「罪惡」，因此，要-維持自主與尊嚴，有賴於更多國家的向左轉。畢竟，對於外國，而特別是對於拉美近鄰國家的易幟，美國經常通過其代理人，撲滅違反其意識的政權。美國內部的文件說，-「卡斯楚政權的存在，就對拉美的左翼運動起了作用...」。古巴與美國無法和平共存，但不是古巴不讓美國生存，是美國容不得後院出現社會主義政權。

如此一來，古巴對外結盟乃至於主動攻擊（援助各國的左翼力量），也就等於是不得不然的防衛措施，進攻成為最好的防衛手段。假使有更多的近鄰轉向，古巴的自主路線-與活動空間，才能更有把握。不過，古巴在對拉美大陸輸出革命經驗時，仍得謹慎而儘量減少美國干涉的口實。根據美國的估計，1961至64年間，在古巴受游擊戰或-政治作戰訓練的拉丁美洲人，有1500至2000位。親身前往大陸的古巴人則不多，畢竟，「古巴的革命熱情仍有節制，因為不願讓美國找到介入古巴的藉口」。19-61年8月美國允諾對拉美供應200億美元財政援助，這正是1959年卡斯楚提出，但美國當時不接受的拉美馬歇爾計畫。顯然，這是一個安撫懷柔的方案，旨在減少-古巴革命輸出的能量與效果。

到了1964年，拉美革命火花連番遭到撲滅，委內瑞拉、祕魯、阿根廷、尼加拉瓜...的游擊戰相繼被擊潰。早先在1961、62年間，蘇聯對於古巴的拉美革命輸-出，原本就態度曖昧，到了這個時候則是公然表態，不予支持，反映在蘇聯運送至古巴的工業產品質量不佳，蘇聯技術與文官人員也很傲慢。對於莫斯科冷淡對待拉美的武-裝鬥爭，古巴愈來愈不滿。蘇聯對於古巴同樣失望，因為卡斯楚的游擊戰路線，危及蘇聯與美國的關係。對於古巴的搧風點火，大多數向莫斯科輸誠的拉美共黨人也很不滿-。1964年11、12月間，卡斯楚在哈瓦那召開拉美共黨祕密妥協會議後，古巴被隔離於拉美的解放鬥爭之外，沒有任何一國的共黨支持在本國展開武裝鬥爭，卡斯楚-於是「接著...將注意和努力...轉向非洲」。

回顧半世紀前的這段過程，我們至少可以後見之明地說，新古巴在建國前兩年的摸索，行動於特定結構中，又儘量維持作為改良或革命的進步份子應有的理想色彩與成績。-相對之下，革命已經四十年的蘇聯在1950年代末已經老化，如果青春期仍不乏理念，此時則已世故，顯露為觀望古巴的情勢多於主動持援，若對比稍後立刻要提及的古-巴外交政策，蘇聯的龍鍾老態，更見明顯。

古巴走向非洲
1959年6月格瓦拉訪問埃及之前，古巴高層從來沒有到過非洲。次年7月，勞爾（Raul Castro）再次走訪埃及，9月卡斯楚（Fidel Castro）在聯合國講演，鏗鏘有力，論及非洲問題。再過一年，卡斯楚於1961年在南斯拉夫與不結盟運動的亞非領導人接觸；當年10月，甫於年初加入古巴情-報單位的阿根廷青年記者馬色提（J.R. Masetti）銜命來到突尼斯，帶來卡斯楚的協助意願。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從1954年起，就對法國展開獨立游擊戰。1961年12月，古巴送來1500支來-福槍、300挺機關鎗（回程帶回76位傷員及兒童），但沒有志願軍。

古巴最初在北非的這些活動，「與東西衝突毫無關係」。早在1959年以前，為了追求各自的獨立與社會改造，古巴與阿爾及利亞的兩支游擊隊，已經而發展出「自發的-認同...與兄弟之情...」。1962年7月3日阿爾及利亞獨立，三個多月後，其總統貝拉（Ahmed Ben Bella）走訪美國，參加阿國加入聯合國的慶典儀式。甘迺迪總統慇慇勤勤地接待了他。當時，美蘇未曾事先照會哈瓦那，正在暗地協商，密謀解決古巴飛彈危機的條-件。在這個節骨眼，美國完全沒有料到，貝拉在拜會甘迺迪之後，次日旋即飛往古巴。見此，美國人自是大為光火，有位助理回憶起甘迺迪，說他「對於這起似乎無知到了-荒唐，又像是精心算計的公然侮辱，感到相當困惑」。雖然與其平素言論不符，當時美國的《基督教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倒是指出，貝拉前往哈瓦那，有其值得尊崇的理由：「感謝古巴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時，給予的道德支持，也為了古巴對阿國孤兒的照料。」

1963年春夏，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等等鄰國，因領土糾紛而產生衝突。事端起因於摩洛哥的年輕國王哈山二世（Hassan II），他既醉心於權力，又以民族主義作為招搖的工具，意圖建構大摩洛哥。哈山背後有美國武器的支持，夾此優勢，哈山進逼阿爾及利亞，貝拉於是求助古巴。卡斯楚-毅然出兵，這不是容易之舉。一來，這個決定得冒些風險，可能得罪法國；其次，古巴剛剛才與摩洛哥簽訂契約，取得大筆蔗糖買賣的生意。卡斯楚必須在伸張義理的堅持-，以及出兵可能危及商機的忌諱之間，自做斟酌與決斷。古巴選擇前者，最終促使阿、摩兩國在10月簽訂熄火協定。11月8日，貝拉接受法國《世界報》（Le Monde）訪問，他表示「如果有必要，我願意為古巴而犧牲。如果古巴革命遭致摧毀或窒息，我將沮喪失望至極，因為這將等於舉世已無正義，寰宇不復存在尊嚴。」-其後，蘇聯武器雖然大量抵達，直到1964年，蘇聯也一直強化阿爾及利亞的軍力，但情況是古巴人在前奔波，呼籲蘇聯又有更多的投入，而不是蘇聯驅使古巴作為其馬-前卒。

美國約翰．霍普金思（Johns Hopkins）大學教授葛雷傑西（Piero Gleijeses）窮六年之力，閱讀及交叉比對美國、歐洲與古巴官方的公開檔案，參酌當時的傳媒報導，著有專書《互有衝突的使命：哈瓦那、華盛頓與非洲》（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在這本獲得美國外交史學會年度最佳著作的書籍，葛氏提出的結論如後，允稱「一垂定音」：

「古巴與阿爾及利亞的故事，今日幾乎無人復記；惟這是古巴與非洲的第一度主要接觸，不但如此，它也是古巴非洲政策的前序曲、預演... 日後複製而擴大，相繼對葡萄牙多個非洲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亦伸以援手...始於1963年10月的阿爾及利亞經驗，其後推演到了其他政府，首蒙其利的是1965-年的剛果。古巴的市民國際主義的英雄史詩，就從阿爾及利亞開啟。」

古巴在安哥拉
確實，這是英雄的行為。10多年後，古巴快速且有效馳援安哥拉黑人政府，世人大為震驚，也是出於相類的過程。1961至1974年間，古巴派至非洲的軍人不到2-千。1974年春，葡萄牙政變，其殖民地安哥拉次年春隨即爆發內戰，三個追求獨立的組織安解、安盟與安陣，[1]分別得到蘇聯、美國與南非等同路人馬的不等程度-之支持。1975年10月23日，南非在美國默許下，出兵協助南非與美國所支持的安盟。台灣的研究者林永樂說，當時的南非政府「過分樂觀...政治上產生相當負-面作用...（造成）非洲國家轉向（古巴與蘇聯支持的）安解...」。

當時，蘇聯給予安解的資助，以及美國、南非等國對安盟與安陣的支持，二者大約相當。不過，重要的在於，南非增兵後兩個多月之間，蘇聯居然未曾積極聞問，遑論出兵-非洲。事實上，這次又是古巴自主決策，快速地回擊南非兵丁。美國總是認為，威脅其非洲利益的國家，最多就是蘇聯與中國，古巴全然未曾浮現在山姆大叔的腦海中。是-以，1975年11月古巴部隊突然現身戰場時，美國根本難以置信，怎麼可能：小小的佳勒比海島國，居然膽敢妄自發動，派遣部隊到了數千里之遙的安哥拉。會是這樣-嗎？已經這樣了。美國寧願相信，卡斯楚只不過是蘇聯代理人，是承命令於蘇聯總書記布裡茲聶夫（Leonid Brezhnev），圖像如果真是這樣，顯然更為符合美國及世人所認定的想當然爾，並且，美國政府也會覺得好受一些。特別是，古巴竟在這個時間出兵，太過奇怪、-太過難解。因為，這是1975年，美國正打算局部恢復與古巴的正常關係，「何以卡斯楚對這個史無前例的機會，嗤之以鼻？」。再者，中南美洲國家並無對外出兵的歷-史與經驗。先前，只有巴西將領尾隨美國，在1965年派小批部隊進入多明尼加；1980至81年間，是有阿根廷出兵至尼加拉瓜，幫襯蘇幕沙（Somoza）這個-腐化的家族政權。但自主揮師、濟弱扶傾而跨洋越海，三者合一，只有古巴。

再回到安哥拉。古巴出兵一個多月後，也就是1976年1月9日起，蘇聯才派飛機從哈瓦那運輸軍火與部隊，16日才與古巴簽軍事協同，表明將在該月底運送武器至安-哥拉，直接供應古巴2500萬美元軍火，這是蘇聯運送給古巴的第一批軍事物資。但是，在最艱難的11、12兩個月，蘇聯雖然也增加對安解的軍事資助，但卻未協助-古巴運送人員與武器。「在安哥拉，蘇聯並非熱衷的參與者」，原因終究難以透明。可能是1970年代的中後期，美蘇冷戰已經進入低盪，誰也不想開罪對方；也許是蘇-聯不滿古巴未經諮商，自行決定出兵；又或許是蘇聯心存懷疑，認為古巴根本沒有能力阻止南非入侵；還有，也有可能是蘇聯對於安解，還有一些保留。不論是以上哪一種-情況，至少都能肯定一件事情：外界直觀的、脊椎反射式的想法，認定古巴聽命於蘇聯；但是，這不是事實，這是不公允的評價。何況，1977年5月27日安解面臨一-場政變，主其事者與蘇聯的關係緊密。該政變即便沒有取得蘇聯的積極支持，至少獲有蘇聯大使的同情。此時，古巴再次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挫敗子政變。面對蘇聯，古巴-採取雙軌路徑。一方面強調莫斯科的至高無上、是社會主義陣營大老。另一方面，古巴力挺與護衛安解，使其能夠努力維護自己所選擇的方向。

未事先徵詢蘇聯的意見，卡斯楚逕自揮師安哥拉，為什麼？可能是時間緊迫，南非已逼近安哥拉首都。可能是卡斯楚心意已決，擔心徵詢被否決或淡然漠視，又將如何？畢-竟前一（1974）年8月，古巴表示要出兵安哥拉，布裡茲聶夫卻悍然對卡斯楚說不。最後，卡斯楚也有可能盤算，先斬後奏，說不定可以讓蘇聯不得不背書。當然，以-後見之明來看，古巴這些行動其實是有跡可尋。美國自己在1968年就有情報顯示，卡斯楚長期拒絕蘇聯的顧問，他也公開批評蘇聯，指其既教條又投機。是以，196-0年代的古巴外交政策，比較接近戴高樂時期的法國對美國的態度。古巴對蘇聯的外交關係，還不如羅馬之以美國馬首是瞻，也沒有英德那麼買美國的帳。葛雷傑西說，古-巴對外伸出援手，「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理想主義，放在大國或小國的外交事務當中，這都不是尋常可見。」除了西非，在1970年代中後期之後，古巴也響應語言、歷史-與血緣淵源較遠的伊索匹亞等東非國家的解放運動，這個部分的決定，也許存在較多的冒進成分，其成績也相對弱些。對古巴抱有同理心與肯定的人，對其評價於是多了一-點負面的成分，如兩度成書，分析查維茲（Hugo Chavez）路線對於委內瑞拉及拉丁美洲之前景的高特（Richard Gott），在《古巴：一部新史》這本書，就紀錄卡斯楚在這個階段的冒進風格，卡斯楚說，「部落主義可以快速到達社會主義」。不過，無論是理想或是冒進，確實都-不合乎外交的斤斤計較。

古巴積極涉入非洲的解放志業，對於非洲人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被殖民者也能擊垮殖民者，黑人可以、並且已經戰勝白人。雖然1976年之後，安哥拉內戰持續直至2-002年8月，三派才組成聯合政府，但先前仍有一段插曲，值得記錄。1987年11月，美國與南非再次支持安盟，它控制了安哥拉最大的產油地。兩國暗助安盟，使-其對安解政府軍發動攻勢，迫使政府軍撤退至Cuito Cuanavale。這個時候，距離該地最近的古巴軍隊，距離只有200多公里。來不及照會蘇聯的安解政府，只能立即商請古巴協助。如同1975年的情況，經過-四個月戰鬥後，1988年3月，南非撤退，古巴再次成功維護了安哥拉政權，間接迫使南非白人政府與種族隔離政策，先做重大改變而後瓦解。1991年7月曼德拉（-Nelsen Mandela）風塵僕僕，拜訪哈瓦那，當面向卡斯楚表達謝忱。曼德拉誠摯表示，古巴那些時刻的義舉所催生的後續效應，堪稱非洲史的轉捩點。

古巴在1987年底第二度持援安哥拉，主客觀條件與1975年，已有很大差異。正因為情境迥然有別，而古巴風格不變如昔，似乎更能凸顯其國際主義的理念與實踐的-深刻與持久，遠遠超過世俗常情的認定。1980年代末的古巴，不再是當年國內經濟承平而國際經貿暢順於蘇聯與東歐集團。古巴的經濟從1985年以降已經困頓，戈-巴契夫在該年就任蘇聯總書記後，調整其內外政策，在此格局底下的古巴只能日漸被迫成為「中流砥柱」，不得不進入真正自力更生的年代。1988年12月22日，涉-及安哥拉局勢的各方代表簽署和平協定，古巴同意從1989元月起27個月內，分批將部隊撤離安哥拉。從1975年11月11日至1991年5月，人口一千萬的古-巴計有37.5萬人次支援安哥拉。參與其間的將領強調，「這是政治連結與團結的一種行動示意」，參與其間的古巴戰士，必然是「真正地誌願...若非志願，何以甘-願冒犯生命的危險，就只為正義？」

投入前線的古巴戰士是否具備這個胸襟，是很重要。人溺己溺而馳奔他國流血流汗，是人因理念的貫穿而有的昇華行動，極其珍貴。但是，小國寡民卻能濟弱扶傾、對抗強-權二十多年，如何取信於人？無論是依照第三者的旁觀，或是以其敵手，也就是指南非或美國的眼光看待，古巴人焉能如此？他們總是覺得，果真古巴戰士長年心存這個理-念，必定是古巴領導層的意識形態教化，相當成功。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多一些，只有當事人知道，但至少有項重要的事實，可以就此澄清：古巴援助非洲國家，並非如同流-行意識所說，以為是蘇聯授意或指揮。[2]誠如葛雷傑西教授考察與比對史實後，指出古巴在非洲的行動，出於「自衛與理念兼而有之的」動機，混合著「有些遲疑的、-有自利成份的，也有理想成份的步伐」之展現。

古巴對外的醫療援助
新古巴成立後一年之間，流失許多高等教育人力。其中，六千位醫生走了一半。即便如此，早在1962年10月，古巴就曾派遣醫療團隊與護士前往非洲。「阿國大多數-醫生是法國人，許多已經離開」，卡斯楚解釋著，「阿爾及利亞人口比古巴多四百萬，但他們的醫生，僅有我們的三分之一，或還要少些... 他們身陷的局面，實在悲涼。」響應號召的女青年醫生培瑞羅（Sara Perello）新婚未久，她回想當時的情景，「卡斯楚一說，我們無不感動。」1963年5月，她隨古巴醫療團隊，出發前往阿爾及利亞。這是古巴技術海外支援團-的開始。古巴公衛部長說，「這很像是乞丐助人，但我們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比我們還更加需要，他們也應該得到這樣的協助。」

到了21世紀，古巴對外的醫療資源配置，似乎分作兩部份。一部份如同商品，用以診治前來哈瓦那問病的人（俗稱「醫療觀光」，應該是以西方人士為主），以此賺取外-匯。第二部份則大抵延續了古巴立國以來的國際主義襟懷與實踐，又可分作兩種。一是為比較貧窮的國家，培訓醫生，規模頗大。《經濟學人》（Economist）週-刊說，這就是古巴在1998年創設的「拉美醫學院」，在2007年初之時，它有一萬名醫科學生（六年制），規模是美國最大醫科養成機構的十倍。這所醫學院只招收-外國學生，大多數來自拉丁美洲，但也有91位中低階層的美國人，所有學生就學期間的食宿與學費全免。其中，物產相對豐饒的國家如委內瑞拉，也會以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供應古巴石油等產品。再來就是古巴醫生來到保健相對落後的地區，為其住民提供醫療服務（比如，至南非協助愛滋病患）。這項服務也有平時與非常時期兩種。前-者如古巴在委內瑞拉派有1.5萬位醫生與牙醫，後者如2005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發生大地震，古巴有2500位醫療人員持援，他們與災區的人生活在相同條-件，比如，住在帳棚，不是住在飯店；古巴人持援的所得也很微薄，甚至還比巴國人少些。

由於古巴每萬人平均醫生人數是美國的2.5倍，因此禁得起長年有三分之一醫生在在海外工作或援助。讚賞的人每每稱呼這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利他行為。批評的人如賀栩-斐（Hirschfeld, Katherine）博士，她採取歷史與微觀的檢視，認為古巴的健保成就被美化。另有些人則難以想像，竟有這麼多古巴人的對外援助，出於自由意志。他們很難想像-社會平等的關懷，對於古巴的重要性還是這麼高，更不肯相信短缺外匯的古巴政府，還在通過這個方式表達團結的情誼。

實況究竟是何等面貌，誠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比如，公醫系統引進商業措施，服務海外人士之後，對於古巴國內的醫療提供，會有多少不良的影響，為了賺取外匯而產生的-排擠作用，是否尚在合理範圍？古巴人難免為此產生怨懟，惟不滿之情是否還算平和？反過來說，假使古巴國內的醫療健保維持合理的水平，則古巴醫護人員的海外動能，-理當不致衰退，如同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或許這樣的推論仍在情理之中？這裡有兩份材料可以做為佐證，說明古巴人民得到的醫療照料水平，即便在經濟困難的年代，應該-還是相對的秀異。其一，2006年，德州大學「經濟不平等研究學社」（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equality）發表詳細的調查報告與分析。作者群蒐集並解釋許多數據，指出全世界在1990年代迄今，不平等的幅度持續擴大，古巴雖然未能身免，但幅度-小了許多，「相當值得一書」，其中的重要因素包括許多公共服務未被放棄，醫療保健的預算甚至從1990年佔政府總支出的4.93%，增加至2004年的11.0-0%，學生免費教育（至大學）的預算更從8.52%倍增至18.96%。另一個也不妨參考的資料是民意調查。2006年9月，美國蓋勒普（Gallup）在古巴-進行的研究，顯示96%的人認為他們的醫療保健任何人均可使用，不分經濟所得；74%的人對於醫療服務表示滿意；98%的人認為他們的教育任何人均可使用，不分-經濟所得；76%的人對於本社區的教育表示滿意。

古巴理念反攻大陸
古巴的物產與消費物資並不豐裕，卻有傲人的全民健保，美國的山川富饒、消耗世界兩成多資源，仍有五千多萬人尚未得到醫療服務，兩國之對比莫此為甚。美國的新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矢志改革，是否成功，還在未定之天。美國號稱國內奉行多方協商的自由主義，對外卻是單邊霸道掛帥，不惜公然違逆聯合國大多數國家表達的意見，特別是-美國對古巴長達半世紀的經濟封鎖。

在古巴因經濟情勢丕變，進入特殊時期的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起，聯合國每年十月大會就有一項議案，就美國是否應該解除禁運，進行意見發表與票決。第一年有5-9個國家「敦請」美國鬆手，履行她在世界各地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往後，作此要求的國家。數目逐年增加，1994年破百，至2004年是179，2006年是1-83，到了去（2008）年，192個聯合國會員國已經有185國表態批評美利堅。2006年入夏，美國宣佈，除援例編列預算補助古巴「民主」基金之外，她將另-外在次年度提供一億五千萬美元，「扶植」有心人及其社團，襄助他們公然顛覆古巴。彷彿是回應美國的挑釁，小布希宣佈前述新預算後，不到兩個月，擁有118個會員-國、15個觀察員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國際組織，再次以實際行動聲援古巴，它選擇在2006年9月於哈瓦那舉辦第十四次大會。

各國的義憤很有道理。根據古巴提交聯合國的報告，至2005年為止，古巴因禁運而蒙受的損失，累計達810億美元，如果加上美國的破壞與顛覆等等活動，古巴的經-濟與社會建設之失，還要多出540億美元。這些數字早就超過前蘇聯從1970年代中期以後提供的軍經援助總額。根據巴哈（Quintin V.S Bach）在《蘇聯經援不發達國家：統計分析》所進行的獨立核算，不含軍事，1970-1983年間，蘇聯給予古巴的補助是258.981億美元。但禁運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它是活生生的不可思議，讓人乍舌於山姆大叔的無孔不入，雖然或許還帶有發噱的味道：從英國記者工會（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會員法索羅（Tom Fawthrop）的遭遇，我們可以窺見一斑。法索羅經常從哈瓦那撰稿。2006年11月他發出一篇有關古巴醫生的報導，澳洲的報紙刊登後，從澳洲電匯稿費至他-在英國的帳戶，銀行卻拒絕給付。原來，負責執行封鎖古巴的「美國海外資產管控署」（US 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通過它的複雜軟體，攔截了這筆經由美國花旗銀行而進行的電子轉帳，並由花旗銀行紐約分行向當事人發出電子通知，指「因美國官署要求澄清，閣下的-交易無法完成。請說明古巴醫生這筆金錢轉移的細節及交易目的...」。法索羅是英國人、不是古巴人、銀行轉帳沒有經過古巴，卻仍然納入美國政府的鷹眼監控。

美國的路線還能走下去嗎？外交跋扈，色厲內荏。內政不修，貧富擴大。1980年雷根上台時，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美國人擁有全國財富8%，2001年已經快要到達1-7%，至2006年，超過20%。經貿方面，1980年以前出超，其後年年入超，近幾年數額直逼六、七千億美元一年，是台灣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的十倍！這些超額-的消費長年依賴海外挹注，2008年仲夏起，捲起核爆，禍延世人伊于胡底，尚不可知。美國最為顧盼自雄的傳媒，除好萊塢之外，也得應對日漸增多的挑戰。1977-年，《傳媒是美利堅的天下》，2008年同一作者再出新書，換成《傳媒曾經是美利堅的天下：美國傳媒式微錄》。CNN獨霸國際電視新聞不到十年，就有英國BBC-在1991年基於經濟利益考量，進場與CNN角逐。其後，愈來愈多國家切入，如南韓（1996）觀光部與KBS等電視機構聯手、中國央視（2000）、卡達（Q-atar）政府羽翼的私人半島電視台（2006.11）、法國（2006.12）、南非（2007.7），及日本（2009.2），紛紛打出旗幟，投入大小不一-的資源，推出英語的新聞頻道。各國以母語推出的國際頻道，數量更多，包括六個拉美國家聯合出資成立的公有「南方電視網」（Telesur），已經在2005年7-月下旬開始製播，西班牙語為主，但也有葡萄牙語。

美國的力量相對走下坡，古巴的盟友日漸增多，特別是近鄰拉美國家在委內瑞拉示範下，正以不等的幅度與強度，遠離美國，靠攏古巴的理念。

1998年，查維茲首次贏得總統大選，次年「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登場。2002年4月，委國的傳統菁英及其美國盟友發動政變，劫持查維茲。一時之間，智利民選-的左翼總統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的命運，似乎就要歷史重演。1973年，在美國中情局支持的軍事政變中，阿葉德殉道；所幸，三十年後的委國人民迅速包圍總統府，浩大聲勢，終於-使政變不到兩日，就劇性性地瓦解。其後，兩種路線之爭在委內瑞拉更是赤裸進行，至今未歇。[3]2002年底，巴西工人黨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當選總統，雖然激進立場有所調整，仍有可觀的進步政策，也有不俗的政績，將執政至2011年。[4]接下來，出身工人家庭的醫學教授巴斯克斯（Ta-bare Vazquez）在2004年10月獲取烏拉圭的大位，歷史上，先前烏拉圭從來沒有左翼政黨掌權。2005年12月，心向窮人的莫瑞雷斯（Evo Morales）在高達八成五投票率的選戰中，同樣以過半選票勝出，在他之前，沒有任何原住民擔任總統。一個多月之後，即2006年1月，前所未有，智利選出女-總統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億萬富翁落敗，拉丁美洲至此有了六個國家，由左翼執政。半年後，雖然左翼的前墨西哥市長以不到1%的差距，輸了大選，但很快地，曾在198-0年代執政的奧特佳（Daniel Ortega）在野多年後，再度於2006年11月勝選，重新入主尼加拉瓜。到了2007年1月，又有左翼的政治經濟學家德爾加多（Rafael Vicente Correa Delgado）當選厄瓜多爾的總統；10月，阿根廷選出主張擴大南美共同市場的的女總統斐楠德姿（Fernandez , Cristina）。2008年4月再有巴拉圭的盧戈（Fernando Lugo）破天荒，首次出現左翼政權，創下新的紀錄。由於自覺無力幫助貧民，曾在貧困地區擔任天主教會主教的魯戈在2005年卸下神職，一年後投身政治而兩年有成。2008年8月，玻利維亞的莫瑞雷斯在公民投票中，獲得更高的支持率，67%選民支持新憲法，莫瑞雷斯即將啟動土地改革..等等方-案。查維茲則在2009年2月，以55％贊成、45%反對的優勢，翻轉2007年12月未獲支持的新憲法（當時只有49%支持），其後，總統在內的政治職位，如-果能夠在選舉中得勝，可以沒有任期限制，如同內閣制國家。2009年3月15日，薩爾瓦多選民終結了二十餘年的親美政權；雖然執政黨投入的電視廣告經費，是左翼-聯盟的四倍，儘管傳媒一邊倒地支持執政黨。左翼政黨聯盟富內斯（Mauricio Funes）初試啼聲，當選總統。外界認為富內斯是穩健的改革派，但也懷疑真正的操盤手不無可能是其激進的副手史冉（Sanchez Ceren）。18日，與古巴斷交48年的哥斯達黎加宣佈將與古巴復交。

過去十多年來，拉丁美洲的社會與政局既然有了這些進展，那麼，去（2008）年12月17日，

拉丁美洲南方市場（Mercosur）會議，以及南美大陸和加勒比海23個國家組成的裡約集團（Group Rio）高峰會在巴西召開會議時，古巴進，美國出，應該就是水到渠成。這是主客易位、歷史即將展開新頁的號角。1962年以來，古巴一直被拉美集體組織排斥在外-，今日班師回朝，與此同時，過去經常與會的美國，首次坐上冷板凳，未獲邀請。華勒斯坦說，「古巴重返舞台」是「重大的地緣政治事件」，原因在此。台灣的中央社今-年2月19日跟進特稿，精彩描述「古巴情勢看好」，一年內八位拉美總統，加上兩位中蘇首腦絡繹於途，走訪哈瓦那的熱鬧盛況。

1962年10月，在沒有知會當事國古巴的情況下，美國與蘇聯私相授受，達成協議，是為所謂古巴危機的解除。當時，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如今，近半世紀的歲月流轉，蘇聯不再存在、美國雖有歐巴馬卻欲振乏力、中國經貿力量龐大而人文價值乏善可陳。大國-黯淡，適足以映襯小小古巴，實有可觀。五十年來，而特別是1980年代中後期以降，古巴在困頓中有所為有所不為，有變有不變，外界固然不宜奢望古巴「光被八表」-，惟即便不語，其存在的自身就是示範，提供拉美人民及世人一個參照，不完美的古巴模式之明滅，折射了人類命運的光影。

馮建三
2009年3月21日政治大學走樟山寺‧樟湖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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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與查維茲

1958至1998年，世界第四大石油出口國委內瑞拉雖有選舉，卻是「民主已經約定，別無分號」（pacted democracy）。兩大政黨談好條件，輪流作莊，就地瓜分石油富源。這個「民主約定」的代價是選舉有名無實，以及中產階級滑落，貧窮日增，1998年12月-查維茲以56％勝選，背景在此。1999年2月查維茲就任，推出新憲法，12月二度經公民投票複決，總統任期由5年延長至6年，可連任一次，並新設罷免機制。2-000年7月依據新憲，查維茲參與大選，獲59.8％支持。舊有的石油權貴及其附庸強烈反擊，五大電視網及主流報紙無日不批評，先是2001年底，組織石油罷工-，再來，2002年4月乾脆政變（，美國首肯。台灣公視曾放映其紀錄片《驚爆四十八小時》）。半年後，他們再次鼓動，石油工會捲土重來，大罷工兩個月，還是沒有-成功。再來是2004年8月的罷免投票，仍然失敗。查維茲不能沒有戒心，2006年12月再次當選後，他開始推動新的修憲案，幅度很大，共有69項，包括總統任-期次數不受限、工時由8減至6小時、投票年齡由18降至16歲、取消中央銀行的自主性…等等。2009年，前番失利的查維茲再接再厲，但修憲幅度降低，以取消正-副總統﹑州市長及各級議會議員連任次數為主，終於達陣。一件事情至少總有兩種看法，究竟委內瑞拉的政局怎麼一回事？反對陣營淡化的是，醫療健保教育與其他社會文-化乃至於社區電台的改革與興辦，成效良好；他們用力的是，暴露近年來升高的犯罪率與通貨膨脹。舊有勢力與一些海外評論，不談主流傳媒至今依舊掌握在昔日權貴之手-，不因查維茲掌權十年而有本質的變異；他們更想要指控查維茲是所謂的獨裁，他們忘了說，查維茲的無任期制，其實內在於自由主義體制的矛盾，只要多數決，甚至無須-過半，就能號令天下（英國是箇中最好的例子，執政黨選票常在40％左右或更低）。他們沒有將心比心，畢竟內閣制國家的領導人也無任期限制，德國柯爾（Helmu-t Kohl）從1982至1998掌權17載，若無社民黨勝出，還要繼續當家；1979年執掌國政的英國保守黨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假使不是因1992年黨內鬥爭，很可能在1997才會因工黨勝選而下台。究竟，未來的委內瑞拉會是如何？國際石油價格會是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相關變數是，委國的傳統仕紳階級與海外（特別是美國）相類隊伍的合縱連橫是成是敗。葛蘭丁（Greg Grandin）出版於2006年的《帝國工坊：拉丁美洲、美國與新帝國主義的崛起》，讀之讓人難以置信。柴契爾夫人及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都很推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 Hayek）與傅立曼（M.Fiedman）在談及皮納契（A.Pinochet）將軍時，竟能語帶讚揚。在他們看來，皮納契血腥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總統、鎮壓-異端肅殺數千人是可以容忍的，甚至彷彿說是通向自由所不能不有的手段。海耶克說，「我個人寧取自由主義的獨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卻無自由主義色彩…軍事政變後，在-皮納契年代的個人自由，遠比前朝大得多了，我還真無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個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話都講得這麼白了，那麼，作為挑戰資本體制的最近、最為強勁的拉-美動能查維茲及其階級，能夠因為歐巴馬主政而降低遭致反撲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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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哥拉解放陣線(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MPLA,安解)、安哥拉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 安盟)、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 ,FNLA,安陣)。三者目前均為安哥拉政黨，安解執政，2008年9月大選在87.36%投票率下，安解得81.64％選票，掌握國會220席次當中的191-席，安盟與安陣分別是16與3席。

