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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e over China : Natural Hazards

2009-11-07T07:07:27Z

Haze over China

download large image (3 MB, JPEG) acquired October 28, 2009

Thick haze and fog settled over much of China on October 28, 2009. In this photo-like image captured by the 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MODIS) on NASA’s Aqua satellite, the thickest of the gray-brown haze conforms to the low-lying contours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nd the western half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near the Luliang Mountains.

A temperature inversion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build up of pollution over eastern China. Normally, air cools with altitude, but occasionally, a layer of cool air will be trapped beneath a layer of warm air. Since the cool air is more dense than the air above it, the two layers don’t mix and pollutants build up in the cool air near Earth’s surface.

Temperature inversions develop most often during the winter, when long, cool nights chill the ground. The cold land cools the air nearest the ground, leaving the air at higher altitudes warmer. The two layers of air do not easily mix, and the temperature inversion can last for days if winds are calm.

The large image provided above is at MODIS’s maximum resolution of 250 meters per pixel. The image is available in additional resolutions from the MODIS Rapid Response System.

老虎庙 : 洞穴里召开的全国大会 - 一五一十部落 | My1510

2009-11-07T04:01:09Z

洞穴里召开的全国大会 - [网志年会连州博客研究 Blog ]

一到连州，就听消息说今年的网志年会是在一个什么洞穴里召开，如此便给大会增添了多许神秘色彩。此刻写字，是在7号的凌晨，一时难以入眠，写字时就只一个念头萦绕——我要进洞。

在北京，总有朋友问及“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会？”我通常解释为——地摊儿大会。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充溢团结氛围，弥漫着友朋别聚后的怀旧色彩，有许多思想，没有决议出台的大会。当然它就很民主！因此大会尚未召开，也会说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和一般官样大会说法一致。

还是说洞吧。参加了三届年会，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届的广州，好像还没有找对地方。这次从白云机场出发，走了四个小时车程，摸黑进入连州，才知道全国的大会也是可以到洞中一试，想起上届召开的是车间大会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1415116.html，不由得去想这大概就是草根的意思，连选址的思路都含着点儿猥琐……

本届年会照例安保做的很好，驻地派出所所长一直守在宾馆大堂，只是多少显得形单影只。我问所长“您也是来开会的吧……怎么没有人接待，如果需要我的话……”所长有点惊诧，大概是觉得我不该这样来问，尤其是问他，因此很无奈，“我什么也不是。”我说“那就是在宾馆坐坐？难道是宾馆服务人员？”所长使劲点头“是旅馆的。”我不想再过为难所长。因为此先我去前台问过小姐“那人是干什么的，怎么一个人坐了半晌？”小姐嗫嚅，大概在判断如何热情地服务我这个操北房口音的大叔叔。大概是不敢得罪客人，就很费劲地说了“是公安局的。”我又问“局长？”小姐顺水应允，点头。

来之前有人告诫“说北方话的那个点儿”哪个点儿呢？没有说透。这么说，连州的安保工作很好，所长一人出马独挡，规格很高，据说直到拿到全部入住人名单他才会离开。可是当日最后一批进驻人员是要到近乎24点才到，而且，第二天还有大批人马从全世界各地赶来……

收到香港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托《南都周刊》朋友捎来会上的12本《中国猛博》。但要声明的是，那本为流民小张治病募捐用的签字本《中国猛博》还是只做一本。听朋友告诫：物以稀为贵！[记于连州古城]

多图在此http://24hour.blogbus.com/logs/50480249.html

FT.com | The Undercover Economist | How a celebrity chef turned into a social scientist

2009-11-07T02:55:59Z

I do not count myself as one of Jamie Oliver’s army of fans, but after looking at the chirpy chef’s antics through the eyes of an economist, I am starting to acquire a grudging respect for him. Yes, the recipe books are all but unreadable, but his “school dinners” campaign has been surprisingly successful.

Oliver’s mission to persuade schools to serve healthier lunches – and get children to eat them, and stubborn mothers not to stuff chips through the school railings – became a national phenomenon in 2005. Tony Blair and David Cameron fell over themselves to jump on the Naked Chef’s bandwagon, and soon everyone in the country had an opinion on the campaign.

Wha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ichele Belot and Jonathan James, though, was the way Oliver’s project had been implemented. Belot and James – economists at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respectively – noted that the campaign had created a near-perfect experiment. The chef had convinced Greenwich’s council and schools to change menus to fit his scheme; he mobilised resources, provided equipment and trained dinner ladies. Other London boroughs with similar demographics received none of these advantages – and indeed, because the programme wasn’t broadcast until after the project was well under way, probably knew little about it. The result was a credible pilot project. It wasn’t quite up to the gold standard of a randomised trial, but it wasn’t far off.

The remainder of the article can be read here. Please post comments below

New Zealand looks the other way on war crimes in Gaza

2009-11-06T02:39:00Z

Back in September,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s factfinding mission to Gaza found that both Israel and Palestinian militants committed war crimes in Israel's recent disproportionate campaign against Gaza. Today,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voted to accept the report, demanding that both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conduct full and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s into crimes committed by their forces, and charg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report back within three months "with a view to considering further action, if necessary, by the relevant United Nations organs and bodies".

