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一家第三方公司的数据部门介入，主要任务是看这十万航空公司会员的微博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行为，比如“说”些什么，比如喜欢介入什么样的话题去转发评论，比如喜欢关注什么样的商业账号。研究这类事的原因在于：这个航空公司很想知道它在社会化媒体上发起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活动所配备的礼品刺激）会吸引到这十万会员参加，成为earned media。

这个案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因为数据还是不够海量。不过，它的原理和大数据营销有关：寻求相关性。

相关性不是因果，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经常坐某某航空公司的班机，所以喜欢参与某某活动（反过来也不成立）。但这两个变量之间，从普遍意义上讲，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个道理就像穿红袜子和炒股票的关系，或许有一定的关联系数，但绝不是因果关系。相关搞成了因果，差不多和“迷信”就没有区别了。

商业应用上，其实不太需要拼命挖掘因果。你只要知道坐该航空公司班机和参加特定活动之间存在一定概率就行了，至于究竟是为什么，可以暂时忽略之。对于营销业者而言，这个概率哪怕能帮助到营销活动提高10%参与度，都是不小的成效。

但问题在于，很多人把相关等同于因果，这样的做法会形成很有些误导性的结论。比如说，当在这个十万航空公司用户中发现，他们特别喜欢某类活动，这个结论是不具有推广性质的。再新增五万航空公司微博用户时，你很难把上述那个结论也放他们头上。因为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要确认因果关系，必须经过一个很复杂的观察和思考过程，排除所谓“隐性变量”。这不是那么简单的做一些数据分析就可以的。相关性是因果的前提，但是不等于因果。

于是，大数据出现了。

大数据寻求的是海量数据，海量到什么份上？就是全样本。全样本和抽样显然是不同的。过去的研究，由于操作性的关系，很难做到全样本，需要去抽样。抽样的科学做法是“随机”——不过这一点听着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真正的随机抽样需要花很多钱（利用社交网络关系，通过一个用户做问卷再发动这个用户找更多的人来做问卷，一点都不随机），而且一个无法绕过的弊端在于：如果你使用调查问卷的方法，你很难排除回答者的语言回答一定就是ta心中真正的想法或者实际上的真正行为。

大数据首先不是抽样，它获得的数据是全体样本数据，其次它不是在让用户回答问题，而是实打实地去获取用户的“行为”。用户声称对某活动会有兴趣和用户是否参加了某活动，显然后者更能说明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大数据分析和抽样分析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

前文提到，随机抽样方法是成本很高的，故而它很难每天都去做一次——事实上，为某个特定的问题一个月乃至一个季度做一次随机抽样，都很难实施。于是，一个随机抽样所形成的结论，其实是静态的，它只能说明在做那次调研时的一些相关性。当有新的用户（样本）加入时，很难再说明过去的相关性是否能够成立——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排除了各种隐形变量后的因果关系。

如果试图减少成本去做非随机抽样，那么，它的结论就更没有推广意义（学术一点称之为外部效度性，非随机抽样外部无效度）。当新用户加入后，非随机抽样的结论基本不能适用。

但大数据的分析却是动态的，每秒都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结论。让我们用最常见的亚马逊页面上的“购买此商品的顾客也同时购买”来举例。

这个部分里的商品是活动的，由于新购买的产生，会导致这个模块里的商品可能会产生变化。不过，这个模块也有可能是导致商品集中化购买的重要原因：用户看到了这个模块里推荐的商品而产生购买的可能是很大的（也许ta本来就没有任何购买的念头，甚至连这个商品都不晓得）。但对于大数据来说，原因是什么一点也不重要，它要做的——至少在电子商务领域——无非是提高客单价罢了。买了A书和买了B书之间的因果研究，那是学者们的事，不是商人关心的事。

大数据处理的方式不是探幽细究型的，挖空心思去想究竟原因为何没有这个必要，不过拿出一些结论来演绎也是会闹笑话的：比如吃海参有助于提高智商。大数据其实不需要做什么演绎，它的任务只是让你在某一时刻能做到提升成功率的事，哪怕只有1%。量一大，1%都是极其可观的。

回到航空公司的具体案子来。10万同时拥有航空公司会员和微博会员的人，并非随机抽样而得，故而这10万对于整体数百万航空公司会员而言，没有代表性。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想寻求坐这家航空公司班机的人和参与某网络活动的因果关系，我们只是想提升一下参与活动概率并希望看到更多人会去转发某个活动罢了。故而，10万微博用户，够了。

在某一个时点，跑了一下数据，大致能看到一些相关性，于是我们开始设计某种活动，并有针对性地让这10万微博用户知道，这次获得的参与度和转发率，比毫无数据支撑背景下的胡乱策划，成功率应该会高一点。同样的人力投入，得到了相对而言的较高效果，这就是数据分析的好处。

过了三个月后，又有需要策划的活动，注意，这一次依然需要再跑一次数据。因为样本可能不是只有10万了，也许15万，也许运气不好有2万微博用户已经“死亡”，只剩8万。另外一个可能是有某些新的外部变量加入，比如出来一种新的商品让很多人趋之若鹜高度关注。这个时候拿上一次的数据来指导策划，又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了。

不同的时点，或者目标不同的活动，都需要再次跑数据，这可能是大数据分析的麻烦之处。不过，计算机的长处就是计算，花上一两个小时设计几个公式或模型，相对于过去动不动要搞随机抽样，便利性提高很多倍，值得尝试。

