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感覺既像做醜事被抓住時的羞恥，又如同心之所欲者剛好被人奉上時的滿足與痛快，抑或是無法從著火的房間逃脫時的絕望與恐懼。或許當今世上只有中國人，才有可能讀出這種切膚的感受——別的人，有的尚在矇昧中，大多數已經脫離苦海，而我們，正躑躅於半夢半醒間。

但我必須要說，以上但強烈的難以名狀的情感衝擊幾乎只讀本書第一部時發生。通篇讀完後，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政治寓言」而不是文學來看待。

我并不相信我在書中所描述的社會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與其相似的事情可能會發生。还相信，極權主義思想已經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識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試圖从这些極權主義思想出發，通過邏輯推理，引出其發現下去的必然結果。

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出生於英屬印度北部與尼泊爾交界的比哈爾邦，父親是殖民政府下級官員，母親是有英法血統的緬甸木材商之女，其家境屬於「中產階級偏下(下層中產階級)，即沒有錢的中產家庭」。他曾任過幾年緬甸殖民警察的公差，也流浪歐洲，做過碼頭工人、教師、洗碗工等雜役。其來自殖民地卻又不富裕的背景難免讓他在英國受些歧視，而「社會上層階級」的身分與在伊頓公學學會的貴族口音也讓他很難被社會底層真正接納。不過這些經歷倒是讓他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奧維爾自己曾經提到「貧困的生活和失敗的感覺增強了我天生對權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所以毫無疑問地，與海明威白求恩畢加索卡帕等等有志青年一樣，他在1936年加入「國際縱隊」，支援反佛朗哥的西班牙的內戰。他在西班牙是上過前線的，直到被子彈打穿了喉嚨。更重要的是，他親身經歷了「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與清洗。在「反托派」的名義下，斯大林授意建立了不容反對的極權統治，殘酷清洗、消滅「異端」。奧維爾甚至在撤退到巴塞羅納之後仍遭到共和軍的追殺。他後來寫到：「西班牙內戰和1936年至1937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西班牙內戰的經歷以及反法西斯戰爭的經歷，或許並沒有改變奧維爾的社會主義思想，但堅定了他反對斯大林式極權的決心。「在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確信，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主義運動恢復生機，就必須得摧毀俄國神話。」這是1947年他在《動物莊園》烏克蘭版序言中的話。

講到這裏，應該可以解釋為什麼說《1984》與政治寓言更相稱。本書分成了三部，第一部描述「大洋國」的生態以及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的蠢蠢欲動，第二部描述了史密斯與茱莉亞的覺醒，並解構整個大洋國的政治邏輯，第三部則是史密斯與茱莉亞被大洋國的政治機器清洗、改造。如果按我的解讀，第一部與第二部寫的是（極權）政治如何影響人的行為甚至思想；第三部則是政治機器如何能影響甚至摧毀人性。

本書若沒有第二部中冗長的「戈斯坦因」的小冊子——《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以及本書的附錄《新話的原則》，則這部「寓言」可能失去政治的重量；但若沒有第三部中史密斯枯坐栗樹咖啡館以及與茱莉亞看似平淡地重逢這樣的結局——「在遮蔭的栗樹下，你出賣了我，我出賣了你」——這部小說則將失去文學的重量。

但即便如此，我認為這本書的文學份量也算不得很重。記得朱光潛還是誰說過一句話，可能也是轉述——好的作品沒有道德的目的，但卻有道德的影響。而這本寓言太看重目的了。我讀書時所受的情感衝擊，或許更多是來自於我們可悲的經驗吧。

讀前半部時我一直很想知道另外的「東亞國」與「歐亞國」會是什麼情況，當後面寫到他們其實與大洋國沆瀣一氣，相距不過五十步之遙，我看了感覺非常遺憾，心裏空落落的。後來再一想，覺得他可能是對的，頓時萬念俱灰。

