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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塔共存法则

2012-02-09T12:17:50Z

败走密尔沃基，湖人创下连续13场得分不过百的队史纪录。考虑到迈克•布朗让湖人场均失分比上赛季足足低了5分，进攻无疑是他们的最大软肋。而双塔，则成为新湖人进攻体系中最甜蜜的烦恼。

文/周旭

单从进攻效率看，如今的联盟第11的排名似乎并不太差，但若参看场均得分，湖人就成了联盟倒数，原因无它，速度。湖人每48分钟仅有不到90次进攻（比上赛季更糟，两连冠期间则分别为94.3次和92.8次），足以被归到龟速球队行列，而夺冠热门雷霆和热火都超过93次。由于进攻回合较慢，湖人联盟领先的场均失分折算成失分率也就变得不那么优秀了（从联盟第4下滑到第12）。

客观说，进攻不力的主要原因是阵容变动及老化。湖人板凳席最优秀的两人——奥多姆与香农•布朗转会，而两位96一代依然是球队后场的不二选择。翻查数据可知，自加索尔加盟湖人，球队的Pace值（每48分钟攻防次数）就逐年下降——后卫老腿和双塔减速效应明显。因此，即使新帅迈克•布朗的确不善布置进攻，湖人今天的状况也不应该仅仅归咎于他。

事实上，无论是否换帅、交易，湖人都不可避免的迎来了转型期——经过漫长的等待，拜纳姆终于在第7个赛季成长为一名全明星球员。这份幸福的烦恼足以让教练组焦头烂额：如何让新的低位武器尽量发挥而又无损球队体系？

低位之争

如今，湖人最好的三名球员都喜欢活动于低位，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加上“世界和平”先生——这听起来有些不公平，但面对现实吧：只要科比还是湖人最好的球员，作为联盟最优秀的低位单打者，也许只有巅峰期奥尼尔才能让他远离低位。而没有哪支球队能够承受每场40次的油漆区背身——进攻将因此滞重难行。如今联盟最好的三支球队——热火、公牛与雷霆，有约38%的进攻在10秒内完成，湖人则仅为33%。

在缺少了润滑剂奥多姆的前提下，如何优化双塔配置，是迈克•布朗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历史上成功的双塔组合相比，湖人双塔有着本质的不兼容。

联盟最优秀的进攻体系都与空间有关——无论是11夺总冠军的三角进攻，还是风华绝代的普林斯顿。本质上，内外结合，跑位，转移球都是为了创造投篮空间，让得分更加容易。而两名七尺长人看似巨大优势，在进攻端如何解决分配球权和让渡空间的问题其实相当有难度。湖人连续三年闯入总决赛期间，比赛最后时刻站在场上的往往不是双塔，而是加索尔和奥多姆。其中既有拜纳姆不成熟的因素，也有中锋脚步慢防挡拆不力的考量，还有一点原因是，奥多姆能提供控球点、传球点和中远距离投篮来为球队拉开空间——而拜纳姆无论如何成长都无法实现这一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奥多姆比拜纳姆更出色或对球队更重要，只是任何决策都是取舍的艺术，联盟中每个球员都有其优势和劣势，而他们被重用的唯一原因是：劣势可以被球队体系弥补（如许多只会投三分的防守专家），或者优势足够大以至于可以忽视其他缺点——譬如奥尼尔和邓肯糟糕的罚球，无碍他们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

然而无论拜纳姆还是加索尔，都不足以在低位展现足够的统治力，甚至缺乏足够的下盘力量在内线要位——内线肌肉男一直是两人不可承受之重。也就是说，他们的优势不够明显，并因此两人几乎平分了球权，场均各自出手12-13次，得16分左右。

可惜比赛并非简单加减法，1+1未必能够大于2——一个场均20次出手的超级中锋，可以节省空间，而两名七尺长人让球队的无球切入和穿插跑动十分困难，两人之间也经常会因位置重叠相互阻碍，湖人进攻中不时能看到被拜纳姆挡住突破路线的科比或加索尔只能选择罚球线附近的抛投，甚至飘到底角尝试三分。另外，单个超级中锋吸引包夹的能力也是双塔无法媲美的。即使逐渐成长的拜纳姆正越来越多地享受包夹待遇，可惜由于传球意识和能力均欠奉，接球后拜纳姆基本只能以进攻为终结，并不能作为串联球队的稳定轴心。

赛季初，湖人管理层推动送走加索尔、奥多姆换来保罗的三方交易，思路大致如此：除了湖人亟待解决的控卫问题（至于两名后卫如何分配球权则是后话了），拜纳姆的成长需要更多篮下空间（即使换来霍华德，同样需要更多篮下空间）。可惜未能如愿。

于是迈克•布朗看菜吃饭，布置的战术倒也简单明确。为了最大化拜纳姆在低位的威慑力，同时减少暴露其中距离不准等弱点，让投射能力更好，而低位单打威慑力相对较低的加索尔尽可能提到高位。只是这一安排让加索尔的优势——低位能力，尤其是作为轴心的策应能力无从发挥。

这种过于简单的布局不仅效果不佳，也让找不到状态的加索尔颇有怨言：“我喜欢多往内线打，从不同角度冲击篮筐”，“我的低位天赋不逊霍华德”等等。

双塔模范

历史上成功的双塔组合屈指可数，严格意义上甚至只有马刺一组——蒂姆•邓肯与大卫•罗宾逊在6个赛季的合作中拿下两届总冠军。而另一组声名显赫的双塔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火箭，奥拉朱旺与桑普森合力击溃湖人，却在总决赛不敌凯尔特人。

火箭双塔其实只合作了两个赛季。奥拉朱旺加入火箭后，第一年首轮出局，次年杀入总决赛，到了第三个赛季，桑普森已经因为伤病废去一半功力。两年的合作中双塔各自场均出手超过15次，砍下20+10，内线威力摧枯拉朽。虽然我们无缘看到这对组合成熟后的表现，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桑普森与奥拉朱旺都有内线中较远的射程，同时低位能力也相当突出。而奥拉朱旺修成正果完成两连冠时，恰恰场均出手次数均超过21次，为职业生涯最高。而站在他身边的，分别是场均出手不足十次的肌肉大前锋索普和堪称样板的投射型PF霍利。

马刺双塔成功同样有赖于绝对进攻核心的明确。夺冠的两个赛季罗宾逊场均出手分别为10.8次和6.6次，沦为球队第三、第四得分手，进攻权被外线球员掌控，既保证了邓肯的内线杀伤，也保证了球队进攻速度和空间。而罗宾逊场均出手超过12次的两个赛季，马刺均首轮出局。

火箭与马刺的经验大致可以说明，双塔的理想状态为一攻一守各司其职。负责防守的球员因其运动能力或身高优势，能很好的在进攻端完成查缺补漏的工作——空位投篮、冲抢进攻篮板二次得分，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不抢占主攻手的球权。同时因其在防守端的尽心尽力，也能极好的分担主攻手压力。

湖人三进总决赛时的双塔模式类似于此。由于拜纳姆尚未成熟，其作用更多体现在防守端，进攻则一直围绕加索尔展开。

另一个数据同样能证明如今湖人双塔的不兼容。即使拥有看似明显的内线优势，湖人相比更年轻运动力更佳的强队篮下得分比例更低，跳投比例更高——热火、雷霆、公牛三强跳投比例均低于70%，而湖人则高达74%。

发挥加索尔轴心作用，则拜纳姆低位威力要打折扣；最大化拜纳姆低位威力，则加索尔只能游离于高位，其联盟顶级的策应能力将被架空。理论上拜纳姆传球能力的进步将有助于解决双塔不兼容的问题，但显然难以根治。

对于这支转型期的球队而言，过于紧凑的赛程无疑雪上加霜。29天18场比赛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进行了全队全速训练。球员并不熟悉布朗的体系，甚至布朗也不清楚哪种战术会更有效，他需要在比赛中慢慢观察球员们能做到什么。

在以73:70战胜小牛之后，布朗表示球队进攻不佳是因为他在临时调整战术，而科比则开玩笑说，由于没有时间训练，他们“只好在全国直播的比赛中做实验了。”

无三分，不冠军？

2012-02-09T12:06:06Z

每个人都在说湖人的三分够烂，但它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试图理清三分战术在现代篮球中的发展脉络，以还原问题的真相。

文/周旭

他们在底角命中三分，他们在弧顶命中三分，他们在快攻中命中三分，即使被封到脸上，他们依然强投并命中三分。佩贾6投6中，特里10投9中，全队三分球32投20中——几乎占据小牛全场122分的一半。这本是一场屠杀，却更像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这是属于达拉斯的春之祭，而作为湖人球迷，即使在电视机前，亦能呼吸到一种空气，名为绝望。

进退失据的湖人完成了24次三分线外出手，仅仅命中5球。小牛的狂轰滥炸让比赛早在上半场就失去了悬念。湖人0比4出局。

整个系列赛仿佛一部完整交响乐，三分线则是小牛演奏的舞台。第一场20投9中，奏鸣曲的强音震开斯台普斯的大门；第二场25投8中，以柔板移师达拉斯；第三场29投12中，热烈的回旋曲为最终乐章作了完美铺垫……

而湖人系列赛三分球合计76投15中。

湖人因何而败？“防守赢得总冠军”，“一颗冠军的心”，看似真理，亦难免显得老调重弹。后卫线，尤其是科比老化难以吸引夹击，失去活动空间的内线三高泯然众人，于是湖人在侧翼及低位的优势尽失，腿慢和篮儿不准的缺陷则被无限放大。而无论如何讨论，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湖人的直接死因，是小牛的三分球。整个系列赛，比湖人多命中36个，仅此一项，便是平均每场多得27分的巨大优势。

新赛季至今，湖人一直以不足三成的三分球命中率稳居联盟倒数前三。对现代篮球而言，这基本意味着死亡。

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比赛如何演变，内线如何工兵化，大前锋如何功德圆满，超级控卫又是如何风生水起。我只想解剖一个细节：自联盟在1979-1980赛季设立三分线以来，三分球如何影响比赛的进程？而本赛季外线愈发迷失的湖人，凭什么剑指冠军？

演进史

三分命中率

一个事实：自设三分线以来，湖人即使在三分球命中率联盟垫底的年头，依旧是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夺得过总冠军。

另一个事实：夺冠发生在1981-1982赛季，三分线设立的第三年，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常规赛三分球命中率垫底的球队夺冠（13.8%），那一年NBA季后赛三分球场均出手不到3次。

从三分线创立之初的个位数出手到今天的近20次三分出手，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允许联防等规则促使远投在进攻比例上的激增（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即使恢复一度缩短的三分线，也无法阻止三分球在进攻中占据更大的比重。本质上，一项技术自身有着发展完善的过程。一方面，球员愈发注重远投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教练更多更熟练地使用三分战术，让三分球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正如让比赛从80年代跑轰转变到延续至今的防守至上的催化剂并非任何规则的变化，而是活塞“坏小子”军团的成功，三分球跃进也得益于另一支球队——休斯顿火箭队。

直到第一次公牛王朝结束，NBA季后赛三分球场均出手次数虽逐年增加，但增长缓慢且始终不足两位数。而火箭在奥拉朱旺身边配备的射手群，在季后赛以场均17.8次出手夺得首冠无疑有划时代意义。奥拉朱旺的内线统治力与射手群的外线火炮交相辉映，在其他球队三分球场均出手次数依然在10次左右徘徊时，火箭队可谓立体攻势。

随后联盟缩短三分线则进一步鼓励了各队的外线出手，一时间几乎每个球员都在外线跃跃欲试，三分球出手Top5球员从场均165次猛涨到258次，连“篮球之神”乔丹也未能免俗，以至于有人调侃，要知道联盟什么时候修改的规则，看乔丹三分球命中率就行了。而火箭的示范意义也让更多教练接受了这种改变。

从顶级三分射手的更替也可以看出三分球这一技巧的日趋成熟。拉里•伯德、雷吉•米勒和雷•阿伦是各个时代的代表。伯德夺下头三届全明星三分球大赛冠军，以及季后赛的若干传奇放大了其真实三分能力。实际上伯德的三届三分球大赛冠军有两届仅得16分和17分，放在今天无疑是较低水平。其季后赛三分球命中率仅32.1%，场均出手不足2次。而今天，雷•阿伦不仅在刷新着米勒的三分球记录，也在刷新着我们对三分球极限的认知——一个行将36岁的老将，正以场均近5次三分出手，近57%的命中率肆虐球场。

制胜三分

三分球对进攻贡献良多。单从算术上说，33.3%的三分球命中率折算成真实命中率相当于两分球命中率50%，而三分球的战术意义或许更大。现代篮球拥有更好的运动天赋、速度、弹跳、力量，这些都让寻找空间变得艰难（本赛季公牛在锡伯度的打造下，在防守中将年轻的腿发挥到极致）。三分球的威慑力对于扯开对手防守，为进攻尤其是三秒区进攻创造空间有着极大帮助。

2003年季后赛，NBA各队场均出手三分球已达17.1次。力图再次卫冕的湖人于西部半决赛遭遇马刺。关键先生霍利系列赛三分球18投0中，第五场最后一投的偏出让湖人断送了最后一线生机，扮演了助马刺晋级的关键先生。在湖人输掉的四场比赛中，三分球命中率仅为29.5%，马刺则高达51%。而湖人赢下的两场，则以44.8%略优于马刺的41.3%。这绝非巧合，OK组合三连冠时期，湖人三分球无论出手次数还是命中率都在季后赛平均水平之上。而波波维奇近年来“我是个老派的教练，我不喜欢三分球”的鬼话也千万不要相信，从1999年首冠开始，马刺就有着相当成熟的三分球战术，邓肯的衰老只是让他们更依赖底角三分而已。尤其在季后赛中，马刺三分球之凶狠绝对不逊于任何一支球队，哪怕它打着跑轰的旗号。

2005年西部半决赛，马刺面对新科MVP纳什领衔的太阳，三分球场均出手21.4次，比太阳足足多了6.4次。两年后，又是季后赛第二轮，马刺再次以场均20.3次三分球出手超出太阳5.5次。

从奥拉朱旺、奥尼尔到邓肯，以及曾杀入总决赛的尤因和霍华德，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超级内线和三分火力的共生关系。“好的球队能明白想拿冠军需要二者结合。”波波维奇说，“既需要有内线的发挥，也要有三分球的支持。”

即使是缺少超级中锋的球队，三分球在夺冠进程中也不可或缺。2008年凯尔特人季后赛之旅，前三轮均打满七场，雷•阿伦的失常无疑是他们步履艰难的重要因素，第二轮面对骑士，阿伦手感冰凉，7场合计24投4中，三巨头变两巨头，几乎被詹姆斯一人掀翻。至于总决赛找回状态的阿伦如何用创纪录的三分球将湖人防守打成筛子，已无需赘述了。

到了2011年，小牛以场均22.2次的出手记录，再次刷新了冠军球队的三分球出手次数。

仔细梳理设立三分球以来的32个赛季会发现，其中18个赛季的总冠军三分球场均出手次数高于季后赛球队平均值，近20年更多达13个。而总冠军三分球命中率低于季后赛球队平均值的仅有7支，且相差基本不超2%。最大的例外是1996年的公牛，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与平均值相差5%，不过场均出手次数则多了近4次。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结论可以作为夺冠的必要条件：三分球能力不能显著低于赛季平均水平。当然，过于依赖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湖人的努力

在玫瑰花园的又一次折戟，湖人自2003年11月16日以来，第一次全场没有三分球入账，11投0中。本赛季三分线外手感很糟的科比4投0中，新召来的三分射手们也未能发挥。赛后新任主教练迈克•布朗表示“还不担心这个”，并乐观声称“投篮命中率有47%，以前还没有这么准……”

单从账面上看，湖人并不缺少三分射手。布雷克，职业生涯三分球命中率39%；费舍尔，37.3%；卡波诺，44.3%；墨菲，38.8%。布朗对他们寄以厚望，尤其对新加盟的卡波诺和墨菲，“我觉得湖人去年缺少的就是三分线外的威胁。”