更宏大一点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了。今年年头互联网圈阿里要并购新浪微博，从商业逻辑上讲，一个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平台，一个是中国最大的碎片化言论平台，两者数据的合并，是颇能挖出更多的相关性来。

当你发表一条微博时，忽然配套出来了一条广告。是的，你很烦，感觉又被骚扰了。但从商业角度而言，如果你过去的烦是一万次广告推送才会有一次点击，现在变成九千次一次点击，都是了不得的进步。一万次为什么会变成九千次？因为一个人的言论和ta的消费倾向，的确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

广告圈里一句名言：我知道我的广告浪费了一半，但我不知道浪费了哪一半。一些营销业者鼓吹说他们可以让你不浪费那一半。不要相信他们。对于广告来说，从浪费50%到浪费49%，都是很值得去投入的事。建立在相关性而非因果上的大数据营销，不可能让广告主从此不再浪费广告，它只能做到：浪费得少一点。

这就够了。

—— 销售与市场 约稿 ——

再说一下随机样本和全样本的关系。理论上讲，你可以设计一个模型，每秒钟都在那里抽样，不是没有操作性。但问题在于，随机抽样生成的结果都存在一定误差，既然手上已经有全样本，又何必去搞什么抽样。对于计算机而言，计算1亿个样本，和计算一千个样本，代价虽然有差，但全样本没有误差，已足以弥补这点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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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年前用过一款名为“windowsblinds”的软件，这个软件的功能是可以“美化windows系统”，我一度很喜欢这个软件，它提供各式各样的主题帮你把win系统打扮成各种样子，甚至可以弄成一个苹果式的桌面——当然，你点击了图标之后，它依然是个win系统。

我一直把这种软件视为一种“壳软件”，也就是在其它软件上加一个壳，目的在于：1、有一定的装饰作用；2、增加了一定的简便性。但它依然是一个壳，产品本身，并没有灵魂可言。

在我的视野里，windowsblinds用的人不多，虽然它是什么微软认证的美化软件。对计算机懂行的人，觉得有点矫情，小白用户则可能不太会用，这个软件的设置还是很麻烦的。虽然一个人需要经常换换衣服，但一台计算机的桌面，成天换衣服，似乎有点问题。

不过，壳这个东西在中国人手上发扬光大了。先是壳浏览器：也就是在某个浏览器的内核基础上再做一点加工。Firefox自有自己的一套皮肤系统（theme），国人则瞄准的是IE。早期的MyIE之类，都是“壳浏览器”，它们并不是要美化这个浏览器，而是提供IE所缺失的功能，比如多窗口，比如弹出窗口拦截。

Chrome出现后，壳浏览器变得更为普遍，因为可以做深度开发。今天世面上很多所谓××浏览器，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浏览器。360也好搜狗也好，都是壳性质的东西。这类壳甚至还找到了商业模式（windowsblinds倒也有，是个共享软件，主营收费版本）：用浏览器带导航站和搜索，收取广告收入。

做壳浏览器比做一个浏览器来得相对容易一些，时间上可以节省很多，以迅速占领市场。但壳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依附于它人之上的一种寄生模式。这类产品速度是有了，但内在的精神和魂，是相当欠缺的。它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产品（比如易用性大幅提高），但距离优秀的产品，还远得很。

我们总是说，互联网是用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也的确，借助互联网，人们发布信息也好收集信息也好，比过去方便了很多。但壳这个东西，它的商业模式其实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之上。比如说壳浏览器自带的导航站，就欺负很多小白用户网址都拼不全，搜索框欺负用户懒得去更换。壳浏览器的安装铺货，也是从欺负人没注意或不懂出发的。比如360安全卫士做一次大的升级时，会蹦出来说你要不要装360浏览器，看似是咨询你，其实那个勾选项早就打上，用户只要一个没留心，立刻给你装上。搜狗浏览器也是从搜狗输入法升级或安装时这么给大量铺上的。

我只能说：这是在耍小聪明。小聪明的确有用，但有用一时，有用一世么？

桌面的壳也有人做——有那么点像windowsblinds，不过，这类壳和windowsblinds还是不同的：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美化桌面，而是想学习app store对app的分发变现握有绝对话语权的模式。腾讯和360都搞了一个，前者后来放弃，360桌面还在努力。你要说它想学习app store吧，它可没有那么又厚又长的提交规范——事实上，壳桌面就是壳桌面，不会涉及到底层的开发。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平台与假模假式的开放平台的区别。开放平台要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和底层架构，从而达到根本上控制第三方的目的。但假模假式的开放平台，就是一个壳。拼命铺货，希望通过高流量来吸引第三方。壳这个东西，很难真正意义上拥有用户，更不用谈用户关系。搜狗的用户，是输入法的，不是浏览器的。

本来Facebook是挺有资源和用户关系的，没料到杀入移动互联网后，去做了一个自家的壳：Facebook Home。这是很大的一个退步，谷歌应用商店上超过一半的1星总体不过2.2星的评价已经预示了这个开历史倒车的玩意儿的死刑。