另外，有些諷刺的是，在這本書之前，奧維爾個人寫作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動物莊園》在1944年寫成後，被四家出版社拒絕出版。一直到冷戰來臨。而據2007年9月4日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資料，因為被懷疑是共產主義者，奧維爾自1929年以來被軍情五處和倫敦警察廳特別科一直嚴密監控，直至1950年逝世。

以上。

*** ***

另及，在決定放棄原文讀中文版後，經過仔細比較，我最後選定了群言出版社由廖廣蓮翻譯的版本。在此致謝譯者。

有人在福樓拜與友人的通信中發現，福生曾對這本《庸見詞典（Dictionary of Received Ideas, or in French, 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寄予厚望，希望搞點驚世駭俗的大事情——「讀完這本書後，人們將憚於交談，生怕脫口而出的就是這本書裏的傻話。（Letter to Louise Colet, 1852）」——因為他還沒有機會把書完成，所以我們也不好說他沒能成功。

「庸見」者，庸人之見也。所謂庸人，其實就是平常人，俗人——不過這詞常被用來代指其中不太高明的那羣。常常有一些偏見、成見、不經思考人云亦云的結論、甚至自相矛盾的話，我們在生活中運用自如，不以爲意。我們甚至還不斷學習之，以增加談資，也為了合群。可當把它們集合在一起，逐條對照，這些再日常不過的想法卻有點讓人難爲情——或者說可笑，如果站在事不關己的立場。

《庸》即是如此的書，對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時期社會上的那些被廣泛接受，卻又被濫用、誤用的觀念極盡揶揄諷刺之能事。

在我看來，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

庸見——即上文提到的cliché，例如：

• Clarinette（單簧管）——吹它導致失明。例證：所有盲人都吹單簧管。
• Gibelotte（白葡萄酒燴肉塊）——用的總是貓肉。

「庸見指南」——類似當今的「裝逼指南」，例如：

• Ferme（農莊）——參觀一家農莊時，應該只吃麸皮面包，只喝牛奶。假如還有雞蛋招待，要驚呼：「天哪！多新鮮呀。城裏不可能找到這樣的。」
• Jeunesse（青春）——啊！青春多美好！總要引用這幾句意大利詩，即便不懂它的意思「O Primavera! Gioventù dell’ anno! O Gioventù! Prhaavera della vita! 」（註：其意爲「啊，報春花！每年的青春！啊，青春！人生的報春花！」）

嬉笑怒罵——作者直接走上前台發言，例如：

• Fondement（根據、依據）——所有新闻都缺少它。
• Macadam（碎石路面）——取消了革命：再也沒有辦法建造街壘了。不過走上去還是不舒服。 （註：巴黎街道原來用方石塊鋪設，民衆暴動時，常被用來建造壁壘，與政府對抗。）

不過，諷刺多半是有時效性的。因為不熟悉那段歷史，不了解當時社會風氣、熱點，讀本書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更重要者，本來福樓拜就是一位極注重文字美感與技巧的作家，再加上這本書以「詞典」之形式來作諷刺之文學，想必直接讀法文才能見三昧——如詩一般，翻譯會讓很多「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部分遺失。

說到形式，以詞典來諷刺，或詼諧地揶揄人們通常的觀念，的確非常新穎，但並非福生首創。粗略地考證了一番，13世紀的波斯詩人與諷刺作家Ubayd Zakani就寫了一部字典形式的諷刺作品《Ta’rifat（定義）》。英語世界裡玩弄詞典形式的也有著名的《英國語言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由Samuel Johnson在1755年出版，還有大名鼎鼎的Noah Webster在1806和1828年出版的兩本詞典，它們基本上是嚴肅的詞典，只是其中有很小的部分加上了詼諧睿智的評語。與福生的套路更為一致的是同時代的美國作家Ambrose Bierce，其在1911年出版了著名的《魔鬼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華文世界也不乏追隨者，如韓少功在1996年出版的《馬橋詞典》——其以詞典作小說，又闢蹊徑，而且已然與諷刺不沾邊了。

