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求：

1. 請雲林縣政府、勞動部立即對艾杰旭公司在和平協議後又濫訴工會幹部一事表態，要求公司撤告。
2. 譴責艾杰旭公司在簽成協議後又告勞工，工會將繼續應戰。

雲林縣第一起的艾杰旭罷工結束，勞資雙方簽訂和平協議，豈料資方又故意生事端！艾杰旭工會理事劉林智、顧問姚光祖合法執行罷工糾察線，卻遭工廠長與職安顧問提告強制罪。另外理事長沈全成也收到雲林地方法院通知，詢問罷工合法性。難道雲林縣的勞資環境變成人前握手、人後打壓？工會嚴厲譴責公司的兩面手法，也呼籲協議時有代表在場的雲林縣政府、勞動部應表態！

艾杰旭工會指出，勞資雙方於10月7日達成協議，獲得加薪成果，協議名稱為和平協議，當時雲林縣勞青處的張世忠處長、勞動關係司司長王厚偉也在場。豈料在一個禮拜後，工會接到派出所通知，在罷工時主動衝撞罷工糾察線的工廠長陳啟宏、安全顧問官永興提告工會幹部強制罪。工會質疑：幹部是依勞資爭議處理法執行罷工糾察線，反倒是安全顧問官永興在工廠長的指揮下故意衝撞工會成員，製造衝突。公司明顯是惡人先告狀。

近期，當工會在會議中要求公司撤告之時，公司卻推託說要尊重安全顧問官永興的意見。工會指出：這位所謂安全顧問，本為雲林縣政府的刑事警察，離職到了艾杰旭公司一週只需上班兩天，卻可領高於一般員工的薪水，令人質疑這是否是公司請來的門神？如今他又帶頭使用暴力，甚至濫用司法資源，威嚇工會幹部。試問雲林縣長張麗善、勞動部長洪申翰，你認同這樣的做法嗎？

又，工會在一個禮拜前也收到了雲林縣地方法院的詢問，指出公司指控本次罷工違法，要申請定暫時狀態處分。本會大惑不解：第一，本會均依法執行罷工。第二，罷工早已在三週前就結束，顯然保全程序完全沒有實益。何以公司不主動撤除保全程序之聲請，要濫用司法資源和濫用律師費？顯然就是想要對工會造成寒蟬效應。

艾杰旭工會最後指出：艾杰旭罷工雖已達成調薪成果，並且簽下協議，但公司的小動作不斷，持續騷擾工會幹部，顯然是雲林企業的糟糕榜樣。類似提告在106年普來利罷工等不起訴案例中均已證明，工會有合理執行罷工糾察線，豁免刑事責任之權利。雲林縣的第一起罷工案例，所有人都在看，請艾杰旭公司自重。如今變成簽完和平協議又濫訴，實在讓人對雲林的勞資環境憂心。

工會不希望雲林縣更多企業學習這個壞榜樣，呼籲雲林縣長張麗善、勞動部長洪申翰應立即表態，要求艾杰旭公司撤告。若公司執迷不悟，針對這個濫訴的案例，工會也會全力支持被提告的幹部們應戰。

這篇文章 【新聞稿】譴責艾杰旭公司協議後又告勞工，主管機關請表態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11月28日核能公投即將登場，公投理由書主張「核能復興」，但這些論述是否符合國際現況？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今（9）日舉辦記者會，邀集能源、環境與社會科學領域專家，從國際研究、跨國民調、福島實地訪查與電力系統分析逐一檢視。專家指出，核電三倍目標難以實現，除役與核廢問題懸而未決，地方接受度偏低，福島核災的代價至今仍在延續，且核電將排擠綠能發展，拖慢淨零轉型。

核電三倍目標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假設上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總監趙家緯指出，提案方引用COP28期間25國的「核電三倍」宣言，但OECD核能署今年7月的報告顯示，要達成此目標，須假設既有機組延役至100年、所有大型核電計畫（含場址與技術未定者）全數完成，OECD國家興建中的核電廠量也須從過去十年平均約9GW，於2030年代中期增至300GW，且SMR還需大規模商業化，「這並非現有的發展趨勢」。

趙家緯表示，COP31今日開幕，國際焦點仍在再生能源。COP30主席國巴西11月初提出的化石燃料汰除路徑圖指引中，核電僅被提及10次，再生能源則有67次；主辦國土耳其倡議2050年全球地熱供給增至12倍，共同主席國澳洲則支持《全球屋頂太陽能宣言》，目標2030年全球屋頂太陽光電戶數倍增至3億戶。

至於各方寄望的新核能之一：SMR，OECD核能署估計其2050年僅占全球核電裝置容量的5%至8%，發電成本即使量產後仍高於傳統大型核電以及當前再生能源。世界核能協會也坦言，SMR商業化成熟度不足，燃料供應、監管與核廢管理體系皆待建立。

除役與核廢負擔持續累積，公投避而不談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林正原指出，核廢問題不只是用過核燃料的最終處置，核電廠除役同樣產生大量放射性廢棄物，且往往耗時數十年。根據《2026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全球已關閉的224座反應爐中，僅25座完成除役、10座場址恢復為綠地，平均耗時近22年；2030年前還將有65座反應爐關閉。

老舊核電重啟同樣困難重重。美國Palisades核電廠重啟過程中陸續發現設備劣化與蒸汽產生器管束破裂風險；三哩島核電廠因輸電工程延誤，供電可能延至2031年；Duane Arnold核電廠重啟至少需投入10億美元，總成本與時程仍未確定。

林正原表示，台灣目前沒有運轉中的核電廠，正是處理既有核廢與除役工作的最佳時機，但國民黨提出的核能公投完全未觸及核廢問題。他呼籲，無論是賴政府的「核廢有解」原則或國民黨的公投，政治人物都應正面回答：既有核廢如何處理？除役需要多少時間與經費？新增的核廢由誰承擔？「全民不能再接受『問A答B』的核廢解方。」

支持核能不等於願意在地設廠

《2026世界核能產業現況報告》協力作者之一的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丁允中助理教授強調，核電重啟不能僅以民調支持度作為正當性依據。已停機的核電廠面對的是「重新運轉」，涉及技術與法律門檻，計畫核定不代表已具備發電條件。國際民調也顯示，支持核能與接受地方設廠是不同問題：美國Gallup調查有45%支持在當地興建核電廠，53%反對；英國YouGov雖有51%支持使用核能，另一項英國政府調查卻僅有24%支持當地興建，35%反對。

多次淨零民調也顯示，大多數台灣民眾對於在自身居住鄉鎮興建核能相關設施也抱持反對態度。這些調查提醒台灣社會，一般支持不能取代地方接受。政府應具體交代核安、戰爭風險與核廢料管理方案，確保居民實質參與，不能以政治表態取代風險評估與公共討論。