[2]西方人這麼看，台人也是。在一本暢銷近三十年、增訂多次的著作，對於美國外交政策多有批判的作者，在書中談及依附與世界體系理論時，這麼寫著：「古巴以前-依賴美國，現在靠攏蘇聯，哪一點獨立自主來著？」、「古巴即令斷絕了對美國的依存，卻逃不掉對蘇聯的經濟、軍事、政治依存」、「...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著嚴重-的『政治依存』--這一點新左派常常視而不見。」台灣的輿情，最「正統」的意識複製可以舉聯合報社論（1976年2月4日）為例。至2008年3月6日，研究「-非洲政治」的大學教授在聯合報的網路空間，也再次說「古巴更是蘇聯在這個地區的代理人（proxy）」。

[3] 另見文末方塊的「委內瑞拉與查維茲」。

[4]魯拉在2007年延攬溫格（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入閣，擔任「策略事務部長」，負責亞瑪遜森林土地管理在內的重要工作。英國《新左評論》雙月刊十數年來就對溫格有很高評價，他從事批判法學的教研，-介入社會與政治甚深，同時是美國哈佛法學院唯一來自拉美的學人。

古巴為何這麼重要？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Sat, 02 May 2009 16:53:00 +0000

戴安娜．拉比（Diana Raby）
阿偉　徐雍　譯 [1]
2009年3月16日

Diana Raby 是英國利物浦大學「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can Studies)高級研究員；也是加拿大吐倫多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她寫了許多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而且也積極投入各種國際團結運動；如：英國的「古巴團結運動」( Cuba Solidarity Campaign)，「委內瑞拉資訊中心」( Venezuela Information Centre) 等。她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民主與革命：今日的拉丁美洲與社會主義」(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 Latin America and Socialism Today) (London: Pluto Press, 2006)，主要也是在指出：在本世紀，委內瑞拉、古巴，以及「玻利瓦另類美洲」的國度，對全球左翼勢力的復興，極為重要。

2009年5.1國際勞動節遊行中歡欣的民眾

1990年代初期，不論是在媒體，在西方政界，甚至在學界，都異口同聲宣稱：古巴的革命，即將瓦解。甚至到目前，許多觀察家也認為：古巴轉型到民主(應理解為：狹義的多元治理)及「市場經濟」，也只是遲早的事。

但是，古巴的社會主義在極嚴酷的「特殊時期」（Special Period），仍能存活下來；而且在柏林圍牆倒下二十年後，還在運轉，這個事實本身，就值得我們深思。即使在卡斯楚（Fidel Castro）長久的無為之下，以及隨後請辭總統職位，也並未造成許多人所預言的混亂或動亂。為甚麼古巴可以存活下來？而這對目前社會主義與進步政治運動，又代表什麼意義？

簡單來說，即使有各種問題與毛病，但整個革命的秩序，仍然在運轉。許多古巴人，仍然信守社會主義理念。他們自然對物品短缺和難以取得，會發發牢騷。但是，幾乎很少會幻想那從佛羅里達對岸所提供的其他出路。

為甚麼會這樣呢？是什麼使得古巴，跟蘇聯及東歐不一樣呢？要想了解這點，我們得回溯到革命的起源；以及從1959到1963年，所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轉型。革命之前的古巴，只是個美國的保護國；是個貪腐「民主的」政府及兇殘的獨裁政權交互出現的，超大型甘蔗農莊。社會主義革命的念頭，在當地，或是在加勒比海與中美洲這美國的「後院」，都是無法想像的。於是在1959年1月1號，當獨裁者巴蒂斯塔（Batista）流亡逃竄，而滿臉落腮鬍的游擊隊進入哈瓦那與聖地牙哥，當時沒有人會預料，以後會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

古巴轉型到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算是最快速、最徹底的：第一次與第二次『農業改革法』（Agrarian Reform Laws），幾乎所有大型工業及服務業的國有化，成就非凡的掃盲運動，以及在各層級學校推動義務教育，免費的全民健保，民眾守衛隊，由街坊鄰里層級起的各種民眾組織等等。這一切，全在四年間完成。

但是在1959年的頭六個月，所有的論調，都是有關民主與人道，直到1960年中期，幾乎沒提到什麼社會主義。而且一直到1961年4月，在初步戰勝的兩年四個月後（在豬玀灣事件期間），它才正式被納為全國目標。那領導武裝鬥爭及奪權的『七二六運動』（M-26-7），是個廣泛、且異質性高的運動。它也與當時的古巴共產黨：「民眾社會主義黨」（PSP），有極大的差別。這個革命，廣受人民支持。但許多觀察家預期（或者擔心）：它必會遭受到與瓜地馬拉五年前一樣的命運。當時 (譯注：1954年)在瓜地馬拉，那廣受擁護的阿本茲（Arbenz）政府，被「中央情報局」（CIA）支持的政變給顛覆。

要想瞭解這革命的偉績，那在古巴及拉丁美洲的革命所引發群眾高亢的熱情，以及它早先意識形態的靈活度，是其中的關鍵。在美國霸權不容挑戰的地區和時期：在當時，之前的墨西哥大革命，已經被拔掉虎牙；1933年，如尼加拉瓜的桑定諾（Sandino），與古巴的葛拉‧聖馬丁（Grau San Martin），以及之後在哥倫比亞的蓋探（Gaitan），以及瓜地馬拉的阿本茲（Arbenz）等，所帶動的各種進步運動，都已被美國或明或暗地幹掉。於是，古巴在此時刻的勝利，有個即時的象徵性衝擊。1959年1月底，卡斯楚在勝利後的第一次出國訪問，前往委內瑞拉。

他受到當地群眾狂熱的歡迎。在二月份，當時智利的參議員：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也宣稱：「古巴革命，不只是你們的……我們所面臨的，是美洲有史以來，最重大的運動。」[1] 不久之後，哥倫比亞那被暗殺的民眾領袖的女兒：葛洛麗亞‧蓋探（Gloria Gaitan），也宣稱：「古巴的經驗，是我們美洲(Nuestra America)大解放的開端。」[2 ]　曾於1938年於墨西哥推動石油國有化的總統：卡迪納斯（Lazaro Cardenas），也對古巴表示熱烈的支持。

古巴革命最突出的特質，讓它能迴避落入瓜地馬拉同樣命運，而且在1961年4月擊退豬玀灣反革命侵略的根本原因，是它「造反軍」(the Rebel Army)游擊隊前所未有的軍事勝利；它竟然將巴蒂思塔獨裁者的勢力給擊垮了。也正因如此，這使得馬克思主義者，把這段過程認為是：列寧的武裝勞工革命理論中最佳的教本案例。但那奪取到政權的勢力，並非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政黨，而是一股廣泛的民主運動。它拼湊式的意識型態，主要是源自古巴及拉丁美洲諸多民眾革命的傳統，以及一些有關社會正義與民族解放的模糊想法。一些古巴的老共產黨員，即使他們在勞工運動及知識界有些基礎，但也因他們早先會去支持巴蒂思塔獨裁政權，多少變得有些妥協。他們當初就曾譴責卡斯楚及游擊隊員，說他們是「小資產階級冒進者」（petty-bourgeois adventurers）。而且得一直到1958年末，在勝利前夕，才轉過來支持這運動。

當以卡斯楚為首的革命領導層，從1959年初到1962年，革命後的頭三年間，不顧萬難地開始推動革命：掃除了富有的古巴菁英與地主階級，收回美國佔有的甘蔗大莊園及農場，工業國有化，清除那充斥著巴蒂斯塔支持者的國家機器，與蘇維埃集團簽訂貿易協定，然後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這種作法，難道是像許多美國右翼評論家所說的：是種戴上假面的共產黨領導的陰謀？或如一些自由派所言：這只是普遍民族主義者，在面對那笨拙、不知實情的美國的敵視下，所展開的義憤行動？

真相，是更複雜、更有趣的。古巴在二十世紀初，不像當時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它並未爭取到獨立地位。但古巴後來卻發展出一個確切具有民眾與基進特質的強大解放運動。那曾在三十年間（1868到1898年）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民間游擊隊「曼比斯」(mambises)，也著重種族與社會平等，同時具有早熟的反帝、反殖民意識。這也由一位偉大的文人及解放鬥士：馬蒂（Jose Marti），很簡潔地在他1895年最後一封信中說出來：「我到目前所作的一切，以及以後我要做的，其主要的目標，是透過古巴獨立來阻止美利堅合眾國為我們整個美洲添加更多重擔。」* [3]

這種反帝精神，又不斷地重現在往後的鬥爭中：對抗馬卡多獨裁者（Gerardo Machado）(1925-33)，以及1933年那流產的革命。後者在許多方面而言，也是1959年革命的先驅。在當時，兇殘的鎮壓加上全球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困境，造成百姓的烽火四起：工人佔領糖廠，升起紅旗；學生攻佔總統府；軍隊低階士兵兵變，推翻上層軍官團。一位民間醫學教授：葛拉博士（Dr. Ramon Grau San Martin）所主持的臨時政府，也宣佈許多進步的施政措施，包括農業改革、政府涉入（政府掌控）美國擁有的古巴電力公司、最低薪資、八小時工時制，以及婦女有投票權等。但這個革命政府缺乏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的支持。很快地，那與葛拉博士對立的軍方領導：巴蒂斯塔士官（Sergeant Fulgencio Batista），即顯示出他是個願意與美國領事館合作的機會主義者。

在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府時期，華府也方宣稱「好鄰居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也因此不好派遣海軍陸戰隊，但是美國的戰艦就在它外海。哈瓦那感受的壓力日趨增強。於是理所當然地，在1934年1月，葛拉被巴蒂斯塔顛覆掉。巴蒂斯塔於是成了幕後黑手，在往後二十五年間，人們看見軟弱的傀儡總統，貪腐的民選政府，輪流上台。以及到最後，乾脆是由巴蒂斯塔來赤裸裸地專政。這也造成大多數的古巴人，無論是工人、農民或中產階級，日益覺得挫敗與幻滅。也正是葛拉與他「真正古巴革命黨」（Partido Autentico）同志的失敗，反而造成巴蒂斯塔在1952到58年的獨裁統治，以及隨後的真正革命。

雖然在1950年代初期，那些集結在活動份子／律師：卡斯楚身邊的年輕革命份子，對社會主義理念多少有些瞭解。但他們的知識與政治背景，仍是很多樣、而且是拼貼式的。卡斯楚他本身是「正統黨」（Partido Ortodoho）黨員，這個黨稍早幾年也與「真正革命黨」黨員(Autencosa)分裂，抗議其貪腐及背離1933年的方針。「正統黨」領導戚巴思（Eduardo Chibas），是為極有見識的人，他在1933年，成為學生領袖。而且從1949到1951年，擁有廣泛的群眾支持。因他在每週的電台廣播中，用強烈的語氣來批判貪腐。他的口號：「榮譽對抗金錢」（Verguenza contra dinero），也重振起道德理想路線；這也是自馬蒂之後，古巴基進路線的支柱。戚巴思於1951年8月，在他廣播節目中當場用槍自殺。在哀悼他的喪禮中，有很多的群眾示威。但他那「走向民眾」的號召，對「正統黨」黨員，是種啟發。許多黨員，在幾年後，就加入了「七二六運動」。

在這個新的革命運動，其意識形態想法源起的關鍵人物是桂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這位年輕人，在還是哈瓦那大學的研究生時，就已是葛拉短命政權的內政部長。桂特拉斯在1933年那令人興奮的時期，是許多基進政策的主要推手。葛拉被推倒後，他就潛入地下，組織他自己的起義運動「年輕古巴」（Joven Cuba），而且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綱領。桂格拉斯，作為一受人擁戴的人物，且作為一個獨立於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運動份子，他自然成為某些勢力的眼中釘。於是，順理成章的，他於1935年被殺。

桂格拉斯，是拉丁美洲自主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一號人物，而這傳統，也與秘魯的卡羅斯（Jose Carlos Mariategui）有關。這個傳統對一些「七二六運動」的重要成員，如哈特（Armando Hart）等，發生重要的影響。它也對一位年輕的阿根廷革命份子：切‧格瓦拉(Ernest “Che” Guevara)的意識形態，產生極大的作用。切‧格瓦拉，於1955年在墨西哥與卡斯楚和他的同志相遇，成為這革命的中堅份子。

可是在許多方面，「七二六運動」起義，根本上是受到以下的啟發：一，是那自「曼比斯」、馬蒂、馬賽歐（Antonio Maceo）（他是位在對抗西班牙統治中，解放勢力的混血將軍）等，所延續下來的的古巴民眾革命傳統。二，是一種包含：基進的平等主義，反帝，及農業自給自足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與更大的拉丁美洲傳統，有許多共通之處。此傳統可追溯到波利瓦（Simon Bolivar）整個拉丁美洲統一的夢想；而且他也不信任白佬的擴張路線。

這並不表示，在1950年代，古巴革命份子是反共的，或未受到歐洲及國際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但他們大多數，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其他組織，如：托派（Trotskyists）無多大關係。這種沒什麼關聯，以及因此而生的靈活的意識形態與策略，對他們的成功極為關鍵。

靠著把民族民眾的傳統，百姓的挫折感，以及對貪腐、鎮壓以及美國鴨霸的氣憤串連起來，這些革命者的成就不只在軍事的勝利，而且也爭取到群眾廣泛的支持與熱情。1959年1月，出現一股巨大的狂喜與無所不能之感。而這也表現在領導層的宣示中：「革命，不能在一天內完成。但往後，我們會把革命進行到底。往後，也會保證：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這共和國，將會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人民，會得到他們應有的。」（卡斯楚，1月3號）[4]「這個革命，就如棕櫚樹般，是古巴特有的。」「許多人還沒有覺察到：在我們國度變化的幅度。」（卡斯楚，2月24號，） [5] 「在1959年1月1日，我們尚未完結獨立戰爭，馬蒂的革命，才剛開始。」（Raul Catro, 3月13日） [6]

換句話說，毋需想到馬克思、社會主義或階級鬥爭，古巴當時就已很清楚投入到：徹底轉變，與爭取民眾福祉。而它鮮明的意識形態想法，則承傳自全國的革命傳統：卡斯楚於1959年6月，在捍衛農業改革時，也宣稱：「我們所作的，你們這些在維護巨大利益的先生們請聽好，我們所作的，是要來落實我們的導師：馬蒂的宣示與學說。他說過：祖國，是屬於全民的，而且是為全民謀幸福的。」 [7] 然後，在1959年7月，他又引用馬賽歐(Antonio Maceo)的話：「只要仍有任何尚未糾正的不義，革命就會繼續走下去。」 [8]

這些宣示，很快就被證實非屬虛言。在頒布各種新的政策後就立刻行動。而這種種作為，又帶動起更多民眾，來支持這革命領導中心。這個在哈瓦那的新政權，在民眾積極擁護，以及擁有唯一武裝力量下，享有前所未有的行動自由。國內的反對勢力已經癱瘓。沒有任何政黨或組織，能與卡斯楚及「七二六運動」的威望相匹敵。事實上，這運動已成為古巴人民的全國解放運動。

在這種環境下，一種先驗的社會主義綱領，只會造成麻煩。這革命的力道，主要是因它具有共識與寬容的特質。因此，後來當它宣稱：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時，那主要也是它對新形勢的省察，一個因辯證過程，而造成的未預期情況。群眾對自決與社會正義強烈的要求，加上古巴大莊園經濟的壟斷性結構，與美國帝國主義直接、且無可避免的敵對等等；在這種情勢下，如果還想來悍衛革命，不讓革命因內部分化及散解而崩潰，那麼自1960年代初之後，社會主義方向，是當時唯一可行之道。有關古巴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在歐康那( James O’Connor) 1970年的著作：「古巴的社會主義緣起」(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對它這方面的動態，有很詳細的解析。[9]

而這解析，也由我於1990年代，在古巴做的一些訪談中，得到證實。一些「七二六運動」的老成員，在我問道，他們的意識形態，由早先武裝鬥爭，到1959 年1月1日勝利後的頭兩、三年間，是怎麼轉的？他們也會指出：他們原本是期望民主，反帝國主義，以及促進社會正義。當時是沒有社會主義，更不會有什麼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想法。而只有到了革命轉型某個階段，他們大多指認是：大約在1960或1961年年中到年尾，大家才開始覺察到：他們在古巴所開創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在他們的心中，卡斯楚於「豬玀灣攻擊」事件時的著名演說，也證實此點：「 Pues si: somos socialistas」(沒錯。我們是社會主義者。)

這就我而言，不僅僅是再古巴革命過程中，才會發生的事。這也證實了葛蘭西(Gramsci)的說法：要讓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得勝利，就得贏得意識形態霸權(hegemony)之戰，而且將之轉為’日常的常識’。換句話說，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得先與某特定國度的民眾民主傳統傳統相溶合，才有可能稱霸。這也可能是絕大多數共產黨(以及：托派)關鍵的問題：他們以為靠著宣揚抽象的馬列主義，就可實際建立起一群眾革命運動。

在1959到1961年間，古巴的革命情操，可與這幾年那些有廣泛根基、草根民主的反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相比擬。革命後的早先幾年，古巴充滿了開創性激情；當時也展現出它許多的特點，像：拒斥任何既有政黨與僵硬教條，相信直接行動，尋求新的、原創的解決方案等等。沒錯，自1962年後，因當時的冷戰形勢，使古巴不得不做結盟，只得採取蘇維埃模式。如此一來，它早先具有的原創性，也就打了折扣。即使是如此，古巴還是多少維持一定的原創與自主。像：那力求開創「社會主義新人類」的「古巴邪說」，以及強調：「道德誘因」等，就是這類的實例。至於古巴持續在支持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武裝革命(相對於蘇聯當時的「和平共存」)，也是類似的例子。

但到1970年代以後，那與「道德誘因」緊密相扣的理想主義發展策略，明顯失敗；再加上在許多國度中的游擊運動，也遭到挫折；古巴只得採取正統蘇維埃式政策。在往後的15年間，這作法，似乎也有一定的成果：高比率的國民生產毛額成長，與穩定的經濟。但到1980年代中期，古巴對蘇聯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度的債務，出現問題。另外，「經濟管理與計畫部」(SDPE)所主導的：那把僵化的官僚式中央極權，與「物質誘因」相結合的作法，也開始破綻百出。[10]

也正是在問題層出不窮下，古巴於1986年，發動起『整風運動』。卡斯楚也拒絕蘇聯當時在經濟與政治調整上，所提出的「開放」(glasnost)與「新思維」（perestroika)政策。許多人，或會認為古巴仍堅持「史達林式」或「保守式」路線，但事實並非如此。拒絕戈巴契夫的政策，其實是反映出古巴領導者，清楚的瞭解到：由上貫徹到下的自由化，必然會造成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它也反映出古巴領導者清楚認定：即使歷經數十年的威權統治，有時甚至會強力鎮壓，但在古巴，它與蘇聯不一樣。它草根群眾的參與，與革命理想，並未完全給摧毀。而且在有遠見的領導群，與民眾動員的結合下，仍可讓社會主義再度發揮活力。

除了：古巴革命持續擁有活力外，我們無法找到更妥切的原因，來說明：古巴如何成功地熬過1990年代中期，那幾年異常困頓的「特殊時期」(the Special Period)。物資缺乏與困頓的程度，足以讓任何政府，在幾個月內都會垮台。在那段時期，去古巴拜訪過的人，無不對古巴民眾度過艱難的決心，感到佩服：當時，每天只供電幾小時；缺乏運輸工具，農作物在田裡腐爛，無法送到市場；工人來回徒步六小時，到達工作地點，卻因為缺乏燃料，無事可作；商店的陳列架上，大多是空空蕩蕩的。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充滿著對美國消費社會的想象，與各種反革命文宣的國度。當地人也很清楚：柏林圍牆，已經倒塌；而其他東歐國度，也像保齡球瓶般，應聲倒地。但在那段期間，古巴只有在1994年，發生一次較嚴重的示威。有些人因感到絕望，冒險靠著木筏，渡海到對岸的佛羅里達州。但是大部分人，依舊對革命充滿信心。

古巴之所以能度過危機，它領導核心，尤其是卡斯楚的承諾與榜樣，具關鍵作用。但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古巴從未拋棄它社會主義方針。相較之下，尼加拉瓜桑定諾政權，在美國極度高壓下，於1980年代末期，不得不採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指導：解除對基本大宗物資價格的管控，並將政府的各種社會服務措施市場化。但古巴，仍維持免費的全民醫療與教育，也持續補助住屋與水電的部份開支。另外，它不但沒有廢止，反而是在採取相關措施前，加強與更多民眾先做民主諮商。這也就說，當以往共產主義的領導人仕，爭先恐後地去擁抱資本主義；而西方許多政府，也不斷地向當地民眾宣揚：除了新自由主義，別無它途的想法時，古巴的領導核心，則展開大規模的諮商過程；在全國各地，分別與八萬多個「工人議會」，一起來討論可解決經濟危機的種種措施。

即使古巴一向給視為是個專制國度（在左派眼裡，它算是個福利專制國度)，但古巴人總認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社會主義民主。在蘇聯與東歐國度相繼瓦解後，人們會對古巴繼續如此堅持，感到懷疑。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近幾十年來，進步思想界所犯的一個大錯誤，就是去毫不質疑的接受：自由主義的多元治理，是民主唯一的真正方式。但即使是拒絕史達林式威權主義，這也不表示：我們得放棄馬克思主義對於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批判。

民主的真諦，也就是：民治，是需要由在地社區出發。由民眾來打點自己社區與工作場所的事務。從這個角度來看，古巴倒是有個活力十足的在地民主制度。在社區會議裡，可直接提名候選人；在數個候選人中，選出那能代表民眾力量的議員；秘密投票。再加上，民意代表有責任(也可被招回)在每半年內，親自參加數次在地會議，向民眾做報告。這些都保障了民眾有一定程度的在地參與及掌控。和許多有完善民主資歷的國度相比，古巴在這方面，更甚一籌。[11]

當然，在較高的代表層次，仍有一定侷限。在各省與全國民意代表的候選名單上，一個名額，只提名一位候選人。選民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接受、或拒絕那位候選人。政策辯論，也會在「勞工議會」等民眾組織的大量參與、討論，以及與國民大會諸委員會的諮商下，來進行，來引入更多民眾的意見。但是，議論的空間，還是得在中央所設定的範圍內。終究是，只要美國持續在想推翻古巴革命，社會主義民主在古巴，要想有完整與自由的發展，就不會有實現的可能。但在西方，資產階級精英也會來操弄那自由主義多元治理，用來防堵任何對資本主義系統嚴重的挑戰。西方國度的選民，在：金融、國防與外交等重大政策的決定上，未必會比古巴選民，具更大的影響力。

但如想指出：古巴，在當今世界，仍至關緊要。那麼光是靠：悍衛這國度的社會主義制度，反擊各種烹擊，仍是不足的。這島嶼，在21世紀，能帶給我們有別於過去的新啟示？

古巴至少在兩方面，對新的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潮流的興起，有重大貢獻。首先，是在環境議題方面。這在當初，或只是個救急的必要手段。但到目前，它也轉為國家政策。這是指：古巴曾做出根本的調整，在全國經濟方面，轉向有機農業；而且採用生態永續式農藝。只需幾年時間，古巴在城市農業方面的發展，已成全球的先驅。在任何可耕種的地方，都隔成為一小塊、一小塊的有機菜園。還有各種推動：採用有機農耕，來密集種植各類蔬果的計畫。結果是：哈瓦那有百分之六十的蔬果，都是由市內的農地所提供。[12] 這種作法，也受到委內瑞拉與其他國度的青睞。另外，「能源革命」，也轉換那原本中央統一供電的模式。電力，不需再依什麼大型發電廠；而是來自許多在地小型的發電機。供電，不但較有效率；而且在緊急情況下，能隨時做應變。在全國各地，日光燈管，都換成省電型燈泡。而且也在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上，做大規模的投資。[13] 古巴官員也宣稱：資本主義，與以往社會主義的耗能發展模式，都無法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古巴對於新興潮流的第二個貢獻，在於它目前在支持委內瑞拉、玻利維亞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度，在開創新的社會、經濟發展路線時，所作的鬥爭。一般評論家，通常把焦點放在：委內瑞拉，在提供古巴便宜的石油。但我們也不應低估：古巴在協助委內瑞拉推動「玻利瓦革命」(Bolivarian Revolution)時的各種資助。如果沒有千萬古巴人的鼎力相助，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Chávez），不可能落實他成效卓越的「普及健保任務」(Barrio Adentro health mission)，或「魯賓森掃盲任務」(Robinson literacy mission)。同樣地，如果沒有古巴，玻利維亞總統：莫拉維斯(Evo Morales）也不可能，至少短期間，也推動出類似的活動。既然這兩個國度，是處在極兇險的政治形勢中；短期，可真是至關緊要啊。

而且，就宏觀政治視角來看，如果沒有古巴，查維斯(以及玻利維亞的莫拉維斯，厄瓜多爾的可瑞亞(Rafael Correa)，與巴拉圭的盧果 (Fernando Lugo) 等)都會更難來得到足夠的威望，來透過國家的撥款與轉型，落實多種民眾政治培力的活動。全球的左派，在政治上是如此的迷失方向；這也只有像查維斯那樣，搞出個完全預料不到的運動，才能有一條可繼續前進的途徑。如果沒有古巴在一些關鍵時刻的開導與支持，查維斯可能早就垮了。所以，沒有古巴，就不會有目前的委內瑞拉。沒有目前的委內瑞拉，也就沒有目前的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巴拉圭；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尼加拉瓜桑定政權的再度掌權(不論它做的是有多糟)。

當然，這也不是說：這些國度，沒有古巴，就做不出什麼成績來。但是，如果沒有委內瑞拉的示範實例，沒有古巴的激勵與實質資助，那些有強大的民眾運動，很可能會發展不出適當的策略，來爭取到權力；然後有效的運用這權力，來抗衡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也並非在指：委內瑞拉與其他國度，都在一昧地在抄襲古巴模式。這些國度，都很清楚：它們在尋求自身獨立自主的途徑。它們相互、且與古巴之間，會互相觀摩、支持；但也避免重蹈那硬去推一種單一「正統」樣板的覆轍。

更何況，古巴人也很明確的表示：他們並不認為古巴的社會主義方式，是份可複製的發展藍圖。古巴所能提供的，只是個活生生的實例，是個証明：相對於「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習以為常的想法；國家，其實不是沒有能力的。它是有可能，來開創與維護一個非資本主義式的另類出路。至於不可能的，則是再去複製那古巴武裝革命的策略。這還得到下一輪的查維斯，與委內瑞拉民眾；他們繼之而來的貢獻，是發展出：一既非全靠武力、也非全依選舉的新策略：把民眾動員，選舉，與軍方支持等，做三結合。

當委內瑞拉的「二十一世紀新社會主義」(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的新計畫，與「玻利瓦另類美洲」(the Bolivar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ALBA)等，正如火如涂地開展時，古巴也因其在拉丁美洲民眾反帝傳統中，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啟發，與此再度掛勾。如我們所看到，古巴原本的意識形態，是源自馬蒂，「曼比斯」，以及國際社會主義理論。這也與查維斯的「玻利瓦路線」不謀而合。我們也可指出：在冷戰的時局，革命要想存活，就得與蘇聯結盟；但這也造成古巴社會主義的扭曲發展。但在目前，古巴，一方面，不用再受蘇聯的束縛；另方面，也可接受拉美鄰邦的協助。在這新形勢下，古巴也正重頭找回它的原創性。

因此，在目前的脈絡下，古巴現今的改革，不應給視為是(至少也沒必要)：往資本主義路線靠攏。反而應看為是：它在採取一更彈性、靈活的「二十一世紀新社會主義」計畫。而這「計畫」，終究也會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在其他國度尋找到類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表現。這「計畫」，也會基於一共識：在一帝國主義世界中，社會主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完全穩定、安全的；只有靠著民眾的支持與參與，社會主義才能存活與創新。[14] 　國家，依舊會佔有重要的份量；但它會讓在地草根的開創力，以及讓那過去被譴責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物質誘因」，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這一切，仍是基於在認識到：平等，是不能靠政府強制規定而來。至於那保證不再退回到資本主義的良方，是在於民眾集體參與出來的活力十足的文化，而非一昧地官僚式管控。中央政府，現在跟未來，仍具關鍵角色：來提出一完整、一貫的方針，來減少全球資本的入侵，並確保外交、政治，與軍事的防衛力量，來對抗帝國主義。

當然，古巴，這些年來也犯下一些錯誤；有些，也不能全怪罪到蘇聯的頭上。最初那工業化衝天的經濟政策，不久就證明是不切實際的。然後，轉為是依靠大規模的蔗糖出口，來累積資本；以便做逐步的多樣化發展。然後，到了1970年，意志掛帥路線，幾乎造成大災難；它根本無法達到：一年，收成一千萬公噸蔗糖的目標。1968年的「革命大躍進」(Great Revolutionary Offensive)，導致小型企業在倉促中給國有化；而這不久也造成消費用品與多種服務，嚴重的短缺。在文化政策上，古巴也有嚴重疏失；且飽受批評。但是，讓古巴社會主義，能繼續走下去，主要是因那在他處所罕見的、高漲的民眾參與。再加上它領導層，對攸關民眾之事與需求，持續做出負責的回應。即使是會發初一些嚴重的、往往也可以理解的牢騷，大部分古巴人，仍會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革命，而非某不相干政黨或國家機器，父權式運作的計畫。如此一來，這個國度，仍在向世人昭示：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另類發展的主觀、客觀狀況。

西方傳媒，一直很熱衷於說明古巴近年來在農業，在工資、獎勵制度，以及在消費電器等方面的改革；而且也將之視為是：古巴朝向資本主義邁進的證據。[15] 但是，沒任何證據顯示：古巴在考慮：開放私人大規模的勞動雇傭；它也沒有想來開放私人資本股票交易市場，與類似的資本主義機構。古巴政府，反而是不斷地強調：它會繼續原有免費的義務教育、醫療，與其他社會福利措施。古巴，最近也與許多國度，主要是巴西與歐盟，簽訂新的重要協定。這將有助它來對抗美國的封鎖，卻不至於揚棄它社會主義的目標。

最後，成千上萬的古巴人，會去海外一些環境極惡劣的地方，無私的提供醫療與其他服務。這也是古巴仍在繼續社會主義發展的佐證。英國一位退休記者：歐夏耐斯 (Hugh O’Shaughnessy) ，最近寫了篇有關古巴在玻利維亞服務團隊的動人文章。文章中提到：瑪利亞.洛杉磯 (María de los Ángeles)。這位古巴醫生，是玻利維亞愛爾鄂圖（El Alto) 眼科醫院的院長。當地海拔四千公尺，生存條件相當惡劣。這名醫生說：「會來這裡的，我想：總是要有愛心才行。」她還繼續說：「我離開古巴，來到瓜地馬拉與玻利維亞後，才知道：什麼是一貧如洗。」[16] 當古巴仍繼續做國際團結的工作，它與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關係，也就不言而喻。再加上，古巴諸多團隊，在「玻利瓦另類美洲」(ALBA)國度的服務，也更進一步證明：古巴，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其他地方諸多新興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拉丁美洲目前的發展，讓我們看到：另一個世界，真的是有可能實現的。而古巴，在這新世界的開創中，絕對是至關緊要。

注釋：
1. Revolucion (Havana), February 28,1959. 此處與其他由古巴刊物引用的文句，皆由本人翻譯。
2. Revolucion, April 24,1959.　
3. Jose Marti, Inside the Monster, Philip S. Foner,ed. ( New York:Monthly Review,1975),3.
4. Revolucion, January 4,1959.
5. Revolucuon, February 25,1959.
6. Revolucion, March 14, 1959.
7. Revolucion, June 8, 1959.
8. La Calle (Havana), August 1, 1959.
9. 參考：James O"Connor, The Origins of Socialism in Cub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10. 這方面最深刻的討論，是：Ken Cole, Cuba (London: Printer,1998), Chapter 3.
11. 有關這個議題，請參考：Arnold August, Democracy in Cuba and the 1997-98 Elections (Havana: Editorial Jose Marti, 1999), 以及Peter Roman, People's Power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12. Simon Butler, " Cuba carries out new land reform," Green Left Online, August 16, 2008, www.greenleft.org.au/2008/763/39410
13. " Cuban Agriculture" ( 與Roberto Perez 一起做訪談) , Fight Racism ! Fight Imperialism ! (UK), no. 205 ( October/November 2008) : 10。
14. 參考：Michael A. Lebowitz, Build It Now (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 D. L. Raby,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 London: Pluto Press, 2006), 尤其是第三章。
15. 參考，如： " Cuban workers to get bonuses for extra effort," The Guardian (UK), June 13 , 2008. 　" Cuba's wage chang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 return to capitalism, " Helen Yaffe, The Guardian ,June 20, 2008.
16. Hugh O'Shaughnessy, Misiones cubanas en Bolivia, 4 de abril de 2008.