隨著文學形式的演變，福樓拜所大張撻伐的「庸見」也從未停止生長。當今若有國人願效法《庸見詞典》，他能找到的精彩素材一定較福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點也不值得驕傲。

 最後，感謝本書的譯者施康強。

其主要在於郡縣制度以及文官制度。尤其文官制度，讓全國的知識分子以相對公平的方式被選入政府服務，直接參與實際政治，以其時代背景而已，似無更優之民主方案。文官制度之演變本身——即從「察舉孝廉」變至科舉「明經取士」——亦可反映制度對更加民主化的不斷探求。

而其結果，中國非以武力征服，而以其文化昌盛、經濟繁榮，屹立於世界最強國家之林千數年——尤其考慮到世界其他的帝國多短命，也未必算得真正的國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之優越性可知。

反觀歐西，古希臘在彈丸之大小的城邦施行之貴族民主且不論，其後長期在皇權及教權之重壓之下，其千百年之政治努力始終着眼於如何對抗王公貴族以及教廷。安內尚有不逮，談何優越。及其開民主， 對抗仍爲基調，並影響此後對學術界之政治視角。

而其後之興盛，與其說得益於政治制度與資本主義，不如說得益於地理大發現以及全球性的掠奪與殖民。初其時，經濟倒推政治變革之勢更盛，而非政治促進經濟發展。現在所鼓吹的，更像是「搶劫發家，合理合法」。

阿拉伯人與中國人都更早有過自己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但未產生出的類似的結果，其原因很多，如經濟重點不同、如並無一路佔領一路殖民，但無論如何，若簡單歸因於政治制度之阻礙，是值得商榷的。

至明以後中國之迴光返照及衰落，倒確實是政治制度之反動——一反傳統，走向中央集權，此節值得反思。但凡制度，久而必生流弊，因改革再獲新生。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千餘年的不停變革，已證明自身的包容性與活力，若未受堅船利炮之擾，未嘗無自愈之可能，一如歷史上曾數次發生過的。

及滿清面對歐洲列強一敗塗地，真是敗於政治制度歟？只是因為我們比他們老而已嘛。

其時著者在鄭洞國將軍率領的駐印新一軍任上尉參謀，在業餘時間——或因其曾在長沙《抗戰日報》工作過——撰寫了緬北戰場的故事十餘篇，投至《大公報》、《軍聲》等報刊並獲發表。次年（1945）3月，再由上海大東書局集結出版成書。

既非職業戰地新聞記者，也未受報刊委託撰稿，著者所記或算不得標準的戰地通訊——首先新聞之時效性不夠，也不大系統，且出於藝術的目的，部分內容業經小說式的處理。這本書所呈現的只是緬北各戰役第一線之剪影，更是戰場官兵的行動、生活與思想之素描——其文字注重營以下的行動，且極力避免涉及高級長官（亦為保密計），並盡量以親自在戰鬥部隊之目睹為限。我想這也是本書在緬北之戰後仍值得出版的原因之一吧。

這些剪影與素描包括兩次戰車攻擊、一次飛機轟炸、一次負傷和幾次步砲兵戰鬥之細節，另附一篇跋。篇幅不長，文字清晰明快，卻又捕捉了很多生動的鏡頭——例如「槍響砲飛之下，許多蝴蝶還在樹林內來去；一場劇戰之後，陣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橋在河上生出倒影……」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故事有兩則——八月十四日空軍節當天著者從印東基地隨軍機觀戰轟炸緬甸日軍據點的經歷；其次是在大雨滂沱的密支那叢林裡被日軍趁夜襲營，著者被三八式步槍擊中貫穿大腿倒地……

有人因文章「戰地通訊」之性質而以爲其必然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遂對本書有所貶抑。其實不盡然。作者主觀方面之原因已如前述，從客觀方面而言，文章中強調「光明面」也因現實確實光明——自中日開戰以來，雖不乏「台兒莊大捷」、三次「長沙大捷」等鼓舞人心的勝利，但均系防禦戰，且更經常聽到的是國軍損兵失地之消息；而本書所記的「滇西緬北會戰」以來——無論是駐印軍還是遠征軍——均連戰連捷，收復失地，且是攻勢作戰，實為七七事變以來所鮮見。證明給我們飛機大砲，我們也能讓日軍深切體驗挨打的滋味。焉能不光明？