福島核災代價仍持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邱花妹教授指出2011年的福島核災讓日本社會付出沈重的經濟與社會代價，邱教授今年三月前去福島災區踏查最新狀況。她表示核災15 年後造訪受災最嚴重的町區，確實看得見證明災區復興的設施與經濟，比如棚塩產業園區、雙葉町的嶄新車站與復興宅，而定格在十五年前的災難遺址、「東日本大地震・核能災害傳承館」、「東京電力廢爐資料館」等館設，乃至「中間儲藏設施」則整合進象徵福島復興的觀光經濟「希望之旅」。但災區的復興被批評為偏重硬體設施、是缺乏災民的復興。

然而福島能否成功廢爐除役深刻影響福島能否真的復興，而福島復興的成功與否，又關乎日本政府與核工業能否取得核能使用的正當性。但廢爐與除污挑戰仍極大，目前平均每天約有4,900名工作人員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內從事除役工作，除污土總量約相當於11個東京巨蛋的體積，日本政府宣示2045年將污染土全數移出福島，但方法與政策目標備受質疑。

此外，廢爐面對的880噸大規模燃料碎片目前僅取出0.9克，想以8兆日圓（約新台幣1.76兆元）在2051年完成福島核電廠退役的目標，明顯在時間與金錢上陷入高度的不確定。福島全縣目前仍有2.2 ％的「返還困難區」，高度集中在鄰近核電廠的雙葉町、大熊町、浪江町等七町區，居民回流人口不及災前的十分之一。整個福島的面積約為台灣的三分之一，2.2% 相當於 4.6 個屏東市、2.2個恆春鎮。很難想像，若核三廠不幸發生核災，對外只有一條屏鵝公路的恆春半島的命運將會變得如何？

綠核在台無法共存，核電重啟將排擠綠能發展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永續發展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顏東白指出，TCAN淨零路徑主張2050年台灣再生能源發電占比達90%；Climate Analytics與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IK）2025年研究也指出，2050年全球風光發電占比可超過90%。核能在淨零轉型中最多只能扮演次要角色，台灣不應為剩餘少數電力，投入昂貴且興建緩慢的核電，排擠綠能與儲能發展。

在成本方面，顏東白表示，太陽光電、風電與電池可透過模組化量產持續降低成本，核電則因工程複雜及高度客製化，難以實現相同的成本下降。法國Flamanville 3核電廠總成本達237億歐元，英國Hinkley Point C預估完工成本更達480億英鎊，且工期一再延宕。若台灣投入大量公共資源發展核電，恐怕不是以核電振興經濟，而是以台灣經濟振興核能產業。

在電網調度方面，若優先調度缺乏彈性的核電，將迫使風光削減出力、降低投資誘因。日本九州2025年曾出現單日再生能源削減率達50.6%的情形，凸顯電網調度缺乏彈性所產生的綠核競爭。2025年西班牙與葡萄牙大停電，歐洲輸電系統營運商聯盟（ENTSO-E）最終報告指出，事故涉及電壓控制不足與機組連鎖解聯，而非單純缺乏轉動慣性。電池與再生能源同樣能提供快速頻率及電壓控制，核電並非維持電網穩定的唯一選項。

顏東白進一步指出，氣候變遷也正衝擊核電供電可靠度。2026年夏季歐洲高溫與乾旱導致多瑙河水位下降，羅馬尼亞Cernavodă核電廠兩座反應爐分別於7月及8月停機，直到11月6日才有一座恢復併網，另一座仍待水位回升才能重啟，凸顯極端氣候對核電冷卻水供應的衝擊。他強調，台灣應優先加速綠能、儲能與彈性電網建設，而非投入成本高昂、建設緩慢且可能排擠再生能源的核電計畫，拖慢淨零轉型。

專家共同呼籲：別讓公投把台灣拉回老路

與會專家指出，無論從國際能源趨勢、各國除役經驗、地方民意或福島的教訓來看，「核能復興」的論述都經不起檢驗。核電三倍目標建立在難以實現的假設上，全球除役與核廢負擔有增無減，多數民眾不願核設施設在自家附近，福島廢爐在十五年後仍看不到終點。在台灣，重啟核電不僅要承擔高昂成本與核災風險，更會在調度與投資上排擠綠能，拖慢真正能快速減碳的選項。

專家強調，11月28日的公投問的不只是要不要核電，而是台灣要把有限的公共資源與社會量能放在哪裡。今年全球太陽能與風能的年發電量預估將雙雙超越核能，儲能佈建也正加速起飛。在這個時刻，台灣該做的是正視既有核廢與除役的責任，全力推動綠能、儲能與彈性電網，而不是為了最後一成電力，把下一代綁在昂貴、緩慢且充滿不確定的核電上。

這篇文章 【新聞稿】從國際趨勢檢視核電公投提案： 三倍目標破功、核廢無解、排擠綠能、社區接受度低才是真相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文／周平

1961年，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審判現場，看著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時，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論：這個策劃數百萬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惡魔，其特質既非極端的殘暴，亦非反社會的瘋狂，而是一種極其普遍、近乎麻木的「不思」（Thoughtlessness）。鄂蘭指出，不思並非智商的低落，而是個體主動關閉了與自己內心進行對話的能力，拒絕站在他人的立場去感知世界的痛苦。

鄂蘭的理論絕非僅限於納粹德國的歷史標本，它就像一面銳利的鏡子，穿越時空，精準地照出了當代台灣在教育、職場組織與民主政治中的集體困境。在今天的台灣社會，不思沒有消失，而是化身為高度適應體制的精明、官僚主義的護身符，以及政治同溫層的集體狂熱。

根據我多年的教學經驗，大學課堂上的不思表現在，從標準答案到工具主義的靈魂格式化。台灣的大學課堂本應是蘇格拉底式辯證與自由精神的殿堂，然而在現實中，它往往成為體制化不思的第一個溫床。令人驚訝的是，台灣大學生所展現的不思，往往不是因為偷懶或怠惰，相反地，他們可能是極其勤奮、努力、且高度配合學校規則的好學生。這種不思是長期受制式教育體制與結構性功利主義制約的結果。

最嚴重的就是標準答案的成癮症。台灣的學生從幼稚園、國小一路到高中，長期耽溺於台下聽、台上考的被動吸毒模式。在他們的認知裡，世界是由無數張選擇題試卷構成的，每一個問題背後必然存在一個由權威（老師、大考中心、教科書）所核可的標準答案。

當他們進入大學，面對教授拋出的開放性、沒有絕對對錯、需要跨越自身經驗的思辨問題時，台下往往陷入一片長久的、令人尷尬的沉默。學生的第一反應不是開啟內在思考，而是產生深沉的集體焦慮。他們最常產生的內心叩問或私下詢問是：「老師，這題期末考會考嗎？」或者「所以這題的標準答案到底是什麼？」

這種對標準答案的依賴，正是鄂蘭所說的「放棄了自己與自己的內在對話」。他們害怕未知，害怕不確定性，更害怕承擔提出獨特觀點後可能遭受的否定。他們寧可等待權威給出一個安全的、可背誦的框架，也不願冒險動用自身的理性。

其次就是精明的工具主義與點數狂熱。現代台灣大學生在規劃生涯時展現出了一種極其短視的精明。他們是時間管理的大師，精準地計算著如何刷高GPA（學業平均成績）、如何爭取到知名企業的實習機會、如何湊滿各種能夠寫在履歷表（CV）上的畢業學分或證照。