This is as fair and impartial a motion as you can get, demanding a full investigation by both sides. However, only 118 nations voted for it, with 18 opposed and 44 abstaining. New Zealand was in the latter group. That's right - on a fundamental matter of international law, we prefer to look the other way rather than uphold it. I guess the government didn't want to be called "anti-Semitic" for insisting that the law apply to all, and that neither Israel or Palestinian militant groups were allowed to murder civilians, use disproportionate force, and engage in collective punishment.

So much for being a "good international citizen" and a "strong voice for human rights"...

We are New Zealand

2009-11-07T01:00:35Z

Hattip: tumeke

高IQ并不意味着你聪明

2009-11-05T11:05:00Z

为什么高IQ的人有智力缺陷？为什么“聪明”的人的行为却像傻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授人类发展和应用心理学教授Keith Stanovich花了15年时间研究这种明显的矛盾性。对Stanovich来说，这里不存在矛盾，因为IQ测试只是测量大脑智力的一项指标，包括测量大脑逻辑、抽象推理、学习能力和工作记忆容量等。但当它去衡量对真实生活中作出良好判断至关重要的能力时，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因为它无法精确评估信息，或超出直觉偏见的能力。Stanovich说，IQ测试适于量度学术和工作方面的成功，但并不完整。

Twitter / Gu Xiaoqiang

2009-11-06T03:16:14Z

ZT @chaim: 某场“红歌演唱”专场，作了如下安排：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心......”最后唱的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

北京日报：关于删帖公司的逆向思考 ——中新网

2009-11-06T02:37:2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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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在最后一句话 —— 让你好奇他们的脸皮到底有多厚？

本周有媒体报道，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把删除网帖作为生财之道的职业删帖公司应运而生。记者调查发现，它们不但生意红火，还由此产生了“网络危机公关”的新理念。

　　这一调查揭秘引发了清一色的声讨，有人批评此种行为“挑衅公众知情权、剥夺公民表达权”，有人大骂花钱删帖者钳制舆论、堵塞言路，有人痛斥被收买了的删帖者“放弃了新闻操守”……当什么事情都一边倒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点“逆向思维”。

　　删帖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固然值得质疑，发帖者中又何尝不是鱼龙混杂。网络上究竟有多少“新闻”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者编造、杜撰出来的，实在数不胜数，前不久发生的“艾滋女”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的发帖者络绎不绝，惟利是图、屏蔽真相的删帖者纷纷涌现也就不足为奇了。相较之下，两者谁更恶劣还真是难分伯仲。这是否可以算作由来已久的网络乱象中一种奇特的平衡？

　　面对删帖公司，不少网友们感到被愚弄了，对网络极为失望和心寒。其实，倒过来想想，删帖公司的曝光不失为一个契机，为我们揭开网络热闹、自由、便捷的外衣，暴露出里面混乱、缺少公信力的软肋。

　　删帖公司露出冰山一角，有人骂花钱“消灾”的企业，有人骂收钱删帖的网站，也有人骂作为“中介”的删帖公司。但网络世界的种种乱象是否与法规缺失、监管不力有关呢？“职业删帖”这样“超范围经营”的“新兴行业”，尚处于几乎是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众多删帖公司才会生意红火、才敢肆意妄为。

　　要求所有人、所有企业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精神，自觉做到不作假欺诈，不违法乱纪，这是美好的愿望，但从来都仅仅是愿望，在现实生活尚且不能完全实现，在自由、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要达到更是难上加难。而要建立基本正常的秩序，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依靠执法者来监管。

　　国家法律法规对传统媒体的规范比较完善，而对网络媒体——这个充满活力、创造性，但也很是叛逆的“年轻人”的规范还远未成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删帖公司的新闻给我们的管理者们提了个醒：先前对网络言论的规范主要是针对发表言论者，对网站的删帖行为其实也有必要进行法律法规层次的约束，以保障网络的健康。

　　也许，在网络建立更良好的秩序之前，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读读报纸，至少报纸的白纸黑字中没有网络上那么多假象与谎言，发行量巨大的报纸也不是轻易可以销毁的。

If Politicians Were HTTP Status Codes » MakeUseOf.com

2009-11-05T05:50:52Z

铂程斋--那段水域的死亡率有多高

2009-11-05T01:29:55Z

　我生活在3个大学生死亡地方的江堤下的荆堤小区，直线距离100米内，在那块水域，有15年以上的游泳经验。每年夏天的暑假期基本上无一天例外的在那游泳。下雨也去，包括98年那年发洪水的时候也无例外的在那游。
　　
　　我只是看见现在网络上的大量抨击沙市人的素质低，什么见死不救的观点，忍无可忍的发表这篇文章，以我15年的亲身经验给大家分析过程。我没亲眼所见，不过我见过起码数百起宝塔河区域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是类似的。绝无夸张。
　　
　　长江水流方向是自西向东，宝塔河因为万寿宝塔的存在，所以在当年的长江改道，也没有完全的改去。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类似一个独立的内河，而且因为长江的中心水流自西向东，碰见万寿宝塔的拦截就成了自东向西的流向，不懂的同学在草稿纸上画个图就能理解，图画完了认真点看不难发现，长江的主航线是自西向东，水文站（就是落水的那地方）岸边的水是自东向西，于是宝塔河的这块水域就是一个直径300米左右的大漩涡。而且事实确实如此，我下岸的时候以背对岸来说是从左到右的水流，一出宝塔河区域，水流就成了从右到左。所以这样的特殊水域，纵然是一个游泳高手，自己游可能不会发现那有多么困难，只要后来拉一个人起来，救人难度是很大的，而且以我个人20岁以前的经验，一旦被水冲到万寿宝塔下方，那就在那回不来了。必须听那些高手的指点，顺水出到长江航线，再往回游，不然，我就只能这么说上帝创造了你，他也准备收回你了。本人技术也许不够，所以20多年来，没一次能不顺水出去而直接回来（因为水太急）
　　
　　这是水流的区域，告诉大家，在这地方救人的危险性。