* 本文譯自：Diana Raby : Why Cuba Still Matters ? Monthly Review. January 2009.
感謝 :「台灣古巴後援會」籌備會，提供英文資料。( 2009年 2月譯 )

《切.格瓦拉》：一部關於「人」的史詩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Tue, 21 Apr 2009 15:53:00 +0000

廖偉棠
《夜行衣》博客
(liao-wei-tang.blogcn.com/index.shtml)
2009年4月4日

廖偉棠，香港作家、詩人、攝影師、自由撰稿人。曾任書店店長及雜誌編輯。現旅居北京。出版詩集有《永夜》﹑《隨著魚們下沈》﹑《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裡的浪游》、《波希米亞行路謠》、《苦天使》、《少年游》，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攝電視系列劇《孤獨的中國》、《我屬貓》、《巴黎無題劇照》，批評合集《波希米亞中國》等。

影片：《切·格瓦拉》 Che
導演：史蒂芬·索德伯格 Steven Soderbergh
主演：本尼西奥·德尔·托罗 Benicio Del Toro,
朱莉娅·奥蒙德 Julia Ormond, 本杰明·布拉特 Benjamin Bratt,
弗兰卡·波坦特 Franka Potente
2008年

1955年，切.格瓦拉在墨西哥結識卡斯特羅，徹夜長談。下一個鏡頭就是一年後墨西哥灣迷亂的浪花，切.格瓦拉靠在運載古巴革命者的「格拉瑪」號船舷上久久沉思——四個小時後，電影的結尾又閃回了這一幕，浪花依然迷亂甚至過度曝光。而上一個鏡頭，是切.格瓦拉的屍首被綁在政府軍的直升機上，掠過玻利維亞的山谷，陽光燦爛，誰也忘不了，平靜的綠林下，曾是圍困他的地獄。

開頭和結尾——劇情的透露我到此為止，我想說的僅僅是，開始時他尚有卡斯特羅等八十一人與他踏上遠征，最後他孤身一人，他的戰爭既是少年大衛對巨人歌利亞的戰爭、也是他與自己一個人的戰爭。電影百分之九十篇幅著墨於前者，以致於可以作為一部不辜負千萬美元投資的戰爭巨片來觀賞，但是百分之十極其克制和隱忍的對後者的表現，為戰爭的殘酷染上了一層超越性的榮光，也使這部好萊塢製作能成為一部史詩式的悲劇。

的確想不到Steven Soderbergh可以如此現實主義——也許他終於明白了越真實越超現實這個拉丁美洲式道理，《卡夫卡》中殘存的表現主義印記在這裡被現實細節磨光，卻滲進了骨髓，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在猶羅峽谷中最後一戰時淒慘得如來自另一世界的零星鳥啼、以及那一兩個長度不超過十秒的主觀蹣跚的鏡頭，一下子糾結起前面三個多小時的壓抑，轉換成泰山欲傾的巨力向你壓下來。我承認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渾身戰慄，不覺間竟然淚流滿面——

因為我們陪伴切.格瓦拉經歷了他的地獄篇。兩個小時帶著種種犧牲邁向古巴革命勝利的上集，緊接著兩個小時帶著更直接的犧牲邁向個人死亡的步伐，前者場面轉換眼花繚亂，卻讓人感到沉悶，後者在狹窄山谷作困獸鬥，忍耐的時間越長卻越讓人感到急促如心臟狂跳。觀眾的心理速度跟上了切.格瓦拉挑戰自己肉身極限的速度。Steven Soderbergh用目不暇給的鏡頭切換配合明亮環境下的淺景深，成功地營造出遊擊戰中充滿不可知因素的噩夢氛圍，我們不時看到焦點外的世界如幽靈一樣向鏡頭飄來，迅即又落回實處，這種一張一弛的節奏也像極了切.格瓦拉在遺著《玻利維亞日記》裡記載的戰爭，還有隱藏得更深的切.格瓦拉的內心：孤絕的意志在痛苦中咬牙、衝突。

可以說沒有上集《阿根廷人》對勝利的現實主義還原描寫，我們不能從那個英雄符號中尋找出作為一個人的切.格瓦拉；但如果沒有下集《游擊隊員》對殘酷的失敗所作的抽絲剝繭式提煉，我們亦不能在這個悲慘的死者身上尋找出聖徒的面貌——正當切.格瓦拉哮喘加劇、搖晃著騎馬穿過光影斑駁的叢林時，一剎那逆光中我們看見他的面容聖潔彷彿不屬於現世。隨即他墮馬、發狂刺傷馬頸等鏡頭又把我們拉回絕望的現世。「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魯迅如是說英雄，Steven Soderbergh也懂得這道理，正是一個並不完美的、混雜的切.格瓦拉，反證了被薩特譽為「二十世紀最完美的人」是可能存在於我們身邊的。

這時再回去看上集的混雜也覺得明白了，與四年前Walter Salles《摩托車日記》相比，《切.格瓦拉：阿根廷人》更少浪漫化，前者迴避政治衝突、只作感性提示，後者麻利地切入革命時期和後革命時期的糾纏，歷史歷歷在目，提出足夠的問題讓觀眾反思——一如下集的失敗亦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為什麼你要拯救的人偏偏要叛賣你？這是悲劇英雄必然的宿命嗎？現實與神話往往表面巧合，實質呢？Steven Soderbergh並沒有神話化地處理這些關鍵的時刻：游擊隊做夢一般走進河水中，埋伏的槍聲大作，出賣游擊隊的農民羅哈斯臉上現出一個最平凡、最正常的、人的表情，而正是這「正常」令我們陷入最痛苦的疑懼之中。

羅哈斯這一張臉，和不久面對死亡的切.格瓦拉的那一張臉，竟然都屬於人類之臉。切.格瓦拉的臨終遺言中有一句，Steven Soderbergh的版本與一般傳記流行版本不同，當政府軍士兵問切.格瓦拉是否相信上帝的時候，傳記說切.格瓦拉回答「我個人傾向於耶穌」，而電影裡切.格瓦拉說：「我相信人類（Mankind）」。電影裡的切.格瓦拉，是人，不是神，但是一個配得上人之稱號的人；電影裡的女游擊隊員塔尼亞，是人，因此會在說及失去聯絡的切.格瓦拉時痛哭、在最後一役穿上美麗的衣服。這是一部關於人的電影——正是在缺乏人的現世，這些真正的人才被異化為「神」。

古巴是中國鏡子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06 Mar 2009 04:46:00 +0000

《亞洲週刊》專題
2009年第九期
2009年3月8

(1) 古巴鏡子映照中國改革的美麗與哀愁
張翠容

古巴和中國都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但古巴的鏡子，卻映照出彼此不一樣的美麗與哀愁。古巴投下巨大預算，確保社會均等、讓人民在教育權及醫療權上獲得充分保障，人民享受著近乎是免費的權利，但在網絡通訊及消費生活上，卻非常匱乏。反觀中國，一般人民的消費生活充裕，但基礎教育崩壞和醫療市場化，衍生出巨大的社會問題。

編者按：獨立記者張翠容前往拉美包括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家進行採訪。今年一月，古巴慶祝革命五十週年，張翠容深入報道古巴的另類改革模式。之前，張翠容曾經親赴東南亞及中東地區，在戰火中剖解真相，她的作品包括《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及《中東現場》。

或許，一些人從沒想過，蕩漾在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古巴，雖屬聯合國名單上窮國之一，在民主與自由領域上也盡受抨擊，過去亦有不少古巴人出走以示抗議，但另方面，它卻擁有傲視世界的醫療與教育水平，成為專制政權的擋箭牌。

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隨處都可碰到穿上白襯衫配棗紅色裙／褲的學童，在我所居住的民宿，轉個彎便是一所幼兒學校，再往前走不遠處又有一所小學、中學，跳跳蹦蹦的孩子帶著陽光的笑容，輕輕鬆鬆上學去。

當我採訪過尼加拉瓜、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拉美貧窮國家後，轉往古巴，第一個印象，便是同樣處於經濟困境的貧窮社會，孩子不僅沒有成為最大的犧牲者，反之卻享有優先的權利，不需要跑到街上乞討生活錢，又或當上擦鞋童。西方批評者對此也得承認，這是古巴不倒的力量之一。

最令我嘖嘖稱奇的，就是在偏遠的地方，也一樣不缺學校，即使只有一個學生，學校還是繼續辦下去。

左圖：古巴孩子

據統計，目前古巴共有九十六間一個學生的學校，身體力行地向世界證明，他們的教育信念，就是一個不能少，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這對於自稱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形成強烈對比。在中國，教育不是必然的，特別在農村，失學的孩子數目仍然不少，文盲人數逾一億人。人民醫療權利也受到嚴重剝削，向市場緊靠，不少老百姓都是「小病」拖著，大病「等死」。但古巴情況卻完全不一樣。

我所居住的民宿，屋主為一名六十歲的寡婦瑪尼，她拉起上衣，告訴我，她剛做了乳癌切割手術不久，驕傲地指手術幾乎不留痕跡，證明古巴醫術一流。她還說﹕「我們這裏採取的是預防醫療政策，國民都獲免費醫療檢查之外，醫護人員不時探訪社區，甚至住在社區裏，講解如何保持良好的健康和防範細菌襲擊等，又提供免費定期防疫注射，令古巴人無懼因貧窮而影響健康質素。」

事實上，走在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環境雖然破落，但尚算清潔，打破了外界的成見，就是貧窮與疾病不一定為連體嬰。我走進最貧窮的村落，每個家庭都有很高的衛生意識，簡陋的家卻是一塵不染，一派閒適。

今年正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週年，古巴革命五十週年，他們互相祝賀之餘，卻分別向世人展示出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古兩國同樣由共產政權以中央集權模式長期執政，但卻有不同的改革態度和優先政策。

左圖：年古巴大選投票站由小學生監場

儘管中國與古巴一樣堅持一黨專政，中國卻早於三十年前已隨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務實政策，全速融進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發展至今，中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之一，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並成為地球村的活躍成員。反觀古巴，其經濟奄奄一息，在美國制裁下，一直被孤立，人民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網絡通訊更大受限制。在古巴，上網和手機通話困難又昂貴，官方解釋，這是因為美國制裁，不能用海床路線、需借助委內瑞拉提供的衛星服務。不過，有古巴人懷疑政府以此打壓資訊自由。無論如何，走到現在，古巴正積極尋找改革之路。

事實上，中國和古巴兩國自蘇聯倒台後，關係漸趨緊密，中國高調參與古巴的經改和建設，而古巴則加強了與中國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合作。

當古巴政府尋求經濟改革良方的同時，原來也不忘繼續向外輸出軟實力，古巴的醫生和教師早已成為第三世界的最有力援助，成為重返國際舞台的外交本錢。

左圖：古巴醫生在2007年巴基斯坦地震後前往救援。

根據古巴官方數字，古巴向第三世界國家派出共十二萬六千名醫護人員，協助當地的公共衛生服務，而在零六年十二月，古巴更與中國合作在中國青海省會西寧建立「西寧中古友好眼科醫院」，該醫院有十四名專程而來的古巴眼科醫生，為中國眼疾病人帶來光明。這是古巴和委內瑞拉共同發起的「奇蹟行動」(Operation Miracle)，這行動目的是向低下階層提供免費眼疾治療。此外，中國大陸於二零零六年又與古巴推行交換學生計劃，古巴向中國留學生提供免費醫學課程。

經過古巴多年的苦心耕耘下，現在「古巴醫生」已成為一個品牌。

揭開「古巴之謎」
與此同時，古巴的教育與醫療在海外也默默發揮影響，目前有十六個第三世界國家共二百多萬人借鑑古巴發明的「我能夠」掃盲方法成功脫離文盲之苦。這套方法乃是把字母與數字合在一起，透過視聽教育令文盲在六十五天內學會識字和書寫。委內瑞拉就是在古巴協助下推行一個掃盲計劃叫「羅賓遜計劃」，有效地把文盲數字降至近乎零。

古巴教育在拉美首屈一指，卡斯特羅在五九年革命成功後，便致力推行全民免費教育和醫療，即使經濟如何困難，社會怎樣貧窮，但教育和醫療依然能維持高水平，世界銀行在去年的「世界發展報告」中，直指這是「古巴之謎」。

為了解開「古巴之謎」，我四度專程前往古巴一探究竟。

事實上，除了教育和醫療之外，古巴的有機農業和生化科技也有卓越成就，獲國際組織關注。古巴雖長期處於西方指責為獨裁國家和一片批評聲浪中，加上美國的嚴峻制裁，經濟衰弱，但仍能讓國民擁有健康、近乎零文盲，使得古巴有別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而其「社會主義」也像謎一樣生存下來。社會建設的業績變成古巴面對外界挑戰的一塊亮麗擋箭牌，叫人對這個島國心生好奇。

事實上，外界對古巴的挑戰，尤以美國與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古巴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異於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竟然安然存在美國後院並力抗美國的「征服」，極不符合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

左圖：古巴人民權力大會代表 Liaena Hernandez，相等西方的國會議員，今年僅18歲。

無可否認，古巴實行了接近五十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的確出現疲態，並且重複著二十世紀以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問題：官僚管治危機、生產力落後、低效率、一言堂、缺乏制衡等等。

可是，當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頭上，所遇見的古巴人卻一身健康的膚色，充滿陽光的熱力，臉上笑容不缺。而古巴在拉美地區（那些受過英國殖民的巴勒比海國家除外）是最能說英語的地方之一，外國人較容易踫上可以用英語交談的古巴人。

一位古巴學生告訴我，現在年輕一代在學校一律學習英語，雖然古巴仍然受美國圍堵，但他們希望能夠用英語打開對外的窗口。事實上，古巴的知識階層與拉美其他國家比較是最龐大的，我時常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向古巴人說，只要我一丟石頭，隨時都會擊中詩人作家。雖然哈瓦那市內的建築物如何破落失修，但學校、作家和藝術家工會大樓卻永遠新簇完整。拉美作家協會總部便設在哈瓦那一組非常別緻的西班牙式建築群。

諷刺的是，古巴尊重文人，對表達自由卻步步為營。我在哈瓦那認識一位年輕的文化雜誌編輯薛丹勞 (Y. Cedeno)，她告訴我，她對工作感到洩氣，因為她對選題和文章的取捨沒有決定權，整個編輯部只會聽命於社長，社長則來自軍方，她加入雜誌前是一名將領。薛丹勞又說，言論自由永遠是敏感的話題，這由於古巴頭頂上有虎視眈眈的美國，隨時準備推翻古巴的社會主義，只要古巴一開放，美國便會借機滲透顛覆，這是古巴限制自由的理據，同時亦由此合理化一黨專政的現象。

左圖：指定一個改變自已政策的接班人，菲爾德認真獨裁！

零六年當卡斯特羅讓位給弟弟勞爾，並指定他為正式接班人的時候，外界則大肆抨擊這種為世襲獨裁政治，只會繼續深化古巴的問題，另方面卻又寄望勞爾推行改革，並推測古巴將會學習中國尋找資本主義方式的解決方案。

沒錯，勞爾上任後即宣布一系列改革，他同時表達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認為有必要提高生產，改善物質生活，他還促請媒體發出更多的批評聲音，並授權進行關於產權關係的研究等等，這都令外界有一個感覺，古巴可能要回頭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古巴的社會主義可能因此自我解體了。

可是，在我訪問好幾位官員當中，這包括古巴人民代表大會議長阿勒孔 ( Ricardo Alarcon ) 和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 ( Camilo Guevara )，還有專家學者如古巴亞洲研究中心經濟學家科維度 ( Eduardo Florido )，他們一致強調，古巴的改革乃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裏進行，他們將會堅守社會主義的理想。

在我接觸的古巴民眾中，不少人也渴望改善生活，但仍不願放棄社會主義，特別是目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全球性危機，古巴更應向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模式。

屬老一輩的作家馬里奧‧馬天尼斯 ( Mario Martinez ) 見證了古巴半個世紀的革命事業，他在接受訪問時向我解釋古巴社會主義不倒之謎。

「拉美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第一個遭到殖民的地區，歷時數百年，是不愉快的經歷，當年古巴原住民給統統殺光，從非洲過來的黑奴服務白人大地主和殖民地統治者，因此，古巴人有不少黑裔血統……」

「由於受到長期殖民經驗，古巴人對民族身份有堅定的追尋，對獨立自主、自由公義有強烈的渴望。可是，西班牙人走了，美國又佔領我們的土地，即使一九零二年古巴獨立，美國仍然介入古巴內政和操控經濟，並在古巴建國時的憲法中加入普拉特修正案，強行佔用關塔那摩灣……」

馬天尼斯繼續說，美國如何在古巴獨立後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F.Batista )，令古巴繼續服務西方資本，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經濟體系，人民得不到解放，直至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的革命成功。

社會主義早已生根古巴
馬天尼斯憶述一九五九年古巴人歡呼卡斯特羅上台的熱鬧情景，當時他才二十多歲，「當了解到古巴一頁歷史，你應明白，我們為什麼時刻提防美國的帝國野心，對美式資本主義尤為反感……社會主義的種子早在這裏埋下了。」

古巴獨立之父何塞．馬蒂(Jose Marti)強烈民族情感和倫理方案，不僅是感召了古巴人，還感召了整個拉美民族。

左圖：何塞．馬蒂

何塞．馬蒂為他的後代定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方案：無私與平等。難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無論年長或是年輕的，當我問到他們怎樣看待社會主義，他們都不願意否定它。

哈瓦那大學一年級哲學系學生法蘭度說：「我們從小便被教導先輩的愛國精神和理想，熟悉的是社會主義，對其他制度不太了解，可是……」

現在，不少古巴年輕人和知識分子都會回答：「我們明白到資本主義那一套不是出路，可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也問題重重，如果不能克服目前的問題向前跨越，革命就會死在這裏了。」

法蘭度說，越來越多年輕人想發表多一點不同的聲音，希望能參與影響中央政策的權利。他問：「我們可否在社會主義的框框裏提高生產力？又可否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打破專政，擴大自由空間，如果能做到，古巴的社會主義真可以來個大躍進，並向世人顯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事實上，有古巴人已敢發出抗議聲音。

究竟古巴如何獨特？同時又面對甚麼挑戰？在全球處於因資本過度擴張而導致金融海嘯、資源短缺、氣候暖化下，古巴改革成為中國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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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眾自主教育根植社區
張翠容

古巴政府將總預算約百分之十五投入教育，文盲數字五十年來從三成下降至近乎零。

在古巴，令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當地龐大的知識群，即使在街頭上，也很容易碰上能滔滔雄辯的人。他們的口號：我們的武器就是我們的意念 ( our weapon is our ideas )。

左图：哈瓦拿人類學博物館

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後，教育即成為卡斯特羅政府工作重點之一，大量資源投放在教育上，近年佔去政府總預算約百分之十五，他們視教育為革命其中一項重要承諾，在農村，哪怕只有一個學生，也不能剝削學童受教育的權利。現在古巴的老師與學生比例約一比十五至二十。

卡斯特羅一上台即表示，要全面掃盲。因此，他派出十二萬名義工跑遍所有窮鄉僻壤，教導農民及其子女讀書上學，令古巴的文盲率從革命前的約百分之三十下降至接近零。不過，當時美國中情局企圖干擾掃盲運動，參與掃盲運動義工多番受到恐嚇，至少一名遭謀殺。

古巴的教育便由此含有兩個主調：反美與愛國。一次，我採訪一所學校，觀察他們一天的學習活動。就在早晨集會中，他們不停背誦古巴歷史偉人的愛國教誨，還有社會主義的價值。

革命後的古巴，政府國營化所有學校，學校質素平均，這包括大學在內。政府規定孩子從六歲開始必須入學至十六歲為止，之後可按選擇進修，所有大學和進修學院都是免費的，還有書簿和食宿津貼，大家安心去學習。

外界或許批評古巴教育過於意識形態化，但在我所訪問過的古巴老師中，他們都稱，他們在小班教學中重視學生的批判思維和創意能力。事實上，古巴的教育質素是拉美之冠。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古巴三、四年級學生的數學和語文能力，在拉美名列前茅。

此外，古巴的教育也不是一座孤島。雖受到美國制裁，但古巴與拉美一些國家，以至美國和歐盟部份成員都有合作項目。

不過，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不時出現於大街小巷的中國留學生，當中有大量醫科生，還有修讀西班牙語和其他學科如農業、旅遊、哲學、文學等。

原來，古巴一直歡迎第三世界學生來古巴研習，學費全免之餘也一樣可以與本地生享有書簿住宿津貼。近年隨著古巴進入改革高峰期，中國成為重要的參考對象，兩國還於零六年簽定協議，兩國加強互訪，自零六年開始，數千中國留學生到古巴學習，與此同時，古巴學生在中國的人數也有顯著增加。

中國留學生讚古巴師資好
我訪問了幾位中國留學生，他們對古巴的師資豎起大姆指。一位來自成都的黃姓醫科學生說，他特別感動教授曾向他說：把古巴醫生精神帶回中國去，落實人人享有醫療的基本權利。

可是，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對學習的環境條件，卻叫苦連天。

另一位來自北京的學生說，在古巴學習的一大困難是上網，因此很難進行多媒體教育，其次是參考書籍，古巴人都會全歸咎於美國的制裁。

除學生外，大學教授亦面對相同困難。一位任教於哈瓦那大學的歷史教授，研究美國和古巴早期的外交關係，但不易獲取美國的歷史資料，更遑論最新發展材料了。

從事教育工作的艾蓮娜．卡勞氏 ( Elena M. Canals) 說，在面對美國制裁下，國家出現了一股很強的凝聚力，人們感於要自強不息，而知識就是社會的財富，也是維繫國家核心價值的力量之一，除了傳統教育受到重視，具有古巴特色的民眾自主教育(popular education)，也默默在古巴紮根。

艾蓮娜補充說，民眾自主教育目的是邁向普及權力(popular power)，令人可管理自己的生活，一切從社區做起，即提高人民的社會覺醒和參與社區事務的動力，透過加強知識和擴闊社區參與管道來帶動社會變革。目前有一國際非政府組織馬丁‧路德紀念中心（CMMLK）與古巴政府合作，推動民眾教育項目。

艾蓮娜說，教育是參與式民主的重要基礎，她問：「為什麼你們在外只懂拿著美式民主的一套標準衡量我們？為什麼美國仍以冷戰思維繼續制裁我們？」

古巴的教育讓人民對社會主義有期許，但經濟的困境導致學習環境艱難，亦使不少年輕人希望能夠衝出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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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貧窮中保有健康
張翠容

貫徹切．格瓦拉全民免費醫療夢想，醫療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百分之十三。

美國作家米高．摩爾（Michael Moore）製作了一部Sicko，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式醫療不濟之餘，還拍攝數名深受「九一一」後遺症影響的美國病人跑往古巴治病，診斷和手術費全免，藥物低廉，病人感激至痛哭流涕，頗收喜劇效果。

Sicko拍攝完畢後，我再度前去古巴採訪，第一件事便是走到哈瓦那醫院與之前認識的醫生見面。我笑問，根據Sicko，作為外國人在古巴也可享受免費醫療嗎？其中一位叫Regelio的醫生大笑，說﹕「因為是摩爾，所以免費，你就不會有這種優待！」

在剖析問題之前，先簡介一下聞名已久的古巴醫療制度。與教育一樣，醫療是古巴五九年革命成功後，被視為一項革命的重要計劃，醫生和人口比例為一比一百七十五，為全球之冠，醫療支出佔了政府總預算的百分之十三。除卡斯特羅表示醫療是人權，同樣一個不能少外，這同時也是他親密戰友切．格瓦拉的夢想——全民免費醫療保障。

左圖：首批畢業於古巴「拉美醫學院」的美國學生；該醫學院目前有來自29個國家過萬名學生在就讀。

這是古巴早年準備國營化全國醫療的前奏，當時有不少醫生在國營化的恐慌中逃住美國，只剩下三千名醫生和十六名醫學院教授，全國醫療幾乎是從零再開始。古巴的醫療發展至今能夠在國際上傲視同儕，還可以向外輸出醫療人員，殊不簡單。不過，近年開始有人埋怨政府因不斷向外輸出醫生而令古巴醫生人手緊張。可是，衝擊最大的還是美國在布殊統治時代對古巴加強制裁。為了對此有所了解，我相約一位在當地認識的古巴醫生參觀醫院。該醫生有華裔血統，爸爸是老華僑，姓陳，癌症專家，她一見我，便表示很想到中國交流，還立刻給我她的履歷。

她說，國家近年窮困，沒有能力購入先進儀器，即使購買器材，也是從歐洲入口，無法買入較便宜的美國貨，令到成本上升，很多醫學研究無法大步向前邁進，加上工資低微，只有每月三十美元左右，不少醫生設法出國進修，繼續手頭上的研究項目。

雖然如此，我看到不同膚色的醫生團隊表現出非常專業的精神。一位醫生Mano語重心長地向我說，他去年有機會到中美洲哥斯達黎加交流，工資比古巴高出幾十倍，有朋友勸他借機留在該地發展，但他仍然回來了，因他自覺不能放下古巴病人，以及這裏的醫療隊伍。他表示他還有夢想，希望能為改善國家出一分力，更何況醫療已成為古巴一個品牌，他有責任留在國家，留在自己的專業內做得最好。

醫生收入低仍不懈工作
就是因為有夢想，古巴醫生在低微工資下仍不懈工作，年輕人爭相報讀醫科；而古巴向外輸出古巴醫生，同時也在外宣傳古巴式的服務社區精神。一位中國傳統醫科留學生告訴我，在課程裏，如何服務社區是其中一個科目。這位留學生又說，中國醫術與古巴有一段歷史淵源，近年中國醫術在古巴再度復興，較廉宜的中醫藥是他們的研究之一。在哈瓦那唐人街，每天早上都有不少古巴人可免費學習太極、氣功等強身健體的運動。

在經濟困境下，古巴努力尋找另類生存方法，延續古巴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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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先讓農民擁有土地
張翠容

全球目前處於糧荒之中，如何解決糧食短缺成為各國迫切的問題。在這一方面，古巴更是刻不容緩。

當我於零六年那次到古巴，就打聽聞名已久的古巴農業，人們總會以無奈的眼神看著我，問：我們哪裏有農耕？他們表示，在非常時期的九十年代的確發展出耀眼的城市農耕，其後有點無以為繼，很快又回到當年由於大鍋飯留下來的問題，農民缺乏動力耕種、生產效率奇低、耕種農地萎縮等等。非常時期過後人民轉移依賴入口農產品。

左圖：哈瓦拿的城市農耕。

去年，古巴新領導人勞爾一上台，深知若不再推動另一波農業改革，活化並完善第一波改革精神，古巴將無法處理糧荒。因此，他宣布在農業領域裏進行一連串的改革，這包括下放農地使用權，讓更多農民擁有土地，並提高農產品價格等激勵措施鼓勵農民生產，又逐步解除農民購買農用物質的限制，同時開放銷售農具、除草劑和其他供應產品。

勞爾希望解放古巴的生產力，而農業則是一個重要的試點。在這個情況下，我參加了古巴的農業考察團。

雖然考察團收費昂貴，但仍吸引不少要在古巴取經的世界各地人士。事實上，繼生化科技之後，在非常時期的古巴農業改革給塑造成為世界的典範，來取經人士絡繹不絕。

從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到一九八九年之間，古巴投向蘇聯，以抵抗美國嚴峻經濟制裁。那段時期，古巴百分之八十五的貿易來自蘇聯。蘇聯瓦解後，古巴經濟迅速下滑，直接打擊糧食供應，當時卡斯特羅想出鼓勵居民在城市周邊發展農業，整理哈瓦那市內的閒置土地開闢為農產品種植區，此外，農業部為了節省燃油，鼓勵農民改用牛隻耕種，以天然肥料代替高價化肥，結果古巴農業回到過去的「有機種植」時代。

在第一天的考察，我們當然首先要去看知名的「城市農耕」。

古巴在九三年推行土地改革，容許農民以合作社方式使用農地，並放鬆政策，農民可以把有限度的農作物，根據政府限價，推出市場買賣。

合作社可分大型與小型，大型合作社有政府資助，小型合作社大多由中途出家的農夫與友人合辦，以解決自己家庭或所屬社區的糧食需求。無論大與小，他們都要履行一種社會責任，就是把農作物收成的兩成分給學校、醫院和其他社會機構，餘下的便可作為己用，就這樣，他們解決了九十年代的糧食危機。

古巴農業部代表帶領我們探訪一個居住在哈瓦那郊區的家庭，他們就在隔壁一塊荒地上發展起他們的果園，家庭主人當初放棄工程師的事業，與鄰居一起向政府申請使用荒地，然後把土地改為可灌溉的農地，還飼養豬隻和雞鴨，自給自足。