另一方面，與本書中駐印軍發起「密支那戰役」幾乎同時，日軍在中國內地發起了「一號作戰」，亦稱「大陸打通作戰」。1944年4月，日軍投入空前的45萬兵力，在2400公里長的戰線上發動攻擊，系明治維新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作戰。4月的「豫中會戰」擊潰了湯恩伯部主力，打通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5月的「長衡會戰」中雖出現過可歌可泣的「衡陽保衛戰」，但薛岳部主力被殲滅，直至戰爭結束仍未恢復作戰能力。8月的「桂柳會戰」，第四戰區的張發奎部以及第六戰區孫連仲部亦無力抵抗。日軍實現了戰略目標，殲滅國軍數只主力，並徹底打通大陸交通。日軍（偵察部隊）還一度將戰火燒到貴州獨山。——一時人心惶惶，「戰敗」之聲四起，國民政府的聲譽觸底。這或是本書出版之另一原因。焉能不光明？

總而言之，值得紀念的故事，值得記住的可愛的人們，假之以魏晉佛造像一般的文筆，這是值得一讀的「光明之書」。

當然，以劉以鬯「香港文學泰斗」、「教父」的地位，倒用不著電影導演或明星來背書。作為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基石，劉不光在香港報界與文壇家喻戶曉，其對南洋尤其是星、馬等地華人現代主義文學也有頗深之影響。

有人將《酒徒》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這是否言過其實，取決於我們怎麼定義。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小說是20世紀重要的文學開創，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分支，以我無比粗淺的理解，意識流文學試圖捕捉和描繪主觀的感受與想法——尤其是潛意識，而刻意忽視傳統小說通過對話、行動來塑造和表現人物的「窠臼」，主張人物的主觀世界才是真實、客觀的世界。意識流所重在「流」——即意識或潛意識的連續、多方向流動與交錯、（表面的）不規律，以及不受物理時空約束的變化。其技巧主要體現在內心獨白與心裡分析的大量運用，以及類似電影的「蒙太奇」表現手法。意識流的出現是由於西方科學發展、尤其是現代醫學與心理學以及哲學的新開創，作家樂於在傳統的「現實主義」之外探索一條新道路；不單是文學，繪畫甚至更早地出現了諸如對印象主義以及更新的思潮與表現方式的探索。

談起意識流小說（甚至現代主義文學）不能忽略幾位開山鼻祖——普魯斯特（Proust）、喬伊斯（James Joyce）、V.伍爾芙（Virginia Woolf）等。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新感覺派」也難說沒有受到意識流的影響，其代表人物諸如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對同時期的中國作家也有很大影響，一時間「中國新感覺派聖手」穆時英、劉吶鷗、施蟄存等也被人爭相傳頌。在中國大陸再次出現意識流小說，則要等到80年代王蒙等人的出現。所以，如果不把「新感覺派」算進來的話，《酒徒》的確是「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

《酒徒》最早於1962年在報上連載，次年集結出版。之所以特別強調年代，因為《酒徒》是一部以形式取勝的作品——以「與眾不同、別開生面」為宗旨。一旦要討論形式之新穎與否，則必須考慮時間，如今人看《紅樓夢》的創作方法無疑是傳統的，而時人的評價則是「《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云云。

《酒徒》當時標新立異的形式——比如很短的段落（一兩句或數個詞）、很短的章節（最短一章僅12字，長則上萬字）、詩化的語言等，在世界之交時已成為痞子蔡、衛慧等作者的標配；而特別出其不意的巧妙譬喻也可以在王朔等的小說中看到（註：僅討論形式，無涉因果先後）。像「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思想猶如剛撳熄的風扇，仍在轉動，思想與風扇究竟不同，它不會停頓」、「七彩的燈光在紛亂中變成驚飛的羣鳥」、「她變成一匹美麗的獸了，喜歡將愛情當作野餐」、「屋角的空間，放著一瓶憂鬱和一方塊空氣。兩杯白蘭地中間，開始了藕絲的纏」這樣的句子俯仰皆是。