但显然布朗还未找到激活他的三分射手的办法。在费舍尔三分绝杀小牛之前，他们几乎又要经历一个没有三分球的夜晚——9投0中。有几个痼疾显然超出了布朗解决能力的范畴。

1.“由于篮球方面的原因”，湖人只得继续使用费舍尔首发，即使他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已经惨不忍睹。而一次绝杀丝毫不足以补偿他在47分钟内防守端被几乎所有控卫打爆而进攻端无所作为的事实。

2.为了扶持拜纳姆，加索尔只得放弃低位。而截至目前，要位得球后，拜纳姆并没有太多回传外线的意愿和能力。

3.科比•右手常年残障•布莱恩特，坚持打球，并投篮。场均进30分的怒放让对手重新有了包夹这位33岁老将的意愿，而进入攻击模式的科比并不怎么想把球传出去。

4.卡波诺和墨菲上赛季状态都不佳，而预知射手何时找回状态和预知地震一样难。

事实上，当库普切克选择交易加索尔以得到保罗，就已经明确内线双塔难共存。低位是冠军球队的生命线，但任何一支球队无法容纳如此多的低位单打。科比、加索尔、拜纳姆在三秒区的进攻给对手内线施加压力的同时也让自己球队进攻陷入停滞，同时削减了外线出手机会。而湖人两连冠时，内线作轴的是联盟传球最好的大前锋加索尔，经常伤病且不成熟的拜纳姆主要用于防守，进攻以捡漏为主。

换句话说，对球队体系而言，拜纳姆的成长不足以弥补加索尔边缘化的损失。湖人本就平庸的外线等不到“inside-out”，等不到挡拆，也没有能力无球跑动，三分垫底也就情理之中了。

“在有些晚上，对手会死守内线，放你投三分。我们只剩下这种打击对手的手段时，就要坚决用它，让敢放空我们的人付出代价。”波波维奇显然说到做到。

而湖人呢？只好等死。

月子和月嫂——传统的助益与麻烦

2011-12-30T04:02:29Z

我只参与过一个月子，也只接触过一个月嫂，本文所谈基于此。

传统月子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但产妇的确需要更多的照顾，尤其是剖腹产。而由于每个个体体质不同，根据恢复程度，所需的照料程度也不一样。至于宝宝所需的照顾，也是许多新手父母力不能及的。因此未来不管是否还叫月嫂，有条件聘请专人照顾是合适的。月嫂的额外好处是减少家里老人的介入，从而减少摩擦。当然，如果家庭和睦，老人很能干也很有意愿干，产妇顺产或恢复良好，不要月嫂也是可以的。

但必须注意地是，现代医学带来的新观念更科学，而即使月嫂经过了所谓培训，传统还是遗存许多。越传统，越有害。

月嫂从4000到10000+都有，和地域、经验等都有关。我们请的是熟人介绍，5500，28天。

从每天工作幸苦程度来看，月嫂值这个价，洗澡按摩做饭擦屎擦尿喂奶穿衣，白天黑夜的非常琐碎且耗费精力。而这份辛苦是否值得就是另一回事。

1、饮食

月嫂是比较传统的广东人，优势自然是吃的口味，各种鸡、排骨、牛羊鱼和汤，我也顺带着改善伙食了。但劣势也是吃，如果只按月嫂安排，100%会营养不良。

不要求产妇喝牛奶、吃水果，不让喝豆浆，不主动做鸡蛋，蔬菜以产妇消化不好为由煮得过烂且以“正气”为由只有菜心、菠菜等几样。主食只有大米。——稍有营养学知识便可知，无论煲汤如何好（实际汤本来就没什么营养），蒸鸡炖鱼如何地道（产妇食量很有限），这种饮食都是极不均衡的——蛋白质、钙质、维生素等摄入严重不足，助消化的纤维也可能被破坏，五谷杂粮的营养一概没有。

这时家人非常重要，一方面要尽可能增加食物种类，另一方面也要照顾产妇的心情——很多时候产妇也是传统的，因此不能强求。

经过沟通，老婆同意每天早晚一杯牛奶，上午下午各一次水果，作为妥协，这些都是经过加热的。除了怕寒凉，一个更易被接受的理由是，一吃冷的就牙疼。给大米饭或粥中添加小米，偶尔做八宝粥等也是有必要的。

2、卫生

最传统的不能洗漱等已经不再被接受，但月嫂依然用较传统的方式处理。包括半个月洗一次头，洗头水加了香茅等中草药。洗澡不淋浴只擦身，水也是姜水。每天刷牙洗手等都是开水放温的，绝不碰自来水。

这种所谓进步的传统，依然会带来细菌感染问题（洗头次数太少，洗澡等不用流水），但相比以往已经好了许多，至于煲这些水到底有何功效，窃以为既然没害就不较真了。香茅等煮出来的水着实香飘满屋，每次洗头都有吃泰国菜的回味。

又一次经过沟通，老婆同意在未到半个月时洗头，并在一周后再次洗头。月嫂虽有些不满，也就照做了。之后因不用流水而下阴痒，也不再坚持只擦身，而是新打些水用毛巾淋洗下身。不过因刀口恢复较慢，不淋浴也是可以接受的。

至于怕风，由于在南方，除了洗澡开暖气时，窗户貌似没关过……月嫂还经常主动开窗。

总的来说，月子的营养、卫生、休息和心情都很重要，适当的妥协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涉及所谓传统时，尽量避免有害的，对无害或害处较小的就不要太坚持科学。要有耐性的劝导和督促。

3、婴儿

母亲饮食禁忌的最大原因是婴儿。譬如不能喝酒便是会通过乳汁传递给宝宝。因此如果宝宝是过敏体质，长湿疹，就需要寻找过敏源。很多时候和妈妈的饮食有关。譬如食用了牛奶、鸡蛋、蜂蜜等常见过敏源。也可能和家里卫生状况、空气质量和护肤品等有关。

我的宝宝出生第三天就全身有红斑，医生说可能是热的，洗澡时加入PP粉，又减少一层衣服，便好了。第十天又起，略有不同，还有小粉刺，遂停用了婴儿沐浴露（施巴牌），且依月嫂建议买了些金银花煮水，两天后就基本好了（不知道金银花到底有多大作用，但网上没查到什么不良反应）。世卫指引的安全用药包括使用稀释的高锰酸钾等，没有尝试。

这些日子

2011-08-22T16:19:29Z

距离上一篇博客，竟已过了四个多月。再不写，恐怕荒芜的连草都萎了。可又不知该写什么，微博倒是更新不少，那些零碎的信息似乎把思维也切碎了，就像一颗无规则运动的光子，四处乱窜，却不知自己的方向。

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而且我知道，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回不去。我并非认为家庭是桎梏，这只是我的选择，是生活的一种形态，仅此而已。

这真是一段拗口的文字，出现了那么多的“我”，而这并非我所习惯的。

我不习惯谈论自己。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极少坚定的追寻。一则源于懒惰，又则源于，想要的实在太多。于是，当生活回到生活本身时，或者更直接的，当生活回到物质本身时，生活反而变得简单了。所有遇到的，看似更复杂的事物，都在让生活变得更简单。目的的单纯解决了许多问题，结果成了唯一重要的。

这样的生活难以长久，我很清楚这一点。不管称之为自我选择还是责任还是其他什么。但我竟做好了让这样的生活进行一辈子的打算，真另自己惊讶。其实，最理想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过那么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只是我习惯性的悲观，总会想到最糟的，那便是一辈子。

这听起来有些糟，我喜欢的是闲暇。这可能是被认为最没出息的喜好了。看上去和所有的好逸恶劳者，所有的纨绔子弟，所有的懒汉没什么区别。但这就是我，虽然我不确定自己适合被套上与此相关的各种身份。如此，还有什么比为了物质奋斗一生更糟的呢？

然而，毕竟，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而且这是我的选择。有时，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许是潜意识对家庭的向往（占星者这么告诉我，而我从未感知到），也许是对一生闲暇的张惶，也许是对不同生活的向往。也许，并不是所有事都需要解释的通。一个决定，然后发生了，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或许我需要时不时的寻找，然后捕捉到某个答案，自我催眠后将其仅仅握住？这太不像我，怎么看，都不如“如此而已”。

这些年，我要过日子。

拉萨之春

2011-04-14T18:58:00Z

这是我在拉萨的第一个春天，我知道，不久，就会对这荒诞的春习以为常。

拉萨机场离市区颇远，行于荒山碧波之间，骤见滚滚黄沙——拉萨的春天竟是有沙尘暴的。途经一桥，能见度不足20米，但只消被风撕得一条缝隙，便又见那水绿绿蓝蓝。若有大扫把，向天拂拂尘，天依然会蓝得通透。然而沙尘毕竟凶猛，从来刺眼的太阳也只得萎缩成个橘子，低调行走。

我想起若干年前逃离的那座城市，每逢春天，黄沙与柳絮齐飞，烟尘共灰天一色。专家致力于改善帝都空气质量，特别创造了“扬沙天气”一词，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沙尘暴。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当嫩叶亦土黄，是怎样的景象。那是大扫把也无用的地方。太阳永不吝，亦只能展现其朦胧美，天与水的颜色和街道纠结在一起，一片暗沉。那座城市，脏到骨子里了。

拉萨春天的风鲜有停时，夜晚窗户匡匡作响。日头出门，则必然围巾口罩伺候——这多源于道路之脏。且不论小区内清洁工只负责捡垃圾而绝不扫垃圾的离奇作派，街道施工之缓慢，之粗糙亦令人叹为观止。沙与尘惬意地被风搬来搬去，顺带喂饱了行色并不匆匆的路人。

沙尘暴毕竟是从周边荒山吹来，并不常有，街道的沙尘，却是避无可避了。

无常是拉萨之春的另一特征。拉萨春天温差多在15度左右，不过这可不仅是昼夜温差。上午晴，阳光烘烤下，单衣批件外套便不觉冷，下午风渐强，吹来云块朵朵，雪不期而至，逾下逾欢。太阳不见了踪影，劲风夹雪，吹打得噼里啪啦，直冷得人发抖。霎时又停，太阳不知从哪冒出了头，暖。

更奇地是，这上午下午全无规律，真叫来无影去无踪。

我想，这便是拉萨春之妙处，自以为艳阳高照，暖洋洋烤着太平盛世，不小心，就被雨打风吹去了。

被荒芜的暮年

2011-02-06T14:37:30Z

他并未老，甚至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之一，场均16.7分、11.0次助攻和23.39的per值。这三项数据分别位列控卫第7、联盟第2和联盟第11——这一切却仅需场均33.1分钟的出场时间。他正进行着第5个，也是连续第4个赛季投篮、三分、罚球三项命中率50+40+90的神奇表演，这个成就前无古人。事实上，除了纳什，联盟历史上仅有5人6次达到这一壮举。而这三项数据相加还有个被称为“180俱乐部”的荣耀，这个仅有极少数顶级射手方可踏足的圣殿，纳什却已连续第7个赛季轻松登堂。毫无疑问，他依然无愧联盟最顶级的控卫，以及历史上最优秀的射手，之一。

这位两届MVP在37岁高龄，依然丝毫不逊那些如日中天的年轻人——保罗、德隆和威斯布鲁克，他们入选全明星而非纳什的唯一理由是战绩，他们的球队拥有超越55%的优异胜率，而太阳却不足50%。

只是任凭谁也不能将战绩不佳的责任扣在纳什头上，当德隆可以和两大内线——米尔萨普与艾尔·杰弗森进行挡拆配合，当保罗肆意与韦斯特、奥卡福玩空接，当威斯布鲁克……呃，他仅是二当家，球队核心杜兰特被认为足以媲美科比和勒布朗。纳什身边的内线是三流中锋罗宾·洛佩兹，只会飘在三分线外的钱宁·弗耶，前魔兽替补戈塔特，以及两位老爷车搭档，卡特和希尔。面对如此不入流的畸形阵容，却依然让球队保留着一线季后赛希望，纳什居功至伟，也很难想象联盟中有任何一名控卫可以做的比纳什更好。

这是多么荒唐，纳什缺席全明星的唯一理由，或者说真正原因竟是他不幸地加入了一支有着吝啬老板的球队。一支看似曾为他带来辉煌，却实则荒废其暮年的球队。

在2007年季后赛，纳什的总冠军梦被霍利的恶意犯规彻底粉碎后，他们玩起了所谓“快乐篮球”，然而这个壮志未酬聊以自慰的说辞也正被抹去——没有全明星，没有季后赛，深陷交易流言。快乐在哪里？

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

2011-02-05T11:58:00Z

發現另一個中國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李慎之

中國社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中國文化是什麽樣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心理是什麽樣的思想、心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對開放、改革以來又熱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還不會離開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遠，認爲中國大體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爲體，以禮爲用"的禮儀之邦，是"亞洲價值"的搖籃與基地。……這些當然都不是錯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學泰先生的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番新的思考。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瞭解中國與中國社會，瞭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爲是完整的。

學泰把這樣的中國社會稱作隱性社會，以與大家熟悉的顯性社會相區別。我以爲能把這樣一個隱性社會發掘出來，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責任。這項工作無异乎"發現另一個中國"。

雖然學泰用力甚勤，搜羅極廣，但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開始建立時一樣，還只是開了一個頭，對中國游民社會的起源歷史，特徵與作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發揮。當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質，它所傳世的文獻，與歷朝的官書不一樣，是極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難也是極大的。正如學泰所考證的那樣，雖然游民的歷史很悠久，活動很廣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國》、《水滸》、《說唐》這幾部書才能成爲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進行各種活動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經歷、志趣、情懷往這幾部書上堆。其他如關于瓦崗寨、薛仁貴、劉知遠、趙匡胤……等的著作雖然也屬于類似的套路，價值却低得多。要瞭解游民，要研究他們，就非得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那樣一磚一石、一點一滴去搜羅，去組織材料不可。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義的工作，因爲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游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爲"負面價值"）實在幷不亞于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裏殺光了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後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這個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學泰，因爲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禀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爲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游民意識之强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後來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許多完全可以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目的也就是爲的"絕了回心"。讓小資産者變成無産者，然後强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爲，實際上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

不能排除今後還會在什麽地方發現《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認識。然而，守株待兔總不是積極的辦法，我看今後要深入廣泛地開展對中國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獻以外，恐怕還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訪。我知道學泰最重視的是"游民意識"，我相信這樣的意識還肯定地存在于我們的民族心理中。過去的學者沒有足够重視，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學泰已經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考系，也就已經有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優勢，再進行發掘與研究，應該可以容易許多了。

學泰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游民知識分子"，有無數無名作家都可以歸進這一類。只不知到現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這些人與之關涉到什麽程度。總之其中的品類是很不齊的，有的更多傾向于正統文人，也有充滿游民心態，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場那樣，掄起板斧排頭向圍觀的老百姓頭上砍去的。不知爲什麽，這個名詞使我想起現在已名滿天下的敝同鄉瞎子阿炳。從現在的電影上看，他已經是被套進了"革命加戀愛"的框框的進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學生的時候還能在無錫的崇安寺（相當于開封的相國寺和北京的隆福寺這樣的地方）經常見到他，穿著極其破爛的衣服（無錫人叫做"拖爿挂塊"），由一個爛眼邊的老婆陪同，拉著二胡說唱故事。我倒沒有聽他講過什麽"樸刀杆棒"，聽到的全是通奸亂倫之類的新聞，形容入微，辭旨淫穢。因此，家裏大人是不讓聽的，怕孩子壞了心術。但是他則因爲聽衆多，當時物價又便宜，半天作場下來，不難得一醉飽。看了學泰的書，我幾乎認爲他就是一個游民知識分子。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現在還有，倘能細心訪求，也許對研究古代的和現在的游民文化會大有裨益。