有些社區，各家庭負責種植不同品種的食物，可進行交換。他們認為，城市農耕不僅可以滿足需要，更可以促進社會和諧，豐富精神面貌。

事實上，古巴農業改革具創新精神，但必須有政策配合，發揮可持續發展的效果。■

書介：《敲打天堂的門，古巴》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Thu, 26 Feb 2009 16:02:00 +0000

《敲打天堂的門，古巴》
作者：陳美玲（香港人，現居古巴，長期為NGO開拓資源）
　　　陳蕙芳（香港人，擔任香港和中國非政府組織的顧問）

288頁／定價350元／全彩平裝 3月9日出版
台北：大家出版公司

「到過古巴的人，准會愛上它，但你會慶幸，你不用住在古巴。」

古巴，一個努力實現理想國之夢的國度，物質完全匱乏，精神卻驚人地豐饒。

古巴半世紀遭受全球禁運之苦，卻在石油危機中發展出了有機農業、社區互助；古巴人民所擁有的物資極少，但識字率、醫療服務卻是全球一流水準；古巴文化大放異彩，他們用黑色幽默，用音樂、舞蹈、藝術創作，將生活變奏，也用這些來愛古巴、恨古巴。

古巴人在這場理想國的實驗中嘗遍酸甜苦辣，談起生活種種，他們對自己，也對別人說：「死不了，我們不但死不了，還活著，活得好好的。」

透過兩個在香港長大、接受西方教育、受過資本主義洗禮，跑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女子的視角，希望能為大家打開另一道進入古巴的門，即便是一道不起眼的小門。

【作者的話】為何古巴？

因為我那無數的疑問，例如小小的古巴如何抗衡近在比鄰虎視眈眈的霸權、古巴人如何在極度的物質匱乏中找到平安喜樂、人們如何活出社會主義或人類最原始的理想價值、為什麼他們笑得那麼開懷、為什麼他們舞得那麼忘情……──作者芳子

他們一方面活得那麼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那麼活潑幽默，不畏自我解嘲地面對生活的種種試探和挑戰。古巴人原來是百分百追求快樂的機會主義者，而他們會用相等勁力，踏實地去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
──作者美玲

【推薦人的話】

不是格拉瑪號，不是卡斯楚、切或勞爾，不是旗幟和口號，而是別樣的價值，別樣豐滿的生存。兩個香港／亞洲的女人，以她們聰慧而幽默的凝視和文字，為我們勾畫一幅不同的古巴風情。同是，也是今日世界的不同路徑。──推薦人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教授）

【討論焦點】關於本書　關於古巴

* 孿生陌生人？──古巴，其實肖似台灣？
這個對我們來說很陌生的國家，其實與台灣在命運上有著相似處：
同樣是島嶼國家，同樣緊鄰世界強權，同樣在國際地位上，充滿困境。
從歷史到經驗，古巴還有太多故事，值得我們反思與探索。

* 沒有LV、沒有漢堡可樂，古巴人一樣很快樂！
古巴的物資匱乏舉世皆知，但古巴人仍讓自己活得很開心，這大概沒多少人知道。
古巴人擁有值得驕傲的一流醫療服務、周全的兒童教育、動人的音樂與藝術創作，
古巴人或許不富有，卻都活得很有尊嚴、很快樂──而且，從不放棄夢想。

* 用創意迎戰現實艱困，而且贏得漂亮！
古巴半世紀以來深受全球禁運、經濟封鎖、外交制裁之苦。
但古巴人透過發展有機農業、永續環保、社區自助等方式度過難關。
古巴沒被美國打倒，他們站了起來，而且成為許多國家取經的對象！

* 生態農耕，匱乏中逆勢走出的幸福之路
古巴遭逢經濟危機時，以發展在地農業替代吸引外資，
施用有機肥、蓋起自己的小實驗室，重建人與土地的關係，
自立更生式的農業轉型，反而帶來意想不到的轉機。

* 別說不可能 V.S. 人類(台灣)社會的另一種可能
在古巴，小孩與孕婦最重要，教育與醫療都是免費的社會服務，
人民雖然不免為生活愁苦，但言談間仍然以重要的社會責任自豪。
在西方經驗與資本主義之外，我們是否有別的可能、別的選擇？

* 勇氣、熱情、正義感　兩個東方女子的古巴追尋
美玲與芳子兩人，都在香港長大、接受西方教育、跑過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
美玲曾遠赴中南美洲、非洲擔任義工，在城市農場工作，替無政府組織（NGO）開拓資源；
芳子則因工作與個人興趣，去過歐洲、東南亞、大陸等等許多地方。
透過書中影像與文字，我們不僅看見（部份）真實的古巴，也看見兩個與眾不同、散發光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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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延閱讀：陳美玲、陳蕙芳 : 《卡斯特罗背后的古巴》，《南風窗》雜誌，　2007年３月１月，http://www.nfcmag.com/articles/420

古巴重返舞台！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Sat, 10 Jan 2009 04:12:00 +0000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路愛國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專題集萃 - 海外傳真 - 評論第248號
2009年1月1日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另有譯名：華勒斯坦)，美國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和紐約州賓厄姆頓大學教授、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和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創始人。他著述豐富，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其耗費30多年心血的《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近期已有中譯本的著作有《美國實力的衰落》、《沃勒斯坦精粹》、《轉型中的世界體 ---系沃勒斯坦評論集》、《所知世界的终结 :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和《大變局》。他也被視為反全球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似乎日甚一日，整個中東地區的政治和軍事繼續分崩離析，全球都在期待著奧巴馬就任總統，在這一切之中，世界很少注意到2008年12月中旬的一個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古巴重返舞台！有4次拉美國家會議在巴西巴伊亞州薩爾瓦多 [Salvador de Bahia]先後舉行。按出席國家的數量排序，這些會議是南美共同市場[Mercosur]會議，南美國家組織[Unasur]會議，裡約集團[the Grupo de Rio]會議，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第一屆高峰會議(西班牙語縮寫為CALC)。這些會議的主持人是巴西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而「主角」則是古巴。盧拉稱之為一場「意識形態颶風」。

讓我們看看發生了什麼。南美共同市場是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的共同市場協議，委內瑞拉正在加入進來。五國總統已經宣佈，他們將吸收玻利維亞的全部出口產品，因為美國在9月份撤消了該國的優惠關稅，表面的理由是玻利維亞沒有盡力打擊毒品買賣。

這一行動得到了南美國家組織的支持，這個組織是南美全部12個國家（加上作為觀察員的墨西哥和巴拿馬）的聯盟。更重要的是，南美國家組織同意了巴西的提議，即成立「南美防禦委員會」。僅在去年5月份南美國家組織還曾擱置了這個提議（美國對該提議表示不悅），為此，巴西外交部長塞爾索阿莫林[Celso Amorim]認為這個決定是「意外驚喜」。他說，這體現了拉丁美洲是拉丁美洲人的拉丁美洲的思想，這與「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門羅主義口號針鋒相對。

然而，真正重要的事件出現在12月16日裡約集團會議上。裡約集團是1986年建立的拉美政治論壇，到2008年已擁有22個國家，在這次會議上，該集團「一致同意」接受古巴為成員國。作為本屆會議主席的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在全場起立歡呼聲中歡迎勞爾·卡斯特羅為代表的古巴「兄弟人民」。論壇隨即譴責美國對古巴的禁運，並要求美國必須結束禁運。

卡爾德龍和卡斯特羅舉行了私下會見，以便解決卡爾德龍的前任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所造成的兩國關係中的「棘手問題」。會後，卡斯特羅說，現在的關係「非常之好」。兩人宣佈，他們在2009年將正式進行互訪。

達到高潮的會議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所有33國總統的高峰會議，這在歷史上是首次。只有三位總統本人沒有與會，但藉故另外派了人來，他們是哥倫比亞的阿爾瓦羅·烏裡韋[Alvaro Uribe]、秘魯的阿蘭·加西亞[Alan Garcia]和薩爾瓦多的埃利亞斯·安東尼奧·薩卡[Elias Antonio Saca]，他們是美國在拉丁美洲最後的堅定朋友。巴西非常希望盡可能多的人與會，以至派出了軍用飛機把較窮的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總統空運到會場。

這次會議的意義要看被排除在外的國家。無論美國還是以前的殖民大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沒有受到邀請。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說，會議標誌著「傀儡政府」在拉丁美洲結束了。巴西記者佩佩·埃斯科巴[Pepe Escobar]把它叫做「向奧巴馬潛艇發射的一枚水雷」。

這次會議的開會時間並不是偶然的。美洲第五次高峰會議計劃於4月份在特立尼達召開。這是克林頓總統1994年發起成立的一個組織。同一批國家和政府的首腦將受到邀請，只不過多了兩個國家即美國和加拿大，少了一個國家即古巴。

據說，奧巴馬將在那裡面對巴西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和提議。第一要撤消暫停古巴在美洲國家組織中成員資格的決定，從而把古巴包括進來。盧拉表示，為了改善古巴和美國的關係，恰恰是美國必須解除禁運從而邁出第一步。第二是重審尚未清償的國家債務。厄瓜多爾已經宣佈延緩進一步償付債務，說是在償還了28年債務之後，它仍然欠著同樣數量的債務—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如科雷亞總統所說。

卡斯特羅說，他準備與奧巴馬直接會談。「如果他想討論，我們願意討論。要孤立古巴越來越難了。」盧拉挑戰奧巴馬事實上走得更遠。他說，只有在他撤銷對古巴封鎖的時候，其總統任期才能真正具有歷史意義。與此同時，曾經作為美國後院的拉丁美洲越來越對其他世界大國開放。俄國、中國和伊朗都顯著擴大了它們在拉丁美洲的作用。

最近加入進來的是法國。尼古拉·薩科齊總統於12月22-23日對巴西進行了正式訪問。兩國不但同意擴大商業往來，而且同意擴大非常重要的軍事往來。法國今後將幫助巴西海軍建造5艘「新一代」潛艇，其中包括一艘核動力潛艇，這是拉丁美洲第一艘這樣的潛艇。此外，法國同意向巴西轉讓必要技術，從而，未來巴西能夠依靠自身力量建造更多潛艇。法國還將幫助巴西建造所謂重型直升機，巴西打算成為這類飛機的出口國。

古巴的球、厄瓜多爾的球以及巴西的球現在都到了奧巴馬場內。到4月份他必須讓我們知道他將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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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打破封鎖「重返」拉美
王宇潔
中國新聞週刊
2009年01月06日

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說，這是古巴「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 12月16日，輪值主席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龍宣佈，古巴正式加入裡約集團。這是該集團第21個正式成員國。

自1962年起，古巴就被美國主導的美洲國家組織排除在外了。

裡約集團的前身「八國集團」成立於1986年12月，當時阿根廷、巴西、哥倫比亞、墨西哥、巴拿馬、秘魯、烏拉圭和委內瑞拉八國外長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會議，決定建立一個「政治磋商和協調常設機構」。

作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信徒，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說，「拉美大家庭的成員都聚齊了」。

選擇改革
16日，拉美和加勒比33國首腦會議在巴西紹伊皮海濱開幕。這是勞爾·卡斯特羅2月正式取代執政49年的哥哥菲德爾·卡斯特羅以來，首次在國際舞台上亮相。

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貫強硬的作風有所差別，勞爾·卡斯特羅在就職時曾表示，要取消一些影響人民生活質量的禁令。

與中國一樣，古巴的經濟改革選擇了以農村為突破口。古巴政府宣佈，他們將把國有閒置土地租借給農民以進一步增加糧食產量，還逐漸解禁購買農用物資的規定。2008年3月底，古巴政府批准普通民眾擁有和使用手機——此前，手機僅限外國人、外企古巴僱員和政府高官等人使用。本國公民入住涉外酒店也不再有限制。4月初，儘管價格昂貴，古巴老百姓可以在商店裡購買DVD播放機、摩托車、高壓鍋等家用電器了。

有西方媒體揣測古巴即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古巴方面認為，改革措施是勞爾務實精神的體現，古巴不會「變天」。

「古巴黨和政府面臨著革命崩潰的抉擇，與其自我滅亡，不如冒風險搞改革。」勞爾·卡斯特羅說。1993年古巴開始改革，第二年經濟就逐步回升。1994年古巴的經濟增長率是0.7%，1996年這一數字是7.8%，2005年高達11.8%。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的古巴就實行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的全面社會保障制度，「從襁褓到墳墓」，無所不包。

裡約集團成員國確信，古巴的加入「將豐富裡約集團的多樣性」。因為除古巴之外的成員國，或者奉行市場經濟，或者在市場經濟與計劃之間徘徊。

11月27日，勞爾在首都哈瓦那與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會談。這是8年來俄羅斯總統首次訪問古巴。

12月13日至18日，勞爾、先後訪問了委內瑞拉和巴西，還在拉美與加勒比國家首腦會議上帶回了厄瓜多爾、阿根廷和智利總統2009年1月份訪問古巴的承諾。

「古巴現在的對外關係政策是面向整個拉美，走向多元化，而不再僅同左派執政的國家搞好關係。這是一個標誌。」中國社科院拉美問題研究專家徐世澄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與奧巴馬平等對話
加入裡約集團被看作古巴的「勝利」，被外界認為是古巴打破美國封鎖的一個「大動作」。早在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就打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號，以反對歐洲殖民統治。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成了美國的「後院」。

而社會主義古巴的出現，成了美國心頭的一根刺。這個距美國佛羅里達州僅100多公里、人口1000多萬的小國，卻讓美國恨意難平。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儘管古巴按照美國的意圖停止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從非洲撤軍、停止支持拉丁美洲反抗運動、簽署國際反恐與核擴散協定、阻止領海販毒……但美國政府對古巴的經濟、貿易和金融封鎖持續至今。

從1962年美、蘇、古巴三方的核武器危機到1992年老布什宣稱期待成為踏上卡斯特羅之後的古巴自由土地的第一位美國總統，美國的10屆總統對菲德爾·卡斯特羅發起了600多個暗殺計劃，也讓菲德爾·卡斯特羅幾成傳奇。

2008年10月30日，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票數通過了促使美國結束對古巴經濟封鎖的決議。這是聯合國大會連續第16年通過這樣的決議。

「封鎖沒有前途。」勞爾說，「如果我們問自己，為什麼要封鎖？封鎖是為了什麼？只有一個解釋，這是一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報復，報復從未攻擊過美國的人民。在我們結束了紹伊皮的峰會後，它就更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西班牙通訊社埃菲社注意到，今年2月上台之後，勞爾不再把美國稱為「美帝國主義」。

奧巴馬當選當天，勞爾·卡斯特羅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就明確表達了他願意與奧巴馬在第三方會面解決歷史問題的願望，「關塔納摩是個不錯的地方，我們還可以揮舞著美國國旗給總統送行。」勞爾·卡斯特羅強調，「我們非常願意同奧巴馬先生談，什麼地點、什麼時間都行。但是必須要在平等的基礎上，絕對不能輕視我們的主權。」

在與奧巴馬進行平等對話這個問題上，古巴島內也在爭論。勞爾是第一個持與美國總統對話立場的人，與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立場並不十分一致。奧巴馬即將於2009年1月20日宣誓就職，但古巴還沒有收到美國方面的任何回應。

明年4月在特立尼達多巴哥召開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將是美國新總統對拉美政策的一次「亮相」。

「我估計會有所調整，封鎖也會有所鬆動，但完全取消封鎖是不可能的。」徐世澄說。

門羅在墳墓裡哀歎
勞爾·卡斯特羅說，古巴加入裡約集團意味著拉美將開啟一個「更獨立的新時代」。17日， 33位拉美國家的領導人發佈了一項史無前例的聯合聲明，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長達46年的封鎖。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甚至倡議對美國下最後通牒：要麼解除對古巴封鎖，要麼趕走美國駐拉美大使。

「門羅肯定在他的墳墓裡睡不著覺。」華盛頓對外關係委員會拉丁美洲項目負責人朱莉婭·史威說。

16日的裡約集團峰會是第一次沒有美國參加的拉美地區的高峰會議，也沒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任何代表參加。

從1890年到1948年，拉美舉行過9屆泛美會議。1990年以來，31個拉美國家參加過4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不過，拉美地區200年來每次召開國際會議都要有美國或者歐盟參與。巴西外長阿莫裡姆也說，這是「讓人無法相信的」。

巴西前外長路易斯·蘭普雷亞表示，美國沒有受邀請有重要的象徵含義。巴西總統盧拉在致辭時說：「在決定涉及人民福祉與繁榮的國際舞台上，我們希望成為主角而不是單純的看客。」

從建立南方共同市場國家(1991年)到加勒比共同市場(2006年)以及巴西和阿根廷從今年10月開始在雙邊貿易中逐步棄用美元，拉美人尋求實現經濟的一體化的嘗試從未停止過。

軍事上，巴西、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等國積極推動建立地區性防務組織「南方防務委員會」，厄瓜多爾等國則宣佈今後將不再允許美國使用其軍事基地。外交上，今年11月，俄羅斯艦隊在冷戰後首次開赴加勒比地區，同委內瑞拉舉行了聯合海軍演習；巴西則邀請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對其進行國事訪問。

不過，「雖然拉美國家跟美國有著這樣那樣的矛盾，但大多數國家還是願意與美國發展關係的。」徐世澄說，「他們都希望奧巴馬上台以後能夠改善對拉美的關係。」

巴西外長阿莫裡姆認為，拉美和加勒比峰會的召開並不意味著和美國關係的決裂，而是拉美和加勒比各國希望用一種更加獨立的姿態面對美國。

「我們希望既向大陸北部的鄰居，又向歐洲、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必須採取達成這一目標的措施，因為為了這一天，我們已經盼望了幾個世紀。」12月18日，勞爾·卡斯特羅在訪問巴西發表演講時說。

古巴——發展農業的典範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09 Jan 2009 07:35:00 +0000

麗貝卡‧克勞森 Rebecca Clauson
王維平戚桂鋒譯　
《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9期

提要：美刊《每月評論》2007年5月號刊登了麗貝卡‧克勞森題為《治癒裂痕：古巴農業中的代謝恢復》(Healing the Rift: Metabolic Restoration in Cuban Agriculture)的文章認為，在全球農業和自然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古巴農業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社會主義建立的新的勞動關係、新的參與式決策機制和新的土地和糧食分配體系保證了古巴農業在產量和可持續發展上取得了極大成功，成為世界可持續發展農業的典範。

正如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生態破壞》（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每月評論》2007年2月號）一文中所述，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矛盾，這一矛盾也於19世紀在代謝斷裂及代謝恢復兩個概念的幫助下已得到了一些揭示。代謝斷裂描述的是積累邏輯如何破壞自然再生產的基本過程並導致生態可持續性的退化。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道，通過破壞代謝的外部環境，資本主義生產強制自然的系統恢復從社會再生產的調節法則。因此，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外才能充分實現。古巴農業生態學的近期發展提供了斷裂是可以治癒的具體實例，它不是簡單地使用不同的技術，而是依靠食品生產的社會代謝關係的轉變。

「土地是寶藏，勞動是鑰匙」
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植根於他所理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是人類調節、管理、控制人類和大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過程。土地和勞動力構成了所有財富的兩個來源。去年年底與一組農業研究人員去古巴的時候，我看到一匹馬車運載著一些有機農產品從一個位居高處的市區菜園駛向附近的社區。我留意到一個倉庫的牆上留有這樣的標語——「土地是財富，勞動是關鍵」。合作農場種植並為社區提供有機農產品，這就是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的生動表現。提供必需原料的土地，被看作「寶藏」。人類不能為短期利益過度開發利用它，而需要理性地有計劃地運用生態學原理豐富它。勞動，作為「鑰匙」的外在體現，可以取得土地的豐富資源，提供健康的食物並平等地將其分配給當地居民。

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指調節複雜的人與自然的交換，特別是養分循環。第二層含義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它指管理分工和財富分配的制度性準則。對代謝斷裂的分析兼有這兩層含義。從生態意義上講，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農業不再是「自我持續的，因為它不能再在自身中找到生產的自然條件」。養分的獲得必須依靠遠程貿易和農業領域外的產業。這造成了土壤肥力和廢物堆積的自然循環的斷裂。

從新陳代謝廣泛的社會意義來講，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產生的裂痕是由於僱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導致的。自然資源的私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以及城鄉對立都導致了社會層面上的代謝斷裂。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斷裂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公司對房地產的炒作，小農戶對「專業」技師的依賴，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

「這是美麗的工作」
在古巴我有幸跟許多在有機農業種植園工作的農民談話。我很沮喪我的西班牙語學得太差，不能做流利的交流，但我還是能夠問出一些簡單的問題。「你喜歡這個工作？」我問一個已經領我參觀過市裡小塊菜園的農民。那個農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這是美麗的工作。」通過對古巴的另外四個省的進一步實地考察，我得知了糧食生產方式的轉變如何在古巴產生了實際作用：在不使用石化產品的情況下它可以提供豐富的食品，而石化產品是全球多數商業化農業糧食生產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古巴農業模式與養料的自然循環再次接軌。社會代謝關係的改造，使得生物多樣性成為有利於糧食生產的一種資源。例如為益蟲提供棲息地，而不是視之為一種挑戰；新的所有權和分配體制使得種植、收割和消費各環節可以採取參與式決策制；引進新的勞動關係：當地農民和有訓練的農藝師的互動使農作物盡可能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氣候和地理環境。與質疑這種模式「只能發生在卡斯特羅的古巴」的懷疑論者觀點相反，農民向我描述了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國家推廣這種新型的糧食生產方式的經驗。

重建養分循環的空間關係
古巴農業一直因其運用合理科學而實現有機農業得到稱讚。例如國際組織因為古巴「發展有機耕作方法」投票授予其「有機農業的另類諾貝爾獎」。其成功的原因部分在於發現新的方法，還在於為立足當地的生產的優越性傳遞了新的信息。例如，古巴通過生產可攻擊害蟲的有機物而控制害蟲的計劃有其合理性。國家贊助研發天然殺蟲劑和生物肥料，是創造一種常規農業的替代方案的關鍵；不過，這還不是代謝得以恢復的關鍵。為了瞭解與生態過程有關係的代謝裂口如何癒合，我們必須瞭解養分循環的空間再組織。

農作物和農場產出的農產品被運到遠離人口集中區並產生廢物堆積，以及人們與土地的分離（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造成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代謝斷裂。為了豐富貧瘠土壤的生物結構，資本主義社會的農學家必須通過使用人造工業產品如氮肥不斷為農田供應養料。這個食物生產體系割裂了養分循環的自然歷史過程，並帶來了遠程運輸食品和化肥的能源需求和養料在城市的下水道堆積等生態矛盾。與之類似，農場的動物與供給其養料的農場相分離，農作物肥料和家畜飼料之間的物質交換被打破，同樣造成了一個代謝裂口。正如福斯特和馬格多夫所言：「動物和供給其養料的土地之間的物理連接的破裂使得生產農作物的土壤中的養料和有機質的削減進一步惡化。」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增加農作物的施肥強度。人、農作物、牲畜相分離，打破了養料向土地的回流。

古巴農業在過去的13年裡一直致力於重建養分循環和物質交換之間的空間關係。古巴農業生態學的一條關鍵原則是「通過植物與動物的結合，優化當地資源利用和提升農業內部配合」。通過改進人、動物和植物之間的空間關係可以減少遠距離運輸養料的需要，並通過利用就近的養料資源豐富土壤肥力。

蠕蟲、奶牛和甘蔗
想種植出好的農作物的農民所需的基本要素是營養豐富的土壤。在特殊時期以前，古巴依賴於進口復合肥料以維持當時的農作物生產率。今天，將人力、動物和農作物副產品和自然分解聯合起來的系統為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來源。使得土地養料得以補充的方法並不需要遠距離運輸或者密集的能源投入，而主要在於生物多樣性和高效生態系統的功能。

在訪問哈瓦那東部的一家合作農場時，我們看到有長長的矩陣土堆，它是用來飼養美國加州紅蟲的。這種蠕蟲可以從有機材料中生產出腐殖質。

農民解釋了利用動物廢料比植物廢料能使蠕蟲更快地產出腐殖質，所以他一般從附近農場收集牛糞。因為奶牛飼料是當地農作物的副產品，所以牛糞本身其實就是當地養料循環的產物。雖然古巴科研中心幾十年前就已經認識到，草料、豆類、農作物殘餘就可以很好地用來飼養牛，但是在東歐巨變以前，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和物價的便宜，肉類和穀物都是從前蘇聯進口。後來當地人才開始認真研究當地資源的利用。古巴研究人員發現甘蔗地裡的副產品可以為牛提供生長的必需物，並且開始把這種「廢物」作為牛飼料的最主要的添加物。甘蔗副產品包括蔗糖渣以及新鮮甘蔗殘渣例如甘蔗梢。

當地農民使用這樣一個養料傳送的路徑：養料從甘蔗田到牛槽，從牛糞到蠕蟲箱，再到有機農作物基地，養料通過動物與植物的代謝活動而在這個區域內被連接起來。

另一類牧場是可能的
在特殊時期以前，古巴依賴集約模式養牛。蘇東劇變後的困難激發人們尋找用當地資源飼養家畜的方式和手段。這使得小農業生產者傳統的土地使用的方法被提取出來。草原草地研究協會的古巴研究人員認識到：「農作物生產和牲畜飼養相分離是對能源和養料的浪費。」這種整合也是修復糧食生產體系中的斷裂的另一個正確範例。

因地奧‧哈吐伊農場在一個種植有合歡樹的地裡牧牛，奶牛喜歡吃這種矮矮的枝杈多的樹的葉子和枝幹，工作人員對這種樹進行修剪以使得奶牛可以吃到枝葉。奶牛也喜歡啃這種樹下的草。這種樹有固氮作用，可使土地肥沃。

此外，牛糞有利於增強土壤肥力，這對樹木和牧草有好處。古巴研究人員已經發現：「在農場面積較小，整合程度較高的地方，這種技術使用起來會很簡單，其實這些技術也是保證養料循環和這個系統的功能所必需的。」

合歡樹可以為奶牛提供陰涼，這樣就會增加產量。為了使草進行足夠的光合作用，樹木按東西方向成排種植，以使得照射到地面上的陽光盡可能得到利用。合歡樹的樹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維持土層結構完整，不會被侵蝕，並且人們很重視奶牛和樹的比例以防止土壤板結。該農場的研究人員發現，使用這種放牧體制使得每年每公頃草原可產3000—5000公升牛奶，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質含量也都有提高。此外，這種混合放牧的方法可以減少牛奶產量在雨季和旱季之間出現波動，還可以提高奶牛繁殖率。

混合放牧的方法不僅適用於養牛和生產奶製品，人們也正在針對綿羊、山羊、豬和兔子研究這種綜合養殖方式。該農場正在著手研究在桔園裡養馬。馬可以吃掉桔園地上的野草，這樣就減少除草劑的使用，並能提供有機肥料保持土地肥沃。

這種農業方式的轉變具有超越科技生產領域的意義。這個轉變通過增強當地人使用當地資源養活自己的能力，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小農場農民的經濟、社會、文化狀況產生影響。給我解釋當地養料循環過程的古巴農民和研究人員使我明白，正是勞動人民共同努力才使這個過程可推行下去。新的勞動關係，新的決策結構，新的土地和糧食分配模式不僅使得古巴人民可以用可持續生態方式維持自己的生活，這些結構性的改變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代謝方式。

重建糧食生產體系中的勞資關係
社會代謝的需求和關係被統治著勞動分工和財富分配的規則所制約，涉及的不是養料互換的物理規律，而是勞資關係和財產所有權的轉變。

古巴傳統農業依靠化石燃料和機械化，這在佔有國家63％的耕地面積的國有農場普遍實行。在20世紀 80年代末以前，國有糖料種植園的覆蓋面積是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三倍多，所以古巴60％的糧食必須從蘇聯集團進口。由於蘇聯解體以及美國經濟封鎖，嚴重的糧食短缺給古巴人民造成了嚴重危機，每個古巴人平均瘦了20磅，營養不良的人從原來的不到5％上升到20％多。因而農村土地使用權和分配製度的改革是渡過糧食危機的關鍵。

1993年9月，古巴政府將國有農場調整為合作農場。這個新的計劃把41.2％的國有農場改為2007個新的合作社，共有 12.2萬名工作人員。合作社擁有農產品，勞動人員靠其勞動付出而不是工資合同得到報酬。土地使用權的轉變不僅有利於更好地使用有機耕種方式，它同時把勞動者和土地重新聯繫起來。古巴農業體系的設計還考慮到了穩定農村人口和扭轉農村向城市移民的潮流的需要。

除了合作農場，古巴政府將大約17萬公頃的土地移交給了個體農民。這反映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的觀點——理性的農業要麼是農民自給自足，要麼是控制所有的相關生產者。農民免費使用士地並有政府補助，但是政府保留土地的所有權。很多古巴家庭現在都將農場耕作視作一個機會而離開城市變為農民。小生產者全國協會宣佈說，其成員從1997年到2000年增加了35000名。新增加的成員多是有著年輕子女的成年人（很多受過本科教育），早期退休人員，或者是有過從事農業生產經歷的工人。

古巴還在城市廢棄的地方引進糧食生產。使用這種辦法，曾經是垃圾場、停車場、堆放廢棄建築物的地方現在可以為周圍居民提供有機農產品。現在，城市菜園可以滿足古巴60％的蔬菜消費需求。

古巴政府認識到城市農業的潛力，因此成立了城市農業部。國家承認城市居民可以擁有1／3公頃空地，只要他遵守有機耕作方法。

古巴農業模式認識到人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限制了糧食體系的很多機會。農業決策中的參與式民主目標已被融入到新的耕作模式中。例如，較小的合作農場可以得到古巴人民理事會提供的幫助，古巴的15個省都建立了人民理事會。人民理事會由當地的糧食生產者和技術人員組成，糧食生產者和技術人員共同合作，為當地的農民提出關於最適合本地狀況的生產方式的建議。受過培訓的農藝家與當地的農民共同決定什麼是對本地生產最合適的技術。

農民的知識也被吸收進了農業會議和學術報告中。古巴農業和林業技術員協會（ACT－AF）主任費爾南多‧馬卡亞曾談到 2006年11月他參加的關於城市農業的一個省級會議的情況。會議提交了105份研究報告，53份由糧食生產者提交，34份由科研技術人員提交，12份由理論專家提交，其中女士有61名。年輕一代參加學校的農業俱樂部，老師們開設生態學課程。ACTAF資助的項目把木偶戲帶到小學，示範如何種植和使用不同的草藥。新的勞資關係使填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人為鴻溝成為可能。

這裡還有一個與社會農業代謝相關的特殊問題——收穫的「財富」如何分配。為解決人們可以持續性地分到糧食，每個人都有一張配給卡以保證每個古巴人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糧食。孩子、孕婦和老人的日供餐量受到密切關注，學校和工地的膳食價錢有意降低，醫院三餐則是免費的。