壳是没有灵魂的产品，就像僵尸粉一样，一时间热闹无比，但却鲜有长久的生命力。近路抄多了，真正的路，就不会走了。

—— 商业价值 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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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有位4A公司的员工猝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条信息的新闻点有二：1、该员工加班是家常便饭，每天要工作到23点；2、这家4A可能是4A中最具大众知名度的一家。

这个事件中同样有两个问题。我这篇周末杂谈关心的是其中一个较小的问题：微博上的媒介伦理。（大问题是员工劳动与劳动法，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故而我不提及。）

我个人如果有一位至亲好友不幸亡故，我是不忍见ta的微博账号被公布的。因为我觉得一堆的红蜡烛毫无意义，透尽了这个社会的礼仪化和虚伪。逝者已逝，何必去打扰之。大V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的至亲好友里也没什么大V。也许，在至亲好友中，我这个V恐怕是最大的了。

但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一样米百样人，每个人看法不同。我的看法不等于真理。不过我也知道，也有些人和我秉持同样的看法。小问题于是出现。

在我的视野中，就有央视新闻、扬子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三个媒体在微博上说及此事时，透露了该名逝者的微博账号。我在微博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一位非名人或非公众人物因故身亡，媒体该不该在微博账号上公布此人的微博账号？（无论死者家属同意与否）#微博上的媒体伦理# 我的看法是不可以。不晓得诸位老师如何认为？结合这次奥美某员工过世，包括央视新闻、扬子晚报这些媒体微博所为发出的疑问，及过往诸多媒体所为。”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这种披露逝者账号的事，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我at了一堆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们，来讨论这件事。得到了如下的回复：

@吴飞微议（浙江大学）：我认为公开不妥！但如果逝者家属同意，且无损于公众利益则另当别论！

@今日（南昌大学）：即使家属同意、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应公布帐号：一它与过劳死亡基本事实无关；二也与公众利益无关。这类报道总的原则是#节制#。

@OhMyMedia（北京师范大学）：我觉得，合法但未必合理。隐私是神马，开设了非实名微博，然后被其他人@ 或者评论中泄露出是某人（不论是名人或非名人），这属于侵犯隐私吗？如果活着的时候不算，逝世后应该也不算。但从大家的情感上来讲，这种做法大多数人可能不接受。

@传播小王子（上海大学）：个人以为，账号是否公开，其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公众人物，二是公共利益。这个案例中公开微博账号既非公众人物，也非为了公共利益——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所共享的隐私被大众识别，有悖隐私权。

@中传王四新（中国传媒大学）:我好是这么想的。中国人的隐私意识，尊重他人私密生活，私人信息的意识严重需要提升。

@王天定（西安外国语大学）：微博帐号应该不属于个人隐私吧，它本身在一公众平台上。补充一下，媒体报道中公布死者微博帐号，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但是，考虑到死者家属的感受，媒体应该有所节制！

@傅玉辉（中国传媒大学）：在互联网空间的微博本身已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在微博内可见，其他平台仍不可见，实名与非实名之区别等），但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其所有者及利益相关方有权利要求这种公开性保持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老篤（汕头大学）：死者已无隐私权，而他遗留的微博帐号对近亲属也不足以成为利益。

@何镇飚（浙江大学）：刚好逝者是我师弟，他部门领导是我师妹。我也认为不可以，除非家属愿意。写微博并非只为公开，逝者不是公众人物。致哀。

@胡泳（北京大学）：这是公域与私域的模糊地带。

@彭兰（中国人民大学）: 我个人倾向于以隐私为重。虽然微博内容本身是公开的，但是有些人写微博只是给小圈子看的，未必希望完全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以上是我收集到的我这条微博的讨论，可能在微博上其它地方还有，未能收集，海涵。

你觉得呢？

注：上述参与讨论学者，基本皆为公开认证的V用户，传播小王子不是，但他平日里比较喜欢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想必不介意我将他的话语发出。至于老笃，知道的人都会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小小冒犯一下。还有一位学者既未加v，平日也很少见到她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故而她的意见我就post出来了。总体上她倾向于这个做法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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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东西太多，就会陷入一种“患得患失”的状态，说到底，还是生怕错过了机会，因为一旦选择了A，就意味着和B无缘，存在这种可能在未来回过头来看，B才是更好的选择，但时过境迁世上从无后悔药。

施瓦茨，一位来自社会心理学的教授，写下了这本《选择的悖论》。在大量的案例描写基础上，本书是从这几个模块分头阐述的：1、很多迷惑性的商业伎俩让我们无法有明智的选择；2、看似拥有的自主权其实同时也增加了负担；3、承接第二点，这种负担让我们只能拥有一个选择却有N个放弃；4、承接第三点，N个放弃有可能会催生N个后悔；5、同样承接第三点，即便这个选择事实上是明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适应了这种选择的后果时，新鲜感一过，依然会去后悔那N个放弃；6、继续承接第三点，选择之后的比较有这个可能让我们还是要后悔N个放弃；7、多次后悔于N次放弃后，我们连那一个选择都懒得选择了，彻底的放弃，归咎于自己。这是一个心理分析的套路，最终作者给出了十一个其实很难做到的所谓“明智选择”——在我看来，人真能做到那一步，要不就是圣人，要不就压根不是人。比如说，作者建议“控制过高的期望”，这不符合得陇望蜀的人性；再比如说，“学会避免社会比较”，这太难了，社交中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不断进行比较。至于“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选择上”，看似有理，但实则：太多人在太多事情上要过很久才能意识到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