學泰把中國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爲他認爲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産生。他當然要根據材料說話（即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且他對唐文化與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爲唐文化是貴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總覺得，既然《禮記》首著"游民"之稱，《管子》又有"游食"之說，商鞅都慨嘆"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中國游民的出現，其來源是否還能追溯得更遠一些？陳勝吳廣、黃巾赤眉到底只是純粹的農民起義，還是也夾雜得有廣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國而論，其開國之君幾乎都是游民（簡直不妨稱之爲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們造就了一個被歐陽修稱之爲"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再往前一點的黃巢，殺人如麻，也是一個游民之雄。雖然這些人就個人而論，都是"其興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們的社會基礎與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應該是"其來有自"。也許通過持續的研究，我們竟能開發出一部源遠流長的中國游民譜系來，那對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意義就更大了。

我爲什麽對游民問題這麽感興趣？大約十年以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有一股海外來的思潮，說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爲代表的激進主義（我們稱做"極左思潮"）即導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但是我總覺得不會是如此。中國的老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個主流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能出頭造反，領導革命已經很不容易了，難道還有能量把這種激進主義思潮推進到遠遠佚出一般社會常態之外，推進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後嗎？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僅僅根據常識推論，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最後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識分子爲其領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游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溫都爾罕墜機殞命以後，毛主席親自出來批判。毛主席過去一再講自己超過秦始皇百倍，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了。這一次他老人家却講到："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麽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爲同志，給我的印象極深，而且因此認爲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分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問題，實際上不能不研究整個中國社會與全盤中國歷史，學泰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農民、流民與游民的區別。然而因爲游民實際上來自農民，而農民歷來在中國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觸到在完成現代化以前中國社會變化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即人口增加與耕地不足的矛盾。這是中國歷史所以脫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亂的大循環的根本原因。雖然學泰力圖分清游民不是作爲人口的主體的農民，而是完全被社會拋弃的"脫序"農民，然而游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也許竟不在聖人賢人以下，因爲按照五十年來流行的"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看，作爲農民運動的先鋒與渠帥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與領導人。他們當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後不是一樣要上"聖文神武"的尊號嗎？

學泰對所謂農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爲"革命的精義在于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幷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爲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幷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這樣他就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這些都是極其精闢的論點。

學泰還研究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市民同西方農業社會中城市與市民的差別，認爲中國中古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于存在著能够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爲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裏人"與歐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幷論。"這種城市的發展必將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幷帶來經濟的崩潰"。因此，决不能"像某些歷史學家那樣一厢情願地認爲：它將使中國'緩慢地走進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都是學泰的重要結論，有助于澄清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在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糊塗觀念。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從游民問題入手將可以大大地拓寬研究的視野。

學泰在本書中做了許多極有意思，也極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裏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迹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却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麽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義氣了。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爲被歷代游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後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後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淩駕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而上之。這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完全是荒唐無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學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論證。

十來年前，我初聞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說于臺灣李亦園院士。我同他說，中國大傳統的代表是孔夫子，小傳統的代表是關王爺，他也很贊同。但是讀了學泰的書，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們這個大傳統底有多大，小傳統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國人今天得聞孔孟之教的真是鳳毛麟角，但是崇拜關公的却不知凡幾。倘到海外看，只要有華人處就不能沒有關公。我到過澳大利亞的悉尼。華工開采過的金礦早已廢弃無人了，唯一中國文化遺迹只有一座關帝廟。開放改革二十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向世界的，我懷疑也是關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國，瞭解中國人的社會與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這個還活著的傳統，能瞭解真正的中國嗎？

學泰分析《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認爲這兩部書是游民的經典，從社會理想、人際關係、組織形式，以及一部分禮俗而言，兩者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也還流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是這是因爲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三國氣和水滸氣是多了呢，還是少了呢？

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

2011-02-05T11:55:00Z

風雨蒼黃五十年

李慎之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衆，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臺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經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長的路，站那么長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爲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裏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斯大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爲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是當時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迎接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三加完歡迎的宴會以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象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在臨時搭的西觀禮台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呆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却是幷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啓蒙到覺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年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辭裏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說話總是那么簡潔，那么有力，那么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腦子裏不斷重複"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三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帶領著北京各大學學生涌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爲决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却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瞭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産主義"。世界上只有蘇聯現在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板，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可以不久就趕上蘇聯，與它幷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産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么贊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話是神來之筆，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點爲"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爲"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爲"資産階級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三加在天安門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迹。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臺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大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烟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復，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爲準備這次國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群衆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淩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

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五十年前，爲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党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未提至今沒見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裏來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沖激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産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爲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爲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帥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爲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爲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囗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爲"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爲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爲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而是作爲新中國的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了萬里長城呢，何况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爲體制實質上幷沒有變化，意識形態幷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綫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却是無可饒恕的罪行，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爲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爲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開始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迹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這就是爲甚么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于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弃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啓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爲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僞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耻辱、大灾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却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爲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曾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導"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登上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么能進行改革呢？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那么殘酷的戰爭，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却幷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爲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幷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衆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却置國計民生于不顧，是事與願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囗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幷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决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三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因此，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囗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么辦呢？"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轉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幷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爲"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筆爲中國，爲歷史，也爲他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關係，爲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爲甚么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爲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爲甚么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决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甚么。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産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于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已經預告了共産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沖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凉意的秋夜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5889

房中鸟

2011-02-03T15:48:00Z

经过一次碰撞，它小心翼翼地迈过门槛，又在栏杆上留恋片刻，便一头扎入一株开满红花的阔叶树，不再回来。我望着它的离去，竟有一丝欢喜，一并将理所当然的惆怅和初见其闯入房中的诧异抹去。

那是大年初一的正午，它从阳台门倏的掠入，又有些惊恐的回飞，在玻璃窗上留下沉闷的一声，伴着尖锐的叫声，隐在几盆喜庆的花草中。午饭中的家人忙着午饭，这时纷纷张望着试图弄清发生了什么。我只走到花盆边，脑海中还是惊艳的绿，如一道重墨泼过。定睛细瞧，竟是一只鹦鹉，仅麻雀大小，已毫不客气地啄食着或许藏于金桔叶上的小虫。

我想它是饿了，便撒了些小米于窗台。它并无察觉，只是躲在金桔的枝杈中徒劳搜寻。一会儿，它飞了起来，落在客厅的相册上，钟表上，从餐桌上飞过，从沙发上飞过。它又回到小树丛中，又飞起。终于飞进了里屋，落在包和衣物的间隙。母亲将其捏在手里，径直放到了满是小米的窗台上。

它犹豫了片刻，遂吃个不停。我并未养过鸟，一面担心如鱼不知饥饱，过食而死，一面努力说服家人，生命的自由远胜观赏的享乐。然终也拗不过请求：“就让它呆到下午，让我们看着高兴一下，好不？”

幸而鸟不似鱼。又啄了几滴水，几口绿叶后，翠儿（请允许我如此称呼它）便站在花盆边，眯眼栖息。不时警觉睁眼，却显安详。外公于藤椅轻翻报纸，家人也细语交谈，相安甚洽。

渐渐人多歇息，我则在阳台阴凉处翻书，约莫日落三竿，又听得一声闷响，我循声望去，便将玻璃门缓缓打开，带着点期盼，和不舍。

无题

2011-01-21T16:49:00Z

一

无才，无勇，无力；

自私，自负，自卑；

你虚弱的良知，无非是

诅咒这个肮脏的世界，并与之同流合污。

二

四周都是大墙，你想逃向何方？

不如涂抹脑白与血，

千百年回眸，亦作“莫高窟”。

三

抽搐把时空撕扯，迷幻之中——

虚伪！懦弱！

一阵恶心

你想把自己吐出来，看看是怎么个货色。

永远的永远，再见的再见

2010-12-28T18:51:00Z

一

为何不让她吃饭时喝饮料？

那些曾重要的琐碎，多已遗忘。生活中少了一份牵挂，记忆中多了一位过客。多美的过去，也只得静止在时间轴的一侧。试图回忆，却如荫了的水墨，看不清，望不真。那不过是回味罢了，细节被隐去，疑似真实的梦，在梦中幸福。

哦，对不起，是曾幸福。

然后一刀切下，又一刀，再一刀。只是那尘封的角落，满布蛛丝。

找来水，找来火。它却飞舞起来，漫在空气中，冲不净，烧不尽。你踌躇，它却自顾自散了开来，偶尔折出几线阳光，与尘埃一道闪亮。你便再也辨不出，哪是它，哪是她。

二

你幻想如浮萍漂泊，却不见前方臭水塘。

三

爱情是浪漫？是忠贞？是迷恋？是幻化在每个细胞里的悸动？是充盈在每刻时间中的牵挂？

哦，不不。爱情是Chanel，Gucci和Hermes。

没有卡地亚，如何恒久远？

四

未来是什么？

把自己碾成影子，剪掉头发，剪掉双臂，剪掉双足，剪掉脑袋。剩下本应圆滚滚的扁平物，烙张大饼，贴在墙上。

吧嗒，掉了下来。

五

所谓永远的永远，再见的再见，无非是遗忘的遗忘。

到东部去（深锐）

2010-10-11T06:04:55Z

到东部去

　　就一线球队的整体实力而言，NBA过去5-10年前都是西强东弱，如今却已东强西弱，实力的天平是如何变化的？

　　文/周旭

　　随着布泽尔和小斯塔德迈尔相继东游，明年全明星，西部将只能在一群老弱病残中挑选内线——35岁的邓肯和33岁的诺维茨基，青涩的阿尔德里奇和杰夫-格林，据说尚可坚持24分钟的姚明，以及完全不可预期的拜纳姆、奥登和格里芬。加索尔会成为中流砥柱，兰多夫亦有机会再次露脸……

　　曾几何时，在围剿奥尼尔的军备竞赛中，西部囤积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内线群，瞧瞧2001年的全明星阵容：奥尼尔、大卫-罗宾逊和迪瓦茨为中锋，前锋则是邓肯、加内特、韦伯、马龙、拉希德-华莱士和麦克戴斯，在这份奢侈的名单面前，东部俨然第三世界——莫宁、穆托姆博和拉特里夫，仅此而已。

　　十年之间风水倒转。现在西部内线面对东部已毫无优势可言，这也让湖人双塔足以睥睨群雄，当科比戴上第五枚戒指，湖人连续三年闯入总决赛，西部谁堪与敌？马克-库班跳着脚高呼“Yes,we can!”，然而以小牛对2号位的无解程度，即使是加索尔加盟之前，亦未必是湖人对手；年轻的雷霆或将在未来取而代之，开拓者则已见方寸；保罗和安东尼正闹脾气，德隆则已形单影只。我们当然也不会忽视每年夏天豪情万丈的休斯敦人……无论如何，讨论很快转向，谁会是湖人总决赛的最大对手？

　　将两位奥尼尔收纳其中的凯尔特人变得更老，也可能变得更好，在过去三年，他们一直是东部真正的王者；魔术在霍华德的统领下找不到任何下滑的理由，尤其当他幡然醒悟拜师奥拉朱旺，这多少要比跟着尤因学跳投靠谱；至于热火，博彩公司早早把他们定为头号种子。

　　于是，无论西部会否再经历一个50胜方得季后赛门票的赛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东部拥有更多顶尖球队。

　　西部球队的球迷多少会感到索然寡味——湖人与诸强连番鏖战，马刺与小牛、太阳恩怨纠结——那个伟大的群雄时代，已成云烟。

　　迁徙

　　如今联盟格局依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鼎定。或者更直接些，便是1996年湖人凑成OK组合，1997年马刺摘得邓肯，待得1998年公牛爵士绝唱，两队便包揽了近12年里的11次西部冠军和9次总冠军。东部则因帝王退位而陷入乱世，12年竟出了9个东部冠军，且整体实力赢弱不堪，在活塞五虎异军突起前，连续5个赛季在总决赛“打酱油”，为基德、艾弗森等人职业生涯增色的总决赛班底，放到同期西部完全可能是首轮游客。东西实力差距最大时，联盟常规赛战绩前16名的球队中有10支以上为西部球队，而战绩Top5中西部球队也常年占据3-4席。

　　这种状况自然引发修订赛制的呼声，出现在季后赛的球队应该是55%胜率而非45%，最好的对决应该留在总决赛而非西部决赛甚至西部半决赛。在众多建议中，以直接取前16名打季后赛，然后1对16、2对15依此类推捉对厮杀的规则最为简单，另外一些则多为不大靠谱的权宜之计，比如要求将德州划归东部，森林狼、黄蜂等队也跟着跪求跑路……但掌舵人斯特恩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联盟，在上世纪80、90年代，东西部整体实力比较均衡，甚至东部有时会略占上风，不仅乔丹曾一统江湖，80年代凯尔特人与76人每每杀得昏天黑地，丝毫不逊总决赛。短期的不平衡并不足以构成修改赛制乃至重新分区的理由。最终的妥协方案仅仅是修改排名方法，让同区德比至少可以延后到分区决赛。

　　斯特恩的沉稳是否过于保守尚待验证，不过随后，西强东弱的局面悄然改变。湖人和马刺的过于强大虽然一度催使西部竞争白热化，然而各队三番五次的折戟沉沙自然会引发重建需求，大牌球星们与其在OK组合和邓肯的阴影下不得出头，不如到东部另创天地。

　　从2000年开拓者第七场被湖人逆转，东游便已拉开序幕。尚在板凳的小奥尼尔转战步行者，很快成长为联盟顶级内线，不仅一度是MVP热门候选，也让步行者再度具备了冲击总冠军的实力。之后拉希德-华莱士经老鹰转入活塞，当年即捧回奥布莱恩杯。加内特转投凯尔特人后的速成亦近在眼前。

　　当然，其中的高潮是奥尼尔东渡。作为引发西部囤积内线，并最终纷纷东去的“罪魁祸首”，奥尼尔的决定直接让西部湖马争霸的格局断裂，也让东部有了两支足以抗衡西部列强的球队，最终奥尼尔以些微劣势输于纳什，与MVP擦肩而过，也足以证明其影响力。

　　如今回顾2001年的西部全明星内线，除了马龙等老迈退役者，固守本土者仅邓肯一人，余者尽皆东去。

　　不仅内线如此，外线球员也纷纷向东，在西部仅为球队主力之一的阿里纳斯与乔-约翰逊在东部成为当家球星。而另一些摇摆于东西部的球星，赴东部对格局的影响力往往大于西部，除布泽尔尚有待验证外，基德让一支二流球队成为东部霸主，比卢普斯和雷-阿伦更造就了两支冠军球队。

　　球星大量东游除了为自己找寻出路之外，也有总经理喜欢跨区交易的因素。由于西部中上游球队林立，鲜有球队愿意用同区交易为自己树敌，比如说当时极力争取加内特的包括湖人和太阳，均提出极为优厚的筹码(拜纳姆和小斯)，却最终却送去东部，只换得艾尔-杰弗森。

　　相比西部的“慷慨”，东部的反哺可谓吝啬，麦蒂大概是过去十年里仅有的巅峰期从东到西的超级球星，可惜在西部，等待他的只有连串悲剧。从下表也可以直观的看出，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东渡都强于西游，其中如基德、比卢普斯、雷-阿伦、奥尼尔等两次迁徙者，东渡所产生的价值也明显高于西游。因此，就球星迁徙的角度而言，过去十年东部是绝对的贸易赢家。
2001-2010年主要球星迁徙表
西部→东部    基德(太阳-篮网)、小奥尼尔、比卢普斯(森林狼-活塞)、阿里纳斯、拉希德-华莱士、奥尼尔(湖人-热火&太阳-骑士)、韦伯、乔-约翰逊、特科格鲁、加内特、雷-阿伦(超音速-凯尔特人)、刘易斯、布兰德(快船-76人)、马里昂(太阳-热火)、布泽尔(爵士-公牛)、斯塔德迈尔
东部→西部    雷-阿伦(雄鹿-超音速)、麦蒂、布泽尔(骑士-爵士)、奥尼尔(热火-太阳)基德(篮网-小牛)、艾弗森、马里昂(猛龙-小牛)、比卢普斯(活塞-掘金)、布兰德(公牛-快船)
注：两次以上东西迁徙者均注明球队