鄰里小菜市場從附近有機農業種植園購進產品，以遠低於較大的社區菜市場的價錢為負擔不起高價的人們提供新鮮蔬菜。在2000年初，古巴城市有505個菜市場，其蔬菜價錢要比農戶自由菜市場蔬菜的價錢低50％-70%。為了增加產量和使生產多樣化，古巴在1994年開放了個體農場菜市場。一旦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個體農場主菜市場就會為生產者提供另一種分配食品的方式。儘管私營菜市場按照市場供需原則運轉，但政府還要進行管制以防止價格欺詐和勾結。

低收入群體被確認出來，政府建立了社會救助方案以解決他們的糧食保障。

拉丁美洲的主權農業？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糧食生產的社會代謝裂痕由於土地私有、腦力體力勞動的嚴格分工。勞動成果的不公平分配而惡化。古巴的農業模式系統地超越了這些異化狀況，它通過合作生產、參與式決策和多樣化的分配使農民與土地再次結合起來。這種生態上可持續的和社會公平的景象能否延伸到古巴島以外的地方？

古巴農民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幫助當地農民建立與之類似的糧食生產體系。事實上，古巴出口的快速增長是最近才有的。古巴招待了很多從美國和其他地方前來參觀的農民和農業技術人員。古巴的農技師在教授海地農民有機耕作方法，同時也幫助委內瑞拉推進新型的城市農業運動。

不單是古巴農民在傳播這些理念，整個拉丁美洲的農民運動都在回歸傳統的耕作習慣，並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以便於保障生存的食品的生產。拉丁美洲農業生態學院於 2005年8月在巴西帕拉那建立，它是由兩個農民運動組織（無地農民運動和農民之路）合作創辦的，該校的宗旨是把農業生態學的規律運用普及到拉丁美洲的所有農村社區。根據無地農民運動的工作人員羅伯特講，這所學校要在農業生態學的基礎上建造一個新的範式。他解釋說，這個新的範式要和小規模生產和國內市場相結合，尊重環境，為主權農業的建立作出貢獻。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寫道，這個領域（指農業領域。——編者注）的自由只有這樣才存在，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用理性的方式管理人類和自然的代謝關係，人們的集體力量可以控制它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種盲目的力量受它控制；在最有價值的和最適合人類本性的環境中花費最少的精力達到目的。

某種心理障礙往往把這種設想看作不可能的，這種心理障礙是由一種短見形成的——就好像當前商業化農業所認為的：牛不能在樹林裡養殖，莊稼不能依靠蟲生長；農民不懂得科學，隨著日益追求利潤最大化，生態和社會體系中的代謝裂痕越來越大。古巴的農業發展向我們展示了代謝裂痕癒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它現在就可以做到。這些經驗向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推廣將有望帶來更深遠的變革。

加勒比海國家吁美停制裁古巴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Tue, 09 Dec 2008 21:54:00 +0000

BBC 中文網

加勒比海共同體呼籲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結束針對古巴的制裁。

在古巴舉行的一次峰會上，加勒比海共同體主席斯賓塞表示，幾乎所有的聯合國成員國都想要美國停止對古巴的禁運。

據估計，1962年以來，美國對古巴的禁運給古巴造成了大約930億美元的損失。

古巴總統勞爾・卡斯特羅說，禁運、金融危機和最近的颶風給該國帶來毀滅性打擊。

奧巴馬承諾解除美國人前往古巴的限制，並給予古巴經濟援助。

前景難料
但奧巴馬也表示將持續對古巴的制裁，給該國的共產黨政府施加改變的壓力。

古巴前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他的弟弟、現任總統勞爾・卡斯特羅最近都表示願意與美國展開對話，結束兩國之間的爭議。

奧巴馬還沒有對卡斯特羅兄弟的說法做出回應。但是美國商界已經有要求他解除對古巴制裁的呼聲。

最近，古巴與歐洲、俄國以及中國加強了聯繫。

古巴跟其它加勒比海國家關係密切，有1千多名古巴醫生在領國工作。兩千多名加勒比海國家的學生在古巴求學。

有分析人士認為，奧巴馬上台後可能會在反毒品和移民等問題上尋求同古巴的合作，但是兩國領導人舉行會談還不會很快實現。

胡錦濤會晤菲德爾・卡斯特羅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Thu, 20 Nov 2008 15:47:00 +0000

BBC 中文網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週二（18日）在哈瓦那探望了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共敘舊情。

曾經在四年前訪問過古巴的胡錦濤盛讚老卡斯特羅對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

並感謝他在48年前，推動古巴與北京建交，使古巴成為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

卡斯特羅則對中國成功抗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等重大自然災害表示讚賞，並祝賀中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和成功實施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

此前，胡錦濤一行還在哈瓦那的何塞-馬蒂革命紀念博物館出席了一次獻花儀式。

胡錦濤還在古巴總統勞爾・卡斯特羅的陪同下參觀了哈瓦那郊外的一所語言學校，並會見了在那裡學習西班牙語的中國學生。

經貿合作

目前，中國是古巴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的雙邊貿易在2007年達23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27%；古巴是中國在拉美的第十大貿易夥伴。

中國與拉丁美洲的貿易額已從2000年的130億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1000多億美元。

這是胡錦濤2004年11月訪問古巴後再次對這個拉美國家進行國事訪問。

胡錦濤是在結束了對哥斯達黎加的歷史性訪問後，從聖何塞乘專機抵達哈瓦那的。

胡錦濤表示，他的此次「訪問旨在增進兩國的友誼與合作」。

胡錦濤在訪問期間將與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舉行會談。雙方預計將簽署經貿、教育等領域的多項協議。

市場改革

BBC記者說，胡錦濤對古巴為期兩天的訪問旨在加強兩國的經貿聯繫。

儘管兩國的執政黨都是共產黨，但兩國所推行的經濟模式非常不同。中國已接受市場經濟，但古巴實行的仍然是國家主導的國營經濟。

古巴是第一個同新中國建交的拉美國家。胡錦濤在2004年11月曾訪問過古巴，當時仍是費德爾・卡斯特羅執政。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在2008年2月正式接班，並實施了一些改革措施。

BBC國際部美洲科記者佩德羅說，中國經濟增長令人印象深刻，這使古巴把中國作為一個潛在效仿的對象。

他補充說，為了擴大和加強與拉丁美洲其它國家的聯繫，中國也把古巴視為一個重要的盟友。

在訪問古巴之後，胡錦濤主席還將出席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16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對秘魯和希臘進行國事訪問。

歐盟與古巴正式實現關係正常化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Sat, 25 Oct 2008 01:00:00 +0000

BBC 中文
2008年10月23日

歐盟專員米歇爾與古巴外長羅剋星期四（10月23日）在哈瓦那簽署合作協議，恢復關係正常化。

米歇爾表示有關協議是「歐盟與古巴關係的一個轉折點」，羅克則表示古巴歡迎歐盟尊重古巴的政治獨立。

根據協議，歐盟將馬上給古巴提供200萬歐元緊急颶風救援款項，而且明年還將提供3000萬重建援助款。

歐盟在2003年因古巴逮捕異議人士而對古巴施加外交制裁。

古巴今年8月和9月連續遭到兩次強烈颶風衝擊，損失嚴重。但古巴拒絕接受任何來自美國或歐盟的援助。

BBC駐哈瓦那記者沃斯指出，這明確顯示出古巴與歐盟關係的緊張。

根據歐盟與古巴簽署的最新合作協議，古巴希望歐盟尊重古巴的政治獨立性，並希望歐盟不要參與古巴內政。

不過歐盟專員米歇爾透露，古巴政府同意與歐盟衝開政治對話，並說不會對內容作出限制。

「特殊年代」的特殊農業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Mon, 06 Oct 2008 00:36:00 +0000

林深靖
台灣立報
008-10-02

[編按：本文作者在不久之前曾往古巴訪問。]

在1990年蘇聯集團崩解之前，古巴的農業採機械化密集生產模式，在大面積的國家農場上大量使用進口的化肥和農藥，作物是出口導向的柑桔、蔗糖和菸草，國民生活食糧則主要依賴進口。從蘇聯進口的石油高達98％，糧食66％，化肥和農藥當然也不例外，其依存度可想而知。

古巴人將1990年之後的一段艱苦時期稱之為「特殊年代」，石油進口減少大半，化肥、農藥、糧食的進口則幾乎斷絕。根據統計，每一個古巴人在特殊年代平均減少15公斤。

1993年，古巴農業政策大幅更張：80％的國營農場轉變為農業合作社，以糧食生產為主，優先供應學校、幼兒園、醫院等公共機構。同時，由於缺乏燃料，運輸工具形同作廢，政府鼓勵就近耕作園藝型農業。舉凡市區空地、畸零地、前庭後院、陽台，都可以成為田園，盆子、水缸、保力龍貨箱、舊輪胎……只要填入泥土，就是開墾種植。都市農園合作社、有機肥和農業工具供應站紛紛設立，政府並派出專家駐站解答各類農業生產問題。關於作物病蟲害問題，全國設立了280個研究中心，研發種種生物防治、土壤保護、有機生產的方法。

「特殊年代」的艱困處境反而讓古巴的農業脫胎換骨，創造出特殊的生產模式。到目前為止，供應每一位國民每日3百公克有機蔬果的目標已經達成。

除此之外，為了滿足醫藥的需求，從1992年開始，古巴有13個大型鄉間農場和136個都市農園專門種植藥用植物，每年生產的藥草多達1千公噸。

特殊的生產模式還帶來特殊的效果：土地、水、空氣不再受到農藥和化肥的汙染、作物和食物的多樣化、糧食安全自主、垃圾成為可循環再生的有機肥、運輸費用降至最低、增加就業……

古巴的農業生產模式已成為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模仿的對象，譬如委內瑞拉首府卡拉卡斯（Caracas）的都市農園，目前也已經發展得有聲有色。

卡斯特羅：「社會主義要與人類自私本能作鬥爭」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26 Sep 2008 15:51:00 +0000

新華網
2008年09月26日

古巴《格拉瑪報》9月20日發表文章，題目是「菲德爾同志的思考：罪惡與美德」，作者是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鬥爭是人民爭取實現社會公正和尊嚴的惟一途徑。在實現這一目標的硬仗中，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自私的本能。如果資本主義意味著不斷利用這種本能，那麼社會主義就是要與這種自然趨勢作不懈的鬥爭。這是一場關係到從根本上解救我們的光榮的黨的鬥爭。

所有特權、腐敗和盜竊都必須受到打擊，對於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而言，對此沒有任何借口可言。在此意義上，任何形式的懦弱都絕對不可接受。

這是一個消費主義橫行的世界，通過廣播、電視、電子產品和印刷品煽動著人們的消費主義熱情。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幹部們的任務相當艱巨。

然而，欺詐還遠不是危害革命的惟一罪惡，還有縱容特權和各種官僚主義的發明。用來應付某種暫時局面的資金往往都會變成永久性存在的開支和消費。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我看到過罪惡是如何在美德中滋生的。敵人在尋找間諜和叛徒的時候，太熟悉人類的弱點所在了，但他們卻不瞭解硬幣的另一面：人類擁有的巨大的犧牲意識和英雄主義情結。父母總想給子女留下豐厚的物質財產，但他們更想留下的遺產是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和伴隨他們終身的聲望。

我們不僅要無情地與我們自身的錯誤、弱點和罪惡作鬥爭，還將打贏這場思想戰。

（編輯：劉瑞常）

古巴：颶風損失史無前例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Wed, 17 Sep 2008 05:50:00 +0000

英國廣播公司 (BBC)

古巴政府說，古斯塔夫颶風和艾克颶風使古巴遭受歷史上最慘重的暴風雨帶來的破壞。

在星期一古巴國家電視台上公佈的報告說，毫無疑問，古斯塔夫和艾克颶風是有史以來襲擊古巴的最具破壞性的颶風。

古巴官員說，在兩周的時間內連續遭受兩次颶風襲擊，給古巴帶來大約50億美元的損失。

有近45萬家庭受影響，至少20萬古巴人失去家園，許多農田顆粒無收。

分析家說，颶風帶來的影響將使古巴總統勞爾-卡斯特羅履行他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諾言變得很困難。

不接受美國援助

華盛頓星期一說，美國把早先準備援助古巴颶風受害者的10萬美元增加到500萬，但是古巴拒絕接受援助。

古巴國家電視台說，哈瓦那對華盛頓的回應是：古巴不會接受來自正在對它實行禁令的美國的捐贈。

古巴政府曾要求華盛頓考慮，至少解除六個月已經實施了46年的貿易禁令，可以讓古巴購買災後重建需要的物資。

但是華盛頓回答，它不會改變自1962年以來的政策，但是會向古巴的非政府組織提供一些救援資金。

俄國、西班牙和巴西都已經向古巴派遣運送人道援助物資的飛機。委內瑞拉也將向古巴提供援助。

遇見古巴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Mon, 01 Sep 2008 05:04:00 +0000

圖、文：朱政騏

(http://www.wretch.cc/blog/chargechu)

台灣古巴後援會編輯部按：作者朱政騏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88-）助理編輯，目前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在香港嶺南大學劉健芝教授介紹下，他參加了台灣浩然基金會拉丁美洲訪問團（2008年5月1日至23日），該團共有四人參與，只有作者是在學學生，其中古巴行程是4至12日。

(1) 台灣茶在哈瓦那的海關

「先生，可以看一下你的行裏嗎？」一位年輕的女性海關指了指我放在推車前端的行裏箱。

哈瓦那機場的大廳非常乾淨、清爽，人不多，廣告看板也少，只有哈瓦那俱樂部（Havana Club）蘭姆酒和COHIBA雪茄的廣告，以及寫著Viva Cuba！（古巴萬歲）的看板。正當我興奮的跟著看板上文字喃喃地唸著「Viva Cuba」的時候，竟被海關攔了下來。

「糟糕，這趟行程打算拜訪很多單位，帶了一大堆茶葉當禮物，偏偏就放在被點中的那個行裏箱。」我心裡暗忖不妙，還好海關小姐的態度非常友善，笑笑的問我：「你是來這裡唸書的學生嗎？你的行裏很多喔。」一大箱出門一個月的換洗衣物和日常用品；另一大箱就是茶葉和資料。我慢慢把行裏打開，一邊想著要怎麼解釋這一大箱茶葉。「我來拜訪一些朋友，這些是要送給他們的禮物。」箱子打開的剎那，她也嚇了一跳，時間似乎暫停了好幾秒鐘，她才開口說：「很抱歉，這可能要交給我們長官處理。」

過了一會兒，來了一位大叔，把我帶到旁邊的辦公室，叫我自己打開行裏箱，把東西都拿出來。大約有25罐茶葉、30個銅製書籤和好幾本書。這些東西排在桌上還真壯觀，讓我聯想到「警方破獲販毒集團」記者會的場面。大叔問我裡面裝的是什麼，我打開一罐茶倒出來自清：「只是茶葉而已，我要送朋友的，而且我之後還要到其他國家，不會全部留在古巴。」

※ 哈瓦那午後街景, 沒有流浪漢和乞丐,人民的體格健壯, 精神奕奕。

「不，這樣不行。頂多3到5罐還可以接受，其他的明天就必須銷毀。」大叔說。

「那我寄放在這裡，等我離境時再拿？」

「明天就銷毀了，等不到你離境。」

大叔態度始終堅定，但也還算和善，一直告訴我「真的沒辦法，我都已經看到了，又不能當作沒看到、不處理啊！現在觀光客越來越多，對於食物、植物一定要嚴格把關，否則古巴的公共衛生和食品安全都可能受到傷害。」

※ 賣花生米的老婆婆，一壯碩，一壯碩太多。

「說得好！但我不只是觀光客。我準備要去參加『馬克思與21世紀的挑戰』研討會，我是古巴的朋友，絕對不會傷害古巴的。」我拿出列印的會議資料。

「台灣來的？我知道『中國或台灣，兩個選一個』，台灣人也會來參加這種會？」大叔突然變得有點像朋友，偷偷跟我說：「其實我挺喜歡台灣，台灣的電器相當好。」

電器？古巴不是才剛開放使用個人電腦，而且看大叔的年紀應該對電腦很陌生吧？他說那句話的時候指了指電風扇，難道台灣有什麼風扇外銷古巴嗎？

我見大叔態度轉變，立刻告訴他：「我們還有古巴後援會咧！只是還沒正式成立而已。」大叔聽了非常驚訝，直問：「真的嗎？」

後來大叔開始慢慢地把倒在桌上的茶葉抓回罐子裡，蓋起來，對我說：「你走吧！」

「帶著茶葉？」

大叔縮縮脖子，說：「古巴之友。」

我趕緊將行裏重新收拾好，並拿一罐茶葉送他，大叔連忙拒絕，說不用客氣了。我又拿出銅書籤，跟他說剛才外面的那個海關女孩好像很喜歡，請他幫我轉送給她，大叔才收下書籤。

初遇古巴，就有如此特別的遭遇，感受古巴人強烈的集體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為古巴社會把關，所以堅持。但，集體的邊界又不是那麼分明而排外，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理想，就可以成為其中的一份子，不再有血緣、膚色的隔閡。我在哈瓦那的第一天，體會到海關大叔的國際主義情感。

(2) 有尊嚴的勞動者

第四屆「馬克思與21世紀的挑戰」國際研討會在哈瓦那會議大樓（Palacio de Convenciones de la Habana）舉行，與會者以拉美國家為主，除了古巴本地人之外，墨西哥、薩爾瓦多、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都有不少人參加，其次是歐洲和加拿大，亞洲只有一位印度的發表人，和我們幾位來自香港與台灣。今年適逢切‧格瓦拉（Che Guevara）80周年冥誕，因此會議第一天上午的開幕儀式就非常精彩。

※大會議場。左前方會議主題看板是金屬材質，沒有寫屆數和年份，可重覆使用，非常「環保」。除了會議名稱，看板上也寫著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主辦單位準備了幾段格瓦拉身前的影像，包括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的片段。由於影片沒有翻譯，所以我實際上不知道格瓦拉到底說了什麼。接著是致詞，上台講話的都是女性，唯一的男性是會議負責人何所思（Jesús）教授，再來則穿插演唱了幾首格瓦拉的紀念歌曲。

(※嘉賓演唱歌曲紀念Che，请聽、请看：http://tw.youtube.com/watch?v=tU80ajunk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Wp6zcW5tNP0)

會議全程同步翻譯，主要是英語、西班牙語雙向翻譯，某些場次還有葡萄牙語、義大利語的翻譯，專業的素質很不錯。不過第一天中午1點一刻左右，翻譯突然停止了，現場少數需要依賴聽英文翻譯的人立刻面面相覷，有人舉起耳機向主持人反應沒有翻譯，打斷了正在發言的人。原來，午餐時間到，口譯人員準時休息，何所思教授夫婦與現場能通西語和英語的人，主動坐到我們這些少數完全聽不懂西語的人身旁協助翻譯。沒有一句抱怨或一絲不滿，他們也並非事先安排的工作人員，卻都那麼自發而自然的互相幫助，這對古巴人來說似乎司空見慣，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幫我翻譯的朋友說：「他們同步口譯是很辛苦的工作，現在不休息，待會兒2點又要開始下午場次了。」

對於早已將「顧客至上」、「顧主最大」等教條內化為行為準則的我們，簡直像見證了一場奇蹟。對我們而言，打一份工、做一件差事，是為求三餐溫飽的不得不然，工作可以杳無樂趣與成就感，因為作一位好員工首先就是要放下尊嚴、拋棄會思考的頭腦（或者只能循著雇主、顧客允許的方向思考）。反正下班之後或工作之外的時間才是「生活」，只有在短暫的消費時才能變成顧客，因此常常也對同為受雇者的服務人員頤指氣使。

有人必須日以繼夜的拼命超時工作，有人卻連一份簡單的差事都找不到；有人必須毫無尊嚴與樂趣的咬牙勞動，有人卻可以不勞而獲又高高在上；有人孜孜不怠的賣命工作一生也無能力消費什麼，有人卻可以一夕暴富而豪奢放逸的消費。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竟是如此荒謬的世界！

在拉美，兩極分化的景象十分鮮明，無論是墨西哥、巴西或瓜地馬拉，五星級旅館旁盡是餐風宿露的乞丐，里約熱內盧高樓華廈與貧民窟混雜的地景，更是令人震撼。相較之下，古巴的成就更加顯得難能可貴。古巴雖然沒有美式民主意義上的「人人平等」，卻擁有更多在生活上的實質平等。

※ 哈瓦那港口的黃昏，七隻海鷗在飛翔。

有尊嚴的工作和生活在古巴是普遍被接受的價值，絕不僅口譯人員不超時工作，其他人會主動互相幫忙而已。第一天會議結束後，我趁著天色尚明的時候跑去著名的哈瓦那港口，黃昏時好多人在港邊釣魚、玩耍，有人連魚竿都沒有，拉著一條線竟也能釣起魚來。海面上的海鳥與人爭食，一會兒俯衝入海就叼走一條魚，其實，海鳥並未與人「相爭」，反而更像一起「分享」海中的魚鮮。

※垂釣、單手釣、拉竿、游泳，分享魚鮮人和鳥。

我的晚餐在哈瓦那一家餐廳解決，那是一家只收CUC（古巴外匯卷），本地人不會光顧的餐館。在古巴，「豪華」的晚餐仍是以米飯、Yuca（類似地瓜的食物）為主，加上一塊不算大的雞肉、豬肉或魚肉而已。

由於是市中心觀光地區的餐館，用餐中有一對老夫妻帶著一位小女孩到桌邊賣唱，唱的當然多半是觀光客熟悉的「關達拉美拉」（Guantanamera）和我不知道歌名但又熟悉旋律的歌曲。我放下餐具專心的聽著他們演唱，心中有些難過而坐立難安，心裡感嘆：「在資本主義強襲的浪潮下，即使古巴也有人需要靠帶著稚童賣唱維生。」

老夫妻一人彈吉他，一人搖沙鈴，歌聲真好。連唱了三首歌之後停了下來，小女孩拉了拉老太太的衣角，好像不耐煩吵著要回家了，老太太彎下腰在女孩臉頰上親了又親，摸摸她的頭，小聲的講了幾句悄悄話，接著，老夫妻唱了最後一首歌。

※老夫妻走唱、小女孩在後。

本以為一定是小女孩會拿著缽碗到各桌要錢，沒想到竟是老先生自己拿了一個帶柄的木碗走了過來。我激動的站起來和他握手，原來小女孩只是跟著一起出來，並沒有乞討或要人同情的意思，老夫妻是有尊嚴的賣唱者，拒絕利用小孩來博取同情。我把身上帶出來的CUC扣除飯錢後全都給了他，老先生高興得又跟我握了一回，我跟他說：「Viva Cuba」（這是我當時唯一會的一句西班牙語），他也回我：「Viva China」。

有尊嚴的工作，工作得有尊嚴，在古巴如此普遍，馬克思所謂「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在此得到最佳的註解。誰要是還將它繼續刻意扭曲或誤解為機械式的「屁股決定腦袋」，那麼，請到古巴走走吧。

(3) 我們都是一家人，玩棒球

將「communist」翻譯成「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對於在台灣從小耳濡目染各種「反共宣傳教育」的人，很容易會望文生義的聯想到「共產共妻」、「吃大鍋飯」、「同穿一條內褲」等荒謬又無厘頭的景象。其實「communist」和「community」字根同源，而「community」常被翻譯為「社區」、「社群」或「共同體」，說白了，在共同體之中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或「我們都是一家人」。

任何共產主義者都不會要求個人在消費上必須共享，畢竟喜歡香蕉還是芭樂的口味不同，每個人的需要也不盡相同。共產所「共有共享」的「財產」指的是生產資料，在生產資料共有的共同體中，「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試想在家庭這個小的共同體裡，我們不會向牙牙學語的幼童，或雞皮鶴髮的長者抱怨其「沒有貢獻」，也不會告誡因病而無法工作的小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在共同體中，貢獻與收獲往往不成比例，但既然我們都是一家人，共同生產出來的財富，當然給最需要的人使用，儘管偶有埋怨，也絕不會要求按勞分配，遑論按佔有財產的比例（股權）分配。

理想的社會本當如此，即便古巴革命近50年來已有許多改變，卻可能仍是當今世上最接近於此理想的國度。

第二天會議結束，我又來到哈瓦那的街上。有一群年輕人在路邊的空地「打棒球」，我心想：「哇！從小就一直是中華隊勁敵的古巴棒球隊，果然和巴西的足球一樣，是個全民運動，路上就可以看到有人在玩棒球。」（後援會按：今年世界青棒賽台灣中華隊30日提前在七局以3比13輸給古巴隊）

我走過去想要近一點「刺探軍情」，沒想到他們玩的「棒球」竟然是保特瓶蓋，而用的「球棒」就是一根與掃把差不多粗的小木棒。

「哈囉！我從台灣來的，棒球也很厲害的地方，知道嗎？」我比了比揮棒的姿勢，接著說：「但是你們更行，連這麼小的『球』都打得到。」

我不確定他們有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不過看我比手畫腳的模樣，他們都笑了，拿木棒的年輕人對我揮揮手，叫我過去，把木棒交給我。「好在我的運動神經不錯，也還打過一陣子棒球，拿起棒子至少有模有樣。」我心裡雖然這麼想，但還是不知道自己碰不碰得到「球」。

第一球，揮棒落空；第二球，揮棒落空；第三球……打擊出去，不是打得很遠，但好險沒有直接被三振。沒想到所有人見我終於打到「球」，都跟著一起歡呼，連站在附近公寓陽台的人都加入，對著我們猛揮手。

這可能就是卡斯特羅所謂「體育運動既不是為了獲得榮譽，也不是奪取金牌，而是促進人民的身心健康。」在台灣，如果不是常設球隊的練球，大家總是要組織一場「友誼賽」，非要爭個輸贏才好玩，似乎少了競爭的投打練習就會覺得無趣。但是我和他們玩了一陣子，沒有分隊，輪流投打，大家說說笑笑，還沒輪到上場的人，有的自己在旁邊翻跟斗，連我這有語言溝通障礙的外地人也自然的和他們玩在一塊兒。

天色漸暗，「棒球隊」因為已經看不到「球」而解散，我吃了簡單的晚餐後準備搭車返回旅館。「計程車？您要計程車嗎？」兩個看起來大約廿來歲的年輕人問我。

古巴的國營計程車是白色的，照錶收費，不過也有不少私家車在兼當計程車，通常就是這樣站在路邊拉客。我問他們：「到Hotel Palco要多少錢？」

那個子較矮的年輕人說：「12 CUC。」

「太貴了。」我說，因為坐國營計程車大約是10 CUC。

「喔，那8 CUC好了。」他主動降價了。高個子的年輕人聽他說只要8 CUC，立刻著急的把他拉到一旁，從高個子的肢體語言看來，彷彿是在責怪他怎麼開價這麼低，見高個子往旅館的方向指了指，又用手像指著地圖一般比畫……要經過圓環……再左轉、右轉，好遠好遠啊！聽得矮個子年輕人一臉懊惱，不知所措的猛搔頭。

我跟他們說：「就10 CUC吧！如何？」

他們聽了喜出望外，一口答應。哈瓦那果然是個活的汽車博物館，他們的私家計程車外表看起來大約有20到30年的歷史吧，手排換檔時還會嘎嘎作響，但他毫不在意，挺能自得其樂的以簡單的英文一路介紹哈瓦那的風光。「看，那裡是港口，漂亮吧！」、「那裡是以前美國大使館，哈，插滿黑旗。」汽車嘎了一聲，他被嚇了一跳，自己又哈哈大笑起來。

後來我發現，古巴人對觀光客開的價，通常就是比一般行情價高1至2成而已，不會把10元的東西開出100元的價，再慢慢來討價還價。

我把這個觀察告訴會議中認識的古巴友人，他說：「我們從學校裡就有告訴大家，古巴現在的經濟非常倚重觀光，所以我們不能為了個人的私利，開高價訛詐觀光客，否則以後就沒有人要來古巴觀光了。我們對觀光客都很友善。」雖然他的話可能要打些折扣，因為我曾聽過其他朋友對古巴的一些抱怨和批評，但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言，這些話至少不誇張。

儘管距離革命已經將近50年，古巴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許多習性仍保留了下來。最常聽他們驕傲的說：「我們有免費的醫療和教育，所以不會有人讀不起書，或者生病沒藥醫。」改革開放的吸引力很大，不過古巴人也非常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成就，我永遠記得The Power of Community片子裡的一句話：在古巴，你請大家節約用電共度艱難時期，幾乎所有人都會配合；在美國，你若是提出同樣的要求，得到的答案會是「憑什麼？我有繳電費啊！」

(4) 哈瓦那的麻婆豆腐

※ 偷雞摸狗之一：私賣雪茄，有買沒買，都是朋友。

「平均工資？」哈瓦那唐人街天壇飯店的陶老闆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我的天啊！你果然是知識份子，什麼平均工資、平均工資，古巴不來這一套！你這是知識份子才會問的問題，外行！哈哈，真是外行！」

哈瓦那的唐人街並不長，短短不及1千公尺，是古巴唯一准許私營商家的地區，一樣是大紅燈籠高高掛，看起來和其他地方的唐人街沒什麼兩樣。據說哈瓦那的華區曾有3萬華人居住於此，但如今看起來卻不怎麼體面，高高的牌樓後方，僅存的戲院已經關門大吉，對面的一排餐館倒是還在營業。

甫走入唐人街，一位身穿旗袍的古巴姑娘就拿著菜單過來招呼：「先生，請問你要點什麼？我們有麻婆豆腐、炒飯炒麵、紅燒豬肉……」

「哇，妳的中文說得真好。」我說。

姑娘瞪大了眼睛看著我，遲疑了一會兒，繼續恢復笑容說：「先生，請問你要點什麼？我們有麻婆豆腐、炒飯炒麵、紅燒豬肉……」一面說著，一面挽起我的手就要將我往店裡拉。

我趕緊婉謝了她的盛情邀約，因為我還想多看看整條街的模樣，怎麼可以在第一家店就「淪陷」了。我繼續往下走，短短的一條街裡，有藥局、餐館還有書報攤，書攤上賣的仍然是以西班牙文書為主，不過從書的封面有太極、龍、孔子的圖案看得出和中國有關，至於中文的都是些古書，包括道德經和論語。

「歡迎光臨」、「你好」、「晚安」甚至有人對我說：「空巴哇」（日語的「晚安」），一路上中文不絕於耳，但整條唐人街除了我們一行三人之外，沒有其他任何華人。有些外國光觀客用筷子吃著看似義大利麵的「中國炒麵」，還有人拿著刀叉吃著豬排。街尾最末有一家「天壇飯店」，是古巴友人告訴我們目前僅剩的一家由華人經營的餐館，不過站在門口的服務生仍是兩位古巴人。

我用中文對他們說：「請問老闆在嗎？」

男服務生一聽，立刻跑進去拉了一位中國青年出來，青年略胖，約莫30出頭歲，見到我們就招呼：「您好！我是這兒的大廚，各位想來點兒什麼？」我們點了幾道菜，飯店的陶老闆才從屋子裡走了出來。滿臉油光，體型肥胖，彷彿開餐館的華人大多都是這個模樣。

陶老闆是大嗓門，言談中一直暗示或明示他與古巴政府高官的關係良好，也不斷誇耀自己是個「古巴通」，因此當我提及「平均工資」的時候，登時成了「不懂古巴」而被他訕笑的對象。