　　其次，说一下人为的因素，住在长江边上（主要是指宝塔河那里）的人都会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么教育“看见有人掉下去了千万别去救，不然你自己也要死”。看了这句话是不是觉得人性很残忍？不是的，这是事实，宝塔河边上每年死多少人大家知道吗？报纸，电视上？还是百度一下？去查下？ 20多对吗？告诉你们，我一个暑假平均每天都看见有人拉尸体上来，多的时候一天就看见拉出4，5具尸体.（一个救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老奶奶带着2个孙子的尸体，以及一个从上游冲下来的，这是我看见的最多的一次）。所以，对那几个死亡20多的数据，看了笑一下也就算了。别当真。这一段是告诉大家，那段水域的死亡率有多高。
　　
　　说了半天还没说重点，这么时候说重点来了。差不多在8年前。在这段水域来了一票现在大家口中所谓的“渔夫”。他们开始来的时候专门打鱼，后来发展成了打捞死人，没记错的话在00年左右的时候一个死人的价格大约在2500-3000左右，便宜的时候好象有过2000的样子。我能确定，他们不是沙市人。很简单口音不对，我和他们聊过。最开始只是单纯的拉死上来。只有2个小船。到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时候和冬泳队的那群职业帮子去救一个人，快速游出去的时候，那船也动了，我以为他们是准备等别人死了又来打捞的（那时候他们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口号，“只捞死人，不救活人”），我们也没准备和他们说什么，毕竟社会没要求每个人都是雷锋，最多我个人看不下去而已。但是郁闷的是，我游出去的路线，与他们的船开的路线，居然很巧合的会在某一点重合。于是我不得不绕一圈，先顺水后逆水的绕过去。等我游到那溺水人的身边时候我的体力基本消耗2/3，剩下的体力要连自己带那个人一起拉回去，我一游到那边上就把游泳圈丢过去（我去长江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个用摩托车轮胎内胎做的游泳圈，且用麻木绳系在身上，不离身），那个溺水的人估计是看见我了，伸手就抓我，瞎抓了2下，马上一手扣死我的颈部，直把我搞得呛一口水几乎见上帝。最后靠着游泳圈，我还是活着回来，不然今年就是我的2周年祭日。可能大家会更早的听说我这个名字，也成了“英雄”。
　　
　　事后总结2条，第一，那票“渔民”的数学和流体力学真他妈学的好，真可谓一挡一个准。怎么没进中国科学院，真他妈的可惜。第二，以后再不搞这样的蠢事，算是上帝可怜我，没把我拉去陪他老人家。我实在没把握下次我出水救人还能活着见到第2天太阳，因为我救的人才14岁都有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实施那“毁灭”性的一抓，真有后怕。

　　所以希望那些说沙市人都不见义勇为者自己心里有个底.不是没人去救的。如果真没人救，那里的死亡人数，我个人的保守估计起码翻一翻。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所谓的发的帖子说的“黑幕”的那一些废话，我给你们说下什么叫真正的“黑幕”
　　
　　在人落水之后，“渔民”会马上活动起来，他们的船就开始发动，然后会在他们估计的路线上阻挡你的营救——是不是很像间接的故意杀人？可惜事实就是这样。
　　
　　然后当溺水的人沉下去之后他们马上会靠近那人，用网将那个人钩住（有的时候钩不住的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溺水的人就会被拖在船的后面，这时候溺水的人纵然清醒，也会在铁钩和网（那可不是一张小网，很有点重量的）的重量下，无法把头露出水面，即使没有清醒，从医学角度来说，溺水这么点时间也是能救活了。这就构成了谋杀。可惜啊取证太难。无法启动司法程序。等亲属去要求他们打捞尸体的时候，他们就会只专心谈价格，因为尸体的打捞他们不用关心，就在他们身后嘛.可惜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就必须接受那个价格。等价格谈好了，他们就开船绕一圈..然后回来，告诉你，人捞到了，该给钱了。最后看见的就是一个真正的死人了，无论是真死的，还是活着被“拖”死的。这才是真正的黑幕。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却救不到几个人人，也是为什么一个3分钟就能完成的营救，却经常弄到15分钟之后还不能完成的原因。最后还弄个救的人死了，运气不好，救的人和被救的人都死了的结果。
　　

一条船上的人

2009-11-04T21:13:52Z

今天在网络上看见了一张照片，因为照片是由上自下慢慢显示，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都看见了一个老头气势滂沱站在船上，指点江山，后面跟着一个人，随从打点。这不就是我们领导考察的架势吗？等显示完整才看见船底下拖拽的尸体。

事情回到了湖北荆州的大学生救人事件。这个事情包括见人不久捞尸要钱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从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解读出什么呢？