　　新秀

　　东部常年积弱的另一个效应就是获得更多高顺位新秀，过去12年，12个状元秀有9人被东部摘去，而且其中不乏勒布朗-詹姆斯、德怀特-霍华德这等巨星。而西部仅有的三次状元名额，都花在了玻璃内线身上。

　　结果，虽然西部不乏优质新秀，但真正能撬动联盟格局的几个家伙，都在东部。无论如何评选，詹姆斯深锐观察:NBA告别西强东弱西部最豪华内线剩一人、霍华德和韦德都不会跌出联盟Top5之列，他们是总经理最愿意也最容易围绕其打造争冠阵容的人选，而过去十年，西部没有出现任何一个这样的统治级新人。

2001-2010东西部新星对比
东部    詹姆斯、韦德、波什、霍华德、朗多、霍福德、罗斯、博古特、格兰杰
西部    斯塔德迈尔、姚明、安东尼、保罗、德隆、杜兰特、罗伊、威斯布鲁克

　　这也直接影响了今日的联盟格局。

　　由于科比、纳什、邓肯、德克等70后球员的余辉，西部的强队传统尚存，除湖人一家独大，尚有八九支中上游球队，然而旧人已老，新人不精，这些球队若无大手术则不可能冲击总冠军。而优质新秀的匮乏更让剩余球队一烂到底。形成如今西部泾渭分明的三个层次：湖人-诸强-烂队。

　　东部则在西部不断输血中逐渐成长，曾夺冠的活塞、热火和凯尔特人的不少关键球员——比卢普斯、拉希德-华莱士、奥尼尔、白巧克力、加内特、雷- 阿伦——都由西部馈赠，然而输血终究有限且集中，这就形成了近年来东部总有2-3支球队有实力争冠，而其余皆平平，季后赛门槛更是低得惨不忍睹的情形。

　　而随着新人逐渐成长，拥有更多顶级新秀的东部显然拥有更光明的未来。当湖人和凯尔特人最终老去，詹姆斯、韦德、霍华德们的球队未来多年内都可能是联盟最大的夺冠热门，甚至有望复刻世纪初西部分区决赛即总决赛的盛况。

　　如果说东西部整体实力变迁尚有规律可循，构建顶级强队则更多仰赖时运相继和总经理慧眼识珠。在过去的12年里，湖人的三笔交易(奥尼尔、科比、加索尔)，马刺的三次选秀(邓肯、帕克、吉诺比利)，杜马斯的精打细算，安吉的忍辱负重和帕特-莱利的豪赌均成为影响联盟格局的重要事件。

　　西强东弱的时代即将结束，然而长达10年的输血和选秀失衡，很可能促成未来十年东强西弱的局面，如果赛制和分区均不进行改革，不平衡或将成为常态。然而东西部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球队间的恩怨历史早已成为季后赛的一部分，加上东西对垒，将会使季后赛差旅成本上升，兵马劳顿，打破分区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一切要等斯特恩的继任者给出回答。

入藏记6——人欲

2010-11-08T14:40:00Z

入藏以来，一直想写篇《那些快乐的年轻人》，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快乐的年轻人眼泛泪光。同时，又见到了另一些人。

一

此文的由头是两个性侵犯未遂者。当事人与我都有接触，吃过饭，扯过淡，可以确凿事实无疑。

两人论智力、性格、社会历练都在两极。A从贫乏的生活圈子突然走入大千世界，且似有情伤在先，大概失了分寸；B自少年时就在社会打滚，圆滑世故到令人生厌，采花未遂，应是油过了。

这两件事，以法论，性骚扰铁定成立，说成强奸未遂也未必过分。若标题党一下，大可以用《我与强奸犯共餐》云云。

共餐并不有趣。与A结识的早些，初到拉萨时，犯了类似职业病的非职业病，不断寻找话题测试其反应，结果竟被引以为友。然我只视其为研究对象，研究已毕，连应酬都懒得，后被告知三番五次寻我，终究也未搭几语，想来实在冷血。遇B则更无趣些，此人遇生人亦可摆出一副熟人嘴脸，遂本能反感，后又见其行事目的性极强——虽为不经意间表露，亦见端倪。

二

青浦修行地。

比邻山南桑耶寺，相传莲花生大师曾在此地伏妖降魔，于山岭间修了108个山洞，山下则有一尼姑庙，收着些六根不净的小尼。许多信佛之人都来此修行。路遇一君，大胡子，蓬头，问知已在其中一山洞里修行了17年，且无计划离开，应会在青浦圆寂。又闻一君，在被白雪覆盖的山顶居于一洞，每百日下山一次，背20斤花生，便再呆百日。

只不都是传奇。半山腰某山洞，我与友垫脚窥视，两尼姑露了头，要钱。友给。因我瓶中已无水，求水，曰无。一路所遇修行者若干，皆主动提供茶水，不求钱财。

在洞里装B是否特有feel？

其实我对离世行者并不那么以为然，所谓闹中取静，于人迹罕至处剥离欲望的境界，总比不上大隐隐于市。

三

宗教与信仰一直是两回事。西方宗教革命一定程度上将人从宗教中脱离出来，回归信仰。教义不再由神父解释，天主教等级森严的权威被打破，人可自由与神沟通。一定程度上，禅宗，以及如今台湾的人间佛教，也是藏传及南传佛教的简化。将人从繁复的仪式和严密的等级中脱离出来，直接寻找神的启示。

在历史许多时刻，宗教都在压抑大部分人欲望的同时，放纵着一小部分人的欲望。解释神的权力被世俗化为人间的特权，政教分离的目的也在于此。

然而，信众却迷恋于服从，偶像崇拜盛行。他们更愿意有一个具体的，被认为充满智慧、公正而无私的人来指引、赐福，而至高又虚无的神却仅成为一个被人诠释的图腾。

人欲借神之名，宣泄到底。

微博碎语24、方疫苗&萧瀚论法

2010-11-04T17:03:00Z

10.9.8

//@阿丁：一个审慎的赛先生，是不会把德先生甩一边单干的，更不会把科学当成扫除异己的棒子，那是李森科爱干的事。孩子的事没小事，事关生命，疫苗的安全性比论证强化接种的必要性更紧要。好了，余不一一。

//@钭江明:别忘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的前科 //@钭江明:再具体阐释一下，我不是不信任这个计划，我只是不信任执行计划的单位而已。方舟子这种逻辑就是说心脏病该动手术，所以让有犯罪记录的医生来动手术也是应该的 //@方舟子：所谓疫苗强化免疫，是指在短时间内统一对易感人群注射疫苗，只有足够多（至少95%）的人产生了抗体，才能形成免疫屏障，阻断病毒传播。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做法，不是卫生部的发明。如果因种种原因太多的人不参与，就会使整个计划失败。对王月丹这种造谣惑众者，应追究法律责任。

9.13

//@吴铭：1972 年1月，中央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附有《“571工程”纪要》，“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有人认为用词恶毒，对此件心存疑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9.14

独裁可以轻易推翻两者。别说司法独立这种社会范畴的事，文革时连爱因斯坦也照批。 //@萧瀚微博卅一世：【司法独立】自从1748年孟德斯鸠提出完整的三权分立理论之后，似乎还没有一个大思想家、宪政学家能够在理论上否定掉司法独立的；近200年来，法治国家的政治实践也没有能否定这一理论。谁若能理论和实践上否定司法独立理论，伊会成为21世界头号宪政学家。可以推翻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但你得是愛因斯坦。【受限但独立的司法权】1.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司法权也不例外，限制司法权的方法之一就是立法限制，即法官只能在事先立法的范围内适用法律，这是成文法国家常用的手段。判例法国家，先前的案例也会成为限制法官适用法律的依据。但20世纪以来，成文法与判例法传统互有融合，都防止了司法权跋扈。2.限制司法权方法之二，是司法权不能主动行使，即不告不理原则，告诉者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私人，所谓公诉、自诉，这就是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由于司法的既判力，如果赋予其主动性，其恶果简直难以想象，而恰恰这被动性也赋予了其权威性，至少被动部分地表明其中立的可能。3.限制司法权方法之三，是内置于司法权权力配置中的各类子制度，例如由于司法独立所带来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职业尊严意识，这在司法不独立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你不可能想象奴才能有什么尊严。法官共同体的职业尊严可以有效地维护法官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防止职业腐败。4.限制司法权方法之三（续），内置于司法制度的还有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审判原则、司法档案公开原则等（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以防止暗箱操作；还有法官弹劾制度，即专门调查与处理涉嫌渎职罪法官的制度；另外，言论自由等民主制度也具有防止司法权跋扈的功能。5.前面说到的一切对司法权的限制，都是预先概括确定规范的限制，而非事后的随机限制，因此，对司法权的限制必须限于明处，而非暗处，必须预先，而非预后。离开这些基本特征的限制，就不再是限制，而是破坏其独立性的干涉，破坏其中立性的钳制，妨碍其公正性的强制。6.当代中国司法权的最大问题，是其不独立，主要表现在人事权和财政权上的行政控制性，即财政支出和法官均来源于地方或中央行政部门的安排，而非直接出于国库的财政以及地方立法部门的提名遴选法官。这个问题早在1988年就由贺卫方教授的专业论文提出，至今半点改变的迹象都没有。7.失去了独立性的司法权，那就什么东西都不是，它既不能保证其中立性，也无法保证其被动性，甚至连公开性这最起码的义务都不能履行，至于公正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至于司法职业的法官共同体尊严与伦理更不可能，张思之大律师曾在法庭上痛斥法官：“你们还有什么不能卖的？”8.前述现实状况下，如果把司法不公正的原因仅仅归咎于缺乏独立性之外的因素，例如所谓民众素质太差不懂法律、人情社会破坏公正、法官个人道德素养差等，都是回避主因夸大次因——随时都会被党权操得高潮迭起的司法权，只要有机会人人都会操它，不允许建立法官职业尊严的司法，谁操都无所谓。9.司法独立原理已成为宪政领域的金科玉律，当然这不意味着绝对不能否定，但前面说了，可以超越甚至推翻牛顿定律，但你得是愛因斯坦。司法独立这一宪政领域的基本定理，迄今无人能破。若能设计一种司法不独立又能得到司法公正的制度，如前所言，你会成为21世纪全球头号宪政学家。【集权还是分权】司法独立原理是基于分权理论，分权理论认为，由于权力的天性就是控制与扩张、支配与限制，集权将会是权利和自由的灾难甚至终结，因此权力不能集中在一起行使，而必须分立，并且在分立基础上相互制衡。怀疑司法独立的有效性源于对权力本性的常识不了解：权力必须受限，否则它必将作恶。

9.15

//@袁莉wsj://@王尔山:// @阿登:我们继续转帖，证明我们还没有冷血。用连岳的话说，永远要鼓励做事情的人，永远不能打击做事情的人。 //@散步啲丁丁猫：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钭江明: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小催实话实说日记：【改变】越战期间，男子穆司提每晚都点著一根蜡烛，站在白宫前表达反战立场。在一个雨夜，他还是手拿蜡烛站在那里。一个记者问他：“穆司提先生，你真以为你一个人拿著一根蜡烛站在这里，就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政策吗？”穆司提回答：“喔，我这样做不是想改变这个国家，而是不想让这个国家改变我。”

微博碎语23、老报人

2010-11-04T16:48:00Z

10.8.27

//@简直:尹家后人应集体读经解惑：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子又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对于这种以先人共产经历为由想挽回私产者，鄙！ //@杨海鹏在上海：被五粮液夺走家传古窖的尹孝功老人，祖父是20年代宜宾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和资助者。建议她，把法院的裁定书，市区政府那些混帐文件烧给祖父，让他老人家在天上看一看。说实在，我真想质问那些先烈：你们的牺牲为后人换来了什么？

"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毛泽东《忽悠世界学联代表的谈话》

历史经验证明，乡下流氓杀伤力更大些。譬如朱元璋，譬如洪秀全。 //@萧瀚微博卅一世：#历史上的今天随感#（8.27）1945 年，美国空运国民党军抢占城市。不然，这些地方都被共产党占了。八年抗战，就是对中国及国民党的八年消耗，以及对垬的八年养肥。经过了这八年，国民党再没有力量剿匪，蒋介石被一报人正确地评价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章伯钧说蒋遇毛，是城里的流氓碰到乡下的流氓。

人间的所谓“奇迹”，哪怕只是附会，也只能偶遇。执着于奇迹，就是自负地藐视自然法则。这种张狂往往是对灾难和悲剧的邀请。——刘擎

古老的国家继续你们的繁华美梦，把你们疲惫的、贫苦的，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拥挤的群众，你们丰饶的国土的弃材，都送到我这里。——美自由女神像前十四行诗，梁实秋译

1984 //@纯属愚乐：“请二老随便谈谈，我们的主题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如果今天随便谈论昨天，明天就会被抓。我的话完了。”（via @StarKnight）

8.29

吴英案静悄悄 //@杨海鹏在上海：吴英案回顾3：吴英案鼎沸，各路记者赶往东阳义乌，每天都有似是而非的消息。我的线人提供了关键人物吴小英的电话，联络她后，不到10分钟，即有同行要我去杭州雷迪生宾馆谈一谈，不希望我接近吴小英，为我拒绝。又10分钟许，某对我深具影响力的人，让我无条件撤回——吴小英如印度圣牛一般，不可触及！

//@冒安林：@长平的专栏被封，@莫之许的专栏也被封，我的专栏也停了，还有谁遭遇了光荣的牺牲？

感恩戴德者众矣 //@萧瀚微博卅一世：【新世说新语】34：1957年，当时30岁壮年的张思之先生被划“右派”，随后过了15年的农奴生活。1972年，他已45岁，被调到一个中学教书。 “组织上”让他去开会，去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狗屎话，张先生不去。几年前，张老谈起此事，淡淡地笑说道：“他们夺走我最重要的十五年，难道还想让我感恩戴德？”

//@局外人c的空间：事实上，那些民国知识分子们，拿着高薪，不咸不淡的搞些高来高去的所谓学问，生活在自由之中，他们从来没有理解什么叫“不自由”，即便有这种“不自由",也仅限于个人生活当中而非国家的强制中，比如徐志摩要的自由。抗战中和胜利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们的生活条件大不如从前，对战时的艰苦，他们还能够忍受，胜利后看到部分官员们大捞特捞，自己反而生活穷困，越发的心理不平衡。这是那些教授们左倾的最重要的因素。抗战胜利后，不负责任的批评政府是一件荣耀的、时髦的事情，谁又架得住这种诱惑呢？再说储安平：49年之前没有离开，可以理解为没有地方去；49年后那么积极的介入政治，很难被认定真正有“有没有自由”的真正认识。我倒是以为，如果鲁迅还活着，49年前就会离开，去香港，因为他对于生存具有非常好的感觉，他对租界的选择是英明的。

//@東岛長離四世：老右派张先痴老先生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57年他们把我打成右派是错误的，因为那时我的确不是右派；在我劳改了23年后给我改正右派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我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右派”（RT@shanzigu ）

9.3

勿论国企，至少在京沪穗深，物价早已和发达国家接轨，收入却不及其十一 //@程益中:說得好，頂牛總。 //@牛文文： [央企的定价权]中国人在中国买的汽车,价格怎么降也是在美国买的2-3倍;电信移动怎么套餐也是它们在香港价格的3-10倍;股票A股是H股的1-2 倍;房价赶上了美国欧洲发达国家;教育\医疗也吓人.一句话,凡是政府掌握的,国企运营的,价格一定是全球高标准,老百姓心里能不憋气吗?建设和谐社会, 请从国企定价权做起!