人们今天选择如此之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拜商业社会所赐。从工业社会走向商业社会，产生了供给这个部分的爆炸式丰裕——这是凡伯伦的看法。工业社会基本秉持的是福特主义，流水线式生产的一个结果是：消费物品都是一样的，福特主义最标志性的产物就是T型车。商业社会秉持的则是后福特主义，讲究所谓个性化，即便要生产T型车，都是要提供多种颜色可选不是。

我总觉得，这一点和人类这个物种最潜在的意识有关。丰裕社会其实不过几百年，但人类社会存在了有数百万年。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一直身处的是“短缺”的时代。过年吃饺子的一个传统就彰显了这一点：平日里实在也没什么东西好吃，过年就放开一把。悠长的短缺历史恐怕在人类心底深处打上了一个坚实的烙印：多才是好的，多就是好的。

商业社会发展到后来，大量的选择就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要了，更多意义上的，是商家企图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从而把消费者牢牢地圈在自己的领地中。也许他们的本意是为了减少消费者的东奔西走，但客观上，的确造成了大众们的困扰。

多即是好，几乎体现在所有领域里。我所从事的互联网行业，也充斥着这种思维：网站的首页越做越长，内容堆砌得越来越多，产品功能越来越庞杂，以至于你今天如果做一种互联网服务或产品只有一个功能，都不好意思说这是一个“产品”。

之所以我觉着作者给出的十一条建议很难说是靠谱的原因在于：大量供给是不可能消除的。马克思认为很多供给是重复建设，白白浪费各种资源，故而他想出了“计划经济”这一解决方案。计划经济在消灭选择上做得相当不错，这个不错的结果但凡今天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前年代的人都深有体会。选择意味着竞争，只有没有竞争的社会，才不会有选择。

于是，我们依然将生活在选择大于实际需求的商业驱动的消费社会中，有些人可能会免于困扰，但实际上大部分人，依然将淹没其中。这本书可能会让你明白一些选择背后的奥妙，但恕我直言，知道是一回事，犹豫不犹豫和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选择的悖论，依然将无处不在。

—— 人物杂志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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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内时有“去年广告收入有增加”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但如果拿这几家报业传媒集团近期发布的2012年财报数据说话，则这些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报业传媒集团总体而言日子并不好过。即便如此，这其中也是有几家欢喜几家愁。浙报传媒是其中质地最好的上市公司。

根据各家上市公司最新公布的2012年财报，浙报传媒是同类上市报业传媒集团中表现最好的。2012年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22%，全年每股收益有0.67元。由于它是2011年借壳上市，故而尚无法与上一期进行同比比较。另外四家,则下行是整个报业传媒业的共同处境：博瑞传播2012年该项指标为12.66%，与2011的19.07%相比有下降。而2012年全年收益情况是每股0.46元。粤传媒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7.65%，较2011年的11.16%同样有较大滑坡，2012年每股收益约0.4元；华闻传媒2012年净资产收益率为8.95%，同比小幅下滑。但利润上则稍逊一筹，全年只有近0.2元的每股收益；最早上市的新华传媒则境况最差，自2009年以来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下滑，2012年的年报数据显示，净资产收益率为4.29%，2011年尚有7.29%，下降较快。2012年全年每股收益仅为0.1毛钱。

纸媒遭遇困境，应该说是全球性的问题，一些名闻遐迩的全球性媒体集团同样利润在快速缩水。纸媒主营业务结构比较单一，在这五家上市公司中，除了华闻集团有一大块大宗商品贸易（毛利率其实十分低下），都是在发行、印刷和广告上打转。

新华传媒，上海的媒体公司，主要业务是新华书店和解放集团旗下诸多报刊的广告代理。2006年借壳上市。博瑞传播，四川的媒体公司，主要业务是四川诸多报刊（成都商报、每日经济新闻等）的广告经营以及印刷业务。粤传媒，广东的媒体公司，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上市公司，同样主营广告和发行印刷业务。华闻传媒，陕西的传媒公司，主要经营五报四刊的媒体业务。浙报传媒是浙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2011年借壳ST白猫上市，它的主营业务是浙江地区报刊的广告和发行业务。

其中浙报传媒的广告毛利率是最高的 ，达到81.03%之多（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谷歌广告的毛利率6成的水平），而这项业务占据它整体收入的51%，依靠高利润的广告收入，浙报传媒成为上市报业传媒公司中质地最好的一家；尽管很多报业传媒公司的发行收入都在亏损，但浙报传媒的亏损额度也不算太大，基本能保持持平的规模。质地最差的纸媒公司新华传媒，广告上居然毛利率只有27.76%，让人匪夷所思。如果不是一项具有行业垄断优势的业务——新华书店的教材教辅图书发行——这家公司业绩立刻就会可能变成亏损。

（数据截止2012年年中，所谓主营一和二，是其收入占比最大的两项）

从财务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家都面临数字经济的冲击，但冲击程度并不相同。有些媒体用“日薄西山”来形容恰如其分，而有些，则尚不至进入绝地。