第一，根据报导，船主陈波垄断了荆州段的尸体打捞业务，其他打捞船过来便会受到威胁。所有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垄断行业只有两个可能，政府行为或者政府参与。当然，政府不会设立捞尸部，所以，陈波之所以能再当地垄断，和当地政府之间很有可能是有关系的。另外，根据照片的分析，陈波的举手投足以及后面随从人员的相貌形态，都颇有政府处级以上领导从业经验的风采。而且陈波一口咬定，捞尸费一定是12000元，少一分钱都不干，而且见钱才给人。如果是正常做生意，假设是你，捞三具尸体，36000元，你至少能够抹去零头吧，这是人之常情，况且遇见这样悲惨的事件，而且还是在英勇救人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动容。我认为，陈波之所以一分不让，可能这12000元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打点给他的后台的，如果你只收了5000元，很可能他还要倒贴。而之所以要看见钱才给人，表示他非常害怕别人不给钱。有三个尸体打捞上来，其中有一个真的不给钱，常人的反应都是继续要钱，实在要不到也没有办法，因为至少赚了24000。但是陈波宁愿被人当模特狂拍照还不给尸体，除了此人道德品行恶劣以外，还可能是支持他垄断经营的后台知道打捞起的人数，按照人数收取打点费用，所以必须要收到这笔钱。

当然，我只是在猜测，我没有证据。大的大贪，小的小贪，官商公贪，不就这点鸟事吗。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其实就是一家政府背景的企业，“荆州市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写的很清楚了，荆州市长。当然，这个也可以向荆州的吴局长了解一下。说不定大家都有股份。只有政府背景的公司才能又垄断又黑。

第二，这张照片中，陈波一伙人很明显犯下虐尸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或者过失杀人罪。因为首先，没有人可以证明被捞起来的必然是尸体，因为他尚未开具死亡证明，而且距离事发当时并没有超过一个理论上没有生还可能的时间，也许这个人没有死或者还有抢救的可能。你可以说我狡辩，我不需要证明他还活着，但你必须要有证据证明他已经死了。在对方生死不明的情况下，陈波等人阻止了对溺水者进行抢救的行为，已经形成了杀人罪。

第三，当地的公安，救护，消防部门完全有理由和能力对陈波进行强制性的行为，让陈波交还溺水者或者进行施救。连城管都能对商户下命令，何况公安呢，而当地的相关部门在事发现场的不作为，证明了他们和陈波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很有可能他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他们不能上一条船。

第四，这些都是倒钩案等一系列事件的衍生产品或者周边产品，那就是好人没好报，唯利是图，人情冷漠，这也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有人需要帮助，再不帮一把就活不下去了，有人出手了，结果自己也被拖下水，岸上的好人干着急，磕头下跪都没有用，资源被垄断，没有利益驱动，你连个尸体都没有。

第五，建议中国的公民随身携带两万元，第一是因为最近物价飞涨，多带点钱总没错，第二是万一被倒钩需要交纳一万到两万的罚款。第三是如果有朋友落水或者自己落水，你可以将现金举过头顶，这样才会有半官方捞尸队对你进行打捞，如果你有幸被救，对方又非常有道德，把你和尸体当成了一个收费标准，那么你还有八千元可以在医院或者救护车上对自己进行抢救。

第六，建议从中小学生就开始进行游泳课的训练。会不会游泳应该作为毕业标准。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必须也要去学习。需要取代的是什么课呢？不是将游泳课合并入体育课，体育课是一定要保留的，但是要取消思想政治课。我们上了十年的思想政治课，学习了这么多的鸟毛，除了建起了一个鸟巢以外，我们学到了什么？社会风气依然很差，这说明思想政治课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失败的，而且因为内容枯燥，编写乏味，观点虚伪，文笔干涩。而作为洗脑专用课程，它无疑也是相当失败的，因为他需要强加背诵很多完全没有记忆点的内容，反而引起了无数青春期少年的反感，乃是过滤词的巨大失算。既然不能洗脑，那还不如去洗澡，所以，建议教委将所有的思想政治课改为游泳课，强身健体，还学会一项求生技能，这门课程一举从害人变成救人，功德无量。

中国封锁柏林墙网站柏林市长不满

2009-11-04T12:49:00Z

作者：林育立来源：中央社转自：新浪

（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3日专电）柏林市政府委托设置的柏林墙网站，由于敏感内容遭中国封锁，不仅新闻自由组织抗议，柏林市长渥瑞特（Klaus Wowereit）也对中国官方的作法不满。

　　9日是柏林墙倒塌20�年纪念日，柏林市政府特地设置包括中文版在内的「柏林推特墙」（berlintwitterwall.com）网站，供网友透过推特（Twitter）在墙上留言，抒发对历史的感想和未来的期望。

　　在世人眼中，柏林墙不仅是欧洲分裂和一统的象征，也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指标，结果网站一推出，竟成了中国网友对网路审查发�不满的留言板。

　　据主持网站的柏林文化计画协会指出，网站上线没几天，即在中国被封锁。

　　然而，从目前4000多条推文当中，仍可见相当多的中文留言，抗议GFW（Great Firewall of China，中国防火墙）。

　　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Borders）声明�，几�前，中国的官方代表才在法兰克福书展强调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许多外国网站却仍在中国遭到封锁，呼吁北京解禁。