這種精明，恰恰是工具理性過度膨脹、而價值理性全面萎縮的典型病徵。他們將所有的智力與精力，用來研究體制遊戲規則的應付之道。他們瘋狂地思考How（如何拿到高分、如何進入台積電或外商、如何成為體制贏家），卻極少停下來質問Why（我為什麼要學習這個知識？我追求的人生價值是什麼？這個學術研究對人類社會的福祉有何意義？）

他們將自己活成了一台精密計算的電腦，將生命的所有環節商品化與點數化。這種對「為什麼」的集體拒絕，正是高教場域中最深刻的平庸之惡。

離開校園進入職場，無論是台灣的公務體系、大型半導體科技廠、銀行，或是傳統的科層組織，個體往往會發現，不思不僅不是一種缺陷，反而是個體在龐大官僚體制中尋求安全感、最省力且最安全的「護身符」。

在科層組織中，成員最常掛在嘴邊的口號是「依法行政」、「長官交辦」、「以前的學長姊都是這樣做」。組織的生活被簡化為密密麻麻的行事曆、例行會議與沒完沒了的KPI考核。當某項既有的政策、防弊機制或公司KPI，在現實執行中明顯已經與大眾脫節，甚至可能在行政流程上損害民眾權益、造成環境破壞或勞工剝削時，個體往往會選擇主動關閉自身的道德感應器。他們會安慰自己：我只是照著公文走，公文怎麼寫，我就怎麼辦。

在這裡，精準的執行力掩蓋了對目的正當性的集體盲目。個體將遵守程序等同於合乎道德，完全忘記了當程序本身流於非理性時，盲目遵守程序就是對惡的實質助長。

還有責任的原子化與平庸之惡。現代大型組織為了追求效率，將所有龐雜的工作切割得無比細碎。這種高度分工帶來了一個可怕的副產品：責任的原子化（Atomization）。

在流程中，每個人都只負責自己桌上的那一小段—我只是個蓋章的人、我只是個負責把數據輸入表格的基層、我只是聽命辦事的派遣工。這種結構讓每個人都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自己只是這台巨大機器裡的一顆無害的小螺絲釘，自己沒有決定權，因而在組織行使體制暴力或做出錯誤決策時，沒有任何人具有罪惡感。

正如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辯解：我只是負責安排火車時刻表，把人送上火車，至於火車開去哪裡、那些人下車後會遭遇什麼，那不是我的職責。

當責任被無限稀釋，體制的暴力便能在無數個精準執行、拒絕反思的基層個體手中，順暢無阻地運作下去。

九合一大選近了，我們也來看看台灣許多選民投票當下的不思吧！

如果說課堂與組織的不思還帶有被迫的無奈，那麼在民主政治的場域中，台灣選民在投票當下的不思，則展現了一種主動將政治思辨簡化為情感宣洩的群體景觀。許多時候，這種不思並非因為選民不關心政治，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過度參與政治激情的結果。

鄂蘭在研究艾希曼時曾特別強調，艾希曼在法庭上幾乎無法說出任何完整的、具備個人思考的句子，他只能不斷重複納粹黨的官僚口號與陳腔濫調。審視當前台灣的政治環境，這種口號式語言與陳腔濫調的氾濫，已經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選舉或社會議題爆發的當下，選民迅速分裂成不同的陣營，並極度依賴特定陣營產出的簡化口號（例子請自由發揮）。

當社會喪失了細緻討論複雜政策（如能源轉型、勞基法修法、財政劃分法）的空間，而直接用二元對立的標籤去歸類不同意見者時，思考就停止了。我們將批評政府者貼上標籤，將支持特定政策者辱罵為綠蛆、藍狗、白畜。一旦標籤貼上，對方就成了不配享有對話權的非人。我們喪失了鄂蘭所說的擴展的心智（Broadened mindedness），即站在他人立場、從他人的視角去審視世界的公共能力。

更糟糕的是，現代民主遭遇了社群媒體演算法的全面狙擊。在投票前，選民大腦所接收到的資訊，早已被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YouTube 等演算法進行了極致的「餵養」與「淨化」。

選民在手機屏幕前，只能看到符合自己既有偏見、能夠激發多巴胺與憤怒情緒的片面資訊。這導致蘇格拉底式的、個體在深夜面對自己良知的內在理性對話，被造勢晚會或社群網路上的情緒性集體高潮所取代。

在走進投票所、蓋下印章的那一刻，許多選民心中思考的，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對候選人政策可行性的理性評估，而是如何透過這張選票，去狠狠地擊敗、羞辱那個由演算法和名嘴集體形塑出來的想像中的敵人。這種投票行為不是民主的體現，而是集體不思在政治權力上的狂歡。

要擺脫這種集體麻木，唯有重新拾起思考的勇氣。當每個人願意跨越標準答案、打破官僚盲從、跳脫仇恨口號，去承擔內在對話的重量並感知他者的痛苦，人的主體性與真正的民主價值，才有可能在這片土地上真正落地生根。

這篇文章 周平：從耶路撒冷到台灣－不思的幽靈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文／胡元輝 （公視董事長）

希臘神話留下一個耐人尋思的恆久命題：面對兩極命運，人應如何選擇？當半人半神的英雄戰士阿基里斯面對戰死沙場或留鄉務農的抉擇時，他做了參戰的決定，最後亦應驗了死亡的預言。人生的選擇往往沒有神靈預示，亦非生死之間的取捨，但「明知山有虎」，是否「偏向虎山行」？仍是我們常常要面對的生命課題。

言必稱蔣公：威權統治年代的媒體控制

我的媒體生涯前後兩段加起來已近30年，回首當年，成為一個新聞記者並非職涯的第一選項，但我仍然決定投身媒體工作，而且迄今無悔，最大「推手」無疑是威權統治時代的扭曲與不義。戒嚴後期的台灣是解構與狂飆的年代，對於我這個身處其中的少年郎而言，具社會影響力的新聞工作有著高度吸引力，因為那是實現自我，參與變革的絕佳場域。

新聞學教育總是教導新聞工作者必須依循「客觀中立」的專業主義。我不是新聞傳播科系畢業的學生，雖然也讀了若干新聞學著作，但從進入媒體的那一刻開始，我就沒有狹隘化、僵固化的專業主義思維，也因此對於新聞記者的角色自有一番思索，並未陷入黨國界定的「專業醬缸」。

我第一個服務的媒體是當時被稱為「兩大報」之一的聯合報，儘管有些斟酌，1981年底，尚在研究所就讀的我，仍在朋友的推薦下參加了該報主管的面試，希望藉此如實理解媒體機器的運作，而面試的有趣過程正十足反映了當時的媒體生態與時代氛圍。聯合報總編輯在面試時詢問我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我不予掩飾的表達了正面支持的立場。後來，任用我的主管告知，他極力向總編輯說明，我對政黨政治的看法是「未來式」，方才得以「過關」。