他說：「平均工資有個屁用，你看他們平均工資很低，以為他們很可憐？其實每一個都多的是偷雞摸狗的生財之道。」

「我知道，他們有免費的醫療和教育，所以工資只是……」

※ 偷雞摸狗之二：算個命，不準，沒事，逗個趣。

「唉唷！共產國家哪個不吃大鍋飯？除了這個之外，你能說出幾個他們的生財之道嗎？就以你這幾天的觀察，喝，知識份子！」陶老闆不等我的話說完就打斷，反倒出了個考題給我。

「呃……賣工廠流出來的雪茄；開私家車當計程車；還有賣唱、賣藝，嗯……還有賣淫吧！我深夜在哈瓦那的街上見過幾個小姐在拉客。」我把所知的「偷雞摸狗」的賺錢方式都說了。

陶老闆滿意的點點頭，說：「不錯嘛！說對了不少，你有沒有碰到拿著格瓦拉硬幣（3披索硬幣）要賣你的騙子啊？」

「有，不過我沒跟他買，後來某位好心的店員送了我一枚。因為我請他找我本地披索，不要找給我CUC，他知道我喜歡那個，就送了我一枚。」

「嗯，還有像我們開餐館的，每天都有人拿雞蛋、雞肉或豬肉來賣，那也是私下的額外收入。」陶老闆補充。

我知道古巴並不完美，但已經有太多人無時不刻想要提醒我們這一點。當你說古巴人大多能免於飢餓，就有人告訴你古巴的性別仍然不平等；當你說古巴的農業全是有機生產，就有人告訴你古巴的政治不自由；當你說古巴人精神奕奕、體育與生活結合，就有人告訴你古巴有各種偷雞摸狗的事。

一個遍植甘蔗的小島，糧食、工業用品、能源幾乎全部仰賴進口，在蘇聯垮臺後國際間一致認為接下來要倒臺的不是東歐、也不是波蘭，而正是古巴。然而，古巴撐了過來，在艱難時期古巴人平均每人減少20磅；有將近25%的人口成為營養不良，但是古巴撐下來了。先求溫飽，再談道德，一向就是草野小民的「道德觀」。

帶著陶老闆「在地觀點」對古巴的批評，隔天早上就是會議的最後一天，上午議程結束後，我們一行人就離開Hotel Palco，參加古巴農業與林業技術員協會（Cub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Technicians, ACTAF）主辦的都市農業參訪團，旅行社一樣是國營的，先預收了後面幾天行程的所有費用。在古巴，信用卡很不普遍，所以繳費時總是要拿著一大疊面額20 的CUC慢慢算給對方，說真的，來古巴觀光並不便宜。

上了「中國宇通」的巴士後，中午和其他參加都市農業參訪的團員先會合吃午餐。由於我們四人在議場已經吃過，就只點了飲料。

午餐時一樣有人現場演奏，同團來自加拿大法語區的美女Claudia和翻譯Otto還跳起舞來。午餐結束後，準備啟程，餐廳的服務生卻要向我們四個只點飲料的人收費。

「我們不是已經付過吃飯和住宿的費用了嗎？」

「沒錯，你們的行程包括了午餐。」服務生回答。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付錢呢？」

「因為你們沒有點午餐。」服務生進一步解釋：「午餐包括麵包、三明治、飲料1杯、咖啡1杯和一客冰淇淋。但是你們只點了飲料，沒有點午餐。」

「不能假裝我們點了這些，而我們只喝飲料嗎？」

服務生義正詞嚴的說：「那可不行，你們沒吃，就少算你們四份午餐的錢，那是旅行社之後要退給你們錢；要是算你們有吃，但實際上你們又只喝了飲料，那麼國家就會多付錢給我們，變成我們造假貪污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把午餐的內容通通吃了，就不用付錢了嗎？」

「沒錯！」過了一會兒，服務生幫我們把所有的三明治、麵包等通通打包，讓我們帶上車。

在古巴用餐，還真是餐餐都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啊！

(5) 從「甘蔗共和國」到「都市農業」

※ 綠地上方的紅色看板queremos que sean como el，意思是：「我們都希望像Che」（Fidel字小、白色，不明顯許多）

離開哈瓦那向東行，前往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的路上下起雨來，這幾天全是豔陽高照的大熱天，難得遇到雨水，頓時感覺四周的空氣都清爽了起來。原本酷熱的天氣，配上「中國宇通」巴士的超強冷氣，下車滿身大汗，上車立刻冰天凍地，往返幾回，忽冷忽熱，身體已經有點不適，還好此時天降甘霖，下起午後雷陣雨。車外不再酷熱，同時請司機大哥把冷氣調小一點，總算免了車內車外溫差太大之苦，而且下車時還可以聞到淡淡的泥土清香。

古巴的公路算是狀況良好，沒有太多坑坑洞洞，下雨時也不至於泥濘難行。巴士中途停在路邊的販賣部讓大家下車吃點東西、喝些飲料，路邊掛著一幅「古巴五勇士」的照片和事蹟（可參見後援會古巴通訊第13期），聲援五勇士的巨型看板也掛在革命紀念廣場José Marti和Che Guevara像的側面建築上。在古巴，路上可以看到一些政治宣傳的看板與口號，關於Che Guevara最多，其次是古巴國父Marti，偶爾有些卡斯特羅的肖像，最近勞爾的照片開始參一腳。

有人說，這是獨裁者的愚民政策；也有人說，這是為了轉移人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刻意塑造出來的英雄和外部敵人。這種看似放諸四海皆準的分析，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有一位從事都市農業的農民卻反對這種看法。

「政治、政治、政治！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政治，政治無所不在！如果沒有國家的力量，我們絕對做不出這些成果，如果沒有政治的力量，這一切就不可能推行。」農民大哥激動的用西班牙語講了一大堆，透過翻譯，我大概了解他的意思。

原本大家的話題都集中在「從事都市農業的收入多少？」、「這一塊地有幾個人負責？」等問題，我只是好奇的問了：「想知道都市農業作為一種國家政策在推行，與一般商業推廣的有機農業有沒有什麼差別？」沒想到，站在一旁的農民大哥聽了，既不顧解說員正準備回答，也不管有沒有翻譯的問題，就拉著我激動的用西班牙文一直對我說。

在冷戰時期，古巴所謂的「傳統農業」是依賴石化燃料和機械化的耕作，並且也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全國可耕地面積中有63%為國有農場，其中甘蔗的種植面積為糧食作物的三倍多，可以說古巴就是一個甘蔗島、「甘蔗共和國」。由於耕作方式及糧食無法自給自足，所以當時古巴十分仰賴蘇聯的「照顧」。當蘇聯解體後，古巴立刻陷入嚴重的經濟與糧食危機，於是古巴政府將41.2%的國有農場改為2000多個合作社，並釋出17萬公頃的土地給個體農戶。

都市農業其實早在1970年代即已開始推廣，利用這些都市裡的閒置空地進行耕作，主要以種植蔬菜為主，土地為國家所有，只有從事農業耕作才能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此外，都市農業最大的困難在於水源取得，所以政府也幫忙解決水的問題，不論是以水車運送，就是輔導採用統一的集水器和灑水設備。同時，鼓勵街坊成立合作社，人數從1、2百人到30、40人不等，大家分工合作，從生產、加工、銷售和設備維修都由合作社成員負責。因此，生產所得除了每一戶自己食用之外，利潤的分配有80%歸勞動者所有，15%為政府稅收，另外5%則用於設備的維修等。

藉著這種化整為零的耕作方式，古巴不但擺脫了對化肥、石化燃料和大型農耕機械的依賴，全島皆為「有機生產」，目前都市農業可提供古巴60%的蔬菜消費，也供應都市居民50%的熱量需求。並且從事都市農業的農民對自己的收入也很滿意，每個月可以有800到1500披索不等（有資料上的數字是更多，但訪問的結果是如此，不知是否農民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實際所得，所以故意說少一點）。

雖然表像上是化整為零，不過觀察許多都市農園的耕作、集水、除蟲和堆肥的方式之後可以發現幾個相同的模式，原來是政府透過像ACTAF這類的組織進行技術輔導；每個鄰里合作社幾乎都有一個小型的器材維修站，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真的是「政治無所不在」，或者說「政治為人民服務」也許更貼切。

「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如果沒有維持社會主義的體制，很可能取代政治宣傳看板的是各式各樣的商業廣告，不斷的告訴你「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消費者至上（但從不談大多數人必須先成為無尊嚴的生產者，才可有能力消費）」，這些難道不是另一種「政治宣傳」嗎？有成千成萬民眾自願組成合作社的古巴，民眾實質參與公共事務和自治自理的經驗，會比人人自掃門前雪的台灣少嗎？不可否認，古巴仍有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不過相形之下，我們憑什麼站在「民主」的制高點批評古巴是獨裁、不民主呢？

吃了一個三明治又喝了一杯果汁，天氣放晴了，走出販賣部小店的門口，回頭看一看那幅五勇士像，再回想那位農民大哥的話，這種「政治宣傳」好像比充斥四周的廣告要親切多了。

※ 現在，革命的政治；比商業的政治，可親。

(6) 古巴的夜生活，百年的砲聲：巧遇800位中國學生在哈瓦那學習西語一年…

※ 夕陽西下，今晚九時，百年砲聲再次作響如昔：夜生活，開始…

轟！

每晚九點，在哈瓦那港口附近都會聽到一響轟隆的砲聲，原本不明究理以為那是對準邁阿密的方位，在「向美國示威」。直到親自去了莫羅─卡瓦尼亞城堡看過「開砲儀式」之後，才知道這個傳統已經延續了百年有餘。

位於哈瓦那港邊大道東端的一座臨海小山上（與著名的耶穌雕像同側），佔地11公頃，是美洲最古老、規模最大和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防禦性建築之一。城堡裡現在有餐廳、商店和一間小型的格瓦拉博物館，傍晚六點以後入場，觀光客須購買6CUC的門票，白天門票只要4CUC，為什麼晚上入場門票要多2CUC？就是因為晚上九點有開砲儀式的表演。

逛了一下格瓦拉博物館，裡面就有三台照相機，加上聖塔克拉拉紀念館裡的收藏，可知格瓦拉對攝影的喜愛。城裡的地面上放著一堆一堆的「砲彈」，還有數門砲管，從博物館出來發現外面的人變多了，也有一些小販進來擺攤，賣些手工的小玩藝兒和草鞋、衣服等。同行某位愛好杯中物的友人，買了一杯古巴著名的調酒莫希多（Mojito），是用新鮮薄荷葉加上砂糖、檸檬汁、冰塊、蘇打水和蘭姆酒調製而成，我嚐了一口，味道非常清爽。

天色已暗，城裡的人也越來越多。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正好巧遇一群來自中國大陸的西班牙語學系的大學生（本科生），他們說今年有800位來自中國的西語系學生來古巴完成大學第一年的課程，明年還會增加到1000名，機票和食宿已包含在學費裡，由兩方政府吸收，學生不必另外付費。古巴老師帶著一大群中國學生來看開砲儀式，他們比照本地居民，不需要買門票，學生們也是第一次來看儀式，嘰嘰喳喳，興奮非常。

八點半左右，城裡的燈光全部關閉，點起地上一處處的火炬。接著，約一個班的

隊伍以整齊的步伐進場，身著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白色軍服。我納悶：「如果是向美國示威的開砲，怎麼會穿著殖民時代的服裝？」

其實「莫羅城」是西班牙國王下令築於16世紀，至18世紀才又建造了「卡瓦尼亞城」，兩城相連，抵禦當時來自英、荷等國的海盜，從那時起，每晚九點皆會鳴砲，提醒民眾城門即將關閉。革命後的古巴，向來與各國友好，反而是美國對其長期禁運封鎖，甚至暗殺顛覆社會主義政權，所以古巴不僅實質上從未主動挑釁美國，連這種開砲的象徵儀式也不然。

轟隆一聲，砲彈擊發，黑暗中除了火炬，就是密密麻麻的閃光燈此起彼落，看來這個古老的習俗，現在也成古巴重要的觀光資源了。

在哈瓦那，或者說在古巴各地，夜生活都非常的驚彩豐富。我在古巴去過兩次酒吧，一次在哈瓦那，門票要5CUC，舞台上各色燈光四射，台下昏暗，觀光客較多，但本地人也不少，很多人隨著台上的現場演奏起舞，感覺比較像舞廳。另一次則在Sancti Spiritus（古巴中部）的一個小鎮，當天據說是為了慶祝鎮上獲得「整潔績優」之類的表彰，晚上一大群居民聚集在廣場上演奏音樂和跳舞。古巴當地的翻譯Otto說：「管他是什麼原因，反正就是找機會聽音樂、跳舞！」整個小鎮的夜晚是熱鬧的，我們後來找了一間酒吧坐下，喝著蘭姆酒加可樂或汽水的「自由古巴」（Cuba libre）──這是1898年美西戰爭後，古巴於1902年獨立建國，美軍為慶祝古巴獲得「自由」，把可口可樂加入蘭姆酒中飲用，現在卻成為古巴最簡單、最普遍的調酒。

聽著音樂，一位古巴的老先生來邀請與我們同行的非裔美國女生Maria跳舞，老先生乾乾瘦瘦但是精力十足，跳完一首接一首，不亦樂乎。過了一會兒，沒想到有一位約莫50多歲的女士，走過來邀我共舞。「是我嗎？」反而是我有點驚訝而害羞得不知所措，唉，在習慣男生主動、女生被動的文化下生活久了，一時之間還真是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就很矬的跟著跳起四肢非常不協調的舞步。

古巴男女之間平等而自由的交往、互動，這種氛圍，或許比很多地方都來得開放吧。

夕陽，月亮，太陽，無限美好：奮鬥的朋友有福了，歡迎來古巴。

『我們不會背叛所有戰鬥中犧牲的先輩』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Mon, 01 Sep 2008 03:26:00 +0000

--- 在聖地亞哥突襲蒙卡達和巴亞莫兵營55週年紀念日大會上的演說　　

勞爾·卡斯特羅　　

2008年7月26日

(英譯：《格拉瑪》報, Granma Internationalism http://www.granma.cubaweb.cu/2008/07/27/nacional/artic22.html) 　

(中譯：青年共產主義者 http://redland.blog.hexun.com/21485656_d.html)

聖地亞哥的女人和男人：　　

同胞們：　　

對一個國家的生命來說，五十五年是一個不長的時期，但用來證明七月二十六日是古巴歷史新時期的開始已經足夠。　　

在菲德爾同樣在這裡紀念突襲蒙卡達兵營20週年的演說中，他重溫了傑出的共產黨領導人，同樣也是一位卓越知識分子的魯文·馬丁內斯·比列納（Ruben·Martinez·Villena）下面這些燃燒我們激情的詩句:　

我們需要一場戰鬥去消滅惡棍　　

去完成革命的工作　　

去為暴行下的死者復仇　　

去消滅頑固的殖民主義無賴　　

然後那些無奈的結局，那些努力和飢餓，　　

那些傷者和死者才不會白費　　

然後共和國可以保護自己！　　

去完成馬蒂大理石的夢　　

我們的孩子才不用跪地乞求　　

但父輩為我們奮鬥來的國家在殖民者腳下。　　

然後菲德爾這樣總結說：　　

然後菲德爾這樣總結說：「魯文：七月二十六日就是你要的戰鬥。」

自從1973年那場值得紀念的盛會之後，我們古巴人經歷了數不清的困難和黑暗。而正是人民堅持自己立場無比堅定的決心和對勝利的堅定信念使我們可以懷著驕傲和樂觀慶祝這次新的週年紀念。　　

報紙《格拉瑪》有足夠的主動精神，前幾天他們就開始複製那份講稿，並將其分為十五個部分。自從革命領袖那天進行闡述之後，我們更詳細地講述突襲蒙卡達兵營的背景，原因，條件和結果就變得那麼重要。　　


年輕時的勞爾·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在游緊戰爭期間

年輕時的勞爾·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在游緊戰爭期間

那場演說不僅提供了對過去的那些日子特殊的透徹分析，同樣提供了對未來會有的嚴酷現實精確而清晰的預計。　　

在1973年一個類似今天的日子，菲德爾斷言，拉美人民唯一解救自己的方法就是聯合起來並消除帝國主義對他們的支配，因為只有那樣他們才能在人類共同體中佔據自己應有的位置。　　

至於提到我們的處境，他說道：　　

「只有那樣，我們面對未來二十五年將會增加到六億的人口所帶來的龐雜的經濟、社會、人權和食物問題時，才能有足夠的能力去解決它們。只有那樣，我們才能參與到將會影響未來生活的科學和技術革命中去。只有那樣，我們才能自由。」　　

後來，他警告道：　　

「……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奢侈和浪費正在耗竭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比如價格正在不可思議地飛漲的石油。」。　　

這些似乎今天剛剛說過的話，他在35年前就說過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兄弟國家阿爾及利亞的總統，古巴親密的朋友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 (Abdelaziz Bouteflika) 會在正式場合說：　　

「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和菲德爾同志成為朋友，他從來沒有讓我們失望。菲德爾有著令人驚奇的能力，他可以去未來旅遊，然後回到現在並解釋未來所有的東西。」　　

自從那個七月二十六日之後，五十五年已經過去了。1953年不僅證明奧連特（Oriente），特別是聖地亞哥和巴亞莫的決定是對的，它同樣重新開始了那時還未完成的古巴革命。在這片孟此(mambises,貌似是瑪努埃爾‧那瓦羅‧魯納《孟此的詩》（Los poemas mambises）中讚揚的偉大愛國者——譯者注)和反叛者的不屈土地上，就像在全古巴島，我們人民光榮的愛國革命傳統仍然活著。　　

從1959年的最開端，這個國家就開始下大力氣去發展今天這個國家35%的人口所居住的東部，然而，與國家的其他部分相比東部仍然落後。特殊時期（指古巴在蘇東劇變後的「和平階段的特殊時期」，此時古巴各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譯者注）和自然災害曾以特殊的力量襲擊這裡。這妨礙了我們以更快的速度前進。　　

我們知道還有大量需要解決的問題，它們其中的很多鬱結在人民心頭。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到的是，最近我國又運送到東部的有限資源可以被迅速地善加利用。　　

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各種有益於修養和舒適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設施的修繕。　　

在聖地亞哥去年開始的一個對人民有著特殊意義的工作正在很好地進行：導水渠的擴展和重修。這個長期困擾著我們也十分嚴重的問題肯定會在2010年前解決，屆時整個城市將會有全天供水的保障。　　

之後，2011年前，El Cobre城和El Cristo城的導水渠修繕——那裡，同樣的，人們也將會有全天供水的保障——與從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水庫直到Gilbert』s 15.6英里的輸水管道工程都將會完成。這將保障嚴重乾旱時另外的水源。　　

截至目前，231.2英里的主水網管道和370.6英里的次水網管道已經完工。這大約完成了應建工程的三分之一；不過，它已經使超過2.6萬戶，大約11.1萬聖地亞哥人受益。　　

除此以外，15.3英里的主輸水管道已經完工，即整個工程的17%。同樣的，Quintero Uno的水資源淨化工廠會很快完工。這將會提高水資源供應的質量。　　

這項工程所需要的設施是可以得到的。現在，因為大部分的工程要在城市內完成，所以為了使它功能達到最大，應該安排一個備用預案，這樣就能使人們的不便降到最低。這個備用預案就是打開水渠，停止管道的使用，並在該預案測試成功後恢復供水。　　

我們將要檢查工程完成的時間表，這項工作將由那些和與這項工程有關的自然人簽署合同的負責人每月完成。他們是，建設部長菲德爾·菲格羅阿（Fidel Figueroa），水利委員會主席雷奈·梅莎（Rene Mesa），以及該省的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羅蘭多·耶羅（Rolando Yero）。　　

這項工作不僅在這裡進行，還在奧爾金(Holguín), 巴拉科阿（Baracoa），圖納斯（Tunas）和其他東部省，在國家的首都哈瓦那，在卡馬圭(Camaguey)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導水渠中進行，為了這個目標27支隊伍正在奮力工作。　　

我有一點忠告：要分配的水越多，就有更大要求去節約它。水是對任何事情都是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我們應該理性地加以利用。　　

同樣，道路的重建同樣迫切需要我們的努力工作，因為「諾埃爾」(NOEL)颶風損壞了其中的一大部分。還有很多需要做的工作，儘管我們只有有限的資源，但我們在東部省份和卡馬圭(CAMAGUEY)省建好了2218.7英里的土路和混凝土路，同樣修復了受影響的75英里的鐵路，也包括大多數的橋樑及其主要附屬工程。　　

同樣的，橫穿這個國家的調水系統建設工作正在進行中，這將允許我們將水從一個省運送到另一個省當中。我們媒體正在報道這件事情，這使之得到了關注。　　

我將只提到在奧爾金(Holguín)所謂的東-西調水系統，這工程正在以很好的速度進行。這項工程的第一階段馬上就可以完成。這將使得對省會和其他地區的水資源供應成為可能，因為工程包括水管道的重建。　　

這項工程的施工隊擁有必要的設備。除此之外，重聚乙烯的產量已隨著奧爾金(Holguín)和哈瓦那（Havana）的工廠的建設而大大提高，這都將為謝戈德阿維拉省（Ciego de Avila）幾年前已經建好的工廠增加產量。　　

我們還有一項正在執行的巨大投資，不僅涉及現在而且關係到將來。這項工程對於我們這樣一個狹長的島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我們這裡降雨很快流入大海中，所以我們經常遭受嚴重的旱災，但我們可以使用山區和廣大地道以及其他地方的水資源來減輕我們的受害程度。　　

這樣的預防措施將會被所有人，尤其是下一代讚賞，因為他們將會生活在一個飲水資源更加匱乏並更加昂貴的時代。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現在預言將來的戰爭將會因為不可替代的自然資源的儲備而發動。而現在，戰爭正因為石油而發動。　　

一個在與委內瑞拉的石化工業合作計劃中的新投資中的特殊之處是：石油精煉工業的發展、肥料產量的增加以及人造樹脂如所謂的PVC製造業的發展。這與其他物品一起被用於石油房屋的建設。實際上，100個這樣的房屋正在我們所在這個城市的La Risueña社區建造。它們與在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建造的用於測試石油房屋在我們環境狀況中可行性的樣品很類似。　　

同時，另一個重要的進展正在進行——在一些和我們自己公司的例子中以及在其他一些與國外公司合作的例子中——在鎳礦、水泥和其他的採礦業的地區中。這當中的許多工作將會在這裡，聖地亞哥，以及其他一些東部省區進行，雖然它們在全國各個地區都有分佈。例如，「兄弟迪亞斯」（Hermanos Diaz）石油精煉廠計劃發展成為超過其現在規模兩倍的企業，屆時它將成為能夠向我國整個東部地區供應石油的工廠。　　

正如我們去年7月11日在國務委員會上所說的，我們正在對那些地區現存的資源進行不尋常的投資開發，這可以在短期內給予我們回報。我們應該試圖尋找投資者、設計者和建設工人之間可能的最好平衡，以便實現最佳效率並完成已通過的時間表上的每一項工作。　　

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生活在真實的世界性危機當中，這危機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還與氣候變化，能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很多其他問題相關。　　

這樣的情形影響著每一個國家，但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來說更有重大的影響。國際機構已發出了強烈預警。比如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總幹事，他曾經訪問過古巴，發表了勇敢的譴責並為糧食危機無法預計的後果提供了翔實的佐證。　　

同時，從富國的領導人和跨國公司在這場危機面前的消極作為我們可以看出，他們的態度不僅自私不負責任，而且是自殺性的，因為我們窮人和他們一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不管他們是否喜歡這個事實。　　

幾天前，儘管世界銀行——這個沒有人會說它反對資本主義的組織——的行長向工業化國家施壓，希望它們參與到問題的解決中來。但，行長的話被別人當作了耳旁風，儘管他僅僅要求富國們向聯合國糧食計劃貢獻可笑的五億美元。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同陳述了美國擴大生物燃料使用範圍的政策造成糧食問題的嚴重情況。　　

我們人民中的大多數已經擁有了足夠充實的知識和足夠成熟的品格去瞭解這些簡單卻不可忽視的現實。但其他人卻頑固地在這些世界性問題面前閉上了眼睛。　　

我重複一下，革命已經完成，但必須繼續。革命必須繼續去做它能力範圍內的所有事情，使得當前國際危機對人民的不可避免的影響降到最小。然而，我們仍需要及時地向我們的人民解釋這些困難，以便我們能夠更好地為面對它們做好準備。我們必須習慣於接受並不那麼美妙的消息。　　

從給《社會安全法案》初步草稿提的建議中收集到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繼續提供關於這個戰略性重要的問題的信息是必要的。　　

與所有工人一同研究並商議的進程將從九月開始，即在法案十二月被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採納之前進行。這項進程對清晰所有疑惑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將給所有的希望加入討論的志願者提供機會。　　

每個人的觀點都將會被注意地傾聽，不管他們的觀點與大多數人是否一致，就像我們對去年七月二十六日演講的反饋進程中表達出來的觀點所做的那樣。我們不希望遇到這個或其他事物上經常是虛構的「無異議」。　　

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在1953年，就是我們突襲這裡和巴亞莫兵營的那一年，古巴的平均壽命為59歲，幾乎比現在少了20歲。這就意味著現在我們比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人們平均多活5年，就像我曾在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上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會忘記過去的那些事：在蔗糖淡季人們就沒有工作，失業的人總是排著長隊；因為無法支付租金，農民們被趕出他們耕種的土地，工人們被趕出他們的房屋。我們不會忘記乞求施捨的飢餓兒童的悲慘景象，他們無法就醫，也無法上學。　　

數以千計的同胞，包括在蒙卡達和巴亞莫犧牲的烈士，將他們的生命奉獻給了終結菲德爾在《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中總結的所有不公平。對革命前幾乎持續了一個世紀的貧窮和不平等的回憶總是最適當不過，尤其是在71%的古巴人於1959年1月1日之後出生的情況下的今天。　　

勞爾·卡斯特羅（前）、菲德爾·卡斯特羅（右二）和切·格瓦拉（左二）等1958年開展游擊戰爭時拍攝的照片。

我們還有許多希望人民能夠享用的東西，儘管我們今天的現實與那時革命見證的現實已大大不同。我記得在特殊時期（與前文的「和平階段的特殊時期」同意 ——譯者注），一個拉美工會的領導人向他的古巴同事發表演說時說：「你們可能有許多問題，但我知道我的祖國和這片大陸的大部分，還有我自己，將會給你們一個忠告：珍惜你們所擁有的！」　　

雖然我們有著解決所有問題的強烈願望，但我們不能使用我們並不擁有的東西。而為了最好地利用我們所擁有的東西，最好的辦法就是節約所有東西，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燃料。　　

我將重複革命領袖於35年前一個類似今天的日子在同一個講壇上所說過的話，因為我認為這些話永遠正確。他說：　　

「作為一個貧窮、資源匱乏而便於開發的國家，古巴必須努力工作才能在這個大多數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的世界中掙得活路……就物質生活而言，我們人民的目標不能太遠大。」然後他又說：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們的目標是提升經濟和人力資源的最大利用效率，並認真地注意我們的開支和消費。同樣，我們有信心糾正我們因理想主義而在經濟管理方面犯下的錯誤。」　　

最近，關於國有空閒土地的出租和發放教授專家工資的法令（指7月14日古巴取消平均工資制，7月18日，古巴政府宣佈實行土地承包制，見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8-07/21/content_8739228.htm——譯者注）已經發佈。這兩項法令都得到了人民充分的支持。　　

同樣的，一年前我在卡馬圭（Camaguey）談到過一個經驗，那就是，從生產商到食品雜貨店，牛奶的直接運送正在以很好的速度發展。　　

去年的6月30日，在5361個食品雜貨店中註冊的消費者，佔全國154個市可以實現這一進程的消費者中的49%，正在這樣接收牛奶。實際上，今年的前六個月，有五千二百萬公升的牛奶通過這種途徑銷售掉。　　

因此，我們節約了價值超過235萬美元的1800噸燃料。這樣的燃料節約會隨著牛奶直接運送進程的擴展而增加。　　

我們正在努力提高貨運的組織性，因為它是一個足夠可以提供20%的燃料節約的工作。　　

除此之外，另一個經驗是在目前技術水平下16個城市當中為了能源節約而集中交通運輸量的地鐵，除非那些交通工具型號或者它們要做工作的性質會導致不合理出現的地方。結果表明這項工作可以和現在進行的貨運的30%一起完成。我們將以一個能夠保證它的嚴謹應用並防止這個想法的停止的速度，來繼續這份經驗，當然，我們必須去面對某些人無用的反對。　　

在經濟的關鍵部分我們已經取得了進步。石油產品計劃正在一步步地完成，儘管我們都知道它還遠遠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同樣的，它的一部分在我們與外國公司合辦的企業中生產，我們需要外國公司的資金來購買目前高油價下我們需要的材料。　　

旅遊業恢復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截至6月25日，接近130.9萬的遊客到達我國，這意味著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4.8%。而且有些十分重要的事情：為收入這些美元而支出的款項已經減少了。　　

同樣的，我們繼續與其它國家的合作。今年的十一月，這座城市將成為第三屆古巴-加勒比共同體峰會（Cuba-CARICOM Summit）的會場。屆時將會有我們與加勒比共同體的各個國家進行更為廣泛的交流。我們可以肯定，聖地亞哥人必定會成為絕佳的東道主。　　

我們同樣已經決定，在我們這個英雄的城市，我們將慶祝一個極不平凡的日子：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日。過去，現在和永遠：聖地亞哥就是聖地亞哥！　　

在生產發展的同時，我們將繼續關注國家的防禦問題，不管美國下一屆總統選舉結果將會如何。　　

我們的國家的防禦準備正順利進行。2007年11月我們在國家中西部地區的「蒙卡達」軍事演習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結果。本來要在去年七月在東部地區進行這場演習，然而為了避免與劇烈降雨後的重建工作相衝突，它被推遲到去年年底進行。　　

另一方面，叉葉樹（caguairan）行動繼續順利進行。這使我們有能力顯著地提升預備役軍人的素質，而他們可以補充正規軍和民兵的數額。　　

同時，我們繼續進行防禦國家的工程。軍事活動設施的工程調整，武器和其他軍事硬件的升級以及對於官員的提拔和培訓都要繼續。今年有超過兩千名官員畢業，這是近十年來最高的數字。　　

同時，便於卓越地與困苦戰鬥的情形正在形成，在11月，我們將會進行「堡壘2008」(Bastion 2008)軍事演習。　　

所有的同志：　　

當我們想像50年之後的情形時，我們會覺得那可能還是一件相當遙遠的事情；但是，當我回望這過去的55年時，我感覺它們逝去地相當得快。　　

當我們突襲蒙卡達時，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會想到今天能夠到達這裡；當執行著總司令的命令我們於1959年1月1日——正好是突襲蒙卡達5年5個月零5 天之後——勝利地進入這信念支撐的堡壘時，我們仍沒有這樣的夢。我們那時大多是二三十歲，甚至更小一些，而半個世紀對我們而言像是一千年。但如果說我們已經深深地明白了什麼，那就是「逝者如斯夫」以及因懶惰和猶豫讓時間白白流走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這兩條至理。我們必須利用每分每秒的時間，並從所有的經歷 ——也包括我們的錯誤，因為如果它們被嚴肅地分析，它們將教會我們許多——中學到一些。　　