　　渥瑞特也表示不满；他在「柏林邮驿报」（Berliner Kurier）表示，不能因为争取自由和民主就被打压，如果真的是政府主导，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形象不利。

　　德国「世界报」（Die Welt）发自北京报导，由于柏林墙倒塌与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同一年，柏林墙倒塌20�年的相关报导和省思，在许多中国媒体仍是禁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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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佳: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 中国报道周刊

2009-11-04T22:35:30Z

　　群体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间——当代国民群体的劣根性浅析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国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專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獨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權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階級”、“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来源：天涯社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507.shtml

国际空间站上的网络条件：10兆网络、百部ThinkPad、竟然有台电影服务器

2009-11-04T06:12:30Z

http://www.rssmeme.com/story/14143187/10thinkpad Shared 17 times. Tagged Share (999) .

cNet 最近对ISS(国际空间站)的互联网条件作了一个介绍和采访。媒体将其称之为跨国geek 集中营。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实验室(250英里=402公里)，同时也是世界上速度飞行最快的(17500mph=每秒5英里因为它在绕着地球飞，每隔90分钟绕一次)。

网络系统：据说主要网络骨架来自1973年美国为F16战斗机设计的网络通信系统。当时16位的该系统最大速度为1Mbps ，支持连接1200终端电脑。而现在，已经是3Mbps 上传，10Mbps下载的速度啦。当这个网络似乎不能轻易和地球上的互联网相通，每个成员每天只有3次插手‘地球Email’的时间，由休士顿地面人员将他们的邮件与地球互联网同步。

电脑设备：68部来自2002年的Think Pad A31，以及32部来自2007年的ThinkPad T61p。

除了ISS 配发的ThinkPad 之外，成员也可以自己携带数码产品，网本、游戏机、mp3播放器等。

能源系统：太阳能。ISS 上有4个加起来约25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板，已经工作了15年啦。最佳状态下有40%的阳光+热量能被转化为电能。

休息时间：除了搞研究打豆豆之外，某些成员还要求‘我们要看片’。于是ISS上还有一台电影服务器(没错，一如你在国内各种网吧内看到的内容优劣不一的电影服务器一样)，有专人会定期上传大片供他们欣赏。据说他们就在今年的《Star Trek 》上映当天看到了该电影(难道是盗版？！)

另外他们也会拿着自己数码相机对着外太空美景一阵狂拍。

更多的蛋：

In which we say goodbye : Nature News

2009-11-04T22:30:41Z

Our departing columnist David Goldston reflects on some misconceptions about science and politics.

David Goldston

This column is a bit different from the 33 that have preceded it because it is my last in this space. I recently became the director of government affairs at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an environmental advocacy group. To avoid any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for either Nature or the NRDC, I, sadly (at least from my viewpoint), have to give up this column. But at least a final column affords an opportunity to sum up some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column has returned repeatedly to four themes — themes that may be at odds with the way many scientists (and others) think about the political arena. The first is that politics is a legitimate part of decision-making on scientific issues. The term 'politics' is almost always invoked, even by politicians, as a way to portray an action or opinion as contemptible — as a reason that a policy-maker isn't 'just doing what is right'. But the only way a democracy can make choices or set priorities is through politics; there is hardly ever one 'right' answer — one that makes sense regardless of one's goals, values, interests and ideology. (There may, however, be wrong answers — solutions that just won't work as advertised.)

Elected officials are supposed to weigh up all those factors in making decisions, even about science. For example, although I think that it would be foolish in the extreme for Congress to eliminate social-science funding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r to cut off funding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for research on sexual behaviour — to take two recent proposals — it is not inherently illegitimate for such proposals to be offered, and they shouldn't be dismissed as mere instances of politics 'interfering' with science. Public officials need to make choices about what areas of research merit taxpayer funding; deciding what to fund is not the same as dictating what research should conclude. Moreover, opponents of particular research topics are not usually insincere or just pandering to voters. They need to be countered not with smugness or charges of politicization, but with genuine arguments about how the research they oppose can benefit the nation.

The second theme is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holds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very high regard, as both polling and behaviour repeatedly show. This does not mean, of course, that the public understands science or always accepts scientific conclusions, evolution being an obvious case in point. But it does mean that scientists should not be quick to dismiss, say, ethical concerns about stem-cell research or queasiness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genetic or neuroscience findings as signs that the public is benighted or 'anti-science'. Indeed, the US public often gives too much credence to anything that is labelled as 'scientific'. That's the reason every tentative new scientific finding, especially if health related, gets touted; it's why tobacco companies used to have doctors appear in their cigarette ads. Credibility is scientists' to lose.

The public esteem for science also leads politicians to describe their positions as 'following the science' even when the science is ambiguous or irrelevant. In a polarized political climate, arguing that your position is the only scientific one is perhaps the only way to appear to be above the political fray. This creates a perverse incentive to conflate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policy questions, to the detriment of both: charges of 'junk science' get thrown around and policy questions don't get fully debated.

So the third theme has been that science can never be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a policy decision, and both politicians and scientists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cientific disagreements and policy disagreements when debating issues. For example, questions about how much risk a substance poses need to be differentiated from questions about how much risk the public should accept.