台灣正式解除戒嚴的時間是1987年7月15日，而我的新聞工作生涯則始於1981年底，離解嚴不到6年。當時的台灣雖然報禁與電視禁都尚未解除，但是民主運動已經波瀾壯闊，前輩們的犧牲與奮鬥更為媒體自由衝撞出不少空間。在報老闆都是國民黨中常委的兩大報工作，只要「謹言慎行」，可不必擔憂人身安全問題，亦無需懼怕因言賈禍、身繫囹圄。

即使如此，威權統治的運作依然強固，不僅主流媒體言必稱已故總統蔣中正為「先總統蔣公」，蔣經國總統為「蔣總統經國先生」，而且，媒體與記者的監控仍無所不在，對於黨國直接控制之外的媒體尤甚。當時的監控方式主要包括勒令停刋、興訟恫嚇之類的政治鎮壓；股權操控、廣告餵養等的經濟收買；國策高懸、領袖崇拜的思想制約，以及情治監視、黑道放話的暴力威嚇等等。

替天行道：無所不在的記者監控

對於一個戒嚴後期的新聞記者而言，媒體監控雖在想像之內，惟其膽大妄為之處仍令人咋舌。願意馴服其中的記者，固然可以渾渾噩噩、安穩過日，但對於任何一個有民主信念的記者來說，此類日常化的監控卻可能是氣憤難平的鬱結或揮之不去的夢魘。透過教育訓練、政策通告、稿件審查等方式進行的思想約制，進入體制的記者多半能夠承受，但各類型的行為監控，乃至工作權益與人身安全的威脅，則可能對新聞工作者形成身心𩆜的摧殘。

以我的經驗而言，住宅與辦公室電話被監聽是完全可以預期之事，所以與消息來源或異議人士聯繫時，我常常使用公用電話以降低被監聽的機率。至今猶清楚記得，某次在家裡與一個消息來源通電話，竟然出現湯匙在杯子中攪拌的聲音，而且非常清晰，我因此氣憤地說：小聲一點！結果聲音立刻變小，猜想是掛線監聽操作不慎的結果。

行為監控的做法除了監聽之外，還有明暗皆有的佈建作業。情治機關明裡直接派人在報社的電訊室「工作」，暗裡則是在新聞或其他部門佈線。因此，我曾接到情治人員的電話，表明他知道某某政治人物在他致電的前一天去過我服務的報社，我也曾看到報社同事在大家下班的時候，坐在我的辦公桌佯裝打電話同時翻查我的抽屜。這位同仁也常常在報紙大樣即將完成之際，跑到美編工作室「瞭解」今天的頭版新聞是什麼？

新聞記者因為新聞報導或撰寫特稿而被警告，甚至開除，在戒嚴後期仍然偶有所聞。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適逢勞動基準法進行研擬與制訂，由於我常以勞工權益的角度撰文，一位資深審稿編輯私下提醒我要小心處理，因為在我之前，已有記者因為報導內容不符報社政策而被迫離職。我知道這位編輯是愛護我，沒有其他目的，但報社運用懲處或解職來威脅新聞工作者，是戒嚴時期普遍使用的媒體控制手段。

至於更進一步的人身安全威脅，迄戒嚴後期雖然不如之前的普遍與放肆，但軟性威脅仍以各種方式存在。警總的約談是不少新聞工作者的共同經驗，我並無此遭遇，但其他情治單位的「類交流」倒是不少。此種約在機構外的見面可以解讀為工作上的交誼，但不少新聞記者視之為「不樂之約」。為了避免日後流言，我還將某單位贈送的高額結婚禮金捐給慈善機構以明分際。

比較特殊而較少被人提及的人身安全威脅其實來自於「讀者」。那個時代，黨國透過系統性的集體投書來表達政策觀點或批判特定人士乃例行作為。一般而言，這種如雪片般蜂擁而至的投書並不會對媒體或記者產生太大的威脅感，但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也曾因訪問當時的自由派學者而遭到讀者極具攻擊性的語言威嚇。這位讀者在投書中警告，如果我再有類似報導或文章，他將「替天行道」。此種經驗於後來到自立晚報工作時仍然存在，而且更多是以打電話的方式來辱罵或威脅，我全都一笑置之。

尚有一種監控方式被我稱之為「場域監控」。戒嚴後期，記者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行政院、總統府等政府機關採訪，可謂限制重重。記者必須跟機關內的特定人士約好，並且完成登記方能進入該機構向特定人士進行採訪，因此，採訪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記者通常會先登記拜訪對象為保防官(例如曾任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主任的趙守博)，然後才溜到其它單位進行真正目的的採訪。此種狀況在解嚴後仍延續了一段時間，足見解嚴並非一夕翻轉的民主工程。

從擦邊球到界外球：我的抵抗策略

作為戒嚴後期監控下的新聞工作者，儘管可選擇的媒體不多，但我們仍擁有為哪個媒體工作的自主權。同樣的，黨國控制下的媒體工作雖然自主性不高，但亦非完全沒有抵抗空間。相對於戒嚴初期的新聞工作者必須面對更為嚴厲的高壓監控，甚至面臨人身安全的直接威脅，我們這些戒嚴後期的新聞工作者何只幸運而已，也因此，我們必須更懂得抵抗，更願意抵抗。

回顧這段時間的工作歴程，自己大概發展出幾種不同類型的抵抗策略，首先是在聯合報階段最常使用的「擦邊球策略」。我會摸索報社的政治立場是什麼？可以容忍的言論界線在哪裡？當我覺得某個題材的報導或某個分析的角度應該被讀者知道，卻可能遭到棄稿或修改時，我會試著在邊界遊走，畢竟報紙也需要市場，當社會益趨開放之際，報紙的尺度就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既定的邊界。我參與報導的勞動基準法立法過程（1984年7月獲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及變革下的立法院衝突新聞，便常常採取擦邊球策略以揭露若干內情與癥結。

但有些事就決定採取「直球策略」，畢竟曲筆只能道出部分事理，記者也必須以衝撞來爭取言論空間。我在聯合報工作時，已是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時刻，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直接帶動了1980與1983年立法委員增額選舉的參政熱潮，多位「黨外」立委進入國會，為立法院開啓結構性變革的契機，也讓政黨政治的來臨露出曙光。基於民主政治的期待，我藉機寫了幾篇呼籲開放黨禁的特稿，但沒有一篇被採用。直球策略並未奏效。

直球對決沒有效，就只好打界外球了。由於執政當局實施報禁，為了啓廸民智並進行政治宣傳，當時已經有許多所謂的黨外雜誌，亦即具批判性的異議或反對刊物，以定期或不定期出版方式進行各種社會事件與政治運動的報導與評論。一些在主流媒體工作的新聞工作者會暗地𥚃供稿，我也應邀為幾個雜誌撰文，試圖將採訪所得的新聞真相及其幕後脈絡暴露於陽光之下。不過，「界外球策略」雖然都是化名為之，但情治單位解密的報告顯示，他們所佈建的線民都瞭若指掌，我當然也不例外。