我們需要繼續與人民，尤其是工人，懷著同樣的清晰和信心分析我們最主要的問題和任務。我們需要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而不管那些在國外，企圖從這樣的辯論中取利的人會怎麼說。遲早會真相昭彰。　　

我們需要繼續關心，鍛煉並傾聽我們的年輕人，這樣他們就可以懷著我們「古巴五英雄」（指「五人間諜案」中被美方扣押的五名古巴人，報紙《格拉瑪》的網站上有專題介紹，英文版的在http://www.granma.cu/miami5/ingles/index.html—— 譯者注）的決心、信心和忠誠去工作。我們可以意識到我們要求年輕人所擁有的高度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在他們身上的存在，而且我們相信，他們與毫不猶豫地跟在 1868的塞斯佩德斯（Céspedes）、1895的馬蒂以及1953的菲德爾後面的那些人擁有相同的精神，他們將會配的上他們所在的歷史時刻，相同的困難和榮耀。　　

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是人民有、人民享、人民治（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的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將不會背叛在聖地亞哥和巴亞莫，以及其他所有戰鬥中犧牲的先輩們。　　

在那場突襲之後的日子裡，兵營周圍血流成河，從土牢到地下室，甚至到我曾被關押一夜數小時的那個房屋的陽台頂上——他們把我從我被捕的聖路易斯（San Luis）帶到了這裡。我將永遠不會忘記佈滿陽台頂上我的同志們已然凝固的熱血，那是一幅可怖的畫面。　　

那可怕的場景，那對偉大的Guillermón Moncada名字的褻瀆，只能在目前在這裡學習的數萬名孩子的歡笑和快樂中漸漸遠去。這是變為學校的巴蒂斯塔政權兵營最開始一批中的一個。這是從獨立戰爭到現在，我們全體人民的工作以及那些為相同理想而獻身的先烈的犧牲所得來的勝利果實中的一部分，在古巴，也是在履行我們國際主義者的責任。　　

我們今天的戰役和1953年7月26日開始的一樣。它只在新的背景中以更高的水平進行，現在它是為保護這半個世紀來得到的勝利成果而進行。　　

我們現在面對的敵人要比固守在這座軍營和巴亞莫圍牆後面的暴政士兵強大得多。但人民的力量同樣得到了驚人的增長，這歸功於他們的革命團結、組織性、道德和教養。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同樣有著更充分的理由犧牲我們的生命。　　

五十五年前，一群革命者對統治者的極樂之地發動了猛攻。我們就是那時起受到這個決定的激勵，那是從墮落中解放我們土地並完成馬蒂的為人民爭得正義的目標的決定。

以這個島上所有愛國者的名義，從這英雄之地聖地亞哥，革命誕生之地，我們將這五十五週年紀念日奉獻給您，菲德爾，而且我們要向你說：　　

我們需要繼續魯文要求的，以及你在七月二十六日開始的戰鬥！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革命萬歲！　　

自由古巴萬歲！

「社會主義是要活出人類真正的道德價值」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22 Aug 2008 05:56:00 +0000

─ 專訪：切．格瓦拉兒子卡美路．格瓦拉

訪問者：張翠容
2008年08月02日

(http://chuiyung.blogspirit.com/archive/2008/08/02/%E5%88%87%E6%A0%BC%E7%93%A6%E6%8B%89%E4%B9%8B%E5%AD%90%E8%88%87%E7%88%B6%E8%A6%AA%E7%9A%84%E5%BD%B1%E5%AD%90.html)

[本文標題是本網誌所撰；原題為「切格瓦拉之子與父親的影子」。]

近日有傳聞指俄羅斯在古巴部署戰機，以報復美國企圖在亞洲設立反導彈防禦系統，這令人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而古巴也因此一再成為國際傳媒焦點。

事實上，近年有關古巴的新聞並沒有停止過，從領導人卡斯特羅退休到其弟勞爾上台，古巴的發展方向在拉美政治版圖中舉足輕重。當年革命英雄偶像切．格瓦拉以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實驗的第一站，而他的後人亦一直以古巴為家，他們怎樣看待古巴的過去與未來，對古巴民眾不無影響。我在古巴採訪期間，有機會與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訪談，本文為訪談的撮要。

二零零四年，古巴政府在首都哈瓦那成立了「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切．格瓦拉的太太與子女成為該中心的負責人，分別主理不同的工作。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乃是要讓切．格瓦拉的理想更廣為人所熟知。但，當古巴正處於如火如荼的改革裡，有人開始懷疑，這是否與切．格瓦拉當年為古巴灑熱血的理想越走越遠？又，切．格瓦拉的後人怎麼看待這次的經濟改革？

作為全國景仰的革命家後代，切．格瓦拉的大兒子卡美路卻出奇地樸素與隨和。

他把金黃的頭髮束起了一條辮子，身穿著有點破舊的T恤和一條松身長褲，五官則帶著父親的影子，特別是銳利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什麼都看穿透。

今年四十六歲的卡美路為人一直低調，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但他見到我專程來訪時，卻沒有拒我於千里之外，倒爽快地點頭答允，而且沒有要求我先申請什麼許可證，中心的守衛都指他個人十分友善，對下屬平等看待。由於當天我請了一位俄羅斯友人幫忙翻譯，湊巧卡美路又曾在莫斯科念過書，我們的話題就從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談起，以下是專訪摘要：

你在前蘇聯念大學法律課程，有否目擊該國社會主義崩潰的過程？

沒有，我是在前蘇聯倒台前夕回到古巴的，不過，當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已感到風雨欲來，但這不足以令整個制度就這樣塌下，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的話。

即使沒有美國，你認為俄羅斯人仍會支持社會主義嗎？

無可否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千瘡百孔，而當時的蘇聯政府也有計劃進行改革，我認為應該給他們治理「疾病」的機會，而不是一夜間把所有東西都推翻了，致使現在的俄羅斯價值真空，十分混亂。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古巴的社會主義前景？勞爾的改革又是否有可能成功或失敗？又或甚至改寫古巴的社會主義歷史？

沒錯，現在在古巴，人人都說改革，期待轉變，但這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我們的社會目標還是沒有變，就是改善物質生活之餘不會放棄人本價值。我們要改的是方式，而不是主調。

那是你父親當年許下的承諾？

這是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的原因，古巴不是沒有嘗試過資本主義。事實上，古巴人都是從資本主義走過來的，深知資本主義絕不是人類的出路，那麼，古巴又怎會走上回頭路？

但，中國那一套社會主義是否值得古巴來參考？

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套怎麼樣的社會主義？我不太清楚，但有一點我們很明白，我們不會再抄襲別人的東西，過去我們緊跟蘇聯模式，最後嘗盡苦果，蘇聯模式為我們留下一個很壞的結構危機，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翻身過來。其實，早於八十年代，古巴為了回應這個危機已經開始其「矯正工程」。這是古巴改革的第一波。到了九十年代，國際大環境隨著蘇聯東歐突變而有所轉化，美國加強對古巴的封鎖政策，為了求生存，同時也是為了響應外在不同的環境，古巴出現了第二波改革。現在，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古巴也不得不再度作出調整，這是目前我們所面對的第三波改革。

但，古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內部也出現不少問題。

我得承認，社會主義也有其不完善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你要知道，它只是一種通往最終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們最終目的，是要創造公平和愛的社會，活出人類真正的道德價值，這是革命前輩包括我爸爸努力追求的一個新世界，而這亦可解釋古巴民族在過去五十年來能夠挺著美國帝國主義而生存至今，就是由於我們在心靈深處所堅持的一種價值信仰，並形成的團結倫理。

但你所說的價值信仰，在古巴似乎已在失落中，這是否改革的必然現象？

每一次過渡都會有陣痛，都會有疑惑，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不是完美的，這要視乎我們能否在改革的過程中尋求新的共識，應有什麼的內涵，能否以更民主的精神去應對之際讓團結的倫理返回正軌。

更民主的精神？外界不就是經常批評古巴缺乏民主嗎？

噢，他們用資本主義有色眼鏡來量度我們的民主過程，總認為我們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又或者別有用心的人來指指點點，企圖扭曲我們的民主發展。我所指的，而古巴也正在實踐，乃是一種參與式民主。過去古巴致力推動全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這正好為參與式民主奠下基礎。

換言之，我們追求的不是西方式政黨政治，而且是一種多元並存，人人有機會參與的政治進程，我們也不是追求私有化，亦不是現在毫無效率和工作動力的大鍋飯制度，而是國營產業經營管理的社會化。

我們不希望重複拉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錯誤制度，讓自由市場和金融官僚體制侵蝕我們，也不應消費至上，應講求生活質量，永續發展，這樣，古巴才能開創一個新格局，為自己，也為全人類。

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在研究中心所主持的「另類計劃」，就是在小區培養小孩要有一種小區服務精神，例如我最近開設了一個攝影班，孩子們不僅學習攝影技巧，也同時學會如何利用這種技巧去服務小區，這是第一步，我希望推而廣之，重構古巴的理想價值，以抵抗日益異化的世界。

後記﹕

名人後代最怕就是擺脫不了父輩的影子，而卡美路亦當然意識到他作為一代革命家的兒子，人們對他自有一定的想像，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路人馬前來見他，究竟有多少是由於他父親切．格瓦拉而來？

因此，卡美路對別人向他提問有關父親的話題時，表現得極不耐煩；但對記者而言，那又的確難於避免。我企圖把他對父親印象的問題放到最後，但他仍是有很大的反應，他問我﹕「這個問題是出自你的好奇心嗎？這對你瞭解古巴有什麼幫助？」

跟著他表示已談了三個小時，給了我很大的優待，而他亦早已一身汗水。

我們談話的地方乃在切．格瓦拉的故居，現已改成為辦公室，內裡設備簡陋，連一把風扇都沒有。因此，不僅卡美路大汗淋漓，而我也快將熱昏了。

革命家後人堅持過著簡樸的生活。在訪談中，卡美路更處處流露出，他是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

古巴：可持續發展農業的典範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Wed, 14 May 2008 13:13:00 +0000

古巴：可持續發展農業的典範
Healing the Rift - Metabolic Restoration in Cuban Agriculture
Rebecca Clausen
麗貝卡‧克勞森
王維平, 戚桂鋒節譯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9期

正如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生態破壞》(《每月評論》2007年2月號)一文中所述，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矛盾，這一矛盾也於19世紀在代謝斷裂及代謝恢復兩個概念的幫助下已得到了一些揭示。代謝斷裂描述的是積累邏輯如何破壞自然再生產的基本過程並導致生態可持續性的退化。此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道，通過破壞代謝的外部環境，資本主義生產強制自然的系統恢復服從社會再生產的調節法則。因此，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外才能充分實現¹。

古巴農業生態學的近期發展提供了斷裂是可以治癒的具體實例，它不是簡單地使用不同的技術，而是依靠食品生產的社會代謝關係的轉變。
　
「土地是寶藏，勞動是鑰匙」
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植根於他所理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是人類調節、管理、控制人類和大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過程。土地和勞動力構成了所有財富的兩個來源。去年年底與一組農業研究人員去古巴的時候，我看到一匹馬車運載著一些有機農產品從一個位居高處的市區菜園駛向附近的社區。我留意到一個倉庫的牆上留有這樣的標語——「土地是財富，勞動是關鍵」。合作農場種植並為社區提供有機農產品，這就是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的生動表現。提供必需原料的土地，被看作「寶藏」。人類不能為短期利益過度開發利用它，而需要理性地有計劃地運用生態學原理豐富它。勞動，作為「鑰匙」的外在體現，可以取得土地的豐富資源，提供健康的食物並平等地將其分配給當地居民。

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概念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指調節複雜的人與自然的交換，特別是養分循環。第二層含義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它指管理分工和財富分配的制度性準則。對代謝斷裂的分析兼有這兩層含義。從生態意義上講，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農業不再是「自我持續的，因為它不能再在自身中找到生產的自然條件」³。養分的獲得必須依靠遠程貿易和農業領域外的產業。這造成了土壤肥力和廢物堆積的自然循環的斷裂。

從新陳代謝廣泛的社會意義來講，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產生的裂痕是由於僱傭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導致的。自然資源的私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以及城鄉對立都導致了社會層面上的代謝斷裂。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斷裂體現在很多方面，例如公司對房地產的炒作，小農戶對「專業」技師的依賴，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
　
「這是美麗的工作」 　
在古巴我有幸跟許多在有機農業種植園工作的農民談話。我很沮喪我的西班牙語學得太差不能做流利的交流，但我還是能夠問出一些簡單的問題。「你喜歡這個工作?」我問一個已經領我參觀過市裡小塊菜園的農民。那個農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這是美麗的工作。」通過對古巴的另外四個省的進一步實地考察，我得知了糧食生產方式的轉變如何在古巴產生了實際作用：在不使用石化產品的情況下它可以提供豐富的食品，而石化產品是全球多數商業化農業糧食生產中的一個關鍵因素。

古巴農業模式與養料的自然循環再次接軌。社會代謝關係的改造，使得生物多樣性成為有利於糧食生產的一種資源。例如為益蟲提供棲息地，而不是視之為一種挑戰；新的所有權和分配體制使得種植、收割和消費各環節可以採取參與式決策制；引進新的勞動關係：當地農民和有訓練的農藝師的互動使農作物盡可能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氣候和地理環境。與質疑這種模式「只能發生在卡斯特羅的古巴」的懷疑論者觀點相反，農民向我描述了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國家推廣這種新型的糧食生產方式的經驗。
　
重建養分循環的空間關係 　
古巴農業一直因其運用合理科學而實現有機農業得到稱讚⁴。例如國際組織因為古巴「發展有機耕作方法」投票授予其「有機農業的另類諾貝爾獎」。其成功的原因部分在於發現新的方法，還在於為立足當地的生產的優越性傳遞了新的信息。例如，古巴通過生產可攻擊害蟲的有機物而控制害蟲的計劃有其合理性。國家贊助研發天然殺蟲劑和生物肥料，是創造一種常規農業的替代方案的關鍵；不過，這還不是代謝得以恢復的關鍵。為了瞭解與生態過程有關係的代謝裂口如何癒合，我們必須瞭解養分循環的空間再組織。

農作物和農場產出的農產品被運到遠離人口集中區並產生廢物堆積，以及人們與土地的分離(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造成自然與社會之間的代謝斷裂。為了豐富貧瘠土壤的生物結構，資本主義社會的農學家必須通過使用人造工業產品如氮肥不斷為農田供應養料。這個食物生產體系割裂了養分循環的自然歷史過程，並帶來了遠程運輸食品和化肥的能源需求和養料在城市的下水道堆積等生態矛盾。與之類似，農場的動物與供給其養料的農場相分離，農作物肥料和家畜飼料之間的物質交換被打破，同樣造成了一個代謝裂口。正如福斯特和馬格多夫所言：「動物和供給其養料的土地之間的物理連接的破裂使得生產農作物的土壤中的養料和有機質的削減進一步惡化⁶。」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增加農作物的施肥強度。人、農作物、牲畜相分離，打破了養料向土地的回流。

古巴農業在過去的13年裡一直致力於重建養分循環和物質交換之間的空間關係。古巴農業生態學的一條關鍵原則是「通過植物與動物的結合，優化當地資源利用和提升農業內部配合⁷」。通過改進人、動物和植物之間的空間關係可以減少遠距離運輸養料的需要，並通過利用就近的養料資源豐富土壤肥力。
　
蠕蟲、奶牛和甘蔗 　
想種植出好的農作物的農民所需的基本要素是營養豐富的土壤。在特殊時期以前，古巴依賴於進口復合肥料以維持當時的農作物生產率。今天，將人力、動物和農作物副產品和自然分解聯合起來的系統為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提供了重要的養分來源。使得土地養料得以補充的方法並不需要遠距離運輸或者密集的能源投入，而主要在於生物多樣性和高效生態系統的功能。
在訪問哈瓦那東部的一家合作農場時，我們看到有長長的矩陣土堆，它是用來飼養美國加州紅蟲的。這種蠕蟲可以從有機材料中生產出腐殖質。

農民解釋了利用動物廢料比植物廢料能使蠕蟲更快地產出腐殖質，所以他一般從附近農場收集牛糞。因為奶牛飼料是當地農作物的副產品，所以牛糞本身其實就是當地養料循環的產物。雖然古巴科研中心幾十年前就已經認識到，草料、豆類、農作物殘餘就可以很好地用來飼養牛，但是在東歐巨變以前，由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和物價的便宜，肉類和穀物都是從前蘇聯進口。後來當地人才開始認真研究當地資源的利用。古巴研究人員發現甘蔗地裡的副產品可以為牛提供生長的必需物，並且開始把這種「廢物」作為牛飼料的最主要的添加物⁹。甘蔗副產品包括蔗糖渣以及新鮮甘蔗殘渣例如甘蔗梢。

當地農民使用這樣一個養料傳送的路徑：養料從甘蔗田到牛槽，從牛糞到蠕蟲箱，再到有機農作物基地，養料通過動物與植物的代謝活動而在這個區域內被連接起來。
　
另一類牧場是可能的 　
在特殊時期以前，古巴依賴集約模式養牛。蘇東劇變後的困難激發人們尋找用當地資源飼養家畜的方式和手段。這使得小農業生產者傳統的土地使用的方法被提取出來。草原草地研究協會的古巴研究人員認識到：「農作物生產和牲畜飼養相分離是對能源和養料的浪費¹²。」這種整合也是修復糧食生產體系中的斷裂的另一個正確範例。

因地奧‧哈吐伊 (Indio Hatuey) 農場在一個種植有合歡樹的地裡牧牛，奶牛喜歡吃這種矮矮的樹杈多的樹的葉子和枝幹，工作人員對這種樹進行修剪以使得奶牛可以吃到枝葉。奶牛也喜歡啃這種樹下的草。這種樹有固氮作用，可使土地肥沃。

此外，牛糞有利於增強土壤肥力，這對樹木和牧草有好處。古巴研究人員已經發現：「在農場面積較小，整合程度較高的地方，這種技術使用起來會很簡單，其實這些技術也是保證養料循環和這個系統的功能所必需的¹³。」

合歡樹可以為奶牛提供陰涼，這樣就會增加產量。為了使草進行足夠的光合作用，樹木按東西方向成排種植，以使得照射到地面上的陽光盡可能得到利用。合歡樹的樹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維持土層結構完整，不會被侵蝕，並且人們很重視奶牛和樹的比例以防止土壤板結。該農場的研究人員發現，使用這種放牧體制使得每年每公頃草原可產3000～5000公升牛奶，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質含量也都有提高。此外，這種混合放牧的方法可以減少牛奶產量在雨季和旱季之間出現波動，還可以提高奶牛繁殖率。

混合放牧的方法不僅適用於養牛和生產奶製品，人們也正在針對綿羊、山羊、豬和兔子研究這種綜合養殖方式。該農場正在著手研究在桔園裡養馬。馬可以吃掉桔園地上的野草，這樣就減少除草劑的使用，並能提供有機肥料保持土地肥沃。

這種農業方式的轉變具有超越科技生產領域的意義。這個轉變通過增強當地人使用當地資源養活自己的能力，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小農場農民的經濟、社會、文化狀況產生影響。給我解釋當地養料循環過程的古巴農民和研究人員使我明白，正是勞動人民共同努力才使這個過程可推行下去。新的勞動關係，新的決策結構，新的土地和糧食分配模式不僅使得古巴人民可以用可持續生態方式維持自己的生活，這些結構性的改變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代謝方式。
　
重建糧食生產體系中的勞資關係 　
社會代謝的需求和關係被統治著勞動分工和財富分配的規則所制約，涉及的不是養料互換的物理規律，而是勞資關係和財產所有權的轉變。
古巴傳統農業依靠化石燃料和機械化，這在佔有國家63％的耕地面積的國有農場普遍實行。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前，國有糖料種植園的覆蓋面積是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的三倍多，所以古巴60％的糧食必須從蘇聯集團進口。由於蘇聯解體以及緊接著的美國經濟封鎖，嚴重的糧食短缺給古巴人民造成了嚴重危機，每個古巴人平均瘦了20磅，營養不良的人從原來的不到5％上升到20％多¹⁶。因而農村土地使用權和分配製度的改革是渡過糧食危機的關鍵。

1993年9月，古巴政府將國有農場調整為合作農場。這個新的計劃把41‧2％的國有農場改為2007個新的合作社，共有12.2萬名工作人員¹⁷。合作社擁有農產品，勞動人員靠其勞動付出而不是工資合同得到報酬。土地使用權的轉變不僅有利於更好地使用有機耕種方式，它同時把勞動者和土地重新聯繫起來。古巴農業體系的設計還考慮到了穩定農村人口和扭轉農村向城市移民的潮流的需要¹⁸。

除了合作農場，古巴政府將大約17萬公頃的土地移交給了個體農民。這反映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的觀點 —— 理性的農業要麼是農民自給自足，要麼是控制所有的相關生產者。農民免費使用土地並有政府補助，但是政府保留土地的所有權。很多古巴家庭現在都將農場耕作視作一個機會而離開城市變為農民。小生產者全國協會宣佈說，其成員從1997年到2000年增加了35,000名。新增加的成員多是有著年輕子女的成年人(很多受過本科教育)，早期退休人員，或者是有過從事農業生產經歷的工人²⁰。

古巴還在城市廢棄的地方引進糧食生產。使用這種辦法，曾經是垃圾場、停車場、堆放廢棄建築物的地方現在可以為周圍居民提供有機農產品。現在，城市菜園可以滿足古巴60％的蔬菜消費需求。

古巴政府認識到城市農業的潛力，因此成立了城市農業部。國家承認城市居民可以擁有1/3公頃空地，只要他遵守有機耕作方法。

古巴農業模式認識到人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限制了糧食體系的很多機會。農業決策中的參與式民主目標已被融入到新的耕作模式中。例如，較小的合作農場可以得到古巴人民理事會提供的幫助，古巴的15個省都建立了人民理事會²²。人民理事會由當地的糧食生產者和技術人員組成，糧食生產者和技術人員共同合作，為當地的農民提出關於最適合本地狀況的生產方式的建議。受過培訓的農藝家與當地的農民共同決定什麼是對本地生產最合適的技術。

農民的知識也被吸收進了農業會議和學術報告中。古巴農業和林業技術員協會(ACT－AF)主任費爾南多‧馬卡亞曾談到2006年11月他參加的關於城市農業的一個省級會議的情況。會議提交了105份研究報告，53份由糧食生產者提交，34份由科研技術人員提交，12份由理論專家提交，其中女士有61 名。年輕一代參加學校的農業俱樂部，老師們開設生態學課程。ACTAF資助的項目把木偶戲帶到小學，示範如何種植和使用不同的草藥²³。新的勞資關係使填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人為鴻溝成為可能。

這裡還有一個與社會農業代謝相關的特殊問題——收穫的「財富」如何分配。為解決人們可以持續性地分到糧食，每個人都有一張配給卡以保證每個古巴人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糧食。孩子、孕婦和老人的日供餐量受到密切關注，學校和工地的膳食價錢有意降低，醫院三餐則是免費的。
鄰里小菜市場從附近有機農業種植園購進產品，以遠低於較大的社區菜市場的價錢為負擔不起高價的人們提供新鮮蔬菜。在2000年初，古巴城市有505 個菜市場，其蔬菜價錢要比農戶自由菜市場蔬菜的價錢低50％—70％²⁴。為了增加產量和使生產多樣化，古巴在1994年開放了個體農場菜市場。一旦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個體農場主菜市場就會為生產者提供另一種分配食品的方式。儘管私營菜市場按照市場供需原則運轉，但政府還要進行管制以防止價格欺詐和勾結。

低收入群體被確認出來，政府建立了社會救助方案以解決他們的糧食保障。
　
拉丁美洲的主權農業?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糧食生產的社會代謝裂痕由於土地私有、腦力體力勞動的嚴格分工、勞動成果的不公平分配而惡化。古巴的農業模式系統地超越了這些異化狀況，它通過合作生產、參與式決策和多樣化的分配使農民與土地再次結合起來。這種生態上可持續的和社會公平的景象能否延伸到古巴島以外的地方?

古巴農民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幫助當地農民建立與之類似的糧食生產體系。事實上，古巴出口的快速增長是最近才有的。古巴招待了很多從美國和其他地方前來參觀的農民和農業技術人員。古巴的農技師在教授海地農民有機耕作方法，同時也幫助委內瑞拉推進新型的城市農業運動。

不單是古巴農民在傳播這些理念，整個拉丁美洲的農民運動都在回歸傳統的耕作習慣，並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以便於保障生存的食品的生產。拉丁美洲農業生態學院於2005年8月在巴西帕拉那建立，它是由兩個農民運動組織(無地農民運動和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合作創辦的，該校的宗旨是把農業生態學的規律運用普及到拉丁美洲的所有農村社區。根據無地農民運動的工作人員羅伯特講，這所學校要在農業生態學的基礎上建造一個新的範式。他解釋說，這個新的範式要和小規模生產和國內市場相結合，尊重環境，為主權農業的建立作出貢獻。(參見 http://www.landaction.org 網站)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寫道：「這個領域(指農業領域。——編者注)的自由只有這樣才存在，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用理性的方式管理人類和自然的代謝關係，人們的集體力量可以控制它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種盲目的力量受它控制；在最有價值的和最適合人類本性的環境中花費最少的精力達到目的」²⁶。

某種心理障礙往往把這種設想看作不可能的，這種心理障礙是由一種短見形成的——就好像當前商業化農業所認為的：牛不能在樹林裡養殖，莊稼不能依靠蟲生長；農民不懂得科學，隨著日益追求利潤最大化，生態和社會體系中的代謝裂痕越來越大。古巴的農業發展向我們展示了代謝裂痕癒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它現在就可以做到。這些經驗向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推廣將有望帶來更深遠的變革。
　
[麗貝卡‧克勞森在奧勒岡州大學修讀環境社會學的博士學位。王維平、戚桂鋒：蘭州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附錄
(基於本文僅為節譯本，部份附錄並未採用）

1.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76), 637–38.
al., e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 (Oakland, CA: Food First Books,2002), 280.
3. Karl Marx. Grundrisse (New York: Vintage, 1973), 527.
4. See Peter Rosset, 「Cuba: A Successful Case Study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FredMagdoff,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erick Buttel, eds., Hungry for Profit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and Sinan Koont, 「Food Security in Cuba,」 Monthly
Review 55, no. 8 (January 2004): 11–20.
6.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Liebig, Marx, and the Depletion of Soil Fertility,」 in Magdoff, Foster, and Buttel, eds., Hungry for Profit, 53.
7. Miguel Altieri,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Agroecology in Cuba,」 in Funes, et al., e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xiii.
9. Marta Monzote, Eulogia Munoz, and Fernance Funez-Monzote, 「The Integration of Crop and Livestock,」 in Funes, et al., e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190–211.
11. Mildrey Soca Perez,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 2006.
12. Monzote,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Crop and Livestock,」 190.
13. Monzote,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Crop and Livestock,」 205.
1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World Bank,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orld Resources 2000–2001—People and Ecosystems: The Fraying Web of Life (UNDP, 2000).
17. Dale Allen Pfeiffer, Eating Fossil Fuels (Gabriola Island, British Columb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6), 59.
18. Monzote,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Crop and Livestock,」 207.
20. Pfeiffer, Eating Fossil Fuels, 60.
22. Juan Le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27, 2006.
23. Fernando Macay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27, 2006.
24. Pfeiffer, Eating Fossil Fuels, 61. et al., e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6. Marx, Capital, vol. 3,

古巴正贏取「思想之戰」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Mon, 21 Apr 2008 20:58:00 +0000

勒韋華

導引：

卡斯特羅有兩方面是惡名遠播的 :

他的演說長篇大論；一旦站到米高峰前，他便沒完沒了地不停講三、四小時。似乎還沒有人敢截停他。幸運地，他的聽眾也以難得的耐性聽下去，甚少半途離場。
他不用講稿。演說完全是天馬行空，自由發揮。於是，他帶著聽眾遊花園，天南地北，從歷史到現實，從個人到集體，都逃不脫他的視野。

人們於是奇怪，他的聽眾能追隨他的所指，能貼近他的思路麼？

如果從此便得出結論，以為卡斯特羅衹不過是一個自我中心的狂人，這可是大錯特錯了。歷史上衹有極少數的政治人物，能夠在眾多民眾跟前，自覺揮洒自如，蹤蹤而談而不被民眾離棄；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李本克內西和蔡特金是佼佼者，卡斯特羅和格瓦拉是後起之秀。查韋斯衹能當上半個。而似乎連馬克斯和恩格斯都欠缺這方面的才華，更不用說斯大林、毛澤東和胡志明的官腔了。

他們的秘密在於：在領袖和民眾之間祇有極細的間縫，以致領袖口中的話便是民眾心中之言。

2005年11月17日，卡斯特羅年79歲，也是他成為哈瓦拿大學法學院學生的60周年，他應邀向當代的學生演說，結果便是長達40多頁的演詞。這該是卡斯特羅在退位古巴總統前最後的一場公開演說。

很少古巴以外的人能有耐心讀完這40多頁的演詞，而且不被它所惑，仍然能把握住它的中心主題。

所以，我們在下面刊出了勒韋華的一篇簡介這場演講的文章，相信這該足以讓讀者瞭解古巴領導層最近年來的政策意向。若在讀完此文後，讀者仍願意挑戰自已的耐性，則可以去讀原講稿的英譯：http://hastasiemprecuba.blogspot.com/2008/04/fidel-castro-speaks-at-university-of.html

摘要 : 卡斯特羅在2005年11月17日向哈瓦拿大學的學生問道：

「革命是否注定會土崩瓦解，還是人們令到革命倒下來？人類和社會是否可以防止革命的崩潰呢？我隨即還要問︰你們是否相信我們這場革命的社會主義進程會倒下來呢？」 (台下大聲回答︰不會！)「你們曾經想過麼？你們曾否對它深切反省過呢？

「你們知道那些我剛談到的各種不平等嗎？你們是否知道某些已普遍化的習性呢？你們是否知道，這個國家有些人每個月的收入，比那些遠在危地瑪拉山區的【古巴】醫生的收入高出四、五十倍呢？又或者，那些遠在非洲、在海拔幾千公尺高、在喜瑪拉亞山區拯救生命的醫生，他們只賺取相等於這些污穢的小惡棍們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的入息？這些惡棍們把氣油買給新貴，以貨車和釣重機從港口把物資運走。」

古巴不僅已經從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蘇聯解體之後的困難時期下生存過來。古巴革命的人民和領導層在過去六年里面，還積極地推動了一場名為「思想之戰」的策略，以強化社會主義革命。

作者概況

歌莉亞‧勒‧韋華 (Gloria La Riva)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便是美國社會和政治運動的活躍分子，尤其是在對抗種族主義和唯性別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方面。與此同時，她是古巴革命的一個長期的支持者。不久之前，她和其他人創辦了「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並為該黨機關刊物「社會主義與解放」編輯部成員。