This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The line is not always clear, and the inclination to blur it is often unconscious. That blurring reflex needs to be checked, in part, by imposing requirements that would force policy-makers to make clear what they are actually arguing about. An August report from the Bipartisan Policy Center called Improving the Use of Science in Regulatory Policy (www.bipartisanpolicy.org/projects/science-policy) proposes, among other things, requiring the notices that announce a new regulation to list the science and policy questions that needed to be answered in designing that regulation. The report was written by a group that included both officials who had serv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nd their antagonists. (I was the project director for the report.) Charges that 'the science' has been ignored in setting policy need to be scrutinized; science is not always what's at issue.

If scientists too often think that science is being ignored in some areas of policy-making, they are too quick to think that concerns about science are driving the policy discussion in others. When it comes to debates about science policy — about the conduct or financing of research — the tendency is to interpret policies as barometers of public support for science when they are not. The fourth theme is that no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politically to science happens because of what politicians think about science.

The size of the federal science budget, for example, says far more in any given year about the overall level of federal spending than it does about attitudes towards science.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George W. Bush, research funding stagnated because of battles over total domestic spending even though both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supported greater science funding. The recent jump in funding certainly reflects the pro-science attitude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but the money never would have been appropriated if the recession had not made massive government spending look more politically acceptable.

What these themes add up to, I guess, is a plea to scientists both to engage i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to approach the political process (if not all its participants) with respect. That process is open to scientific guidance, and over time science shapes policy. But it is always valuable to keep in mind a question that every civil servant and congressional staffer gets asked by his or her boss at one time or another: "Who elected you?"

Instant Expert: The Copenhagen climate change summit - New Scientist

2009-11-04T22:28:39Z

Public opinion in eastern Europe: The glow fades | The Economist

2009-11-04T22:21:42Z

Public enthusiasm for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s waning in many former communist countries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n November 1989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Europe and, for many, the dawn of a new, democratic era. Two decades later, however, enthusiasm for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east of the former Iron Curtain appears to have waned considerably. In a survey of nine countries in 1991, large majorities of citizens in each said they approved of the move from a single-party state to a multi-party political system. But a new poll shows support has now fallen drastically, especially in poorer countries such as Ukraine and Lithuania. And in every country, fewer people now approve of the change to a free-market economy. The belief that the changes have benefited business and political elites far more than ordinary people is widespread.

Challenging liberty | Otago Daily Times Online

2009-11-04T22:17:40Z

There has been a good deal of fuss made about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implement a Bill based on the Law Commission's 2007 report "Search and Surveillance Powers". Many fears have been raised about what the legislation might mean were it to be implemented and, according to some interpretations, enforced to the letter.

The first point that needs to be made is that the Clark Labour government actually introduced a Search and Surveillance Powers Bill last year; this has been withdrawn and a substitute Bill introduced which includes powers being granted to a wider rang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including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the Ministry of Fisheries, and the Reserve Bank.

As the Law Commission observed, our search and surveillance laws, especially the search powers granted to non-police law enforcement and regulatory agencies, had been given in an ad hoc and piecemeal manner and were scattered through many separate Acts. They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he Government argues the new Bill will provide a coherent, consistent, and certain approach, and claims it will balance law enforcement and human rights. Those who have expressed opposition say it gives far too much power to the bureaucracy, which should be restrained by independent authority such as the courts. They are correct. The powers granted by the Bill are excessively broad.

They include a single production and monitoring order available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here they are able to obtain a search warrant; a residual warrant regime for the use of devices, procedures, techniques, or activities that may constitute an intrusion into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and a surveillance device regime that regulates the use of interception and tracking device. In particular, its provisions are intended to take into account computerised technologies.

For people who have been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one of the principles of our criminal law is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Bill proposes a challenge, since agencies of the State are to be given an examination power - available now only to the Serious Fraud Office - to compel a person to answer relevant questions when "reasonable grounds" exist to suspect that a crime punishable by imprisonment has been committed or will be committed and that the suspect has evidential material - a compulsion order subject in most but not all circumstances to the approval of a judge.

That power was not among those recommended by the Law Commission. Many may also not know that the Bill extends surveillance powers to the many regulatory agencies that already have the right to enter, inspect and search a person's home.

Suspects could be forced to produce documents under production orders for any offence qualifying for a search warrant. Individuals might be required to provide passwords so their computers can be searched. The Bill fails to preclude the police from going on "fishing expeditions" for evidence or even to "hack" into people's computers.

There appears to be potential for permitted covert entry of premises and the copying of materials, and there are "opt-out" clauses which give the police the right to refuse to tell people what surveillance they have been under if investigations are deemed to be "ongoing" and might be compromised.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effectively standardises the intrusive powers of the state. It is certainly a worthwhile intention to establish in advance, as it were, universal rules for search and surveillance to ensure certainty and consistency of application, no matter what agency is acting, including non-police agencies. But none can pretend that the risk of governmental excess or executive excess does not exist in New Zealand, or may not exist in the future. The police and other state agencies given these powers have not always been right, they have not always acted with integrity, and they have not always told the truth. Yet this Bill creates a far greater potential for the State to onerously intrude on individual privacy in the spacious designation of "law enforcement", while effectively weakening traditional provisions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Government argues that it is creating a safer New Zealand, but is individual liberty to be its price? This Bill will need the most stringent of safeguards to protect personal liberty. It proposes very substantial changes to the law. It is to be considered by a select committee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ought to take the time to make a submission so that good intentions do not become oppressive law.