書中第九章或許可以集中體現部分精彩——回憶從「一二八」之前「我」——一個6歲小孩——在上海城中第一次親見中國人殺死中國人，到「一二八」、「八一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到「有血氣的年輕人都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戰」，一直到在陪都的防空洞躲轟炸——這是「我」的抗戰經歷史，但是以極短的篇幅寫就，而且特別生動有畫面感，真所謂「往事過電影一般」。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章，也是我見過的最文學化、最短、最生動的抗戰經歷史。

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作者對於醉酒時迷離間清醒之的意識描寫（包括寫「夢」）。以酒為名，用文字傳神地建造了一個迷離紛紜的世界。酒杯如同潰決的堤壩，酒之洪流一瀉千里，衝破藩籬，裹挾著思想，橫衝直撞，飛上九霄。——同是「求醉」，太白的「對影成三人」可成酒中仙，而「我」的醉則世俗得多又可憐得多——不可思議的是，劉以鬯說自己是不喝酒的。

至於情節，毫無曲折可言——一位因抗戰內戰流落香港的文學青年，在「三毫小說」、「四毫小說」盛行的文學荒漠，只能寫黃色小說、武俠小說來謀稻粱，心有不甘又無一搏之決心，只能買醉求「死」。意識流小說素不重情節，西方猶然（這或許是我實在讀不下去《尤利西斯》的藉口吧~），中國的意識流小說則更多地保留了傳統小說的特點，還是頗有些情節的——用來鋪陳故事或是象徵。所以《酒徒》能拍電影，《追憶逝水年華》拍了也不會有人看吧。

因為是意識流，不必拘泥，所以裏面有大量的評論，對於五四以來中國的小說、現代文學、文學批評、香港文化界、中西文化碰撞、出版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這也倒符合一位落魄作家的內心動向。

最後，關於作者。劉以鬯原名劉同繹，1918年生於上海，41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抗戰期間在重慶擔任抗戰報紙的編輯。48年去國，曾先後輾轉於上海、重慶、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後定居於港。他是戰後中國大分裂時期的典型中國離散文人。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老人家仍健在，若再堅持久一些，期頤之年將至矣。

祝劉老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不是下午茶之前的那種餓，是四肢乏力、舉步維艱、頭暈目眩、畏寒、全身發抖，直至發虛汗的那種餓，或更甚。我常騎單車旅行，若去偏僻地方，難免有時補給匱乏，加之體力消耗大，偶有這種程度的飢餓體驗。飢餓來臨時，身體與意識似乎都在慢慢離你遠去。幸好，只需捱過個把小時，又能遇到人煙，找到食物；可設想這飢餓持續數日、數月，甚至數年，又會如何？

會死。

這就是「夾邊溝」歷史的基本事實。夾邊溝是地名，屬甘肅省酒泉市金塔縣，西南去酒泉約30公里，其地處祁連山之北，巴丹吉林沙漠西緣，面積200多平方公里。此地多戈壁荒灘，乾燥少雨，風沙猖獗，土地貧瘠且鹽鹼化嚴重。1957年反右，「夾邊溝農場」被改爲「勞教農場」，大批「右派分子」被源源不斷地從甘肅各地送來接受「勞動教育」。（勞教不同於勞改，勞改是刑罰，有刑期，受勞改者爲犯人身份；勞教理論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算犯罪，勞教者非犯人，期限不固定）其接收的右派人數大約佔全省右派的21%。1958年最高峯時，夾邊溝農場向勞改局報告的人數爲3074人，包括女性32人——事實上，在夾邊溝的勞教人員，最高峯時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爲不合理、無休止的高強度勞動，缺少避寒的庇護所，且日益減少的糧食配給，從58年冬天開始，右派大量死亡——初到夾邊溝時每人每月配給40斤糧食，58年後減至30斤、24斤、15斤……直至每人一天只有不到7兩糧食（舊制一市斤有16兩，7兩不足半斤，約等於現在一隻可頌麵包的重量），所供應的也不是白麪，而是粗糧加上樹葉等磨成粉，煮成糊糊，無油少鹽。及至1960年末，中央糾正甘肅省委的極左路線，61年元旦開始「搶救人命」，活着離開夾邊溝的倖存者只有500來人。