擦邊球策略的委屈與直球策略的挫折，終究要讓自己思考一個根本問題：我還要繼續為這個媒體工作嗎？毫無疑問，聯合報發行量大，影響力也大，無論是新聞報導或分析特稿都可以觸及更多的讀者，當然也包括執政當局。但是，不能暢所欲言，而且畫地自限，終究會讓一個新聞工作者扭曲變形。1986年，也就是解除戒嚴的前一年，我決定接受自立晚報邀請，並特地選在9月1日記者節離開工作三年餘的聯合報，到一個自由開放的園地開展新聞工作。我的聯合報同事為我計算，這個「轉隊策略」，也是最直接的抵抗策略，讓我當年損失20萬收入，但我心情至為愉快，如今看來，也可能改變了我的一生。

拒絕沈默：新聞工作的防禦性哲學

在新聞界工作愈久，對新聞工作者角色的反思亦愈為深切。其實，西方的新聞理論與實作傳統中，對於新聞工作者的定位亦有不同看法，所謂「新聞專業主義」(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並沒有完全一致的見解。簡言之，這些看法可以區分為兩大理想型(Ideal Type)，其一是將新聞工作者視為旁觀者或記錄者，主要任務在於忠實傳達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不介入、不參與，並將價值判斷交給閱聽者。另一個傳統是將新聞工作者視為倡議者或運動者，認為新聞工作除了紀錄社會實相，亦負有促發變革、推動進步的責任，因此新聞工作者並非價值中立的旁觀者。

兩種看法與傳統當然不是涇渭分明，各執一端，但的確反映了兩種看待新聞工作的理念。對我而言，進入媒體工作之際是威權統治年代，政治制度亟待民主轉型，媒體亦非運作於自由競爭的環境之中，我自然不會將自己定位為純粹的旁觀者、紀錄者。事實上，在那樣的年代，不說真相，不談民主，就是為威權體制搽脂抹粉，至少具有維護威權體制的作用。

相對的，新聞記者作為民主的倡議者，或者民主改革的支持者，並不是要拋棄或扭曲事實，也不是要成為政治運動的啦啦隊或政治力量的附庸。但很清楚的是：努力說出真相，闡述民主理念，不僅可以維護人民知的權利，同時有助於揭露現行體制的不義，增進社會變革的動能。因此，即使受到政治體制壓抑，仍然要探尋變革的可能；即使受制於工作單位的言論尺度，仍然要去碰撞它的底線；即使違背職場倫理，仍然要為黨外雜誌或願意公開真相的刊物匿名撰稿。

蘇聯及俄羅斯時代的詩人葉甫根尼·葉夫圖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曾言：「當真相被沉默取代，這種沉默就是謊言。」誠然，在威權統治年代，對真相保持沉默實與說謊無異，對體制保持沉默就等於認同不義，因而，新聞工作者沒有旁觀的權利，沒有作為純粹記錄者的倫理盾牌。那個年代，許多新聞工作者皆以知識分子自期，無論外界評價如何，「無冕王」的稱號紥紮實實烙印在這些新聞工作者的腦海。

戒嚴末期嚮往民主的新聞工作者當然不應該被描述成英雄凱歌的模樣，就某個意義而言，抗爭與妥協反而是工作的日常，掙扎與挫折則是生命的尋常樣態。希臘神話中的「阿基里斯選擇(Achilles’ choice)」畢竟是壯美的寓言，身為一個戒嚴末期的新聞工作者，我雖不必面對榮耀戰死或平安壽終的抉擇，卻不能不有角色定位的堅定自覺。不同的時代存在不同方式的監控，進入數位時代的台灣新聞工作者，亦面對著商業與政治力量的數位監控課題，沒有與時俱進的角色自覺，仍將陷入「浮士德式交易」的困境。

新聞工作者的靈魂豈能輕於鴻毛！

(本文整理自作者於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主辦之「監控下的記者」研討會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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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立院通過老人福利法修訂，「65歲以上長者免健保費」，工會身為第一線基層醫療人員的後盾，我們反對！

我們完全理解照顧長者的心意，但全免費（九成以上老人未達新法的排案門檻）看似是貼心的福利，背後代價卻是 壓垮健保財務、犧牲基層醫護，並讓年輕世代扛下無法承受的負擔。

健保財務吃緊早已不是新聞。如果一年再挖出數百億缺口來替所有人免繳保費，最直接的衝擊就是健保點值被稀釋。當醫院營運壓力爆表，最終被砍向的永遠是第一線——人力補不齊、照護比居高不下、薪資與勞動條件持續惡化。沒有健康的醫護勞動環境，最終受害的依然是全體民眾的醫療品質。

更殘酷的是世代正義的失衡。台灣正快速走向超高齡與少子化，工作人口已經越來越少。如果大部分長者的健保費一律由政府稅收或年輕人的保費來買單，這對正在苦苦支撐的年輕一代情何以堪？健保是大家共同的社會保險！

我們並非反對照顧長輩，而是主張「資源必須花在刀口上」。許多高齡長者本身擁有良好的經濟能力，實在不需要國家無差別補貼。政府應該設有明確的排富與所得評估機制，將有限的公帑與健保資源，集中挹注在真正有醫療需求的人民身上，這才是全民健保真正的意義！

這篇文章 【新聞稿】北市聯醫工會反對長者健保費大規模免繳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行政院長今(11/6)日傍晚宣布不副署立法院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條文，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許宇甄批評：「此舉不僅悍然剝奪全國長者的基本照護權益，更將沉重的扶養重擔再次推回『三明治世代』身上，賴政府就是一個冷血無情政府。」台灣經濟民主連合支持行政院長不副署之決定，並回應如下：

一、 修法前《老人福利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地方政府應補助「老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1）保險費、（2）部分負擔費用或（3）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無力負擔者」三項醫療費用。修法後只保留（1）保險費補助，並將補助對象從「無力負擔者」擴大為「適用所得稅稅率20%以下者」，將「地方政府應補助」修正為「中央政府應全額補助」；但修法卻也刪除了政府對「（2）部分負擔費用或（3）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無力負擔者的補助。把(2)與(3)刪除，只出現在藍白二黨團共提的再修正動議，未曾出現在經過委員會審查的中國國民黨黨團提案與民眾黨黨團提案，這很顯然是倉促修法下的明顯誤刪。行政院長的拒絕副署，讓立法院有再次檢討修正的可能，這本是民主制度權力制衡與除錯機制的一環，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全力支持此決定。

二、 正因為人間有情，社會各界不忍見高達6.6萬位不符合《社會救助法》救助資格的「中低收入老人(收入介於最低生活費2.5倍到1.5倍間)，因立法院錯誤修法，而失去《老人福利法》健保部分負擔費用與健保未涵蓋醫療費用之補助法源；因此呼籲行政院拒絕副署，望再修正動議提案人許宇甄委員知所反省。

三、 正因為人間有情，社會各界不忍見1.8萬「中低收入『戶』」老人(收入介於最低生活費1.5倍到1倍間)，因立法院錯誤修法刪除《老人福利法》醫療補助法源，日後只能根據《社會救助法》限於在有「重大傷病」時才能申請醫療補助，且補助比例最高八成；因此呼籲行政院拒絕副署，望再修正動議提案人中國國民黨書記長許宇甄知所反省。