GFW钓鱼计划

2009-11-03T03:34:00Z

作者：gfwrev 来源：http://gfwrev.blogspot.com/2009/11/gfw.html

社会工程从来都是在安全领域最有趣味的话题。钓鱼（phishing）是社会工程的一种。最近韩寒童鞋揭露了出现在上海的某种钓鱼小把戏，我们也不妨来讨论一下某种GFW钓鱼小把戏。面对GFW这个黑箱，我们希望对它的内部的行政机制有所了解，这当然是技术性的逆向工程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这里主要讨论社会工程的方法。

原理

对GFW进行黑箱式分析，就会发现一种非常确定的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过程：1）一个网站处于含有敏感内容的状态；2）在某个时刻GFW感知到这个网站（“先期侦察”）并受到刺激；3）然后通过GFW内部的某种过程；4）最后形成对这个网站的封锁反应。一般只有最后的封锁反应是公开可观测的GFW特征，然而由于GFW的封锁采取伪造的方式进行，我们很难从这种封锁动作中获得信息。而如果我们特制一个网站并作为网站控制者让GFW对它进行感知，并利用GFW自认为置身暗处而不采取防护的漏洞，那么在刺激这个环节就很有可能观测到GFW的真实信息。简而言之GFW你不是特别会封吗？这次我造一个网站让你封，来啊。然后将GFW在这个环节泄漏的信息全部记录下来。这就是钓鱼，有人也把这个叫做蜜罐，在蜜罐里放一些GFW特别喜欢的东西，苍蝇循着香味飞进来就黏住了。根据先验知识我们还可以知道，在对目标进行侦察之后，GFW内部还会有关于反应方式的评估。这个过程虽然是无法观测的，不过当蜜罐收集到的数据量比较充分之后进行分析，就会找到这个过程的某些模式，分离出时间周期、地域、主题偏好等要素，对 GFW内部的机制有一个轮廓性的刻画。

方法

在8月份我们就进行了这样一次钓鱼。钓鱼有这么几个要件：诱饵，钩子，鱼，渔。在这里鱼是GFW，渔是我们，诱饵是一个充满了敏感词的网站，钩子是这个网站内置的日志记录器。诱饵的建设是体力活，比较麻烦，行为跟spammer差不多了。首先寻找国外的免费空间和免费域名，然后用一个 php+.htaccess/mod_rewrite做一个网页反向代理，代理到某个特别敏感的网站，然后php内置日志记录器将访问时间和访问者的IP 地址和HTTP头全部记录下来。网站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差别只在域名，这就建好了。然后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国新办网站net.china.cn举报之，尽情选最高最反动的那档，然后坐等鱼儿上钩、苍蝇入罐。

数据和讨论

等的过程这里读者就不用体验了（高兴的读者可以自行体验）直接给出结果，就是这个表格。这次钓鱼的一个很大失误就是忘记设置robots.txt，让搜索引擎的爬虫造成了大量噪音，给日志分析带来很大困难，这里展示的数据已经把搜索引擎直接产生的噪音去掉了，但是搜索引擎引来的访问者却很难办。

我们来对数据进行一些分析。首先拿到IP要做一下whois，看看究竟who is it。这就有结果了，看whois那栏，一个是公安部的网监，一个是BAOSHAN-POLICE，呵呵，上海的。它们的其他各项header相似性很高，其中奇怪的是Accept-Language是en-us的，其他header也给得很少。难道我们机智的警警察察已经人人都考过英语四级了，用英语版Windows？显然不是，根据先验知识加以推测，这应该就是金盾网的内网出口。根据这一特征，又找到CHINANET-FJ和CHINANET-GD 的两个警警察察。注意到，在31日就有报告说整个co.cc被封，9月1日的那位还能访问，这说明两件事情：1）警警察察枪决罪犯以后要验尸；2）警警察察上网没有墙。

那个UNICOM-TJ的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诱饵是怎么被咬掉的。我们建立的诱饵之一域名是shangwang.co.cc，然而最终被封掉的却是co.cc。我们来观察一下17日凌晨这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的referrer是：http://www.google.cn/search?q=gfw+co.cc+dns&ie=utf-8&oe=utf-8&aq=t&rls=org.mozilla:zh-CN:official&client=firefox。就是说这位朋友通过在谷歌中文搜索“gfw co.cc dns”这个关键词找到了这个网站，为什么要这样搜索呢？为什么过了几天整个co.cc就被封了呢？这无疑是抓你一个，杀你全家的做法。结合当时的情况，net.ru在这之前被封掉，idv.tw在这之后被封掉，做法都是直接把cctld列为关键词，我们不难这样推测GFW的习惯：看见一个不熟悉的域名，先谷歌一下看你是不是属于大户人家，一搜发现哦原来net.ru和co.cc你们都是些免费的弃儿，就杀你全家，斩草又除根春风吹不生，反正没人知道。不过天津的那位又是谁呢？难不成是坐落在天津的公安部麾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天津这位朋友后来居然还会从瑞士走代理来访问，而且我们设置的两个诱饵他都碰了，这确实非常先进了。