这可能和媒体机制、地方管理有莫大的关系。

让我们比较一下五家中垫底的新华传媒与相对较好的浙报传媒。

上海媒体在上世纪末，在时任副书记龚学平的指令性操作下开始进行整合，形成所谓三大媒体集团：解放、文新和文广，前两者是纸媒为主的媒体公司。整合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党，都管控甚严。尤其在陈良宇事件之后，管控更是加大。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极度重视有其理由和原因，但另外一方面，这种重视也促使上海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对体制依赖度，以及不够灵活的运营手法。在市场经济面前，商业运作，应该说是遭遇极大的困境。上海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但其实它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发展程度并不相称。著名的“海派文化”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彼时的媒体几无管制。而今天所谓的“海派文化”早就缺失了文化核心，这和上海的媒体管制是密不可分的。

这从京沪两地在纸媒进军互联网的道路上全然不同的操作手法中即可见一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在她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一书中就提到了“千龙模式”与“东方模式”之差。北京的千龙模式为民企实华开注资1700万占股45%，九家北京媒体以资源方式入股55%，2000年3月千龙网开通。而在两个月后开通的同样是由龚学平操刀的东方网则全然不同，它拒绝社会资金介入（上海实业曾愿意出资3亿，遭谢绝），还明确规定参与的14家媒体必须将自己的网站归入东方网。虽然无论是千龙还是东方，后期发展都不佳，但从一开始筹建时，就可以看出上海地方极其浓重的控制欲。

而浙江人则比较愿意冲在前面 。浙报传媒的母公司浙报集团，商业上行事手法极为大胆。在2011年11月与头号电商公司阿里巴巴签署了全媒体合作协议，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入20亿元，推动跨媒体融合。浙报传媒董事长高海浩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该公司将以报刊新闻业务为核心，进一步向广播、影视、互联网、电影电视、动漫等大的传媒产业发展。今年年头出资32亿购买两个盛大旗下的游戏公司获批，让舆论为之咂舌。旗下专门搞了一个投资机构传媒梦工场，频频投资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项目，甚至还在杭州下属的县城中投资网吧。虽然这些投资都刚刚发生，还未到收获之时，但它的这种锐意进取，是国内诸多媒体集团中，不多见的。

浙报传媒的核心理念在于夺取“用户”，这是和“读者”完全不同的概念。读者是一个单向的传播词汇，且面容模糊，行为数据匮乏，媒体甚至不知道所谓的读者究竟读了哪几个版面的内容。投资盛大的游戏公司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中了后者的“2亿用户”，32亿人民币购买2亿用户，单用户价格16元，相较于微软斥资85亿美元购买7亿用户的skype，大致相仿。—— 这是非常典型的互联网算账方法，因为互联网上正如谷歌所标榜的“以用户为中心，一切纷至沓来”。而这一点，可以说即便是粤传媒、华闻传媒这两家相对还努力转型的媒体公司，都没有这样的思维。

中国互联网，过去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广东两地，电商崛起后，杭州有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三个中心之势。坊间有传，上海当局曾发问为何阿里不会诞生在上海，其实答案已经很明白。这座根子里相对保守的国际性大都市，的确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面对今天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了。以纸为媒介虽然没落了，但媒体集团未必。而一个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城市，媒体，当是它重要的配套环境。

—— 纽约时报中文网 供稿 正式刊发有细微编辑 ——

题外话：华闻这个公司今年要注入新的资产，主体是国广（国际广播电台）。广播这个媒体这两年受数字经济冲击不大，反倒是交通拥堵让它日子还过得不错。看来华闻是要广播让财报更好看一点了。

对于国有媒体集团的大规模投资，其实是需要突破一些障碍的。这里面涉及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问题。但做投资，谁都知道不可能投十个成十个，必然有风险。主事者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做生意哪有包赚不赔的道理，但国有资产不得流失恰恰是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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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在我必须承认自己已经是个中年教师的时候，你们毕业了，光彩照人，偷偷翻看几个人的人人相册，变化斐然。今天，青春聚集在一起，完成四年间最后一个集体程序：拍个毕业照。

惭愧，我和你们交往打得很少。一来我家距离交大来回70公里路程，二来我半个身子混在江湖中，三来我觉得开会是一件好生无聊的事，故而和你们开班会的次数大概不会超过一只手吧。我本来想趁你们拍完照，再开最后一次班会的。但却转念一想，彼各有事，何苦去占用时间。我昨儿借了台车跑进来学校来开会，今儿到点要还，还是点起油门，走罢！

但我的确有话要告诉你们。这些话，有些人不需要听，有些人也不需要去相信，无所谓。我说我的，看到的，传一下（也可以不传），算是我这个不称职的班主任，给我的学生们，一次小小的…唔，班会发言。

在成人社会中，做人比做事重要。因为当今社会分工极细，太多的事单打独斗是完成不了的。找到愿意帮助你的人，就需要你有不错的人脉和人缘。不过，这并不等于一定要讨人喜欢，长袖善舞。有些同学天生就属于人际交往中的慢热性质，不会做一些场面功夫，这也不打紧。人与人合作，都是趋利的，故而喜欢和：1、靠谱的人合作。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远不如做一个靠谱的人。因为靠谱的人让合作者心里稳妥。什么叫靠谱？记着，话不要说太满。说6分7分的话做成8分的事，叫靠谱，说9分10分的话，做成8分，叫不靠谱。2、让利的人合作，不要想独吞，即使这件事主要的基本的都是你干的。吃亏就是占便宜，这话没错的。3、越是成功的人，越不愿意仅仅和“我喜欢的人”合作，而是和“我信任的人”合作。