四、 正因為人間有情，社會各界不忍見1.8萬「中低收入『戶』」老人」與5.5萬戶「低收入戶老人」(收入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因立法院錯誤修法刪除《老人福利法》醫療補助法源，日後，僅可適用《社會救助法》與《縣（市）醫療補助辦法》，不得就「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等申請醫療補助；因此呼籲行政院拒絕副署，望再修正動議提案人雲林張家班許宇甄委員知所反省。

五、 正因為人間有情，社會各界不忍見中央政府每年多支出超過四百億元老人健保費「全額補助」排擠癌症新藥暫行性支付專款、護理人力政策整備計畫經費，讓無力負擔新藥的病友失去挽救生命的機會，讓住院病人無法享有妥適的照護；因此呼籲行政院拒絕副署，望中國國民黨縣市長候選人停止以錯誤資訊就此議題進行負面選舉動員。

這篇文章 【新聞稿】人間有情，所以拒絕副署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回應老福法爭議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減碳植植走」逾兩千人上街倡蔬食減碳　民團籲環境部公布食材碳足跡，助企業推動ESG碳盤查

由台灣永續飲食轉型智庫發起，連同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台灣週一無肉日聯絡平台等團體共同主協辦的「減碳植植走遊行暨園遊會」，今（7）日在立法院旁濟南路登場。主辦單位表示，超過兩千名民眾走上街頭，為減碳與健康而走。遊行隊伍由濟南路出發，行經館前路及台北車站前的忠孝西路等路段，希望讓往來民眾看見蔬食減碳的訴求，也盼透過在立法院旁集結，將民意轉化為立法與政策行動。

遊行發起單位、台灣永續飲食轉型智庫協會理事長張祐銓表示，氣候危機日益嚴峻，飲食轉型卻長期未獲政府足夠重視。他呼籲政府完善食材碳足跡資料庫與計算工具，讓碳排資訊更透明，鼓勵企業在ESG措施及校園在午餐供應中落實低碳飲食。

張祐銓也公布「支持制定健康永續低碳飲食自治條例」的連署進度，目前全台已有11位縣市首長候選人簽署。縣市議員候選人的簽署活動近期也已展開，他邀請民眾向各地候選人發出邀請，爭取更多人響應。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長陳椒華表示，目前官方食品碳足跡資訊仍以個別廠商產品為主，牛肉、豆類等常見食材缺乏可供比較的碳排係數，民眾難以掌握替換食材能減少多少碳排，企業也缺少可用於盤查的資料。她呼籲環境部補足食材碳排係數，提供企業ESG範疇三盤查可採用的計算方法與範例，讓企業從食材採購與員工供餐著手，按日、月或年追蹤減碳成效。

台灣週一無肉日聯絡平台秘書長張家珮援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的評估指出，轉向以植物為主的飲食，在需求端「轉換」（Shift）策略中具有高度減碳潛力。她表示，過去一年半，團隊透過6場政策協調會、6場記者會及7場與政府面對面的政策溝通會議，推動食藥署同意新增Vegan標示、教育部將蔬食減碳納入廚師及教師培訓規劃，以及環境部上線飲食平均碳排查詢。她也表示，飲食指南應以科學與健康為依據，團隊支持草案下修乳品建議量，明年並將開設小班正念課程，協助倡議者照顧身心、維持長期參與。

臺北市議員陳宥丞表示，他已簽署承諾書，支持制定《植物性飲食營養午餐自治條例》與《健康永續低碳飲食自治條例》，主張校園午餐應提供營養均衡的植物性餐點，讓學生了解餐點內容，也有權選擇。他在現場表示，若獲連任，將爭取臺北市各局處首長的便當會議每月安排一天素食日，從市府會議餐盒做起，逐步擴大公部門的蔬食選擇。他也承諾公開推動進度，接受公民監督。

新北市第四選舉區市議員候選人陳彥廷表示，他在尊重他人飲食選擇的前提下，已實踐鍋邊素多年，深知長期維持飲食習慣需要自我要求與信念。他期盼透過這次活動，讓更多人認識植物性飲食的價值，從日常飲食為健康與環境盡一份心力。

中華全球蔬食協會顧問、前外交部大使邱仲仁表示，他出身三代茹素家庭，過去從事外交工作時，即使海外的素食選擇有限，只要由他作東，無論賓客身分，一律安排素食。他也分享參與國際環保會議的經驗，指出各國經常就資金與責任分配爭論，氣候承諾仍有待落實。他呼籲民眾從餐桌做起，用蔬食替代部分肉食，也期盼政府將民間倡議化為政策支持。

中華全球蔬食協會創會理事長黃詠雪博士表示，協會秉持「愛健康、愛動物、愛地球」的理念推動「桌碳（Table Carbon）」倡議，邀請民眾從一餐開始。她以飲食碳排App為例，說明餐點碳排會隨食材與份量而變動，並以一餐素食約可減碳0.8公斤的估算為例，說明若有1,000人各換一餐，合計約可減碳800公斤。

台灣素食營養學會執行總監、營養師陳婷鈺指出，學會長期投入台灣本土素食營養研究，也參與國家飲食指南諮詢。她在現場提醒，實踐蔬食也要留意維生素B12、鐵與鈣的攝取，並以芥蘭菜為例，介紹蔬菜中的鈣質來源。她呼籲政府普及營養強化觀念，鼓勵研發高鈣或添加維生素B12的純素食品，並由公家機關率先在會議便當與午餐中提供全穀純植餐點。

發起單位：台灣永續飲食轉型智庫

共同主辦單位：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臺灣週一無肉日聯絡平台、IVIPA國際蔬食產業推廣協會、中華全球蔬食協會、臺灣素食營養學會、KiTA台灣友善動物協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中華福廣企業協進會、南隆獅子會、中華蔬食產業永續發展協會、Suiis素易、初蔬食、蒸素好吃

協辦單位：

全國教師純植永續推廣協會、臺北市仙饌扶輪社、臺中市天元扶輪社、臺中市蔬食台灣促進會、屏東縣珍愛環境推廣教育協會、無肉新生活推廣協會、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VFA台灣動物公投行動協會(申核中)、21天蔬食趣、永續食力、素食・美食社團、草食百老匯、北區素食小夜市、慢活森咖啡、直心健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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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一年多的封閉整修，台北萬華艋舺公園改建工程完工亮相，寬敞平整的現代化步道、全新的景觀設施，頻繁出現在市府的宣傳中，被描繪成推動社區融合與市容翻新的政績。

然而，原先在此生活、夜宿的無家者並未隨著公園改建「脫貧」或「消失」。多個社福團體組成的「無家者聯盟」在今年10月發布的「萬華無家者生存處境變遷暨需求調查報告」指出，當地無家者人數高於官方列冊統計，公園改建之後出現的防躺椅、取消行李置放區、密集巡邏燈照等「敵意設施」，迫使無家者轉往鄰近街道與騎樓露宿。另外，現行《社會救助法》門檻嚴苛，導致高達九成以上的無家者無法取得中低收入戶身分，難以獲得制度性的經濟支持。