未来研究

这只是一次孤立的钓鱼，数据还是不具有普遍性，如果这样的实验成规模地重复，那么GFW的工作周期和口味都能有更清晰的了解。如果利用 javascript甚至更侵入性的手段，还可收集到更多信息。另外一个直接的提示就是，网站管理者应该调查APNIC的whois数据库查出属于网监的 IP段并“软性屏蔽”之，这样对于避免安全问题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以后GFW在先期侦察和验尸的时候都注意隐藏信息，调查访问者身份就会增加一些困难，但是如果搜索引擎隔离得足够好还是问题不大的。

结论

我们通过利用GFW在侦察目标时自认为置身暗处而不采取防护的漏洞，进行了一次钓鱼实验并获取了适量数据进行分析，证实了net.china.cn举报平台与GFW在工作流程上的密切关系，并发现了可能来自金盾网的举报验证，以及证实了金盾网使用“防外线”不受GFW影响的传言。我们还分析发现了一种GFW对于小站点的极端封锁策略，以及一种封锁实施后验证封锁的行为方式。不幸的是，这次钓鱼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co.cc全军覆没，对那些采用co.cc做域名的站长们在这里只好抱歉了。我们原来还试图生成一个de bruijn序列来高效证明著名的法轮猜想——“任意其他GFW关键词的长度都大于"falun"”，没想到短短时间就又出现一个长度为5的新秀与老牌关键词falun并驾齐驱，真是出乎意料。

总结这次实验，钓鱼的哲学有两条：一条是钓鱼比的是想象力，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观赏Mitnick的The Art of Deception会有更多收获；另外一条是，钓鱼需要耐心，这次钓鱼实验持续近半个月一无所获，“那是极端反动的大妓院啊怎么不快快封掉？！”我们几乎以为失败，鱼最终才上钩，如果没有比鱼更多的耐心是钓不到的。同理推之不难想象，上海的哪个闲得蛋疼人士也可以开着一辆破车去钓鱼，只要把一个对方的“钩子”钓到自己车上，之后想做什么那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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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网络管制逾3月中国当局不再肯定互联网发展

2009-11-02T13:22:22Z

发信人: jprp (极品人品),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新疆网络管制逾3月中国当局不再肯定互联网发展
发信站: 一路BBS (Mon Nov  2 21:22:22 2009), 本站(yilubbs.com)

（联合早报）

　　谈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现状，当前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中国互联网在1994年连网以来呈现瞠目结舌的发展，截至今年6月网民已达3亿3800万；另外一个现象是，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进入互联网管制状态，迄今已逾三个月之久。

　　互联网对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在过去一两年以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可以反复探讨而且历谈不衰的课题。研究互联网的专家普遍认同一点，即互联网这一种信息时代下的新沟通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互联网通过帮助普通公民发声，促进公共领域建立，提高民众的联系与集体行动的简易性，却将无可避免地促使政策更具有公共性，开拓中国社会民众由下而上影响政治的渠道。由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体制内外的关系都将被催生出指标意义的转变。

　　网络干预政治的趋势，在2005年左右以后日益明显。那一年，互联网上已经出现民办舆论监督网站，据报还造成一名贪污的副市长下台，滥用职权的计划生育官员被判刑一年。此后几年，随着中国网民人数从接近1亿，到1亿2300万、1亿6200万、2亿5300万的快速演进，网络与政治的互动水平也不断升级，形式更多样化。

　　从个体发言到形成意见社群，从言说到行动，这是这几年来网络参政呈现出来的路径特点。在一方面，网民利用互联网突破传统上的言论限制，而且自然呼应，形成舆论压力将个别官员拉下马。另一方面，网络社群在2009年里开始直接介入现实，像5月的湖北邓玉娇案中，网民组成的邓玉娇后援团赶到巴东县，就是组织化的网民从虚拟跨入现实的标记。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最近撰文谈到互联网的发展时指出：群体行动与个人行动的不同在于，群体行动更难开展，而一旦开始，就更难阻止。中国互联网或许已跨越了这道坎儿。客观的政治环境使公民社会很难展开，但网络社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民社会的作用。

　　这无疑给管理者造成了麻烦。相对于网络参政活动的走势，官员与体制的态度或许更具有不确定性。从1994年连网以来，中国政府对于言论闸门洞开后管制问题就有所防范，网络防火墙的技术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国100多年来对追求现代化与科学的执着，政府始终鼓励与支持互联网的发展。2008年中，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上网与网民打招呼，此后一些地方官员进入网络世界，偶尔与网民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高调肯定互联网发展、支持网络监督的声音近期比较少听到了。反之，一些在突发事件后采取的网络管制手段，出现常态化趋势，如facebook、twitter在新疆骚乱后被屏蔽，与youtube一样被“墙”于中国之外。此外，消息显示，个别省份领导对于网络参政十分反感，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归咎于网民与媒体搅局，而非自身施政的过失。

　　此时，我们可以回想新疆的情况。3个月无法正常使用互联网，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所谓网络管制，并非完全断网，而是限制民众只能点开自治区内的网站，而无法通过互联网得到区外的信息，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新疆居民似乎平安无事地生活了三个多月。当局至今没有宣布取消限制的时间表，估计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网络管制对新疆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新疆网络管制对中央政府的提示作用，以及其他省市，尤其是社会矛盾尖锐、稳定情况较脆弱的地区可能形成的示范效应，接下来将越来越值得关注。韩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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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路BBS yilubbs.com．[FROM: 99.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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