耄遇到不好骗的了 //@天朝上人:胡适真智者！ //@染香姐姐:不顽固的都跳湖自杀去了！ //@雾满拦江：顽固：解放前，共产党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走，就可以出任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可是胡适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毛泽东捎口信给胡适，劝他留下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说：不要相信那一套。毛泽东评价胡适说：胡适这个人真顽固……

9.4

余英时也曾如此。没有外部制衡，所谓分权无非是内部分赃。 //@萧瀚微博卅一世：【权力】3.钱穆先生曾深研中国权力史，力证中国式权力制衡不亚于西方，但他情感遮蔽了理性：钱先生津津乐道的皇权与相权之分（其实都谈不上权力内部的分立），只是基于传统而非刚性规范的权力倾轧，虽有时也能有利于人民，但离真正的分权还有十万八千里，而外部制衡则是古人基本上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9.5

永恒的权力带来临时的伴侣，性福。 //@杨海鹏在上海：老革命沈容的作品《红色记忆》披露,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他们都得到了组织配给。他们回国时，就给每位夫人发了 “复员费”。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写到毛泽东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伴侣”。连日本共产党野板参三先生在延安时也找了一位“临时夫人”。

2004年由两党合并的印度毛派迄今发动了超过6000起暴力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不知何时可东天取经，领走教主真身及龙孙，善莫大焉。

2000年，缅甸军政府将前来投诚的当地华裔李尼门及部下220余人集体枪杀，所谓“黑猛龙事件”。如此内政贵国自不会干涉。

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被打为右派，平反后亦不得重用，满肚经纶，半生荒芜。可怜其父贵为轻工业部长，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又与耄为好友的黄炎培，眼见儿子被批判，忙不迭划清界限，公开宣布脱离父子关系。

//@做个没文化的人：1956 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手拿着陈毅市长亲手书写的“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的字条，走进了中苏友好大厦，受到了到上海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在陪同毛主席跳舞时，上官云珠向毛主席诉说了心中的委屈和个人的遭遇。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身心极度疲惫、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伟大领袖关于吃饭的指示

9.6

老而不死，死而不僵 //@我是李鸿文:那些当年反对的人,现在经常在深圳“越冬”，住着小洋楼，服务员侍候着，市领导经常去看望他们，抚慰他们苍老的心灵。 //@村野马夫：老邓当年说要在深圳杀出条血路。究竟是哪些人反对建特区？好象从没有公开过这些人的名字。可以肯定他们不是百姓，肯定是党内大佬。这些人现在活的还好吗？

通货膨胀 //@推来推去的推：1967 年3月23日刘文辉被枪决，家属被强行索取4角钱子弹费。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枪毙，父母被索要1角3分钱子弹费。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决，家属被索要1角钱子弹费。2006年11月28日汉源暴动的陈滔被处决，其父被索要50元钱子弹费。改变的只有行刑费用，没有别的。

李公子好才艺，又承乃父博学，当知晓将《黄河大合唱》改编为《黄河协奏曲》的钢琴家储望华，其父即文革间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储李二老心怀家国不畏强权，可惜储先生在此岸，走得不明不白；李先生在彼岸，虽坐穿牢底却终得见天日，有了赞美此岸的机会，李公子亦有荣焉。 //@李戡LeeKan：上礼拜在上海，临时安排与周立波和余隆老师见面，刘长乐老板提议我在饭店大厅演奏一曲，我弹了【黄河颂】

问姓资姓社的《光明日报》，还记得你的老领导储安平么？

“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储望华

9.7

“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党的事情。”——储安平。每次看到“总提问题，不提解决办法有什么用”“做建设性媒体”之类的屁话就恶心，揭露是媒体首要甚至唯一功能，只有把真相摊出来，才有建设的可能。

书摘——论国家

2010-10-30T10:24:00Z

《论自愿的奴隶制》——拉博埃蒂

对下面这种现象我们怎么理解呢：占大多数的人在某一个或某些少数人面前，不仅是服从，而且是奉献，不仅俯首听命，而且甘愿为奴，他们甘愿为奴，以至于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财产，子女，甚至生命等等。他们本可看作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容忍着种种掠夺和暴行，这些行径并不是出自军人，也不是野蛮人，而是出自某个人，这个人既不是赫拉克勒斯，也不是参孙，而是那些大部分属于道德败坏的人。对此我们怎么来看呢？我们是否会说，这占大多数的人都是胆小鬼？假如三四个人抵挡不住一个人的进犯，这一定会令人诧异，但这毕竟是可能的，可以说这是由于他们缺少勇气，但是假如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村镇，以至上百万的人，对那给他们所有人造成痛苦的少数人，却不加攻击，而甘愿做他们的奴隶，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现象呢？

然而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身上，每一天都在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某几个人统治着成千上万的村镇，并且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如果只是有所耳闻，而不是亲眼所见，恐怕没人会相信这个。而假如这个现象只能在异邦遥远的土地上看到，那么人人都会想，这不是真的，更多的是人们的杜撰！要知道，对那些压迫人民大众的少数人用不着去战胜，也用不着防御他们，只要人民拒绝做奴隶，这少数人就永远是失败者。不需要去褫夺他们什么，只需要什么也不给他们，人民就将获得自由。所以说，是人民自愿去受压迫者统治的，是他们自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那可以拥有自由的民族，却自行交出了他们的自由，自己在脖子上套上了重轭，他们不仅赞同压迫他们的人，而且还在寻找这样的人。如果为了讨回自由需要付出代价，他们宁可不去争取这个对人来说最为宝贵的、将人和动物分别开来的天赋权利，由此我明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宁可选择生活的安全和舒适，而放弃为自由去奋斗。但如果为了获得自由，他们只需要保持对自由的希望即可，也就是说，既然自由可以只凭一种希望即可赢得，那么世界上有的民族认为只有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换取自由，这是真的吗？

贫穷、不幸、无理性的民族啊，对于恶你们坚守不懈，对于善你们冥顽不化，你们任凭他人夺走你们大部分的收获，劫掠你们的土地和你们的家园：你们就这样生活着，仿佛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对那些杀人凶手随声附和，任凭他人剥夺你们的良知。这一切灾难、破败和堕落，并不是由敌人造成的，而是由你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敌人造成的。假如不是你们自己把权力交给这个敌人，他怎能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假如你们不做那劫掠你们的盗贼的窝藏者，不做那残害你们的凶手的帮凶，假如不是你们自己背叛自己，他怎能对你们为所欲为？你们播下种子，为的是让他毁坏你们的禾田；你们装满谷仓，收拾好房屋，为的是让他前来劫掠；你们把儿女养育成人，为的是让他把他们投入他所发动的战争，投入杀人的屠场，为的是让他把他们改造成他的淫欲、他的复仇欲望的执行者。如果你们不想得到自由，但只要对自由抱有希望，你们就可能摆脱这些连动物也无法忍受的惨剧。

只要你们毅然决然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可以靠这对自由的向往而获得自由。我不是希望你们去攻打这个敌人，只是希望你们不再维护他，你们将会看到，他就像一个被铲除了根基的泥足巨人，沉重地崩塌倒地，粉身碎骨。

《生活之路》——列夫·托尔斯泰

“非常抱歉，我必须发布命令，没收劳动产品，实行监禁，流放，苦役，死刑，战争，即群众性屠杀，但我有责任这样做。因为那赋予我政权的人要求于我的正是这个。”统治者们说。“如果我剥夺人们的财产，把他们从家里抓出来，关押，流放，处决，如果我杀害异族的人，摧毁他们，在城市里枪杀妇女儿童，那么不是因为我想这么做，我不过是在完成政权的意志而已，我已允诺为了共同的幸福而服从这个政权。”被统治者们这样说。这就是国家伪学说的欺骗性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伪学说使得数百人拥有了疯狂而无可辩白的政权，而凌驾于数百万人之上，并剥夺了这数百万人真正的自由。一个人生活在加拿大或者堪萨斯，波西米亚，小俄罗斯，诺曼底，只要他认为自己（人们常常为此而自豪）是不列颠、北美洲、奥地利、俄罗斯、法兰西公民，他就不会是自由的。一个政府，它的使命就是使他那个不可能、也没有意义的统一保持统一，如俄国、不列颠、德国、法国，不可能赋予它们的公民以真正的自由，也不是类似自由的东西，像在那些精心设计的宪法（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的）中规定的那样。缺少自由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关于国家必要性的伪学说。没有国家，人们也许会被夺去自由，但当人们归属于一个国家时，就不可能有自由。

……

今天人们已习惯于这样的现象，即在所有的事中有一些是被禁止做的，还有一些是被命令做的，不管这些事对他们来说有多难；另外，如果他们做了禁止做的事，而没有照命令去做，为此就有人来惩罚他们，他们也就将因此而日子难过了。人们对此既习以为常，便不去探究，那禁止他们做某些事的人是些什么人，是谁因他们不执行命令而实施惩罚，而只是恭顺地完成要求他们做的事。

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他称作上司、政府、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政府、国家是谁，并且搞清了他们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

只要仔细考虑一下，政府利用它的权力所做的事的性质，就会明白，那统治人民的人必然都是些残忍的、寡廉鲜耻的人，其道德水平肯定低于同时代、同社会一般的人。别说道德完美的人，就是没有完全到寡廉鲜耻地步的人，也不可能爬到宝座上去，或者成为大臣，成为决定全体人民命运的立法者。既是有完美道德的人，又是治理国家的人，这种说法有一个内在的矛盾，就如同说一个妓女保持着童贞，一个醉鬼头脑清醒，一个强盗性情温顺一样。

……

每一个政府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就是准备全力实现其意志的武装者，和受过某种教育的一类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杀死上司指示要杀死的人。这些人就是警察，而主要的是军队。军队不是别的，它乃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凶杀组织。它的训练课就是如何杀人，它的胜利就是屠杀。军队历来都是作为政权的基础而存在的。政权永远是掌握在那些指挥军队的人手里，有史以来，所有的执政者，从罗马大帝到俄国和德国的君主，他们最热心的就是军队。军队首先支撑的是一个政府表面上的威势。它不允许另外的政府从它的政府手中夺走权力。战争不是别的，它就是若干政府间为了臣民的统治权而发生的争吵。鉴于军队的这种作用，每一个政府都把扩建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事务；正如150年前孟德斯鸠所说的，扩建军队是有传染性的。担当人们认为政府豢养军队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时，他们忘了，政府对军队的需要首先是为了防范国内的被压迫者和陷于被奴役状态的臣民。

茫

2010-10-28T13:09:17Z

我好像正在失去回去的理由。

我在拒绝什么，我在挽留什么。

赤足踏过鹅卵石，温润，伏贴。

却被一片贝壳划伤。

入藏记5——死猫·归人

2010-10-27T09:32:22Z

死猫

院里少了几只猫。据说两只被进来的车轧死，另一只送了人。这三只小猫都不足一岁，有一只还未断奶。时常被游客捧玩，吃自然不缺，晚上天冷，对面单车店的老板还会把它们收容到房间里。

我见过它们在单车间穿行，在墙缝上攀爬，在灌木丛打闹，而最近的一个镜头——一大家子，两只大猫，四只小猫挤在一个纸箱里，互相舔舐，拍打。

有段日子，其中一只闹肚子，单车店老板就把药碾碎，放在食物里诱骗它吃。猫妈妈也知道孩子生病，本能地去舔它的肛门，但小猫总是不愿，于是被老板娘抓起，挣扎着让猫妈妈完成了清洁。

偶尔，它们还会跑到我们店里，溜达一圈。

我这个厌弃宠物的人，竟也给它们拍了许多照片。

却没想过会是遗照。

归人

盲流北丐已经写了卓玛的故事。大致如此。最后一个问题，我几次想问卓玛，却不能开口。所有的不可思议，只要得到肯定的回答，都会顺理成章。

只是问题太残忍，可能会剥去她最后的信任和依靠。

至少在我的追问里，所听的一面之词中可以确定她的舅舅是个混球。当父亲离世，母亲的三个做村长的兄弟，没有给她们一家人任何资助。四个孩子在单亲妈妈的抚养下成长，熬了好一段苦日子。

而卖她的人，是其中一个舅舅的女婿的妹妹。“女婿也分了钱。”卓玛肯定地说。

可以坐实的是，当买她的中年男人找上门，并最终被她弟弟赶出家门后，其中一个舅舅收留了他，并一齐劝卓玛，别逃了，回来面对。

面对你妈逼！

卓玛是康巴藏人，村里有严格的长幼之分，男尊女卑。对于无父的卓玛一家，舅舅们的权威是巨大的。我只能告诉她，别管你那些混球舅舅，你已经成年，能自己养活自己，也不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她们没有主意。

这是你的人生，谁想操控你，就去他妈的。

后来卓玛在电话里把买她的男人骂了一顿。我正好不在店里，只听说她在骂了某句粗话后，嗤嗤地笑了。

也许这是她第一次骂人。

据说那个男人准备离开了，而卓玛也不想再追究。

卓玛失去了十年的青春，但幸运地是，她在20出头的时候得以重获新生。

而在更多村落里更多的卓玛，她们的青春将随生命一同逝去。

對話的困境（許知遠）

2010-10-27T05:32:00Z

對話的困境

許知遠

阿齊茲抑制不住要講話。他說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說你是中國人吧，他說"九•一一"是布什製造出來的陰謀，他還覺得毛澤東很了不起，他還說六年前去過廣州，真是讓他大開眼界——午夜時分，街上還是人擠人，坐在露天的攤位上吃喝、交談，沒人害怕炸彈和搶劫，他覺得這在巴基斯坦和歐洲都不可想像。如果專制能帶來繁榮和安全，他寧可選擇專制。"未來是你們的"，他大聲說，"你們會超過美國的。"

他三十五歲，九年前從伊斯蘭堡來到法蘭克福，留著兩瞥鬍子，頭髮不長，茂盛而蓬亂，他握著方向盤，每說一句，就從後視鏡看我的反應。這幾天，出租車的生意尤其好，他總是載中國人。他問我馬路旁的廣告牌上的漢字是什麽意思，廣告牌上擠滿了方塊字：紙、書展、中國、活力、印刷、出版、新穎、主賓國……它們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組合在一起。

隨著阿齊茲熱情而含混的英語，法蘭克福逐漸展開。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軍飛機的慘烈轟炸後，中世紀的古城痕迹盡被摧毀。德國人進行了一場現代主義實驗，到處都是直綫條的鋼筋、玻璃墻大厦，倒是符合這深秋的陣陣寒意。萊茵河流經市區，它曾給法蘭克福帶來貿易，人們在這裏交易土豆、海魚、小麥、咖啡、信息……電子屏幕取代了河灘旁的討價還價，但貿易精神從未消退。它是德國的金融中心，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還是全球的書籍交易的中心。

法蘭克福書展已進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書展，儘管書籍正在失去商業與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出版人、作家與記者在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蜂擁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來，主辦方開始每年邀請一個國家作爲主賓國。它不僅是當年書展最重要的展出國，而持續一年的文化活動，對于那些要傳播本國文化的國家來說，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中國是這一年的主賓國。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時刻。中國不僅要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富裕、强大，還要證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舉辦了奧運會，令人嘆爲觀止的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表明經濟增長可以轉化爲身體素質和國家榮耀。近一個月前，她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了規模盛大的閱兵，物質實力也能轉變爲軍事實力。而在法蘭克福，她要談論的是"軟實力"，中國不僅通過生産、投資、坦克來影響別人，它還有書籍、電影、戲劇、思想……

"軟實力"，一位美國學者創造的名詞，但它仍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不正陷入對"力"的迷戀中嗎？知識力、執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藝術力、影響力……你在書店裏，人們的談話中，報紙的文章標題上，不斷看到聽到各式各樣的"力"，一些"力"勉强通順，而另一些則毫無語法邏輯，僅僅是和某個名詞强硬地結合在一起，荒誕却强硬。新造出的詞彙，給人這樣一種强烈印象——任何知識、思想、藝術都不具有獨立的價值，除非它們能够轉化成某種具體、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邏輯，它可以被規劃、設計與引導。

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國第一次明確將"文化軟實力"寫入報告。這像是一次一直被推遲的競賽的最後發令槍。二OOO年，政府第一次明確提出 "走出去"戰略。最初它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國內市場和資源，它必須展開跨國經營。它也是中國新一輪經濟起飛和捲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强，世界工廠和饑渴的資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中國意識開始逐漸覺醒。經濟生活無法獨自展開，它同樣受到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人們也發現，似乎他們引以爲傲的經濟成就，沒給他們帶來相應的尊重。