勒‧韋華目前是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者之一，代表「社會主義與解放黨」出線。

（本文原刊在「社會主義與解放」雜誌，2006年1月號。

<http://socialismandliberation.org/mag/index.php?aid=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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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不僅已經從美國的經濟封鎖和蘇聯解體之後的困難時期下生存過來。古巴革命的人民和領導層在過去六年里面，還積極地推動了一場名為「思想之戰」(battle of ideas) 的策略，以強化社會主義革命。

這場思想之戰的最近計劃，便是大規模投資在醫療、教育和文化的發展上面，並且振興社會主義的經濟方法。與此同時，又大力壓止貪污和盜竊社會的財產。

在這場戰役的背後是古巴經濟的加速增長；這令到國家能加重本身在經濟方面的份量，例如在社會主義的分配辦法方面，使到新情况對工人有利，並針對那些在蘇聯崩解之後所實行的經濟讓步政策中獲得好處的小企業主。

重振社會主義的方法

1991 年蘇聯瓦解之前，古巴的基本經濟支持靠蘇聯提供。1991年起，古巴面對嚴重的物資短缺，經濟混亂。僅僅為了生存就要作出不顧一切的奮斗，古巴領導層被迫採納資本主義的方式去刺激經濟。不過。卡斯特羅及其他古巴共產主義者都盼望終有一日可以不再使用這種改革來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

這樣的一天終於來了！

2004年，古巴的國內生產總增長了5% ，旅游業增長了。去年，估計古巴經濟會有9%的增長，失業率會降至僅僅1.9%。

隨着經濟的增長，所有有關的部門和機構都要參加如何重新引進社會主義的經濟措施的計劃，而不是沿用近年來向資本主義傾斜的辦法。

首先，在去年五月宣布了令全世界驚雅的一項公報，不許美國貨幣再是流通貨幣，並推行一連串銀行措施以強化古巴貨幣。

古巴的銀行客户自願減少了57%美元存款，古巴的可兌換彼索反增加了300%，國內通行的彼索則增加35%。

1990年代，由於蘇聯崩潰所帶的嚴重經濟下滑，古巴政府不得不引入可帶來外滙的政革，包括容許私人就業、外國投資、發展國際性旅游業、讓國外人匯錢給古巴家人、容許美元流通和有限度容許農產品市場。

古巴政府和共產黨坦白指出這些政革並非為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為了復蘇經濟而作出的讓步，讓已取得的社會主義成果能得以保持，等到將來能夠再去實行「社會主義建設」。

古巴經濟已從「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後的危機回復過來。

反貪污的青年蹤隊

古巴總統卡斯特羅最近向古巴人民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古巴革命會不會因為未能反對特權和資產階級的影响而遭打敗呢？

2005年12月6日他在紀念「思想之戰」六周年的集會上說：「我們曾經看見一些偉大國家英雄式的革命倒下去了，或者分崩離柝，僅僅因為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缺乏自覺意議、採用錯誤的群眾工作路線，或者因為其他的錯誤。」

古巴的年青人在這次革命更新運動裡面擔當起主要角色。數以萬計剛畢業的醫療工作者、藝術教師和社會工作者，都参與動員起整個社會以加強社會主義意識的工作。

例如，社會工作者是一門需受特別訓練、要取得大學學位的新工種；社會工作者組成靑年縱隊，幫助有需要的人解決困難。自從2000年這類工作展開起，已有28,000人畢業，7,000人仍在就讀。

這些青年人組織的工作是在鄰舍和住家之間活躍地聯系居民，進行調查和記錄居民的生活數據。他們去了解每個人每個家庭面對的特殊間題，不論是退休人士、待業者、單親母親、被父母忽視的兒童，等等；然後幫忙把問題解決。

社會工作者最近進行了一項逐家逐户的調查，發現有37,000名獨居退休人士需要個別的照應，這就令到政府明白給年老人的退休金是太少了，於是給所有長者都加了退休金額，並給他們開設了100個服務項目。

目前，社會工作者又參加一項新運動︰反對盜竊重要的能源。過去，一直有人以賄賂的辦法從加油站偷取電油，令國家損失社會性開支。但究竟損失多少便無從得知。

在2005年10月10日，古巴政府採取一項創新行動，派出10,044名社會工作者到哈瓦拿和各省市的加油站。此後好幾個星期，青年人在個油站負責加油。他們還跟隨着運油車，監視儲油庫，緊緊留意着寶貴的燃油。

由於有年青人在場，油站工人再不能進行「檯底交易」。經過兩個月的警戒，國家從加油站得到的收入增加了兩倍。政府現在正對燃油設立更緊密的控制新措施。

古巴青年人組成的「社會工作者」，是「思想之戰」的重要部份。

社會工作者十分受歡迎。這些年輕的工人主要來自工人階級的背景；他們被視為是針對「新有錢人」而衛護人民的利益。

卡斯特羅在2005年11月7日向哈瓦拿大學的學生說：「在這個國家內，究竟有幾許方法去偷竊呢？當我們每日都從民意調查站讀到人民追問何時這些「細路仔」會到廉價商店、到藥房、或到所有其他地方時，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每個人都十分欣賞這些「細路仔」，我是指那些社會工作者，他們原本來自經濟上欠缺優勢的環境，但今天已高度地準備好了，而且得到鍛練。」

卡斯特羅說：不要讓革命倒下

他解釋，我們從蘇聯的瓦解必須吸取一個教訓，就是內部的疏忽會助長革命的解體。

「我相信，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是令人痛心的；它應該可以改好而不是遭毀滅。你或會認為我們對那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國家之一如此瓦解了這難令置信的現象，已反覆思慮了很多次了；因為這個政權的力量可以和另一個超級大國相效量，而它曾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里付出了屬2,000萬名人民性命的代價。

除了要節省氣油，古巴政府還以一種廣泛的計劃，給所有人換掉過高消耗能源的電器，例如電冰箱和燈泡。小型企業，例如設有十二座位的餐館，或其他的自顧人士，就要繳付高於工人要付的電費。

佔主動力的原則是把工人和退休工人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石，現在必須給與優先照顧。

上面提到卡斯特羅11月7日在哈瓦拿大學的演講，是紀念他六十年來的革命生涯，當中他談到了對古巴革命的展望︰

「那些做工而又生產的人會得到較多，他們將會買到更多；那些做了幾十年工的人會得到更多，亦會有更多。國家將會有更多物質，但它永遠不會是一個消費社會。它會是知識、文化和只能憑想像才可描繪出來的超凡的人類發展；它是藝術、文化和科學，但不是化學武器的發展，是無人可剝奪的自由的氣息。」

在較早之前的10月28日，卡斯特羅也指出：「這幾千個社會工作者祗不過是所有社會工作者中的一小部份，他們的作為是要達成古巴經濟的鞏因，他們努力要建立的原則便是要讓那些勞動的人，那些在工廠拿取工薪和拿退休金的人、專業工作者、教師、醫生和生活各方面工作着的人們，能得到最多，能成為現實。是的，這些人應該是得到最大好處的人。」

社會主義意識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一項根本不同，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透過人的自覺意識，以及透過與其他人的團結一致，尤其是與被帝國主義操控的人民的團結。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工人階級和意識較少的人仍受資本主義思想所主宰和影响。美國社會當被初看者去看會很優越，顯示出很有錢，又有無數的商品廣告。可是，在這個國家內卻有幾百萬人越來越難享用到教育、醫療、住屋和就業這些基本需要。

前東歐國家和很大部份的蘇聯社會受80年代資本主義凱歌的影响，於是人們以為古巴也會走上這些前社會主義陣營的老路。

是革命的意識，共產主義思想，以及古巴人民及領導人不惜一切保衛社會主義的决心，令到古巴能夠迎接那場反共風暴。

盡管面對封鎖、資源短缺和美國的侵略，古巴仍成為社會主義的指路燈。

古巴革命察覺到社會上最不足的地方，並尋求解决問題，批評自已的弱點，反對特權，這種能力正是令它能生存下去的驗證。

(文濮譯，原載於「人民間」網站。)

古巴華人對古巴革命的貢獻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18 Apr 2008 01:08:00 +0000

中國僑網

2007年08月29日

據香港《亞洲週刊》報道，美國左翼記者華特斯以數年時間深入古巴採訪，最近出版了一部關於三個有華人血統的古巴將領故事的書，她並在美國華人聚居的各大城市演講，介紹華人在古巴革命中的事跡，剖析古巴革命的脈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加勒比海古巴島上的卡斯特羅兄弟和切‧格瓦拉等人領導一批游擊隊，挑戰古巴獨裁者巴蒂斯塔政權。數百名華人響應卡斯特羅的革命號召，參與武裝鬥爭，其中有三名華裔因戰功彪炳，革命成功後皆晉陞准將。

美國左翼記者瑪麗‧艾麗斯‧華特斯(Mary-Alice Waters)以數年時間親自到古巴搜集華人參與革命戰爭的歷史，並訪問了三名華裔准將。現為「探路者」(Pathfinder)出版社總裁兼《新國際》雜誌主編的華特斯，將她的採訪記錄編成《我們仍在寫歷史：古巴革命中三位古巴華人將領的故事》(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 in the Cuban Revolution)。這本書出版後已經發行四版，華特斯在美國東西兩岸華人聚居的大城市發表演講，介紹古巴華人與古巴革命的關係。華特斯可說是第一個向西方介紹古巴華人參與卡斯特羅革命的新聞工作者。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就開始向海外移民，拉丁美洲最早出現華人的地方是古巴與秘魯。今年六月適逢華人移居古巴一百六十週年，在古巴華人日益凋零的今天，回顧華人與古巴建國的密切關係，更能瞭解華人移民與當地社會融合的艱辛過程。

一八四七年六月三日，一艘西班牙船載運了兩百零六名華工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做苦工，六月十二日又運送了三百六十五名華工到古巴。他們都是所謂的「契約華工」，這批廣東人被賣到海外做奴工，每天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半期，約有百萬華工出洋當苦力，被稱為「賣豬仔」。陳翰笙所編著的《華工出國史料》對華工出洋血淚史有詳細的記載。拉美地區最早的華僑社團即成立於古巴的哈瓦那 (Havana)。一八六七年第一個華僑社團「結義堂」成立，翌年「恆義堂」開幕，不久廣東客家人又成立「義勝堂」。這些早期的華僑社團不僅揭開了拉美地區華僑組織的先河，更為日後促成古巴華人參與脫離西班牙統治的獨立戰爭，平添了團結一致、共同抗暴的動力。

據史料記載，自一八四七年六月至一八七四年期間，古巴有十四萬一千名華人，占當時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哥倫佈於一四九二年發現古巴，一五一一年古巴即成了西班牙殖民地，直至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美國擊敗西班牙。古巴人民於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八年發動第一次獨立戰爭，反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戰爭打了十年，革命未能成功。古巴人民於一八九五年再發動第二次獨立戰爭，堅持到一八九八年，卒靠美國之助推翻了西班牙統治，但亦從此被「美國佬」所變相併吞。古巴雖在一九零二年成立共和國，但一直是美國控制的勢力範圍。

留著辮子參加革命

古巴兩次獨立戰爭期間，數千華僑留著辮子投身革命洪流，當時有數支部隊全由華人組成。這批由廣東人、客家人組成的華軍，驍勇善戰，不怕難、不畏死，英名遠揚古巴全島。古巴獨立戰爭英雄甘札洛‧狄格沙達(Gonzalo de Quesada)將軍曾盛讚古巴華人的忠貞、英勇，他說：「在古巴獨立戰爭中，沒有一個華人當逃兵，也沒有一個華人做叛徒。」這句話已被鐫刻在哈瓦那的一個公園裡，碑文為西班牙文，另有一行中文字：「古巴獨立紀功碑——旅古華僑賜助」。華人武裝部隊中有不少人是客家人，他們充分發揮了客家人不屈不撓的「硬頸」本色，把鮮血灑在加勒比海島上。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兄弟以及切‧格瓦拉(Che Guevara)，領導一群熱血青年進行革命戰爭，試圖推翻腐敗親美而又獨裁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當時亦有數百名華人加入游擊隊，其中最著名的是阿曼都‧蔡(Armando Choy)、戈斯達沃‧徐(Gustavo Chui)和摩西斯‧王(Moises Sio Wong)等三人，他們後來都被晉陞為準將。

蔡氏一九三四年生於古巴，父親一九一八年來自廣東，母親為古巴白人。蔡氏是古巴近代革命史上有名的「七二六運動」(卡斯特羅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造反失敗)的元老，也是古巴共產黨創黨人之一。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國中情局策動古巴反共流亡人士登陸豬灣，企圖推翻卡斯特羅政府，這批千名流亡人士在海灘遭到古巴軍隊痛懲，絕大多數被俘。蔡氏以營長身份率軍圍剿有功，一九七六年晉陞准將，後曾做過大使。

徐氏一九三八年出生，母親是古巴黑人，家境清貧，十六歲即加入游擊隊跟隨卡斯特羅，在打過豬灣之後，一九八零年升至准將。徐氏曾率古巴軍隊遠征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和莫桑比克，並做過古巴駐安哥拉軍副參謀長。一九八八年坐車觸雷，一條腿被炸斷。

王氏一九三八年出生，其父一八九五年移居古巴，母親為華人，姐夫曾經是中國國民黨古巴支部書記長，是個富商。王氏讀高中時，即參與反政府行動，是「七二六運動」元老。一九五七年投身革命，負責成立憲兵部隊。王氏與卡斯特羅兄弟和格瓦拉的關係頗密切，曾做過勞爾‧卡斯特羅副官。一九七六年晉陞准將，現為古中友好協會會長。

華人族群急速消失

卡斯特羅在革命成功後曾當面問王氏，到底有多少華人參加過古巴獨立戰爭與革命戰爭？王說，確實數目也許永遠無法得知，因為許多參戰華人已改用西班牙姓名。在拉美國家的華人小區裡，古巴華人與當地人(包括西裔白種與黑種土著)通婚最多、同化最強，因此混血改姓亦最為普遍。目前古巴政壇上，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副主席拉佐格‧巴雷多的祖父母皆為華人；國內貿易部長芭芭拉‧卡斯提羅‧古伊斯塔斯的祖母為華人；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思想部書記伊斯塔班‧拉佐‧赫南德茲的祖父是華人。

切‧格瓦拉從事革命活動時，曾處決了一名張姓(Chang)華人土匪，游擊隊皆稱這名打家劫舍的張姓土匪為「中國張」(Chino Chang)。三十九歲的格瓦拉一九六七年十月在玻利維亞死難前，他的革命夥伴璜(約翰)‧巴布魯‧張(Juan Pablo Chang)亦被逮捕。格瓦拉有時亦戲稱他為「中國張」。這位張姓革命鬥士比格瓦拉早數小時就義。

蔡、徐、王三名將領年輕時都會說華語，長大後都忘記了。王氏說，目前整個古巴華人小區還能說母語 (廣東話或客家話)的只有三百人左右。古巴華人小區也是一個急速消失的族群和文化叢體，文化人類學家和華人移民史專家如果未能及時搶救古巴華人歷史文物和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則再過幾年，古巴華人歷史將從此隨風而逝了。

華裔古巴人：在革命的洪流裡

南方週末

2008年04月08日

《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在古巴革命中的經歷》(Our Historyis Still 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是美國左派出版社「尋路人」(Pathfinder) 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內容主要是對今天古巴軍隊中三個身居高位的華裔將軍的訪談。書的策劃、採訪和編輯是同一個人。出版社非常重視這本書，時至今日還在美國各地(尤其是華裔社群和大學)舉辦座談會和其他形式的活動進行推銷。由於書的內容涉及華裔移民在古巴的歷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應該有特殊的興趣。

革命前古巴華裔社群的形成

這本書的書名就隱含了對所謂「歷史終結論」的反駁。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陣營瓦解、其他一些主要社會主義國家開展或深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後，美國學者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為這個歷史性的變化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宣佈了20世紀形形色色的對抗市場經濟、民主制度和個人自由的革命和社會實驗的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的歷史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了。福山的這個解釋理所當然地被很多左翼理論家視為西方在冷戰結束初期作為戰勝者一方的自鳴得意。在隨後的討論中，有很多論者指出自由主義並不能解決後冷戰時期的種種意識形態問題，因此「歷史」並沒有「終結」；但在另一方面，對冷戰時期和自由主義對峙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除了一些聲調高亢但內容空虛的政治聲明，似乎還沒有什麼以事實為基礎的有力反駁。因此，說自由主義終結了意識形態的歷史根據不足，說自由主義打遍天下無敵手更是誇張，但說曾經和它對抗的一些主要意識形態之退出歷史舞台，似乎是一個難以反駁的事實。

但是，《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恰恰是要在這後一個方面挑戰「歷史終結論」。它的目的是通過三個華裔古巴將軍半個世紀的革命經歷，說明古巴的革命在後冷戰時期仍然在繼續。這本書主要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華裔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帶來的變化」。華人前往古巴始於1840年代。當時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迫於國際社會廢奴運動的壓力，開始著手準備結束奴隸制，從中國引入了大約15萬名契約勞工緩解奴隸制結束所帶來的蔗糖種植園的勞工短缺問題。這些中國契約勞工到古巴後的境遇十分悲慘，契約上明文規定的報酬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勞動條件十分惡劣，實際境遇和黑奴十分相近。到了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國內外壓力下展開調查，結果是和西班牙政府簽約，廢止契約勞工。餘下的中國勞工中有相當大一批人在獲得自由後留在了古巴，後來陸陸續續不斷有中國人前往古巴謀生，組成了古巴的華裔社群，建立了中國城。

在《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中，華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殖民統治和舊政權下種族歧視的對象、民族獨立的參與者和1959年以後社會主義革命的受益人。換句話說，華裔古巴人要麼是受苦人，要麼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這種陰陽身份轉換以1959年為界。這些無疑是事實，但僅僅是一部分事實。華裔早在19世紀末就加入了爭取古巴獨立的民族鬥爭，贏得了包括古巴獨立之父馬蒂在內的古巴民族主義者的尊重。華裔對古巴獨立的貢獻在1959年以前就被古巴社會所承認。其次，更重要的是，華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會經濟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國移民一樣，他們發憤工作，通過個人奮鬥和社群合作取得經濟成功，他們當中有工商業者、銀行家、餐館老闆、商店店主、專業人士和街頭小販。他們的貢獻是古巴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一個有機部分，他們的勤奮也贏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國人社群非常活躍，華文報紙就有4份，還有眾多的會館和組織。經濟成功和社區自立是千千萬萬中國移民在世界各地得以落地生根的關鍵，也是中國人在本土以外對世界文明的奉獻。當然，黃、賭、毒這些陰暗面在華裔群體中也非常突出，是中國城複雜的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因此，革命前古巴華裔的身份是五光十色的，決不僅僅是盼解放的受苦人。《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一書中雖然也承認華裔的經濟活力，但卻把這個事實從華裔「階級分化」的角度來敘述，使之符合「革命」的主題。

華裔社群在革命後的遭際

華裔古巴人和1959年古巴革命的關係是雙重的：很多人出於對民主自由和族裔平等的嚮往加入了革命，組成了華裔縱隊。這些人在革命後如果選擇繼續和新政權合作 (1959年古巴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實際上是由一個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發動的，但革命後一種政治勢力獨佔政權的現實很快瓦解了這個統一戰線)，他們可以進入上層，成為種族平等的象徵。書中的三位將軍用自己身居高位來說明「社會主義革命」給華裔帶來的種族平等，說這在美洲其他有華裔的國家是罕見的，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顯示了「官本位」意識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傳統，而是所有政治權力高於一切的社會的價值標準。實際上，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麼古巴舊政權和軍隊中的種族成分也不簡單，被推翻的軍事獨裁者巴蒂斯塔 (他從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末一直影響古巴政壇)就是姆拉托(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另一說是他實際上是姆斯蒂索，即白人和美洲土著居民的後代)，因此舊政權下的種族壓迫和歧視又從何談起呢？

更重要的是，1959年以後參加革命的那一部分華裔地位的上升並不能代表整個華裔社群的命運。在革命後的社會改造中，經濟上成功的華裔社群首當其衝，和外國資本一起成為國有化和合作化的對象，近百年發展起來的私營華裔社區經濟到了1960年代中期不復存在，甚至連街頭小販都在1968年的「革命攻勢」運動中被掃除乾淨。這個運動類似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的結合，當時古巴全國動員，投入一個不切實際的1000萬噸糖的指標，號召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為此一夜之間消滅一切殘剩的小生產者和私營經濟，街頭攤販的「財產」被沒收，攤主集中送入勞動營。至於華裔社區獨立的組織、出版物和各類活動，在新體制下更是不可能繼續存在。因此，革命後古巴華人雖然在新政權下政治上處於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時喪失了自己歷史上所形成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自主性，而這恰恰是古巴華裔的族群特徵。但《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這段革命終結了華裔社群的歷史一字不提。

古巴華裔社群的這個遭遇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的。在第三世界形形色色的「國有化」和「經濟獨立」的浪潮中，被「充公」的並不只有西方資本和民族資本，也有大量的華裔資本和中小商業。例如1964年緬甸軍政府實行「社會主義」，剝奪私人資本，首當其衝的就是華裔社群，很多一夜之間從腰纏萬貫到一文不名的華裔只好回到中國，他們的身份也由「活僑」(即在居住國有產業的統戰對像)變成「死僑」(即回不去的、不再是統戰對象的華僑)。1970年代中期南越和柬埔寨「革命」成功，又再次上演了針對華裔的這樣一出「社會主義改造」悲劇。數十萬華裔喪失的不但是財產，更是生命，很多人只得投奔怒海，成為難民，而且還背上了「剝削者」和「寄生蟲」的惡名。他們當中很多人輾轉來到北美後重新白手起家，現在又是成功的小業主。在那些他們曾經生活並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國家，對他們財產的「國有化」雖然是赤裸裸的剝奪，遠比剝削更惡劣，但卻蒙上了「公有」和「公正」的道義外衣。相對於西方資本和所在國的民族資本，華裔實業家和一般生意人雖然是富人，但卻是弱者，他們的發展沒有任何政治勢力可以依賴，完全靠經營得法，靠辛勤流汗，夾著尾巴做人，政治動亂中常常成為犧牲者，因此成功特別來之不易。不但如此，他們在居住國受到的這種政治和經濟遭遇也根本得不到自己原來祖國政府的同情甚至聲援，因為中國當時自己也剛剛經歷了類似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要向共產主義窮過渡，還要號召世界革命。

1959年古巴革命給華裔社區造成的衝擊是如此巨大而徹底，以致古巴華裔的族群意識到了1980年代弱化到了難以恢復的地步。書中受採訪的老將軍們承認，到了1980年代，古巴華裔的新生代對「華裔古巴人」的概念十分陌生，但他們把這種族群身份意識的喪失完全歸於自然原因，說這是因為當時在古巴「只有大約300人是在中國出生的」(意為還活著的第一代移民)，而迴避社會政治原因。按照這個解釋，那麼華裔必須依靠源源不斷的新移民來保存自己的族群特徵，這顯然和很多國家華裔族群生存的歷史和現實不符。華裔社群受衝擊的另一個突出表現是哈瓦那中國城的衰落和破敗。書中說，1993年一些華裔後代向中古友好協會聯合發起請願，要求修整和復興哈瓦那的中國城，具體達到兩個目標：一是保護中國城原來的傳統文化和藝術，二是恢復中國城的經濟活力。由於書中只渲染1959年革命後華裔中的革命者政治地位的上升，對整個華裔社群尤其是中國城在革命後的遭遇基本沒有介紹，因此這個「新發展」對於不瞭解歷史演變的讀者來說顯得十分突兀：既然華裔古巴人既參加革命又從革命中獲益，那麼他們的社區中國城又到哪兒去了呢？古巴華裔社區衰落的一個原因和中古關係有關：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1990年代末，古巴由於和蘇聯結盟，被當時的中國稱為蘇聯稱霸全球的馬前卒，兩國關係不是敵對就是冷淡，古巴的華裔當然不能指望有什麼出頭之日。到了1990年代初，蘇東瓦解，古巴轉而從中國獲得巨額援助和國際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麼 1993年古巴一些華裔後代有勇氣發起請願、要求恢復中國城活力的政治背景。

華裔將軍與古巴經濟改革

如果說《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於華裔社群在1959年革命後的遭際的介紹大有值得推敲之處，那麼它的第三部分「特殊時期及其他」對自1990年代以來古巴社會的演變為讀者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材料，而這和「歷史沒有終結」這個主題是非常相關的。1990年代早期蘇聯結束對古巴的全盤經濟援助後，古巴經濟陷入困境，不但從1960年代早期就實行的食物和主要生活物資(包括火柴和手紙)的配給制變本加厲，有世界糖罐之稱的寶島連糖都要從拉美鄰國進口。中國社科院拉美所著名專家徐世澄先生在他2004年發表於《拉丁美洲研究》上的關於古巴經濟的論文中詳細羅列了古巴人民生活物質的配給情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值得讚賞的是，《我們的歷史沒有終結》對於古巴經濟困難不但沒有迴避，而且沒有簡單地歸結於「外國封鎖」。三位受訪者之一邵黃將軍甚至說他小時候看到古巴大量向外國出口西紅柿、豆類和捲心菜，但革命後古巴完全依賴蘇聯和東歐的蔬菜，因此這個渠道一旦結束，古巴蔬菜極端短缺，給外國遊客食用的蔬菜都要從海外空運。古巴飛行員稱這些航班為「恥辱的飛行」。為了擺脫經濟困境，領導古巴軍隊後備役的邵黃將軍 (他也是古中友協主席)在第二號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支持下主持了有限的經濟改革，號召大種蔬菜，多餘產品可以在市場出售，多勞多得，按勞分配。這個經濟改革首先在軍隊進行，因為軍隊有政治特權，可以試點，可以經商。這個改革的結果是有些菜農的收入超過了部長的名義工資，邵黃為此受到政治壓力，被批評為「走資本主義道路」，鼓勵兩極分化，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把緊缺物資(菜棚設備等材料)用來生產和國家大政方針無關緊要的蔬菜。在這場「姓社姓資」的爭論中勞爾出面說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說菜農的收入不可以高過部長的工資是沒有根據的。他還說自己是這個實驗的「教父」，有問題可以找他。

對於瞭解古巴革命歷史的人來說，這場「姓社姓資」的討論似曾相識。1960年代早期在實行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之後，古巴立刻出現了經濟困難並實行了生活物資的配給制(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當時一些經濟領導人主張倣傚蘇聯的經濟改革，實行一定的物質刺激、市場機制和獨立核算，保障人民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但這個主張被否定，隨後發起了類似於中國大躍進和「文革」的「革命攻勢」運動，企圖一舉過渡到共產主義。回顧這段往事，讓人不禁掩卷而歎。

今天，華裔邵黃將軍主持有限經濟改革的勇氣使人想起了半個世紀前曾經活躍在哈瓦那中國城的華裔先人。在這個意義上，可能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歷史」——指華裔對古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實在在的貢獻而不是一個更宏大的意識形態化的歷史敘事——沒有「終結」，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卡斯特羅 : 致中國人民

noreply@blogger.com (Unknown) — Fri, 18 Apr 2008 00:44:00 +0000

卡斯特羅

我十分滿意地獲悉，具有幾千年文化歷史的古老的中國人民將讀到本書所闡述的思想。本書題為《菲德爾100小時訪談》（中文版書名《菲德爾‧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編者注）。這是我接受法國記者伊格納西奧‧拉莫內採訪時的談話。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熱情地翻譯出版了這本書。

近120年前，我們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在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曾在一部為兒童和少年撰寫的書中提到一位中國皇帝，當他歡慶勝利時振臂高呼："若天下無自由，普天大眾揮鞭躍馬探求之！"

古巴的歷史見證了中國人深埋心中的堅定的自由信念。很多中國人英勇獻身於我國的獨立戰爭，大大增強了我們古巴人-- 自1868年以來浴血奮戰的人民-- 對中國的高度敬仰。英國當時出於商業和競爭動機，力圖用中國奴隸代替非洲奴隸，以契約形式把中國人騙到西班牙殖民地古巴。馬蒂的密友貢薩洛‧克薩達為之讚歎，寫下名句："在古華人沒有一個是逃兵，沒有一個是叛徒"。

在20世紀中期，首先在中國、繼而在古巴發生的社會革命使兩國人民結成兄弟，肩並肩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7年的短短時間裡，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

而在遙遠的另一邊，古巴不屈不撓，頑強抵抗歷史上最強大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強力經濟封鎖，度過了近50個春秋。古巴能夠組織起來進行抗爭，靠的不僅僅是愛國主義精神，還有世界其他革命人民提供的廣泛聲援和支持，其中包括親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當今世界，我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們必須以智慧進行鬥爭，以多極化反對武力和單極世界。在21世紀的世界形勢下，應該依靠中國。沒有中國根本性的積極參與，人類將無法應對面臨的很多挑戰。

正是出於這種實質性的原因，我們對譯著的出版賦予特殊意義。這將使偉大中國的讀者和學者更多瞭解我們拉丁美洲的歷史，更加瞭解目前在西半球所發生的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事件。

在2003～2005年進行的諸次漫談中，法國記者的提問涉及很多複雜的問題。當時我並未想到我的答記者問會形成此書。

拉莫內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運動的活躍分子和戰士，在本書的引言中，他基於歐洲知識分子的觀點，坦率地提出了那些並不必然與我們古巴人一致的東西。這些顯現在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發行的版本中。

我沒有機會審校西班牙版本和古巴首次發行的版本。在此之後，我承諾與拉莫內一同全面而仔細地審校此書，其中一部分留有錄音或錄像，另一部分來源於漫長的航空或陸路旅行途中的速記資料。2006年7月底，當我身臥病榻時，便投身這一義不容辭的重要義務和我們的鬥爭所要求的其他很多活動中。我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曾整周整周地、逐段逐句地審校訪談中所涉及的主要事件。

值第14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於9月在哈瓦那召開之際，在古巴發行的本書第二版於一個多月後問世。我交付拉莫內的審校稿增加了80頁篇幅，其中涉及到1962年十月危機期間我與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往來的信件，1990 年科威特遭受佔領時我與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的往來信件，以及2002年4月委內瑞拉發生未遂政變時古巴所採取的措施。

我康復之後，不斷尋求提供更加廣泛和準確的資料，利用數周時間準備本書的第三版，饋贈將於2006年12月2日來古巴參加我80歲生日慶典的很多朋友。在此幾乎 4個月之前的8月13日，我度過了自己的生日。另外，我還對本書的風格和內容作了新的修改。後來，伊格納西奧‧拉莫內記者為出版本書法文版專門提出一些問題，我把相關問答也納入了本書的第三版。

中國讀者可以發覺，針對延續幾年的採訪所提出的問題，我所闡述的思想處於充分發展之中。我直截了當，沒有迴避任何問題。現在，我獲得了更詳盡的資料，並擁有時間深入思考和闡述這些問題。

本書即將出版之時還十分榮幸，正值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58週年，自那時起，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是該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軍事和革命鬥爭的成果。我十分欽佩中國人民，欽佩其勤勞、智慧和獻身精神。

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

2007年9月12日

(《菲德爾‧卡斯特羅訪談傳記：我的一生》全書連載：

http://book.qq.com/s/book/0/12/12968/index.shtml
)

《再望‧ 古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