结果和努力在商业江湖中，相关性已经不那么高了。这句话尤其要说给毕业后工作的同学。在读书时代，个人努力和成绩之间正相关且非常强，但在做工的时候，未必。一个做销售的，即使跑断腿也未必能有多好的业绩。我曾经在微博上写过，尽人事，不枉一腔热血；知天命，不负一缕阳光。凡事不要太较真，看开点。那些高山仰止的商业大佬们，不是纯靠努力努力出来的。

人生要解决的矛盾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事与事之间的矛盾，杂乱无章，疲于奔命，但其实，只要解决一个主要矛盾，其它的次要矛盾会迎刃而解。这个道理在毛式哲学中是有反映的——不要100%否定毛泽东言论，他有些话是可以听听的。在每个阶段，都会存在一个主要矛盾，把它找出来，解决掉，人生，会有效率很多。

做事要带着脑袋做事，尽可能凡事做两遍。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先贤智慧，极有道理。大事件的过程，自己反省一下，哪些做到位了，哪些没做到位。不要把自己的缺点当成优点——这是人最大的缺点。有些东西，可以改，有些东西，要收敛。年轻气盛，很正常，但脱颖而出的人，都是不正常的。正常就是平平，不是吗？

明白教练法则。教练指导运动员训练，但ta不会代替运动员训练以及上场比赛。托人办事，只是托人link一下需要的资源，而不是托人让人帮你办事。最让人讨厌的事情是：你托我，结果指望我去帮你办了。这种人，会越来越托不到人——这不是躲在峨眉山上等着来采果子的主嘛！等到你混成江湖大佬或有资源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你只愿意做教练，而不是愿意去做运动员的。

最后一点，尤其要说给读研的同学听：独立思考不是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其实是怀疑一切，根子里是高看自己，自以为别人都没自己看得明白。独立思考当然不是人云亦云，但也不是人云都不亦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个“尽”字很精妙，没让你啥都不信。独立思考很重要，但很多东西已经不需要你独立思考了。除非，你找到了足够的间接证据足以怀疑前人的说法——但其实我想，未免活得太累。天上的雨怎么形成的？你也要独立思考一下？嗯，我不否认可能真被你找到了与前人所得完全不同的发现，但你说你一文科生，琢磨这事干嘛？

祝各位，一切顺利！

update：经学生提醒，那个破破烂烂堆杂物的地方，其实是个画室，不是垃圾堆。好吧，我这个没文化的人，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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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上次写微信收费，忘记带了个问号，这次学个乖，打个问号先。

这是江湖路边社消息，我第一次看到是从钾新闻那里，说是微信公号要把推送给咔嚓掉。然后又在钛媒体上看到类似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信源是否一处，故而目前先存疑。

把微信推送怎么咔嚓掉法呢？这事如果一究细节，还是很有些疑点的。比如现在有些图文消息出于种种原因，无法推送出去，你就可以先推送一个很简单的文本消息，告知订户输入某个字符串，然后可以反馈这条无法推送出去的图文消息。这事我干过一次，我写的“移情”几次没有推送成功，我就使用了这招。本来我一直疑惑这样做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嘛（信息还是送达了），但我根据后台的字符串反馈，大约有2-3成的订户输入了我定义的字符串，可见传播总量还是有所控制的。

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解决用户端的信息焦虑问题，因为至少某公号还是推送了一条“文本消息”，你的界面上依然会多一个红色的计数。从信息焦虑角度出发，这真的属于“脱裤子放屁”。

还有一种流传的咔嚓法是，以单个订户为立场，ta一天只会接受到十条推送。如是，这位订户即使订阅了十万个公号，一天也只有十次焦虑的机会。但这种说法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订户的十万个订阅，谁是今天的10条？有何规则？想想就头疼，好像复杂得很。

我的确暂时想象不出“完全咔嚓”掉微信公号的推送是什么样的。退一万步讲，纯靠订户输入字符串拉取信息，ta也得知道规则不是。这个规则难道不是公号推送出来的？而且，这个规则经常要变，比如增加字符串。还是要推送告知的啊。

完全把推送咔嚓掉，就必须放开“自定义菜单”这个目前连内测都暂停的东西。不然我真心不晓得微信公号该怎么玩了

Donews就此事件做了一张很猫了个咪的图，做得很是有趣，可以点击这里一观。

我虽然写过推送与索取，认为微信这个产品的核心逻辑不应该是大量推送。但我觉得完全咔嚓之，也未免过了。可以合并同类项嘛，把所有的公号放在一起，然后提供一个类似“一键标记全部已读”的功能。老实讲一句，现在微信的通讯录也好，消息页面也好，实在太乱，搞得像个小菜场一样——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优先级的信息焦虑问题。把这点整好了，再来折腾推送这个功能不迟。

关于第二个话题，是360和搜狗之间的并购案，这个路边社消息应该是首发于钛媒体，然后江湖开始流传。这段时日，投资并购案极多，圈里人自然非常关注这种事。

不过，360和搜狗是同业，这与阿里和微博完全不同。它们至少有两大主要业务是同业：浏览器、搜索。通常来讲，同业并购后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吃了一方。比如早期的和讯并购海融，才发生不久的优酷并购土豆，都是以后者们的团队被清洗，业务被分流吞掉为结局的。360搜狗，谁会吞了谁？