10月17日是聯合國所訂的「國際消除貧窮日」，也是艋舺公園重新開放的日子，然而改建後的新公園與配套措施，究竟是消除貧窮、改善生活環境，還是將貧窮推往看不見的角落？本集《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政策倡議專員、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召集人王今暐，從艋舺公園改建談起，探討都市治理、無家者安置政策，以及社會安全網長期存在的制度缺口。

公園翻新了 無家者們開始練習坐著睡覺

調查團隊於今年6月至7月間，走訪西門町、艋舺公園、萬華車站及周邊街道等無家者聚集或散居地點進行調查，共接觸至少130名露宿無家者，高於社會局列冊的約100至110人。2025年的調查也曾出現類似情況，民間團體統計艋舺公園約有70名夜宿者，官方列冊則為59人，顯示部分無家者並未進入政府的統計與服務體系。

王今暐指出，公園重新開放後，廁所數量有所增加，但原本供無家者使用的行李置放區卻消失了。無家者必須隨身攜帶所有家當，或將物品堆放在巷弄、騎樓，不僅造成周邊居民困擾，也限制了無家者外出工作、求職及就醫的可能性。此外，公園原有長椅改為缺乏靠背、設置防躺扶手的座椅，使無家者及一般年長使用者都難以長時間休息。

相較於硬體設施，王今暐認為，更嚴重的是警察與保全的驅離行動。現場執勤人員會以手電筒持續照射露宿者，要求他們離開。為了避免遭到驅趕，只能練習坐著睡覺。若是無家者轉往周邊騎樓，又可能因居民檢舉而再次遭到驅離。

誰是外來者？

無家者集中於萬華，經常被視為外縣市人口移入所造成的問題。然而，王今暐指出，調查中約75%的受訪無家者，戶籍位於北北基桃宜生活圈，其中台北市約占四成，雙北合計約67%。換言之，多數受訪者並非與萬華毫無關聯的外來人口，而是長期在大台北地區生活、工作，並在此建立日常生活網絡的人。

他認為，若政府僅以戶籍區分行政責任，將戶籍不在台北市的無家者視為其他縣市應處理的對象，便忽略了戶籍所在地與實際生活場域之間的差異。即使將無家者送回戶籍地，也未必能解決其工作、居住與生計問題。

事實上，萬華自早期河港貿易發展以來，便是吸引各地人口謀生的場所。龍山寺周邊長期存在的宗教與慈善文化，也與無家者聚集的歷史相關。部分無家者過去曾在萬華從事印刷、服飾等產業，見證地方產業的繁榮與衰退，後來卻因年老、失業或經濟變故而流落街頭。

王今暐認為，市府在推動改建時，一方面未充分正視艋舺公園長期容納不同群體的歷史，另一方面也缺乏完善的公共空間管理配套。例如，周邊店家與居民對街頭發餐活動造成的環境及秩序問題有所抱怨，但政府其實可以透過發餐登記、時間協調及規劃用餐空間等方式改善，而非僅以驅離回應衝突。

至於政府提供的收容安置，為何無法讓所有無家者離開街頭？王今暐指出，大型收容所通常只能提供三至六個月的短期住宿，集體生活也可能伴隨人際衝突。更重要的是，部分無家者仰賴萬華及台北車站周邊的臨時派工機會維生，若被安置到距離工作地點遙遠的收容所，反而可能失去原有的收入來源。

無家者真的好吃懶做？ 看看學者怎麼說

無家者為何不願離開艋舺公園？即使政府提供收容場所，為何仍有人選擇留在街頭？這些問題，也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無家者生活方式的既定想像。

《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62集便曾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黃克先，分享《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黃克先透過長達五年的艋舺公園民族誌研究，試圖理解無家者的勞動、家庭與人際關係，呈現有別於社會刻板印象的街頭生活。

事實上，許多無家者並非完全沒有工作，而是從事臨時派遣、零工或其他不穩定的勞動。黃克先在研究中提及，無家者的平均月收入約八千元，即使持續工作，也難以負擔租金與基本生活開銷。

無家者並非全都與家庭斷絕關係。部分人仍與家人保持聯繫，卻因失業、收入不穩定，或無法符合家庭對養家角色的期待，而選擇與家人保持距離。進入街頭生活後，他們也可能透過分工、物資交換及相互照顧，建立類似家庭的支持網絡。

九成無家者被排除 社會安全網為何接不住窮人？

除了街頭治理問題，更值得關注的，是高達九成的無家者未取得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王今暐指出，《社會救助法》被視為社會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卻因制度設計，使許多真正需要協助的貧窮者無法取得救助資格。他歸納出三項主要障礙：虛擬所得、家戶收入合計，以及戶籍地與居住地的限制。

首先是虛擬所得／擬制所得，法規預設16至64歲人口皆具工作能力，並自動設算擁有「基本工資」收入，即使當事人實際失業或無法取得相應薪資，也可能因此不符合補助門檻。其次，現行救助審查以家庭為核心，將法定應計算人口的所得及財產納入審查。即使申請者與親屬長年失聯，或實際上無法獲得家庭經濟支持，仍可能因親屬財產而喪失資格。這也反映出台灣長期將扶貧責任交由家庭承擔的制度設計，未能充分回應單親、隔代及其他非典型家庭日益普遍的社會現實。最後，則是戶籍與居住地限制。無家者可能長期在台北生活，戶籍卻設於其他縣市，因而面臨跨縣市申請及資格認定的困難。

修法停滯多年 從中央制度到地方治理都需要改變

聯盟倡議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多年，雖然前次總統大選三個主要陣營候選人皆曾承諾大幅修法，立法院也有跨黨派委員提出四十多項修正案，但行政院版本卻遲遲卡關，使修法進程持續停滯。

王今暐指出，現行社會救助制度長期偏重資格審查與防弊思維，卻未充分考量貧窮者實際的生活條件，反而可能將最需要協助的人排除在外。

回到艋舺公園，無家者聯盟提出不以驅趕作為治理手段、協助無家者取得救助資格、建立跨區資源分攤機制、提供基本生活設施及改善發餐管理等政策訴求。王今暐強調，即使中央《社會救助法》修法尚未完成，地方政府仍可在現有法規及自治權限內，積極改善福利服務的可近性，協助無家者取得必要資源，並透過社區租屋、居住支持等方式，提供有別於短期收容的安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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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綵風光、搶通車後問題一籮筐！】臺南地下化通車近三週缺失連連，產工要求交通部負起責任！臺灣鐵路產業工會聲明稿

臺南鐵路地下化10月17日提前通車，交通部與鐵道局風光宣傳建設政績，然而啟用近三週，各項工程缺失卻仍未改善！從列車資訊系統異常、站體漏水、月台粉塵及惡臭，到車班宿舍熱水不足，問題層出不窮。臺灣鐵路產業工會（產工）痛批，鐵道局急著提前通車、讓政治人物風光剪綵，卻將工程問題留給臺鐵公司及第一線員工收拾，交通部難道不用負責？