廣義上講的「夾邊溝」，除了夾邊溝勞教農場，還包括周邊的數十所農場，如新添墩、高臺、飲馬三場、十工、四工、下清河等。甚至遠至青海，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中陸焉識被發配到青海湖附近的農場，其情形與夾邊溝類似，程度或有不同。

奧斯維辛留給後人的是悲憤，甚至是仇恨，因爲那是敵人的罪行；古拉格留給後人的是沉痛，無法言說的沉痛，因爲它來自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夾邊溝」留下也是同樣的一種沉痛。

「夾邊溝」更是讓人扼腕痛惜的，因爲在建設新國家亟需人才的時候，它卻有系統地消滅了知識分子。當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甘肅麇集了全國各地的人才，甚至海外歸國學子，所以後來命喪夾邊溝的「反」「壞」「右」當中有不少名人、能人。比如留美水利專家傅作恭，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受時任水利部長的二哥傅作義之召喚，回國報效，支援西部建設，但因與省委第一書記張仲春意見不合，被打成「右派」，60年冬死在場部的豬圈旁——餓的不行，想去扣點豬食吃，結果起不來，倒斃於豬圈，後屍體被大雪覆蓋，直至來年春天才被發現。再比如翻譯家黃席羣，李宗仁代總統時期，派張治中與共產黨談判，黃任英文翻譯（時美國仍在斡旋），解放後不少著名翻譯家都是其弟子。再比如改革開放後名噪一時的美學家高爾泰（我第一次詳細的知道夾邊溝故事，就是拜讀了其自傳《尋找家園》）……至於那些還來不及讓才能發光發熱，來不及名垂青史卻又有才華的人，就更不可計數了。

（當我寫下這一段時，我心中暗暗問自己：同樣的生命，但若死在戈壁荒灘的是三千愚夫愚婦，甚至是勞改罪犯，我還會抱有同樣的悲慟惋惜麼？……我不敢回答。）

這本書被歸類爲小說，甚至不算報告文學，但楊顯惠爲這本書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詳細的採訪，本書的所有故事乃至表達方式均依託於倖存者的口述。我認爲從內容上來看，這應該算是nonfiction（非虛構），只不過因爲題材的敏感性及當事人的意願，以及爲了進行文學的加工，這本書被劃作小說而已。同樣的例子可見馮驥才寫文革的作品《一百個人的十年》。

在揭示真實這一巨大的歷史意義之外，若單談論文學性，本書或仍存很大的進步空間，甚至《一百個人的十年》都略勝它一籌。一百個人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是散落的，共同的只是荒唐的時代背景；而夾邊溝裡的三千人在時間與空間上均緊密相連，既有交集又錯落——書中的故事包括了被勞教的右派、女右派、「柺棍」、就業人員、場部的幹部、右派家屬等不同的角色與角度——如果能夠以更放射性的方式——或採取其他值得嘗試的文學技巧——而不僅是平行的線性敘述，會不會讓這些材料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當然，真實的能量已經足夠大了。書中故事一字一淚，讓人不忍卒讀。其中有兩則故事，我印象很深。其中一則的「我」在木工組工作，一次分到去拉洋芋（土豆）的美差，結果一行九人趁機吃掉了160斤洋芋。難得飽餐一頓，但長久飢餓後胃已經不能正常蠕動，再加上吃得過多，痛不欲生，有人當天就脹死了，好在「我」只是上吐下瀉。同組的同伴牛天德——他是舊社會的大學生，從東北來到蘭州支援建設，在省建工局做工程師，當時五六十歲，文質彬彬，身體很弱——非常照顧我，一會接我吐的，一會接我瀉的，還幫我揉肚子，非常周到。第二天我稍可行動，無意間發現牛天德悄悄趴在房頂上，用他包袱布晾曬「我」昨天吐出來和排泄出來的污穢物，而他正從哪些污穢物裡揀着指頭蛋大小的洋芋疙瘩往嘴裏塞。塞了幾坨洋芋，又從粘稠物邊緣掰了一塊已經凝固的，如同掰千層餅的一角……