談論"文化軟實力"和"內在價值觀"逐漸變成了時尚。它暗含著這樣的意識，中國的物質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經獲得證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東西。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一個無窮盡的消費外來文化的國家，是難以獲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對多年前撒切爾夫人評價的某種回應，這位鐵夫人十年前就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以爲然，因爲"他們輸出的是電視機、微波爐和鞋子，而不是價值觀'。"

對于文化軟實力的追求，變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同目標。它既能爲每個人賦予新的驕傲，又能爲政府帶來新的權威。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動蕩和革命中，中國人一直追求的不正是"尊嚴"嗎？我們尋求富强，是因爲富强意味著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帶來尊嚴，我們就革命，倘若强權能帶來尊嚴，我們就篤信强權，倘若原子彈能帶來尊嚴，我們製造原子彈，倘若金錢能帶來尊嚴，我們就拼命生産與消費，倘若尊嚴要依賴文化和價值觀，那就讓我們開始一場文化建設和輸出吧……

儘管目標是模糊，軟實力與價值觀又難以定義，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

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不同，那時的國家太虛弱了，變化要從民間開始，從每個農民隨意播種自己的土地開始。而此刻，國家富有、强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將經濟變革的成功歸于自己賬下，它準備向輸出玩具、服裝、微波爐一樣輸出文化，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大躍進。

二OO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正式揭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初步計劃要在全球開辦一百所，它將像歌德學院之于德國、塞萬提斯學院之于西班牙的、文化協會之于英國一樣，成爲中國文化的展示平臺。歷史充滿了嘲諷。那些世界各地孔子學院任職的老師們中，很多人對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仍記憶猶新。如今，他們要向這些陌生面孔，大談中國傳統文化。大規模出版集團的組建也轟然開始，就像多年前的大學合幷將幾所大學生硬組合在一樣，不同的出版社被塞進一個名字裏。對規模的迷戀，對産業化的篤信，是這些舉措的背後邏輯，數字是檢驗它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它培養多少博士、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每年出版多少本書籍，産值又是多少。于是"做大做强"成爲這種邏輯最粗鄙、却有效的表達。對于文化軟實力的理解，美國的軟實力被簡化成好萊塢産業，而它的言論自由、它鼓勵獨立思想的大學教育、它的多元文化生態，都被忽略不計。

貫穿著二OO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奧運會火炬傳遞風波，加劇了整個國家對軟實力的渴望。"西方對我們充滿偏見"，"我們對外展現不够"，"我們的公關不好"，這樣的論調彌漫在整個社會，人們既憤怒又焦急，把深層的困境簡化成技術問題。而這一年夏天奧運會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對技術能力的自信。他們可以把表演的規模、藝術家的創意、對社會資源的充沛調動、高科技的視聽手段，組合爲一幅震驚世界的畫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則讓被病詬多年的 "舉國體制"重獲信心，似乎它帶來的巨大的榮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價。

北京八月的輝煌，加固了政府對軟實力運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這種方式，複製到世界上更廣泛的地方。超過四百五十億人民幣被投入到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以及其它國有媒體機構。一個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已經開始，中國要有自己的《紐約時報》和CNN，它要在國際輿論空間爭奪話語權。爲就業而焦慮的大學生突然發現新華社、外文局開始到校園裏召開宣講會了，他們要投身于一場重塑中國形象的活動中。這也像是一場新的長征的開始。七十年前，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澤東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識到，獲取輿論支持的重要性。他獲得了美國媒體的同情，贏取中國社會領袖的廣泛響應，也讓很多人在他論述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文章，看到了無盡的憧憬。他甚至可以讓西方世界在中國最黑暗和混亂時刻，仍迷戀著紅色中國。而現在，他在延安創造的策略，要通過全球電視網、互聯網、巡迴演出、展覽獲得更大的迴響……

"每一個細節都必須完美。"一位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高級官員在十月視察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展臺時說。他的機構掌管著中國的將近六百家出版社，還有很多私人出版機構以及相關事務。權力是至高點，而金錢是潤滑劑。私人企業更富有、更高效，但它們僅僅是寄生的，它必須向國有出版社購買出版權。這將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過去幾年中被重新劃入八十餘家傳媒集團中，人們喜歡用"航空母艦"來形容這些巨型公司，除去不斷的兼幷，它們要積極上市。它們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僅要保留住國營出版業的官僚機制，還要獲取最大份額的市場利潤。二OO八年，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將近二十八萬種書籍。這幷不意味著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書籍的內容，但是所有出版者都知道游戲規則，哪些題目是敏感、不能觸及的。這是多年的經驗、教訓所賜。

這位高級官員的警告，是再普遍不過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員們從不發出具體而明確的指令，語氣籠統、强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細節才算出錯，只能用更偏執的謹慎來執行。在絕大多數情况下，它導致的結果是，壓倒一切的穩定與平庸。既然每個細節都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規模來引人注意。半軍事化是最經常采用的手段。因爲在軍事行動中，最不需要考慮成本。

軍事化的方式獲取了體育上的成功，現在則準備將體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奧運會"，中國媒體這樣描述法蘭克福的書展。中國政府組建了一個超過兩千人的代表團，既有名聲響亮的作家、學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經挑細選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爲重點推薦。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館，批量翻譯中文作品，總投資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再沒有一個主賓國像中國這樣闊綽，他們的領導人或許會到場演講，但是他們的政府沒有這樣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動更多是私人機構的行爲，出版機構和文化機構有他們自己的議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種支持，却難以主導它們。北京出版界的官員們一定對二零零五年北京書展的冷場記憶猶新，中國購買了六百本德文書版權，德方却只購買了一本中文版權。而現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對話，如果可能，就嗓門再大些。

不過，幷非每個細節都很完美。事實上，正式書展前一個月的中德研討會，中國政府被推向了一個極爲尷尬的地位。研討會的組織者，既邀請了中國官方的作家代表團，還邀請了一些獨立中國作家、學者，其中兩位是著名的异議作家戴晴與貝嶺，他們因爲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受牽連。由于北京的壓力，德國組織者又退回了對兩位的邀請，德國媒體隨即一片聲討——書展組織者迫于政治壓力，而壓制言論自由。這是一個敏感年份，柏林墻倒塌二十年，天安門悲劇二十年，它們都很容易爲其賦予象徵意義。就像書展的一位組織者慌亂中所說的，他們要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了。

組織者再次改變態度，兩位异議作家最終出場。但在研討會上，因爲不滿德國媒體對兩位异議作家的過度熱衷，官方代表團的作家們又集體退場，在德方組織者的反復道歉之下，他們又回到會場。

現場的細節已難還原，但邀請、撤消邀請、出場、退場，幾個回合最終讓這場書展前最重要的研討會變成了一場鬧劇。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不僅要輸出玩具、冰箱、服裝、文化，還要輸出審查制度。這也幷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書展上，作爲主賓國的中國，也試圖說服法國人不要邀請高行健，儘管後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寫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國國籍。中國官員們似乎既不認爲他給中國帶來了榮譽，又多少覺得他仍屬于中國的管轄。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這場鬧劇意味著中國政府仍固守一個極權體制思維，一些德國評論者把中國與二十多年前的東德相提評論。它更像是低效與僵化的反應機制。它有極權的外衣與腔調，却不復昔日極端的冷酷與强硬。戴晴還是順利出境，幷發表演講，歷史學家秦輝的會場見聞則在網絡上廣爲流傳。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明確表態，他們不希望什麽人參加，也沒人說的清中國政府到底是誰，它是新聞出版署、作家協會、宣傳部還是某個更龐大、曖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無人駕駛的機器，因爲沒有來自中樞的明確指令，所以每個部門都在發出指令，或僅僅下意識地傳遞另一個部門的指令，這些指令總是遵循著既有思維，這個政黨和政權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氣的時候，創造了一套組織文化，它的影響綿延至今。當有人發現指令錯誤或前後矛盾時，又沒有任何力量準備糾正。

最初爭端的製造者，不是具體的國家部門，而是一張報紙。《環球時報》由《人民日報》于1993年創辦。如今想來，這像是個充滿反諷的隱喻，《環球時報》缺乏"全球"意識，它是狹隘的民族情緒的管道。而它們也象徵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戲劇性的轉變。共産主義信念經由1989年的風波而徹底破産，用什麽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隨之興起，《環球時報》既是這股情緒重要的締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或許在外觀與內容上，這兩份報紙都相去甚遠，但在精神內涵上却保持著某種驚人的一致。它們都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産物。《人民日報》有正確的導向，而對于《環球時報》來說，它不斷傳達這樣一種態度，中國是受困與受挫的，中國的崛起不斷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撓。在9月11日中德研討會召開的當天，《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顯露出它的標準方式：《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不速"、"嚴詞拒絕"、"惡毒"，這些詞彙生硬、乾澀，滿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閱二十年前《人民日報》，其中也布滿了類似的詞彙。它們都隱藏著這樣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銳的矛盾構成，不存在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種力量戰勝一種力量。倘若你從文革的大字報前跳躍到這個標題前，你感受得到歷史的連續性，一種幽靈從未死亡，它借尸還魂。這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對世界一無所知的中國，而是一個迅速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執，幷準備將這種偏執擴大到更廣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劇了這種印象，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聽起來，它像是又一次的"東風壓倒西風"。

這篇報道被視作中國官方的强硬聲明。但是，沒人能說《環球時報》或者趙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場。報紙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貫的角度，它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煽動者。這種煽動已經受到了官方與市場的雙重肯定。這種氣氛影響到每一位記者與編輯，這是他們在遭遇到類似事件時的本能反應。它們和所謂的官方立場，達成了某種默契。主辦者《人民日報》給予它們某種受保護的身份，但他們實際操作又迎合了公衆的情緒。這雙重的勝利，經常讓他們對自己的編輯原則堅信不移。他們認爲自己是公衆的聲音，他們幫助中國公衆更多的瞭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和陰謀。

不過，這一切最終過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書展正式開幕。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發表演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曾是同一種體制的受害者。默克爾成長的民主德國，毫無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監視之下。而習近平則目睹的父親被打倒，自己下放鄉村。

但是在來到1989年的歷史分水嶺，同樣的體制在不同的國家的命運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國消失了，默克爾曾經生活的體制被揭露、被詛咒。而中國的體制却頑强地生存下來，二十年之後似乎變得更强大了。曾經被流放的共和國締造者們的後代，又成爲了新的掌權人。這個體制昔日的痛處被掩蓋和遺忘了，在獲得權力之後，人們轉而去鞏固這個體制。

伴隨著習近平到來的，除去龐大的代表團，還有幾項指標。中國是第三大經濟體、幷很可能在年底成爲第二，它也是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它的書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聞自由的排名上，則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後，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當談論國際舞臺的影響力時，中國與美國、歐盟相提幷論，但是在涉及新聞自由時，却只能與老撾、古巴、緬甸、伊朗共同出現。這個極端的對比，塑造了中國此刻的精神空間，也注定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說明全部問題。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會發現中國人享有的實際自由，要比這排名多得多。表達的空間，不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它和被西方媒體所嚴格限定缺乏言論與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國，一種新的精神世界已經形成，它嘈雜、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娛樂式的。在這種新的精神空間背後，是一股更大的價值危機，這場危機擴展到作家、出版人，彌漫到每一個領域。你無法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政治上的壓迫，它是一次人人參與的合謀，但很顯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是其首要的責任人……

"審查？什麽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極大的自由"，作家鐵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對《明境周刊》記者說，"我們期待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交流。" 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大約有七千名成員，他們仍可以每月領取到津貼，儘管錢的數目僅僅是象徵性的，但象徵性却不意味著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誰依附誰。

鐵凝的話像是對黃平的響應。這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雜志《讀書》的前任主編在法蘭克福說，他主持雜志十四年來，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

這僅僅是拙劣的謊言，還是蘊涵著更多的東西？你可以爲鐵凝、黃平辯護——這只是被迫之舉，他們當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瞭解中國現况，甚至私下也會對戴晴、貝嶺這些异議作家心生理解，臺面上發生的一切這僅僅是一種"表演"，他們在面對西方人的目光，他們要 "表演"自己對國家的支持。他們都是體制中人，在特定時刻，只能暫時放弃自我。這是中國的現有國情。

這是一套再熟悉不過的說詞。此刻的中國，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腦袋"來爲某種行爲辯護。這個短語用得太熟練了，我懷疑終有一日，人們會覺得腦袋只是又一個屁股，我們的思維水準只能徒勞維持在腰部以下。

沒人懷疑鐵凝與黃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當你把此刻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歡這種比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不僅僅是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工具，不用讓自己局限于"社會現實主義"的教條中。在這個系統中，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在最幸運的時刻，是"靈魂的工程師"，在平庸的時刻只是一個齒輪或螺絲釘，無條件爲這台巨大革命機器服務。他們的工作是純粹功能性的，他們的作品自身沒有價值，它的唯一價值在于喚醒大衆，讓大衆選擇特定的立場，參與特定的革命組織。這種使命曾經如此地富有誘惑力。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暈眩和絕望的轉型之中。曾經，他們是這個古老國家的特權階層，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知識系統，生活在一種確定無疑的價值觀中。突然之間，這套系統失效了。他們陷入了雙重焦慮，一方面他們看到中國從天朝墜入了現代世界的重重危機，他們自認是國家權力和價值的雙重代言人，却面對新的屈辱無能爲力；另一方面，他們也目睹傳統中國社會的瓦解，他們曾經的道德與知識的領導地位也隨之搖搖欲墜。接連的挫敗把他們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馬克思與列寧主義學說出現了，充滿了搖蕩心旌的魅力。它批評西方世界的自身弱點，减緩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的焦慮；它還承諾一個迅速到來的光明社會，同時消除中國的外在屈辱和內在矛盾。很多知識分子滿腔熱情投入它的懷抱，當意識到他們的思考、寫作、繪畫，是爲廣闊的大衆服務時，他們脆弱而矛盾的內心，突然依附到一個更强大的群體和力量之上，他們擺脫了孤單和挫敗感，他們覺得自己被需要，感覺到歸屬和力量。

甜蜜的感覺沒持續太久。他們很快發現，爲了達到這一要求，他們不僅要放弃自我，還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殺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這一切時，他們發現根本沒有爲所謂的人民服務。整個社會只是一項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爲靈魂工程師，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讓自己和別人都失去靈魂，或是讓所有人都只有一種靈魂。這種批量的靈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煉鋼爐、一萬斤的水稻畝産、一場"破四舊"的運動、百萬紅衛兵的廣場呼喊……一個稱職的"靈魂工程師"要在一個歷史最黑暗的時刻，寫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饑荒的前夜，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産萬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讓自己對現實視而不見，或只看到一種"現實"。而做不到這一切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成了國家的邊緣人，他們被下放、改造、從"士農工商"中的最高層變成了臭老九。一些最爲勇敢的則成爲國家的敵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頭腦與舌頭的獨立性，結果永遠地失去了頭腦與舌頭。

這個時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還是嚴寒後的短暫春天？相對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種溫暖和開放，充滿了嘗試精神。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似乎又開始重新他們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尋找自己，他們寫朦朧詩、在畫布上嚎叫，表達內心的壓抑；一些人則要充當社會的良心，他們要暴露不公和黑暗，爲受害者張目；還有一些則試圖加入權力系統，他們要從頂端發令改變中國。儘管仍是一輪又一輪的壓制，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作家們仍會感慨"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但國家却與知識分子、藝術家們達成了一個短暫的甜蜜聯盟。國家貧窮、脆弱、喪失了公衆的信任，需要他們讓分裂的社會重新團結，讓公衆僵死的內心重新活躍投入到新的活動中，科學技術則是第一生産力，它能爲政權提供新的合法性。但這個國家的政權的本質却從未改變，他們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態度上的溫和、政策上的讓步、控制上的和緩，都是爲了鞏固權力。倘若權力遭遇挑戰，所有的態度都將爲之一變。很少有人猜測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後果，人們都覺得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會重演，鄧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歷史還是重演了，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再次成爲國家的敵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風骨的被迫或主動離開了這個國家，還有一些關進了監獄；另一些則將自己的聲音隱藏起來；甚至那些有可能成爲知識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懲罰，大學開始軍事訓練，在自由作風最顯著的北京大學，軍訓的時間則長達一年，在你進入燕園熏染知識與教養之前，你要先在石家莊接受一年的軍事化生活和意識形態的洗禮。在大學校園、研究機構、作家與藝術家群體中，恐懼與失落的氣氛四處蔓延。