周鸿祎的性格放在那里，而且有3721和雅虎中国的事为教训，他不太可能会接受360被搜狗吞了。搜狗呢？王小川愿意吗？有江湖传言说他要跑去阿里，但昨儿一位IT人士又告诉我：搜狗团队的人很是不爽。可见也不是王小川一个人跑路不跑路的问题。这种同业并购，最麻烦的事就是团队清洗，文化趋同。360和搜狗的文化，实在有点远。

所以，百度爱奇艺和PPS之间，这是这桩并购案的最核心关键——不好意思，百度躺枪了。

于是，今儿看到张朝阳出来说话了，他表示不会出售搜狗。不过，大佬的话是有个前提的：搜狐集团有近十亿美元现金，不需要为了做视频的投资收购而出售搜狗。

这是一句活话。哪天搜狗真被出售了，我还是没法写张朝阳的这句话“大佬与大话”。因为这桩并购案如果真发生了，完全可以理解为“为了拿下360而出售搜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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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有三种模式。其一为报喜不报忧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不报负面新闻。早期大量的宣传工作都是这个核心理念。这个模式在SARS事件中大受打击，因为盖不住。

其二为丧事当喜事报模式。这个模式又可以称为“兴邦”模式，因为这个模式在汶川地震中走到最成熟的顶峰阶段。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报负面新闻，但报法是用“喜事”来冲淡“丧事”：比如大肆宣扬灾难中的英雄人物，大力播报事件中的感人故事，诸如此类。这个模式走到动车事故的时候，颇为艰难。因为微博上主要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群体，大致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不太容易被这样轻易忽悠。

其三为移情模式。这个模式是第二种模式的进化。因为丧事当喜事报，用多了会让人恶心：都这样了，你还吹吹打打？移情模式依然会报负面，但会挑选负面中的某一个不是那么关键核心但又的确吸引眼球的点，将公众情绪引向那里，大做文章，以转移视听。

这三个模式有一定的时间推演，但也不是说过了某个时间段就不用了。比如早期的时候，主要是报喜不报忧，但偶尔也会出现诸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的丧事当喜事报的手法。今天，在不同的层级里会有不同使用。一般说来，越往基层走，就越会发现“报喜不报忧”，越往高层全国性事件走，就越会使用兴邦或移情模式。

移情模式是一种很细致的手法。这种手法轻易不太让人察觉。移情有可能是主动为之，也有可能是看到舆论中有某个点时推波助澜之。郭美美事件本来矛盾焦点是红会，结果后来大家开始谈论郭家母女的生活作风问题，那就是典型的移情模式。雷政富十二秒亦然，不过是被动移情模式，因为这十二秒是大众主动去“移情”关注的。

近日，罗昌平举报国家能源局高官刘铁男一事，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后者被双规。我注意到了这件事的移情模式。

人民日报微博如是说：

【人民微评：刘铁男带来的启示与警示】从被实名举报，到新闻办负责人否认严斥，再到今天证实接受调查，刘铁男的“剧情”跌宕起伏。实名举报在先，组织调查在后，这再次说明，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

它还这么说过：

【你好，明天】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当“谣言”、“污蔑”变成事实，倒下的不仅是贪官，政府信誉也再次受损。不禁追问：调动公权为官员个人背书，是否应反思道歉？没有制度约束，权力只会自我膨胀；脱离民主监督，公权难免为私家驱使。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套上法制缰绳，才有清正清廉。安。

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有两个点：其一、刘铁男腐败；其二、新闻发言人撒谎。重点是什么？难道重点是新闻发言人撒谎吗？显然不是。重点是刘铁男腐败，他怎么腐败的？他又是如何腐败之后还窃据高位的？被人实名举报后为何又过了一段时间才双规且在这段时期里还频频露面的？把矛头指向新闻发言人，那就是典型的移情手法，转移焦点问题。

新闻发言人算不算家奴呢？这个词很难听。不过，拿人饭碗听人招呼，按照要求说话，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你不能用一句“那你可以不干”那么轻巧。站在道德高点上一旁站着说话不腰疼谁都会。

新闻发言人是在什么场合下说这个话的？我查了查，新京报曾有如此表述：

“针对今日微博上《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等问题，今日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很清楚，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做的回答，不是什么冷不丁被抽到回答。专门针对是什么意思？就是关起门来开过会的，统一过口径的，然后组织要求的。你要是新闻发言人，你怎么办？组织要求，你不得不从。你当然可以撂挑子不干，不过老实讲一句，你就知道刘局长大人一定腐败了？

新闻发言人是有讲话技巧的。新闻发言人代表组织说话，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话。所以，关键时刻要懂得忽悠。比如一位著名前新闻发言人提到，如果上级不允许他公布具体死亡数字但又被记者缠上时，应如是说：我没有得到授权可以公布这个数字——这是实情啊！这位新闻发言人道行不深，他完全可以说，我局经过一番调查，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刘铁男同志有问题。这话就滴水不漏了。