另一則是王永興的故事，一天他白髮蒼蒼的老父母帶着他五歲的小兒子，他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又徒步走了一天幾十里路來夾邊溝探望他。相見無言，淚如雨下。父母在他鋪上坐了一夜，轉天就走了。父親說，原想多住一天，但沒想到這裏吃的這麼難腸，怕多住一天，三口人就要多吃兩斤糧，送來的糧食就被自己吃光了。父母給王永興帶了七八斤熟麵，五六斤蒸熟後曬乾的甜菜，還有一包煮熟後曬得半乾的狗肉。王永興僅憑宰狗一事就知道，父母所沒有說明的家中的情況，如果有糧食存着，誰忍心宰狗呀！而熟麵是啥好東西？也僅才帶來七八斤！——他沒有揭穿父母的謊言，他只是爲父母來到夾邊溝餓肚子而深爲不安。父母走時把路上吃的乾糧留給了他，而王永興沒有送父母，因爲他已經沒有走路的力氣了。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頑強的。有人餓死，有人爲了生命而改變成另一個人，他們都不應當被歌頌，也不應當被指責。作爲旁觀者，我們對這些「別人的苦難」至少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銘記。

源芳盡頭千仞壁，新安展處萬頃波。
璜尖回顧登臨路，唯見莽莽林與淵。

注：

「源芳」系源芳溪，位於徽州南，南自南而北流，最終匯入新安江。今日溯此溪南行。
「璜尖」系地名，今日翻越海拔約880米的山嶺，其公路埡口稱璜尖。

之二。第二日，浪川鄉至建德市，109km。

鳥語幽徑起微塵，喧囂車馬聞無聲。
青山看罷看場圃，閭左何處見此村？

之三。第三日，建德市至龍遊縣，63km。

雨遣歸城客，香邀又一春。
離山不敢問，可容採菊人？

魯迅的這本小集子則不然，篇幅不大，故事有趣，其中更不乏我們稔熟的文章，如《滕野先生》、《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誰還記得課本裡要求背誦的段落？

讀書時候我是很不喜歡魯迅的，一方面是逆反心理作祟——反的是這人在課本里出現得過於頻繁，還反他太「政治」（這是當年的理解）；另外就是他寫的東西太詰誳聱牙了，讀起累——作為白話文寫作的先驅和探索者，雖然他是左派，但和後世的「社會主義語文」頗有些格格不入；還有，就是他筆下的世界太灰暗、沉悶、無趣，祖國的花朵和「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怎麼會願意待在那裡！

這成見在很長時間裡阻止了我在課本之外觸碰任何魯迅的文字。

這成見在這次閱讀中被徹底打破。

原來魯迅也是很風趣的，不同於跟他打筆仗的梁實秋那種文雅的風趣，或更像《圍城》的錢鍾書那種略「刻薄」的風趣。

原來魯迅也是有學問，或言有做學問精神的。為了找幾張插畫，或做或輟地花了一年時間，四處蒐集材料，然後從同一主題材料之間的差異中發明出更深的意義，或更有趣的話題——無論是《二十四孝圖》中「曹娥投江」到底是面對面抱著浮出水面，還是背對背負著浮出水面；無論「弄雛娛親」裡七十多歲的老萊子到底是著五彩斑斕之衣玩撥浪鼓，還是「泥人兒」；無論「活無常」與「死有分」、「陰無常」與「陽無常」到底誰是誰，甚麼關係……這些都頗讓我受教的。