三年後，一場或許更爲深刻的變化來臨了。經濟生活成爲了整個國家的中心，人人都準備轉變成小商小販。之前的政治危機帶來的精神危機，在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之前，更暴露無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們，面臨著新的考驗。他們或許曾經被迫害、被污辱、被譴責，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從來都占據著某種特殊位置。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變得不重要了。這既是政治壓力所致，也由于政權和公衆都有了新的熱情——政權要在經濟增長中獲得合法性，公衆要在物質世界獲得滿足，這種滿足既安全又具體。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討論，像是知識分子所做出最後的一次抗爭。但這抗爭却暴露出他們內在價值危機。那些世俗精神的擁護者們，以爲世俗是解構意識形態的有力手段，却沒意識到這是個無解的路徑；而那些大談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亂的集體理想主義者，他們以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爲名，却充滿了對個人自由和權力的蔑視，他們的人文精神背後是一種對權力的依戀。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識到，重建個人的內在價值與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個人的內在獨立是變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具有這種內在的信念。但這些清醒者的聲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八十年代雖彼此批評、却仍有廣泛一致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聯盟，分崩離析了。追求個人自由、推動社會進步、啓蒙大衆的共識瓦解了。新崛起的經濟學家成爲商業社會的響應者，藝術家與電影導演把注意力投向國際市場，而八十年代最爲中心的人文知識分子失去了重心。他們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們原先對中國的豐富理解也隨即被簡化成政治姿態；一部分鑽進了書齋，學術的呼聲迅速提高，思想則被理解成淺薄與熱情泛濫，但人們是在學術中重建自我、還是逃避現實，誰都不願意講清楚；小說家與詩人們則集體失語，一個大衆媒體的時代迅速到來，語言泡沫蓬勃興旺，水準却不斷稀釋、衰退，他們的很多工作開始被敏感的新聞記者所替代。

這也是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國家正從各領域逐漸退出，它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進一放鬆了對私人生活的干涉。儘管這其中充滿了不公，但它仍讓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選擇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島，你可以從會計師變成小說家，你可以毫不猶豫向一個姑娘表達自己的愛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學習成績不佳，還可以去英國、澳大利亞讀書，倘若你富有到相當程度，你更可以放縱自己的種種欲望，此刻的中國有你能想像到的一切便利。你說我們沒有自由，却可以在聚會上盡情抨擊政府，沒人會因爲這些話把我們扔進監獄了。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綫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嚴格壟斷的，倘若你稍加挑戰，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剝奪。人們似乎也沒興趣挑戰，眼花繚亂的新生活在等著被享受。

知識分子、藝術家們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良心"已成爲遙遠的追憶，他們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這個新到來的年代，他們是另一種商人，別人賣出礦石、勞力、電視機，他們則出賣文字、思想與畫筆，他們自認是另一種娛樂提供者。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很少有人注意國家在其中充當的角色。人們覺得已經進入了一個商業年代，一切都可以用來交易的，却很少意識到，這幷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個被控制社會的另一種逃避的渠道。傳統的精英文化，那些優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個人責任的書籍與藝術，被有形或無形擠壓；而得到鼓勵的則是愚蠢、縱樂、逃避、嬉笑。

而國家則悄悄地重新進入公共與私人生活。這一次，它沒有强大的意識形態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創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識形態要通過時髦的廣告體現，政權再度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富有的國家重新變得誘人，不是因爲它的內在價值，而是它的訂單、它的購買力。它資助大學、研究機構、它給你提供一種和强大者聯盟的快感，它給你在一個過度競爭社會裏欠缺的歸屬感。

一場重新國有化的運動已經開始。國有企業吞幷私營企業，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務員，娛樂明星爭先恐後唱贊歌。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靈魂工程師"、又不是"臭老九"，他們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他們要書寫這個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國不正處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嗎？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廣泛的好奇與談論。

國家可以委任你來代表，給你提供大筆金錢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開市場，讓你頻繁出現在媒體和公衆面前，收穫藝術家渴望的認可，享受到種種便利和自由；國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種原則，其實也談不上原則，它只是某種模糊的地帶，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國的觀衆看到。它讓你成爲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裏，描述這裏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却對此一無所知，國家已經製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讓你的聲音輕易地淹沒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這樣的誘惑。如此廣闊的聽衆，如此豐厚的報酬，如此不可思議的自我展現機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不再需要孤軍奮戰，不需要顧影自憐，它可以站在權力中心。而且他們也無需過分自責，他們不是在爲一個特定的政權服務，他們是在爲整個中華民族服務，十三億人需要表現自己的自尊與自信。"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情"，張藝謀喜歡這樣說，他導演了奧運會開幕式。

甚至面對西方的焦慮感也减弱了。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曾經覺得一切理論、視角、技術，都是借自別人，我們只是模仿者。但現在，中國的規模和富有，給他們安慰。或許，我們從來與衆不同，我們不需要追隨別人，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方式。一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再沒有哪個藝術家有這樣的表現機會。儘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領導提出的建議，但他們也給你調動資源的無限能力，審查、規模還有新技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

如果你是被國家與市場都選擇的藝術家或是知識分子，你會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國家的贊助，國內市場、還有國際的贊揚，都是從前不能想像的。但獲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官方作家與學者的表現，表明一些根本的東西的確失去了。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真是國家主義的擁護者——人人願意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放弃個人立場與利益。"我假裝工作，你假裝付錢給我"，這是東歐國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說法。而現在的中國呢，很多人遵循著"我假裝愛國，你要給我真正的好處"。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場、信念、思考、贊嘆，都是可以用來交易的。一個富有、强大的國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機。有人大談國家的長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們把學生變成了流水綫上的産品，像爭取商業項目一樣對待研究課題；那些上街高喊愛國口號的年輕人，則很高興他們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公然表達的自己的情緒……除去短暫和具體的利益，人們其實什麽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們有時拼命尋找一些更爲輝煌和遼闊的東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只是這一連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環。一個交易者應充滿了風險與成本意識，他不能直接而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顧後果去嘗試、去想像、去刺穿，他們仰慕幷畏懼强者，對弱者缺乏同情，他們過分靈活，什麽都相信。這種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核，這是我們想讓世界瞭解的嗎？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這現實。

在此刻的中國，你可以讀到任何東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們有了互聯網，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

戴晴這樣說。二十年前，她在中國無人不知，一個勇敢、富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不懈的社會活動家。她對尋求真相抱有异乎尋常的熱忱，她追尋王實味、儲安平的命運。他們都因拒絕在意識形態面前放弃個人的正直和獨立的思想，而被淹沒在扭曲的歷史烟塵中。她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三峽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們注意它可能導致灾難性後果。她也體驗過牢獄之灾。

在過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奮寫作，投身環保活動，但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她最近出版的關于張東蓀的傳記，只能在香港與臺灣發行。她當年傾力反對的三峽工程，則一步一步、不可阻擋地成爲現實。在此刻中國的公共空間，她的聲音消失了。它不是來自于直接的壓力與限制，而是讓你淹沒在更多、更雜亂的信息中，它讓你的言論無法轉化成有效的行動，而使言論僅僅淪爲一種姿態，聽衆們則變得厭倦、以至于反感。

三峽工程再恰當不過反應出這種新的現實。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義的學者們仍極力表明自己的反對，即使一向被視作像皮圖章的全國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場。但引人爭議的工程最終還是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通過了，不同意見的專家被剔除出顧問名單。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環境的隱患，吸引了新聞記者的注意，他們見證、描述了大工程下的個人悲劇。他們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當初計劃得要多得多，帶來的經濟前景則不似當初描繪的美好。但工程已經開始，它有了自身的邏輯，很多組織和個人，都依賴它獲取現實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終止它則意味著某種政治决策的失誤。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願意冒險去否定上一代的遺産，也不願意承擔未來的歷史責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當三峽大壩最後一方混凝土澆築完畢時，沒有一位高級別的官員出現在現場。

似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够停頓大壩繼續生長。它變得越高大，質疑的聲音就愈顯微弱。而當抗議只能停留在表層現實，不能進入深入的分析，或通過已有的組織轉爲行動時，抗議就變得雷同，讓人厭倦，公衆轉而尋找更新鮮有趣的東西。抗議者也身陷無力，而只能更加强調自己的姿態。賈樟柯二零零七年的電影《三峽好人》像是無力情緒的隱喻——錯誤難以被糾正，一切都已發生，我們最後能做的僅僅是將抗議轉化成審美經驗。

三峽工程不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隱喻嗎？所有的异議聲音，都將被某種方式吞噬和擠壓掉。這個過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之後的萬馬齊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肅殺冷漠，而是讓你緩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藥地被邊緣化。

如果說戴晴仍因昔日名聲和活躍，仍因居住在中國，而被視作一個標志性的人物，那麽這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中與她同時倍受爭議的貝嶺，則更少爲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他編輯的《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條小巷中的一間咖啡館裏發呆。臨桌一個瘦弱的男子正從書包裏拿出那幾本書，這不是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說服咖啡店的老闆能够代賣，這多少有一點點風險。我記得當時隨手翻閱過，却沒有購買。我和朋友們在興致盎然的談論去做一個網站。對我們來說，矽谷是這個時代的中心，即使你熱愛寫作，也該去思考數字年代的商業規則，或是創辦一本像《連綫》這樣的雜志。《傾向》仍在談論思想、文學、甚至是流亡作家，它顯得太陳舊了，似乎和這個充滿希望、機會蜂擁而來的中國社會脫了節。我們都還年輕，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愛，從矽谷到中關村，一些青年人已經展現了他們直綫式的成功奇迹。誰想成爲一個愁眉苦臉的流亡作家？

這六十年的中國真是個奇妙歷程。前三十年，人們經歷了奧威爾的噩夢。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書的人，信息被掩蓋，真理被隱瞞，文化受控制。如今奧威爾的噩夢尚未完全醒來，赫胥黎的夢魘又叠加了上來，不需要努力的禁書，沒有人願意讀書，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們的思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文化成爲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我忘記是怎樣逐漸知道貝嶺的，或許是因爲我實在沒有能力讓自己在新經濟浪潮中變得成功和富有。我買到了能買到的所有《傾向》，還找到了他編輯的哈維爾的文集。我喜歡他語言的緊張感，儘管這大有模仿蘇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創辦的中國流亡作家的筆會，我的幾個大學時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會員。但對于他們，我似乎總保持著某種距離。似乎是在潜意識裏擔心自己也會被驅趕到一個邊緣地帶。他們用中文寫作，聲音却無法被中國公衆聽到。與畫家或是電影導演不同，他們的語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機會被翻譯成別的語言。讀一首北島的英文詩，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張藝謀的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唯一抵達中國公衆的方式是網絡，但這經常變成了一個滑稽劇場。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經常滑向了習慣性的嘲諷。因爲中國的問題太多了，所有的問題似乎都遵循同樣簡單的邏輯，而它們很難因爲批評而改變，所以這些嘲諷和批評就不得不一次次重複，直到有一天變成了煩躁的謾駡。

對于一個异議作家，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游戲。最初你持有對現實的批評態度，是個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無意觸碰了某個敏感邊界，然後你被貼上了"异議"的名稱。然後你的名字在公開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僅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也因爲出版社與媒體的自我審查。他們只能尋求在海外華人的出版物或是網絡上表達意見。它感覺自己的表達空間被迅速壓縮和抽象，然後不由自主焦躁和壓抑，還有一個作家被讀者遺忘的恐懼。只有很少的人能在這新的現實中，重新尋找自我，探索寫作的意義。大部分人則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網絡空間上，加倍表現自己的憤怒，他們開始淪爲自己姿態的俘虜，他們原本的豐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幹了，他們"异議"的身份逐漸强烈，而"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們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們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機，于是很多人轉而尋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過去的十年中，异議知識分子大規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反應。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國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十年裏，中國最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最熱衷的活動是登山，而且是集體性的，倘若一場雪崩到來，很多企業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國問題變得日益複雜的十年裏，自由知識分子則大談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達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之中的潮流，稱作"知識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擁抱，是另一種背叛嗎？

用背叛似乎太殘酷了。在中國成爲一個异議者從來充滿風險。"在我們的文明中只有兩種异議者：天真的英雄和標新立异藝術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曾寫道，"他們都注定變得無關緊要。"在米克洛斯寫下這些文字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獲全勝。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場經濟，幷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弃對政權的挑戰。這裏有可口可樂、牛仔褲，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這裏甚至還有搖滾樂演出。

專制政體、意識形態控制幷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産主義陣營國家，匈牙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産主義"。但只有敏銳如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這是天鵝絨監獄。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但它仍是監獄。

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他們主動放弃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相互依賴。在這種情况下，异議者遭遇的挑戰，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也來自他的同行、他的讀者與觀衆。他們擔心他的挑戰，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擔心他們已享用到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這種焦慮，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他們遠離這些异議者，拒絕給他們支持甚至注意力。"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人獨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評論說。

權力對比的失衡、溝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除去姿態，他們無可依靠，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戴晴與貝嶺成爲世界媒體關注的中心時，不是因爲他們的作品，而是因爲他們的姿態。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從他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他坐過監牢，四處流亡，堅持他獨特個人風格的寫作——關于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巴黎評論》這樣的精英讀物上，翻譯成英語和德語，他也是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他根本出不了國門。

"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無絕望地說。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的國際市場，沒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們談起他說，"异議"的標簽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國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幷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感。當他們變得著名時，往往使這個政權陷入窘態。人們覺得似乎自己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國家的强大給個人帶來的榮耀，這些异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一種奇特的心理已經形成，人們可以對給人民帶來的灾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對質疑者毫無耐心，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都會影響整體的榮耀。

但是一個喪失了异議者，或僅僅把异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最終會陷入可怕的遲鈍與僵化，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一種內在的僵化嗎？整個社會看似活躍异常，但仔細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動、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邏輯。整個中國擔心焦慮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産品，還能傳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是人們誠實的感知世界的結果。無法如建造大壩、工廠一樣，去塑造教授、培養作家。

對异議者的排斥，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思想和想像力，隨之扭曲變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當我們焦慮于不能與世界對話，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是因爲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我們不尊重自己的藝術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人們利用藝術與思想，却從不尊重它，更沒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越對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國家的認可，越虛張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麽。

但這就是我們的現實。這個國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近代革命，有那麽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間悲喜劇的個人經驗，有那麽多彼此交織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現與探索這些歷程、這些矛盾，這些壓抑、自由和荒誕，它將是人類多麽重要的精神財富。但我們却漠視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後，一場更大的內在危機到來了，最有才華的人主動放弃了這些探索，因爲它知道這些探索注定困難重重，充滿了莫名的危險。他開始只在規定的路徑上、以被認可的方式來前進。于是，一種致命的平庸最終裹挾了整個社會，其中最杰出的頭腦，也不過是爲西方的價值系統提供了某種中國經驗和案例，他們展現不了獨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實。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uzhiyuan/archives/346272.aspx