这位新闻发言人还要学习如何“创造性地说真话”，技巧不够熟练，但你要大骂他局长家奴，拿“谣言”、“污蔑”做文章，我是想拷问一下你的用心的。

人民日报的两条微博，看似冠冕堂皇铿锵有力，而且说得让人十分点头赞同，但实则暗藏移情手法，转移焦点。

是为主动式移情经典一例。

后记：据说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信公号里打算写这个举报的来龙去脉，提及了局长情人一事。我有一种预感，这个点，可能会成为刘铁男腐败案中的被动式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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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许可，用我的话来说，那就是“时髦不过稍显愚蠢的做法”。所谓时髦，就是社交网络方兴未艾，有迎合其蓬勃发展的意味。所谓愚蠢，则和安全有关。SEC正在让我们这个风险社会变得更有风险。

在过去，一家上市公司要披露什么重大消息，总是先在媒体上发布，虽然这个媒体可能是报纸，也有可能是某个大型网站。但它的先后秩序总是所谓传统媒体在前。传统媒体的排版、印刷、交付流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节，而且有些缓慢。我们很难想象哪一种“骇客”可以侵入到这重重环节中，然后制造出一份假的报纸来。传统媒体的世界里，信息安全几乎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到了社交网络时代，这只是一个账号。账号被攻破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一旦被攻破，就可以立刻散布假消息，从而引发实际意义上的动荡。24日美联社Twitter账号被盗，散布出一个“白宫遭爆炸袭击奥巴马受伤”的假消息，于是道指瞬间重挫140余点。而在历史上，Twitter账号被盗所引发的恶劣后果不是没有，但这次恐怕是最实打实的。

整个信息世界正在有加剧垄断化趋势，一段时间里，人们用来用去的就是这么几个平台，而这些平台的快捷性反过来造成一旦被操控在骇客势力手上，它的破坏性也是相当快捷的。骇客不需要去一一攻占有利可图的网站，他们只需要攻破一个点，安全性迅速荡然无存。

任何一个信息系统都不可能是百分百安全的，所谓安全，无非就是让企图攻破者的成本提高罢了。攻占一个个人博客意义并不大，成本付出和收益不成正比，故而鲜有人干这种事。但攻占一个类似美联社或某大型上市公司的社交网络账号，则非常有利可图。道指2分钟下跌140点，不是没有人大赚特赚的。

当利益重大到一定份上，以互联网为基石的信息服务都会面临安全问题（很多金融系统、军事系统利益也非常重大，但它们并非以民用互联网为基石）。将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发布，放在看似易用易传播易互动的社交网络上，后果是需要掂量掂量的。

更进一步的是，根据美国《通信规范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其他服务提供商不必对用户在服务中发布的内容负责。而换言之，Twitter平台即便的确造成了人们的损失，它也无需承担什么赔偿责任。将我们的重大筹码押在以快速为目标的社交网络上，还是要谨慎一些的。

—— 腾讯科技 ∑Ping 栏目 供稿 ——

这是篇老文，忽然翻出来，想起还没post过，就发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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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这个界面其实是三类信息组成的：点对点通讯、群聊天和公号信息。前两者属于用户的私人信息，最后一类则属于广播类信息。我见过一些希望能把它们分开的需求，但我私下里琢磨，光光分开是远远不够的。微信非常有可能采用合并同类项的做法：将同一类信息扔到一个模块里，而不是这个面板里堆砌的做法。点对点通讯和群聊天，不太可能会被合并一处，这对用户是一种冒犯。但公号，则很有可能合并在一起，你点击后，才能看到一个新的列表。据一位朋友说，WP系统里就是这样的，公号信息全部在一处。

在一个群里我和几个朋友聊到了这个想法，别人问我依据何在。这里面的逻辑在于，公号信息其实很大一块是“推送型”信息（比如很多自媒体账号），而推送这种手法，时间长了信息多了，用户会腻味。大量的推送信息掩盖了用户的私人信息，不是好的用户体验。

信息的推送可能来源有二：从未去申请订阅的推送，以及订阅发起后的推送。后者一般人会认为更地道一些。但即便如此，订阅后推送依然会有“不请自来”的感觉。因为订阅时的情境和被推送到信息后的情境，完全不同。

早期互联网，有很多刚刚触网的人会订阅大量的电子邮件列表，还有专门从事列表订阅的公司。但后来很多人越来越烦这种邮件推送。博客时代，也会有很多人四处去订阅RSS种子，时间长了，GR里积累越来越多，形成可怕的1000+，最终不堪重负，人们放弃。今天，微信公号这个部分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来自于多个朋友的消息称，他们感觉公号被打开率越来越少。

我一直认为，微信公号的本意应该是一种公号主持者与订户之间的互动，这就意味着信息产生之初，是订阅者发起的——这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客服：消费者提出需求，公号回答。把它当成一种自媒体的工具，其实就是把它当成一种信息推送工具。老实讲，一点没有颠覆性，微信开发团队应该不会在这一点上着力太多。一个破破烂烂的内容后台系统也不着急去改善一下，算是一种旁证。

在我很多篇文章里我都认为，微信的重点是通讯系统。通讯不是广播，通讯是用户主动发起，广播则是用户被动接受。今天有不少自媒体账号积累订户达到几万之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要继续利用好微信的资源，恐怕得多在“用户发起”的维度上思考一下。无论是人工维护也好，技术维护也好，可能需要再投入一些。吸引到订户然后天天推送信息，在未来的微信生态中，可能是不太受鼓励的。

—— 创业邦 专栏 ——

写完这篇短文后，觉得意犹未尽，才在后来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微信下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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