產工接獲反映，臺南站至保安站間因未來南臺南站尚未完工及完成系統切換，導致列車行經南臺南站至保安站區間時，無法於列車資訊顯示系統（TID）正常顯示，成為「幽靈列車」。然而臺鐵公司高雄運務段竟要求保安站以人工核對列車資訊，但保安站每日僅有二至三名工作人員，除了行車相關作業還須兼顧旅客服務，如今又增加人工核對工作，無疑增加基層負擔，更可能衍生行車安全風險，產工要求臺鐵公司立即改善系統，改善前應增派人力支援，不能把系統缺失轉嫁給員工承擔！

此外，臺南新站多處漏水、月台層鄰近污水池更瀰漫臭味，連旅客都在抱怨，站內員工也向產工反映啟用後不停叫修，根本不像是有品質把關的車站，根本就是半成品。

而地下車站粉塵問題，從第一天至今仍持續困擾第一線員工。2019年高雄車站地下化後，產工就曾針對粉塵及通風問題要求改善，如今七年過去，鐵道局竟重蹈覆轍！產工要求比照當年改善措施，全時段開啟隧道風機，不得因電費考量而關閉，並於夜間定期清洗軌道、提供員工適當防護口罩，空污未明顯改善前，相關費用應由鐵道局全數負擔。

更荒謬的是，新落成的車班宿舍至今仍有熱水供應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員工反映洗澡需等待十至十五分鐘才有熱水，據了解可能與熱泵式熱水器管線過長、末端供熱效率不足有關。車長結束勤務後，連基本盥洗需求都無法獲得保障，鐵道局究竟是如何驗收、如何交付使用？

產工已正式函請交通部、職安署，要求督導鐵道局及臺鐵公司立即改善上述問題，公開提出各項缺失的改善措施、責任歸屬及明確完成期限，並邀集產工共同會勘，確認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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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瀕危海域白海豚，不能再等了
–立即停止台中港外擴堤填海造陸！劃設公告彰化海岸國際濕地!

今早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監督施政聯盟、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受邀參加台灣民眾黨彰化縣黨部舉辦的白海豚記者會，發言如下：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的保育志工丁小雯表示，台灣環境、生態、原生野生動物是守護是不分黨派的，也應該以維持復育原生態環境為第一優先，而不是將開發行為冠以國民福祉而忽略了應該讓國民有充份知的權利。真正的國民福祉應該是大家擁有健康的環境、安全的食物，確保大家的身體健康與國家內需。 白海豚的保育是最好的鏡子，透過近年來對白海豚的調查，我們知道了台灣西海岸因為離岸風電、離岸光電、填海造陸等造成海岸線快速變遷的恐怖真相，海洋被破壞是不可逆的，現在能做的是不要再加重任何的破壞。環境變遷、工程計畫應該以50年甚致是百年下去進行規劃、去模擬。

台灣政府對西海岸一直在無理開發，下至地方上至中央需要改變對這片海洋無止盡的強取豪奪。 所謂的強取豪奪是什麼，我們來看台中港的這張對照圖，根據2026年5月16日及11月1日空拍影像比對，我使用google地圖初步粗估，台中港周邊半年內新增填海造陸面積約40公頃，相當於40萬平方公尺。40公頃是初步估算，不是官方工程統計，也不是已經完成驗證的棲地損失面積，數字有待確認，但圖片不會說謊，這張圖片呈現的是在169天內台中港內的海域被強制變成去化土方的垃圾掩埋場的證明!!再次緊急動員號召民眾連署搶救白海豚。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表示，臺灣白海豚已瀕臨滅絕，族群數量僅剩約50隻，彰化海岸更是白海豚南北族群交流的重要生態廊道，也是覓食、育幼及活動的重要棲地。2019年彰化芳苑王功發現死亡的白海豚幼豚，2025年11月白海豚「城垛」又擱淺死亡於彰化伸港。面對白海豚接連死亡、棲地持續遭受開發威脅，政府卻仍推動臺中港外擴堤、填海造陸及離岸風電相關工程，令人憂心白海豚的重要棲地將進一步遭到破壞。根據監察院彙整海洋保育署資料，彰化縣2005至2014年鯨豚擱淺累計15隻，2015年至2025年9月增加至62隻，後期累計數為前期的4.13倍。雖然擱淺增加尚不能直接認定由風電工程造成，但離岸風電施工水下噪音、施工船舶、海床擾動及棲地變遷等累積影響，政府不能視而不見。尤其臺中港外擴堤及填海造陸可能永久改變近岸海域環境，應立即停止施工，重新檢討工程必要性及對白海豚棲地的累積影響。

彰化海岸擁有廣大的天然泥質潮間帶，是臺灣西部沿海極為珍貴的生態系，也是維繫海洋食物網的重要基礎。政府應完整保全天然潮間帶、潮溝及近岸海域，維持白海豚棲地完整性與南北連通性，儘速將彰化海岸正式指定為國際級重要濕地，禁止在白海豚重要棲地及主要活動廊道設置風機，航道內亦應禁止設置風機，不得再以附帶環境保護條件的方式合理化不可逆的棲地破壞。減碳不能成為破壞海洋生態的藉口！ 能源轉型應優先推動節電、省能、提升能源效率及合理檢討用電需求，而不是持續以風電、光電、填海造陸侵占天然海岸。環保團體嚴正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臺中港外擴堤填海造陸工程，全面檢討離岸風電與海岸開發的累積生態影響，落實白海豚重要棲地保護。不要等到臺灣白海豚滅絕，才來後悔失去無法復原的海洋生態！

監督施政聯盟執行長許心欣指出，台中港南填方區填海造陸是個徹頭徹尾的系統性犯罪的大弊案！不只是規避環評、野保重棲審查、造假生態檢核而已，近日追查更發現這項104億的填海造地工程根本沒有依內政部法定《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辦法》，向地方主管機關台中市政府申請並取得施工計畫許可！交通部和台中港港務分公司長期用《商港法》當免死金牌，把台中港海域當租界，台中市政府則宣稱那是中央特許管不到。正告交通部與台中市府：《商港法》只管港區營運，絕對沒有授予港務公司可不取得施工許可、在白海豚的家非法填海、偷換概念改填營建廢土的特權！這根本不是為了商港營運，現已演變成假藉綠能、真倒廢土！

立法委員陳昭姿10月27日發函交通部詢問此事，限期七日內回文說明是否取得市府的施工許可？是否有無須向市府申請施工許可的豁免法源，但迄今尚未收到交通部的回應，依然蓋牌、遲不回應。針對台中港南填方區這個中央與地方共犯的弊案，要問交通部到底台中港務分公司有沒有施工許可證？呼籲交通部勿用商港法當萬用護身符，此案填海造陸無關商港，而台中市長盧秀燕和市府也不要再用商港法當藉口，台中市都發局應依據此違法事實，立刻對台中港新建填方區海堤工程勒令停工！

這篇文章 【新聞稿】搶救瀕危海域白海豚　立即停止台中港外擴堤填海造陸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