極權的誘惑（許知遠）

2010-10-27T03:49:00Z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國知識分子關于未來的論戰中，大多人選擇了左派，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一切充滿指責，生産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義的歇斯底里，但是他們却對仰慕的蘇聯保持了沉默，即使當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與大饑荒被披露後，沉默和忽略仍持續著。他們擔心打破頭腦種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紀德前往蘇聯訪問。"大家想要到這個處于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他在《訪蘇聯歸來》中寫道。像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的支持者，他們深深受困于歐洲的危機、美國大蕭條，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而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寫的："我愛蘇聯。那裏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廠，在俱樂部，在文化館，他看到了表面進步後不幸的個人。在倍受贊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裏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的傢具，同一張斯大林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的莊員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所謂的新制度帶來的個人幸福，他則體會到"衆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聯人給每一位訪問者驚心設計了路綫，讓他們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蘇維埃的模範農莊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中延續，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寫道。而英國費邊主義的創始人西德尼•韋伯夫婦則在一場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産主義：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對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也看到了類似的景象，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以待五十年發表。

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消失在嘈雜的贊揚聲中了。幾年後，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了蘇聯的誘惑——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强大的納粹德國，或許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紀德的聲音可以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更直接、也更殘酷個人經歷則無人理解。蘇聯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難爲自己的殘酷經驗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對方總是說，沒必要去傷害與莫斯科的關係。法國作家馬爾羅則在私下的談話裏說："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這是誠實、還是另一種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分子到公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陷入恐慌與錯亂，既然市場充滿了動蕩、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爲什麽不能創造一種計劃體制，去統一、平等的分配社會財富。新制度也將建立一種新的民主制度，人們再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操縱，人民成爲國家的主人。當西方的重要知識分子紛紛展開蘇聯之旅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因經濟危機而絕望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們或多或少讀過這本《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它暢銷一時。他們都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裏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最終，幾千名美國人被蘇聯接納了，他們大多在古拉格群島的勞改地離開生命。而當丘吉爾在揮舞著《通往奴役之路》來警告英國選民時，他被當作了另一個笑話——人們都覺得計劃經濟更穩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對蘇聯的態度，成爲判斷知識分子立場的主要坐標。在一九五二年的論戰，加繆的判斷正確、却失敗了，幷帶著失敗的屈辱而離開人世。薩特獲勝了，儘管他知道蘇聯的種種惡行，但是他認定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爲什麽薩特與他的同道們，能對蘇聯的一切罪惡保持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中，雷蒙•阿隆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這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幷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了臣服于納粹德國之下。融入新的歷史動力中，有助于緩解他們內在的焦慮。

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緊接而來的匈牙利革命，蘇聯的本質暴露出來。它的道德上的優越性開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個美好社會，但沒人懷疑它的制度上的競爭性。人造衛星的上天，令美國陷入一片驚慌，他們正在太空競賽中落敗。關于共産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書籍與論文，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幷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整體，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國。而與此同時，共産主義的魅力傳遞到更貧窮的地區，給予那些要爭取獨立、獲得繁榮的落後國家以誘人的許諾，

它在亞洲、非洲、甚至臨近美國的古巴都獲得了迴響，中國的毛澤東相信"東方壓倒西風"。是肯尼迪高呼，讓美國重新運轉起來，以迎接來自東方的挑戰。而赫魯曉夫不僅在聯合國總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稱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義帶來的普遍幻滅感慢慢被遺忘。在蘇聯國內，人們會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産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而西方的左派們，從沒放弃他們的憧憬。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蘇。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讓-弗朗索瓦•勒維爾寫道。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分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爲越南戰爭，美國成爲帝國主義的化身，石油危機與經濟蕭條似乎再一次讓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暴露無遺。而蘇聯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儲量讓它的石油危機中更顯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産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産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而在第三世界，從智利到埃塞俄比亞，一群共産主義者們獲去了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國，關于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的爭論再起。而作爲蘇聯的嚴厲批評者的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發現，法國爭論的雙方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薩特與加繆之爭。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已經在西方出版，薩哈羅夫的用個人經驗證明了帝國的黑暗。但左派們沒興趣接受這一切。我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而莫斯科甚至地鐵票的價格都不上漲……

在蘇聯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

一

人們再一次驚呼資本主義的末日，但社會主義幷沒有他們想像得那樣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機、經濟停滯，蘇聯則食物短缺，它大量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小麥。即使有著如此廣袤的農田，蘇聯的農業仍難以生産出足够的糧食。那些贊嘆莫斯科的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土豆價格一直在上漲。他們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却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蘇聯其實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

對共産主義蘇聯的幻想，都是荒誕不經的。它宣稱人人平等，却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無産階級擁有了國家資産，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蘇聯"國家富强"，也沒有表面看起來那樣强大。"我們落後于領先國家五十至一白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中趕上它們"，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說，"[它需要]一個堅實的黨把所有的努力都統一到一個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實現了沙皇時代無法實現的政治與軍事勝利，蘇聯變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國家。成功却是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的。蘇聯農業的普遍蕭條和大饑荒，爲重工業提供了資金；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爲現代奴隸。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續。"共産主義國家的增長率顯著，却沒什麽特殊的魔力"，保羅•克魯格曼後來寫道，"産出的迅速增長緣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勞動力的擴充，教育水準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設施上的大量投資。"蘇聯的經濟增長，建立于它的政治動員能力、對種種成本的壓低，它將隨著投入的减少而放緩。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受到驚人破壞、幾代人的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僞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人們最初期望一個强大的國家，能保護他們，給予他們尊嚴，却發現製造了一個吞噬自己的怪獸。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的相信這一切。蘇聯是一個信息的黑洞。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自我揭露是多元社會的持久的現象之一。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危機，反而充斥著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被輕易地原諒，最深層的困境，也只是另一個暫時的障礙，它將迅速被克服，未來總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小錯誤，在通往共産主義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鶏蛋就做成蛋餅。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很多人甚至準備重新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人們只能猜測這信息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于西方的左派來說，現實是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們沒興趣用現實來修正既成的看法。隨著真相的日益顯露，最初真摯的情感與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後變成了某種身份確認。七十年代的法國左派們，他們與其是真心贊揚蘇聯，不如說是在掩飾歷史傷口。這也是反美情緒的一種延伸，他們對于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侖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相信蘇聯的背叛者的叙述，覺得那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爾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另一種誇大其詞。

蘇聯的神話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現。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主義的西方知識分子們稱贊。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曾讓不少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産黨也激起過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便是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蘇聯是歷史視綫中的新恒星，它所發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那麽，上述國家則像是行星，它有著與恒星相似的內在結構，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們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分子，政治家與普通公衆，也都亢奮不已。

二

"速成的中國學（Instant Sinology）"，比利時人西蒙•雷斯創造了這個詞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們。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他們對于一個"革命的中國"贊嘆不已。

比起一個被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大公司的科層制度腐蝕的西方，中國是另一個烏托邦。毛澤東追求平等，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于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爲什麽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到處是光輝的革命。甚至費正清都這樣寫道："毛主義者的革命，就整體而言，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經歷過的最好的事。"他們很少會相信，這是一場上層的權力鬥爭與下層的無政府的混亂結合的灾難，不僅沒有一點點"文化"，還是反文化的。

中國不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從游擊戰術到醫療、教育體系、再到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一些剛剛獨立的國家以鼓舞。中國也竭力推廣自己的模式，既證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這些第三世界的階級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聯合國。

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爲時髦了。尼克松與基辛格迷戀毛澤東無上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像他這樣率性而爲，半人半神似地統治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公衆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見證者和合作者。左派們繼續執著于中國的革命理想。即使對于那些從不支持"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中國與美國是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用大衆的正義取代了對大衆的壓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訪問中國後寫道。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則相信 "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裏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沉浸在被中國官方體貼安排的旅行中。哈裏斯•索斯伯裏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來到中國，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樣的旅行路綫，會見同樣的人，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厨房來接受我們稱贊的厨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與羅斯•特裏爾。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從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她見證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從宋美齡到周恩來，她都與他們相熟。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在爲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幷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爲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减少暴力的發生……

羅斯•特裏爾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的一系列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傳記，銷量超過一百萬册。羅斯•特裏爾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西蒙•雷斯發現，羅斯•特裏爾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任何真相。羅斯•特裏爾是個詼諧、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他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種種殘酷、虛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于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特裏爾的風格，在他的看來，特裏爾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爲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它的藝術家們删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羅斯•特裏爾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于樂觀，以至于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産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地回憶起"三年自然灾害"——他們的記憶裏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不緣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三

在解釋西方知識分子憎惡法西斯、却原諒共産主義的原因時，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用了這樣的比喻：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裏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顯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認定它有著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秘，更象另一個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說，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于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采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指責他們。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异類，他是中國文化熱烈的追隨者，翻譯過《論語》，沉醉于中國的山水畫，他在一九五五年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地轉變。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尸體——他們是廣東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到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爲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驗證了他對中國的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中新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爲白痴的龐大工程"。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奧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西蒙•雷斯在這本書中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他的觀點却被西方左派廣泛地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分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這種歐洲知識分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難道中國不是正處于東方專制主義嗎？與其說西蒙•雷斯是黑格爾的傳人，不如說更接近孟德斯鳩的懷疑精神……

又一股"速成漢學家"的潮流到來了。他們不需要憧憬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而是要談論商業和進出口貿易額，還要引用《論語》與《孫子兵法》的隻言片語——它們模棱兩可又意味深長。他們還有一種莫名的確信——中國將再次成爲世界超級大國。

舊神話剛剛破滅，新神話就迅速到來。"中國的革命"仍在繼續，它從意識形態轉移到商業，從文革標語轉移到GDP數字。再沒有人比美國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現這種變化。

在一九八零年離開中國時，李敦白滿是苦澀與幻滅。他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國共産黨外籍黨員。他在延安的窑洞裏與毛澤東談論美國，也與周恩來相熟。他被中國革命深深地吸引，這裏不僅有爲"人類的平等與正義奮鬥"的理想，他也在這裏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歸屬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國南加州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猶太人的身份令他對社會不公格外敏感。大學期間，他加入了美國共産黨，它給予他"糾正他周圍充滿的不公現象的希望"。接著他加入美軍，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往中國，是解决戰後中國問題的美軍代表團中的一位年輕軍官。國民黨統治區的醜陋、不公與腐敗，令他心生厭惡，共産黨的宣傳品激起了他的嚮往之心。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他來到延安，認定這是個美麗的新世界——這裏人人平等，爲共同的理想而奮鬥。他也發現自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澤東對他倍感興趣，所有人對他特殊禮遇。

他找到了發揮才幹的機會，他把外電翻譯成中文，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政策與主張。他進入了斯諾、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國際主義者們對中國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國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權對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軍的任務結束了，他留在了中國，西德尼•瑞騰柏格變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難也隨著共産黨在中國取得內戰勝利而到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作爲帝國主義的間諜，他被投入監牢。

牢獄生活沒有摧毀他的信念，反而讓他狂熱。他相信這是党對于他忠誠的考驗。六年後他獲釋，對他的指控被證明是個荒誕不經的錯誤。

接下來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他模糊地感受到這個國家正在遭遇的灾難：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但他從未把這些灾難視爲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個人事業和生活正在節節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國人社區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進入中國官僚系統的外國人，他能閱讀到普通人難以接觸的紅頭文件。

他對党的政治忠誠也輕易壓倒了個人情感。當他的妻子與右派朋友交往時，他緊張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對現狀有少許不滿，這種不滿也在一九六六年時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發，他感到中國再度進入一個新時代，新中國的所有弊病都將在新的革命中一掃而空。他擁到毛澤東周圍索要簽名，在集會上揮舞著紅寶書，高呼毛主席語錄。南加州的美國人穿著藍色毛式中山裝，是中國革命魅力的絕佳展現。

文革之火燃燒了中國，燃燒了他的內心，最終也燃燒到他的身體。他再度成爲帝國主義間諜，被投入監獄。這真是煉獄的時光，他熬了過來。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時，他的確變成了"社會主義新人"，讓他憂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與孩子，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失敗了？

複出的鄧小平再度給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滅了。當他試圖爲因西單民主墻而入獄的魏京生說情時，一位高級官員對他說，任何一個人想否定魏京生審判的公正性，都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個政權看起來一點也沒有變。他决定離開。

李敦白要返回美國的消息傳出，一場挽留工作展開了。中國有關方面向他許諾：他可以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可以有免費的醫療保障，可以隨時出國……"名聲、奉承、尊敬、各處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會永遠放弃了個人獨立"，他後來寫道，"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不再尊敬的體制的束縛中。"

李敦白的回憶錄出版于一九九三年，這又是兩個中國之間的轉變時刻。不吝于用子彈與坦克對待自己人民的中國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個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長安街旁的兩個女兒，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彈穿過窗戶，射到了墻壁與天花板上。但另一個中國也再度誕生——它是全球最誘人的市場。這一年，入主白宮的美國新任總統比爾•克林頓試圖用"建設性接觸"來融化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用貿易來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賴于此。在西雅圖，他開設了自己的咨詢公司，是日漸密切的中美貿易的連接點。他在中國的政治關係網絡上，如今流淌著信息、金錢與産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需要他的經驗與智慧。他駕駛著最新款的寶馬，傾聽他對中國的分析的客戶名單中，包含著這樣一串名字：微軟、英特爾、戴爾、寶麗來……

商業中國的形象迅速地覆蓋掉政治中國。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顯著。他經歷的殘酷革命，正成爲另一種浪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則是餐桌上興致盎然的閑話。"從毛主義到微軟的長征"，人們這樣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國，對他的記憶則已另一種方式到來。二零零六年，他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題目從《A man stay behind》變成了更煽情的《紅幕後的洋人》，像是另一種宮廷回憶嗎？他關于魏京生、關于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他對中國的質疑，不管多麽輕微，都被删除了。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它們都是"不和諧"的聲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裏，充滿自信地講述自己的歲月和對毛澤東的看法，像是對自己青年歲月的另一次懷舊。他是最後的歷史見證人，誰能質疑他的感受與觀點？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年輕一代的西方記者們洗耳恭聽，像是探知到了中國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漢學家"，但倘若你以爲他那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能賦予他一種特別的洞察力，則是另一種一厢情願。

李敦白批評此刻的中國人丟掉了靈魂，批評中國共産黨喪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寶；他談論西藏時感慨："爲什麽一個國家可以有這麽好的外交政策、對台政策，却有這麽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國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爲美國民主是完全被金錢控制的"。

他似乎一點沒變。那個狂熱的共産主義信徒和這個滿口嘲諷的商業顧問，從未意識到中國內在的邏輯是什麽。一九四五年時，他意識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與樸素之下，有著多少暴力與不公。一個信徒只選擇看到自己相信的東西，對于現實視而不見，在"拯救人民"的名義下，他對于人民從來毫無興趣，一個關心"社會主義實驗"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麽真會關心具體的人？五十年後，他意識到昔日狂熱的可笑，他變得足够狡猾，再不願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仍舊對中國人的真實境地，毫無興趣。他只迷戀自己的個人經驗。三十年前，他對魏京生入獄感到憤怒，但他現在對劉曉波入獄却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運都與中國緊密相聯，中國變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與榮耀都來自中國，他因此無法否認自己一生的意義，他再度變成了另一種腐化的俘虜。

但誰能逃脫這種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國之後的十年裏，西方知識分子普遍盛贊中國，相信這個政權已經改變。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爆發了，它果然從未改變。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的這個政權也將繼續生存下去。

不論是李敦白，還是約舒亞•拉默、約翰•奈斯比特、托馬斯•弗裏德曼、馬丁•雅克，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消費者的黃金市場，是一場黃禍，是致命的權力誘惑，是對西方的制衡……

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往往會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贊揚過蘇聯，也大聲爲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采——他們能讓德國與意大利運轉起來，至于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道德意識被遺忘、被遮蔽、被交換。

在此刻對中國的想像中，道德意識也陷入了沉睡，中國被贊嘆，但中國人的真實困境却消失了。也像從前一樣，這些贊嘆者在自己國家裏所習慣的自由、民主、人權，在他們描寫中國時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國人要麽是革命的材料，要麽是生産者與消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豐富的個體，從來面目不清。魯迅的憤怒與嘲諷值得重新一提："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爲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我們終不能制止別人的想像。在我列舉了那麽多外來者對中國愚蠢與不誠實的例證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自己又何曾誠實過？正是因爲我們不斷地自我欺騙，我們才如此熱衷于別人的愚蠢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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