縱觀全書，各自獨立的篇章合則成為一本自傳，從童年的生活、經歷，親近的人或有意思的事，到選擇學醫的原因，棄醫從文的緣故，先生與朋友等等，都歷歷在目。一直以為「朝花夕拾」是很美的詞，但不知所以然，讀完這本書，才似有所悟。這可能是魯迅少有的脈脈溫情多過畢露鋒芒的文字了吧。

周先生在引言裡有幾句話說得很有意思，大意是曾屢屢憶起兒時在故鄉吃的蔬果，鮮美可口，使人思鄉。後來，久別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味道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爰為結。

不過橫店對我的盛裝似乎毫不領情。這座顯然已經發達的鎮子依然選擇與絕大多數的二三四五六線城鎮一起，在囂嚷雜亂的世界裡保持隊形。雖然四處打著與身材不符的「休閒小鎮」的廣告，我看路人甲乙丙丁們似乎很難興起什麼閒情。

實際上，旅行到了橫店就結束了。從永嘉開始，直到橫店，騎車、賞景、踏春，都帶有悠閒度假之屬性。橫店之後（包括永嘉之前），又回到了孕育出如「路怒症」之類怪病的中國城市文明當中，旅行免費升級成「戰鬥屬性」。

意猶未盡。

春山之美，不光在高山流水、百花爭艷、百鳥爭鳴之類，此間種種，雖不能備，但城市公園中又何嘗不可得一鱗半爪？又何嘗不能怡人？私以為，春山之美，或不在其豐富，而在於可賞。可賞者，在於清靜。清靜可使耳目與心純一，所得者倍。騎車時，聽得見樹葉婆娑，聽得見鳥鳴啾啾，聽得見蟲鳴吱吱，聽得見溪水潺潺，聽得見瀑布隆隆，聽得見自己沉重的喘息，聽得見輪胎與路面的摩擦……就連偶爾路過的汽車也能奏出悅耳的聲音。清晨的鬧鈴，不是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的雞打鳴，就是近在咫尺的鳥叫。靜也不全在耳目，靜亦在心。

最後播報一下路況。早晨翻大盤山那段路很精彩，陡上坡陡下坡各約5公里，下坡連續大髮卡彎，路況極佳（一向認為浙江的國省縣鄉道道路質量是國內之最，至少是之一，遠勝臨近的滬閩蘇），沿途風景也好，十里桃花——這是騎單車爬山的最好回報。

現在，可以好好收拾下慎終追遠的心情。春遊結束了。

雖然小時候聽的故事裡沒有地名這部分，但是經過的地方與小時候的故事有關，還是會莫名地激動。當然，若本著懷疑精神，我覺得這道聖諭和這故事的因果關係不夠強，不排除是後人穿鑿。

仙居南臨擴蒼山，海拔近600米的仙永隧道相當於公路埡口，穿過去之後便一路下坡到仙居。這條隧道不光分隔了行政區劃，還劃分了風景。嶺陽山高谷深，森林茂密；而山北則出現了更多當地人叫嶴（簡中：岙），西南稱壩子的地形——也就是山中的平地，樹木也較稀疏。若論稼穡，山北更佔地利；若論風景，則山南更勝一籌。

仙居往北，則溯靈江而上，再穿過一條在海拔600米的隧道，沒多久，就到了大盤。沿途風光乏善可陳。

一年一年地比較來看，浙江的「五水共治」執行得蠻認真的，這不光體現於江河湖水，沿途所見的大力推廣的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也可證明。若認真治水，一定會追溯到上游的垃圾處理。我特意去參觀了一家垃圾資源化利用設施——原理是用細菌將分類後可腐化的垃圾漚成有機肥，最後回田——還真的在運作，雖然不知是否完全遵守工藝，雖然運行率遠低於額定負荷……也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